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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诗歌 古典文学 摘要：乾隆时期的京城,由于皇家重视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御制诗文的接受范围与程度都达到了顶峰,其影响力也渗入了在京官员的别集之中。皇家的引领伴随着对于文学观念、品评标准和具体内容的相应规范。为了贯彻这些规范,皇帝不仅推举出一些"代言人",还会亲自介入科举考试以求达到更为直接的效果。身处京城的下级士人对于皇家的引领表现出了相当主动的追随姿态,同时为"盛世"与"隐逸"这两个概念提供了折中的阐释。在乾隆时期的京城,皇家权力左右了文学的发展,而各个阶层趋向"文治"的共同主动性是这一文学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乾隆；御制诗文；试律诗；张鹏翀；塞尔赫；祝维诰；博学鸿词 有清一代，在经历了康熙的开疆拓土和雍正的政治改革之后，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朝廷有余力关注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乾隆皇帝“稽古右文”，大力推行文治政策，自上而下地促进了学术繁荣，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被认为是乾隆朝文治的极致。同时，文治政策对于士人思想的钳制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乾隆中后期大量文字狱的集中出现正是这一政策所引发的负面效果。 从时间的角度纵观清代文化政策的演变，乾隆时期是文治最为盛行的阶段，尤其乾隆皇帝“挟九五之尊的话语优势将自己的文艺趣味广播于臣僚士民”；从空间的角度观察，皇帝所处的京城则是文治政策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地方，并不像江南地区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文化氛围。不过，乾隆时期的文治或许并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成为由上至下的单向输出；那些身处京城的官僚、士人在面对文治政策时往往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反而是积极的认同和主动的参与。在这一时期的京城，不同阶层的文人对于朝廷的文化引领有着各自的考量，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复杂而立体的京城文学生态。 一、 被引领的风尚：御制文学的接受范围与程度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文学创作原本只是意味着学习与休闲，这在他皇子时期所撰写的《乐善堂全集》序文中便有所体现。继位之后，他将文学创作行为定位于“文治”的框架之下，尤其强调了： 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祀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罔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积至今以数千百首计矣。而较晴量雨，悯农疾苦之作为多，观其诗可以知忧劳而验今昔。 乾隆将文学创作与“记录皇帝行为”与“反思国家治理”这两个概念相联系，这不仅将他的写诗行为合理化，更强调了御制诗文的存在超越了其个人层面和文学层面的意义。 在乾隆朝，这种超越个人和文学层面的阐释一直都是朝廷所提倡的主流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阐释被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进一步地强化，最终将御制诗文的创作演绎到了协调政治、究极学术、契合天理的层次。譬如乾隆十四年（1749），当《御制诗初集》完成时，蒋溥提到： 臣日侍内廷，亲见我皇上万几余暇，发为篇章，陶铸《典》《谟》，扢扬《雅》《颂》。纵合天下之文人学士，精骛心游，有不能臻斯境于万一者，盖由皇上以浚哲之姿，加健行之学，见理至精，涵养至熟，是以兴集毫端，意超物表，化工在手，万象从心，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实治道之同符也。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当《御制诗三集》完成时，钱陈群认为： 至若思精体大，词各备夫《雅》《颂》《风》《謡》；言约义赅，旨实贯乎《典》《谟》《训》《诰》。下逮一人物之参订，一名胜之考稽，即景言懐，诹风书实，亦必尽甄陶之趣，殚坟典之微，盖无不发前人所未发，而独标妙藴扵天成者，诚千古诗学之极轨已。 最后在乾隆六十年（1795），当《御制诗五集》完成时，负责编修的王杰、董诰、彭元瑞等人强调： 夫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经纬天地之谓文。综皇上五集之诗，真足经纬天地，而皆德之所发皇，福之所征应，不敢仅以诗言。 从“治道之同符”到“诗学之极轨”，最终到“经纬天地之谓文”——如此的阐释，一方面，这其中必定包含有臣子对于皇帝的刻意吹捧，另一方面，这确实是当时一种思想风潮的体现。尽管这种思想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但在乾隆朝，这种文治思想能够被皇帝及其臣子们在文学实践中真正地贯彻下去。 从创作实践来看，乾隆一生留下了超过四万三千首御制诗，如此不合常理的巨大数目是不应该用“乾隆喜好写诗”的个体特殊性来进行解释的。御制诗所具备的引领作用才是乾隆皇帝进行文学创作的核心动力；而御制诗之所以能够具备引领作用，正是因为在“治道”、“诗学”、“经纬天地”方面的意义。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阐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才能具备足够的合法性——在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文学创作与治理国家的矛盾被彻底消解，乾隆皇帝不会因为沉浸于诗文而遭到后世的批评（譬如南唐后主李煜）。 从现在可以观察到的种种迹象表明，御制诗文在当时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来接受其在“治道”、“诗学”、“经纬天地”方面所起到的引领作用，而且乾隆皇帝以及他的臣子们也在尽可能地扩大御制诗文的影响范围。首先，《乾隆朝实录》中屡有将《御制诗文集》颁赐臣子的记录，浙江学政钱维城甚至“请敕发《御制诗初集》、《二集》、《御制文初集》各一部，交直省布政司，照颁发经书例，一体刊行。”然而，《御制诗文集》具体刊印的数量却很难判断；假设全国各地都将《御制诗文集》“照颁发经书例”刊发的话，那很可能每一位士人都会有接触《御制诗文集》的机会。其次，鉴于将《御制诗文集》整本刊印的成本可能会偏高，且无法让普通士人人手一部，在当时或许还存在某种将单篇或数篇御制诗文即时下发的机制，譬如利用邸报或明发上谕的方式，同时附上御制诗文——这样一来，阅读的人群会更加拓展。再次，将御制诗文刻于石碑之上，或是抄录于绘画之上，甚至是雕刻于各种艺术品之上，也都是较为常见的，而且这些传播御制诗的方式往往是针对后世的读者群体的而设计的。 除了以上三种较为直接的方式，还有三种相对间接的扩大御制诗文影响范围的方式。其一，自康熙朝以降，皇家主持的修书工程就不曾断绝。《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对于清代文化史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除了这些大型工程，大量以“钦定”、“御定”、“御选”字样为题的书籍也是皇家修书工程的重要成果。譬如，于乾隆元年（1736）编定的《钦定四书文》，三年（1738）编定的《御选唐宋文醇》，十二年（1747）编定的《皇清文颖》，十五年（1750）编定的《御选唐宋诗醇》，也都意味着皇家决心在文学领域内建立最具权威性的话语权。 其二，皇家主持编纂的图书往往会突出皇帝御制诗文的重要性。这些图书有时会设立“卷首”部分，收录皇帝下令修书的谕旨以及臣子奏请修书的奏折。更具乾隆朝特色的是，“卷首”部分务必要收录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所作的、与该书相关的御制诗文。例如，《皇清文颖》总共一百二十四卷，其中前二十四卷都被归为“卷首”部分，“卷首一”至“卷首六”收录了康熙皇帝的作品，“卷首七”至“卷首十”收录了雍正皇帝的作品，从“卷首十一”开始的十四卷则全是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这种在“卷首”收录御制诗文的编纂特点，在乾隆朝编订的史部地理类文献中反映得更加清晰：《钦定热河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盛京通志》、《钦定河源纪略》、《海塘录》、《钦定盘山志》、《西湖志纂》，等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编纂体例，在开卷处专门辟有一部分收录御制诗文。从扩大读者群体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些“钦定”的地理著作都成为了乾隆皇帝《御制诗文集》的延伸。 其三，也是比较具有乾隆朝特色的情况，是御制诗文的影响“渗入”在京任职官员的诗文别集的现象。由于乾隆时期皇帝主导的文学活动的增加，同时伴随着御制诗歌数量的激增，大多数在京任职的高级官僚都有机会直接接触到皇帝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翰林院出身的文学侍从。朝廷中诸多的诗歌唱和活动促使臣子们创作了大量以“恭和御制”为题的唱和之作。臣子们优秀的唱和诗篇会被官方记录下来，并统一整理出版，例如《皇清文颖》和嘉庆时期的《皇清文颖续编》；当然，也有大量的“恭和”诗作是被官员们自己保存下来的，而且这些私人保留的诗歌作品与官方记录中的文本是有一定差异的。此外，臣子们还会主动创作以“恭纪”为题的作品，一般是记录并赞美皇帝完成了某个事件。这些“恭纪”诗作有一小部分会被官方收集整理，但大部分也是留存在臣子们的别集中的。最后，传统的“应制”诗作在乾隆朝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与翰林院的“馆课诗”惯例，以及科举考试中再次加入“试律诗”一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此一来，很多高级官僚的诗集中便充斥着“恭和”、“恭纪”、“应制”之作，譬如沈德潜、钱陈群、钱载等人。 更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官僚们采用何种方式将“恭和”、“恭纪”、“应制”之作收入别集。一般看来，诗文别集无非是按体裁分卷或是按时间分卷两种基本方式。以这两种方式编排的诗文别集，其中“恭和”、“恭纪”、“应制”之作与其他作品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在乾隆时期，还有很多京城的官员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即把“恭和”、“恭纪”、“应制”之作集中起来，放置在诗集的“卷首”、诗集的前几卷，或者是抽出来单独成卷或成集。例如，程晋芳的《勉行堂集》和顾宗泰的《月满楼诗文集》都是把与皇帝相关的作品放入了“卷首”；塞尔赫的《晓亭诗钞》卷一题为《春雪集》，所收录的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唱和、纪恩之作；郑虎文《吞松阁集》的前两卷，裘曰修《裘文达公诗集》的前四卷，邵晋涵《南江文钞》的前四卷也都是与皇帝相关的作品。又如，李中简的《嘉树山房诗集》十八卷之前，单设有卷上卷下，定名为“应制”；刘凤诰的《存悔斋集》存诗十一卷，前两卷定名为“经进诗”；纪昀的《纪文达公遗集》存诗十六卷，前八卷定名为“御览诗”。更有甚者，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科的第一名刘纶，其集分为《绳庵内集》十六卷和《绳庵外集》八卷——《内集》中不同文体的作品全是与皇帝相关的，而《外集》才是相对私人化的著述；无独有偶，乾隆二年进士（1737）周煌《海山存稿》二十卷，前八卷为《内集》，都是“恭和”、“恭纪”、“应制”之类的作品，后十二卷才是相对私人化一些的《外集》。以上列举的这些作者都曾长时间在京城任职，因此他们才形成了这种将与皇帝有关的作品单列成卷的习惯；相比之下，在外地任职的官员在出版别集时似乎并非如此。这一编排习惯实际上暗示着，在这些官员的内心，多少都是假定了皇帝一定会是他们作品的读者，甚至是他们作品的唯一读者。 高级官僚与皇帝诗歌唱和，并将唱和的作品留存在自己的诗文别集中，这种行为不仅仅间接地扩大了皇帝诗文作品的能见度，同时也更加强化了御制文学在整个文坛的引领效果。不过，“皇帝是自己作品读者”的意识在实践层面上必定会抑制官员们在文学创造时的多样化趋势，以及在文学品评时的多元化取向——这也就是京城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即由于皇家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相对单一的文学观念逐渐被推广，而皇家品评标准的权威性也在推广的过程中被普遍接受。 二、被贯彻的规范：“代言人”与京城文学的局限 皇家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将文学观念从道德与政治的角度进行更具体化的构建；其次是通过推举“代言人”以确立皇家品评标准的权威性；最后是在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在文学观念层面，“文以载道”这一传统命题被乾隆皇帝所提倡，譬如乾隆四十年（1775）有《题宋版韩昌黎文集》一诗： 载道惟文语不磨，齐昌黎者更伊何。唐家制度传垂露，宋氏椠铅存擘窠。真是起衰空八代，弗惭济溺息千波。言宜长短因气盛，玩味多年受益多。 乾隆皇帝对于韩愈文道观念的认同，得益于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此诗中“言宜长短因气盛”一句指的便是其师蔡世远。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皇帝作《怀旧诗》二十三首，其中《三先生》三首之一是追忆蔡世远的，该诗题下有小序： 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先生名世远，漳之宿儒也，由康熙己丑翰林，历官礼部侍郎。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所著有《二希堂集》，尝为之序；渊源所自，从可知矣。 由于皇帝很早便接受、且明确地提倡“文以载道”的观念，“文以载道”也就成为了乾隆朝最高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文学观念。在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时，乾隆皇帝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上有着很强的自我约束的倾向，譬如他自称“不为风云月露之辞”，“余诗中不喜言酒”，“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等等。而当皇帝的文学观念与自我约束传达到其臣僚之间，那些在京城任职的高级官僚的诗歌作品中也呈现了类似的自我约束倾向；而当时人所写的序文，也大多围绕着“文以载道”、“诗教”、“雅正”等偏重于思想性（而非艺术性）的概念进行阐发。正如严迪昌总结的那样： ……“清雅”、“醇正”之风正荡涤或消解被视为不合“指归”的一切变徵变雅之调。由雍正朝进入乾隆“十全”盛世后，这种趋势走向在更为严酷的文字狱的威劫下，以及一大批新一代更能体察圣意的文学侍从、乡会试考官、学政督使甚至封疆大吏的八面鼓动导扬中、进一步得到推动。 在文学的品评标准层面，皇家往往需要通过推举特定的代言人才能够在臣僚之间建立其权威性。在乾隆朝，最为知名的代言人是沈德潜。但贯穿乾隆一朝，至少有三十多位文学侍从都在履行着相同的职责，只是沈德潜的诗学成就最高，生平经历最具有戏剧性，因此被后人谈论得较多。实际上，与沈德潜同时的，还有两位“钦定”的代言人也在当时的京城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提及：张鹏翀与爱新觉罗塞尔赫。 张鹏翀号南华山人，早在雍正五年（1727）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最终升至詹事府詹事。张鹏翀天资甚高，《清史稿》中有“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画无师承，自然入古”的记载。按照史贻直的说法，张鹏翀“为童子时即以诗名噪吴下”；胡天游则提到，张鹏翀“于宫中称翰林之诗首也。”张鹏翀的发迹是在乾隆七年（1742）二月，比沈德潜还要早四个月。二月二十八日，张鹏翀向皇帝进呈其画作《春林澹霭图》，画上有六首《纪恩诗》。进呈后，张鹏翀在宫门等候；不久，乾隆皇帝即用张鹏翀诗韵和诗六首作为回复——这可能是清朝第一次出现“君和臣诗”的现象。见到皇帝的和诗，张鹏翀在宫门立刻作和诗六首进呈，又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甚至在从皇城回家的途中，张鹏翀再一次和诗六首以纪恩。此次“君和臣诗”被视为对翰林词臣的最高礼遇，在京城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多达五十七位在京官员创作和诗赞美此事，其中不乏在当时地位高于张鹏翀的官僚，例如内阁学士钱陈群、兵部侍郎汪由敦、吏部侍郎蒋溥，等等，当时任职编修的沈德潜亦在其中。这些唱和的作品被统一收集起来，归为《金莲荣遇集》与《金莲荣遇二集》。 塞尔赫字晓亭，是爱新觉罗宗室近支。虽然曾任职仓场侍郎、工部侍郎、大理寺卿等职务，但在文学方面似乎没有特别的建树。直到乾隆九年（1744），皇帝来到翰林院与词臣宴饮赋诗；按规矩，非翰林出身的官员，无论其爵位官位多高也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乾隆特命时任内阁学士的塞尔赫参加。乾隆十年（1745），皇帝大宴瀛台，又给与了塞尔赫同样的礼遇。如此一来，塞尔赫陡然便成为了京城中最具影响力的词臣，在京官员也都主动写诗赞美塞尔赫的成就和恩遇，甚至连乾隆皇帝的二十一叔允禧都写下了“恩逾颁翠锦，荣过撤金莲。异数惊难遇，隆施感特镌”之语。而当沈德潜为《萨鲁望集》作序时，也曾言及“北地得晤三诗人，首数晓亭，次为英梦堂（英廉）与萨鲁望（萨哈岱）”，由此亦可想见塞尔赫当时在京城诗坛的显赫地位。 如果结合张鹏翀和塞尔赫，以及沈德潜的发迹过程来看，乾隆皇帝对于文学代言人的选择很可能是非常偶然且随意的。但代言人被其他臣僚赞美，在文坛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则是一种出于臣僚认同皇权的心理而导致的必然现象。这也就是说，代言人在文坛成为典范，不仅仅需要皇帝的推举，也需要这些臣僚具有“自主性”的帮衬与宣扬。对于皇帝而言，臣僚的帮衬与宣扬验证了皇家文学品评标准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代表着文治政策产生了正面的效果；对于臣僚而言，认同皇帝的推举，不仅仅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暗示着他们在期待着同样的恩遇。如此一来，皇帝的意志与臣僚的认同应当被看作是在确立皇家品评标准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君臣默契——正是这种默契逐渐形成了惯例，而惯例的延续则必然有助于皇家品评标准的强化。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内容层面，身为皇帝的代言人，文学侍从的作品自然会与其平时的创作不同，甚至需要掩饰其平时所展现出的不适合其代言人身份的作品。在这方面显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沈德潜了。在沈德潜发迹之前，他的诗文集中不乏反映民生、抨击官吏的作品，譬如在《制府来》中，他直白地写下了“破得百家产，搏得制府欢，制府之乐千万年”；在《汉将行》中，他写道“功成早办藏弓意，只有浮家范蠡知。”关于这两首诗的阐释，前者被认为是讥讽康熙朝的两江总督噶礼，后者被解读为大胆地讽刺年羹尧和雍正皇帝。与此类似的例子在沈德潜于康雍时期出版的诗集中还有不少；但在乾隆朝，尤其是在被皇帝赏识之后，沈德潜在京任职的十年中则完全没有写过类似的作品。直到沈德潜休致回乡之后，在乾隆皇帝“功称德颂曾何益，吏习民艰要并陈”的鼓励下，他才再次开始撰写一些与民生相关的篇章，譬如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的《水灾》、《虫灾》、《风灾》、《霜灾》组诗，不过其组诗的主旨还是在从灾害的严酷引申出对皇帝的赞颂，例如“我慰愚民尔无苦，圣人仁覆天同溥，即看赈卹周我土”之类。沈德潜的例子在乾隆时期的京城文坛并不是一个孤例——京城诗歌中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旨的作品是相当少的。当然，鉴于清代文献的巨大数量，到底有多少题材在京城的文学创作中是不被允许的，还有待于更多的个案研究来进行验证。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文学代言人所能影响的范围大致是在臣僚之间，但是对于更低阶层士人的影响究竟能到何种程度，毕竟还是不太清晰的。因此，乾隆皇帝找到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规范底层士人：科举考试中的试律诗。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决定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试律诗，即“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二十三年（1758），“嗣后岁试减去书艺一篇，用一书一经；科试减去经义一篇，用一书一策。不论春夏秋冬，俱增试律诗一首，酌定五言六韵。”如此一来，试律诗成为了各级考试的必备科目，是底层士人必须掌握的文学技能；试律诗创作的好坏甚至与能否获取乡试资格相挂钩。 更为特殊的状况是，乾隆皇帝不仅仅设立了试律诗考试的制度，甚至还积极地介入到考试之中。梁章钜曾言及，“唐人试律之题皆考官所命，而本朝会试及顺天乡试试律各题悉由钦命，至有轶出四部书之外者，如‘灯右观书’、‘南坍北涨’等题是也。”尽管御制命题已经是在直接地影响考试，但乾隆皇帝对于自己的命题还要亲自作答，也就是在考试后按试题再创作排律一首。乾隆皇帝在几乎所有的特科、恩科、会试、顺天乡试中，都做到了“自命题、自答题”，这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尽管不排除此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与普通士子们同场竞技的竞争心态，但整体而言，皇帝还是在这些自答诗中摆出了引领者的姿态——皇帝大多采用教谕的口吻，对诗歌命题的解读也都是以正统的儒家经典阐释为依托的，且其中夹杂着一部分考据的内容。如此一来，皇帝的自答诗必然会成为士子们的“标准答案”，《御制诗集》或许也变成了士子们学习试律诗时的必备参考书籍。通过这一方式，皇家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的影响能够直接到达底层士人，甚至要比树立文学代言人的方式更为有效。 总而言之，以上涉及的皇家对于文学风尚引领的三个具体层面（文学观念、品评标准、创作内容），实际上都是在尽可能地缩小文人的视野，收束文学阐释的空间，将文学所能容纳的范围划定在皇家意愿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身处京城的高级官僚对于这种愈发局限的文学风尚似乎并未表现出任何反感，甚至是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然而对于身处京城的下级士人而言，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文学风尚时，他们思考的重点又在何处呢？ 三、被认同的决策：京城下级士人的进退与妥协 清史学者已经明确指出，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在清代中后期愈发明显。由于政府职位的数量限制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士人群体，大量的底层士人就不能在官僚体系中顺利地晋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些附着于官僚体系的职业作为人生的目标，譬如幕僚、塾师、书院山长、职业作家等等。然而，历史学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制度、人口等因素的变化与士人阶层的整体选择倾向，暂时还没有太多采用“微历史”的视角去观察作为个体的底层士人在何种状况下如何做出具体的选择，以及他们当时的心态。 在乾隆时期的北京，皇家对于文学风尚引领的决心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活动，因此造就了底层士人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些文化活动之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具有对比意义的，便是乾隆初年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此前，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的己未博学鸿词科，总共有一百五十四人受到推荐参加考试，其中约三分之一受到在考试后得到了皇帝的任命，包括当时著名的“四大布衣”。而乾隆元年（1736）举行的丙辰博学鸿词科，约一百七十余人参加考试，仅有十五人在考试后被授予官职；第二年补试后，通过考试总人数也只是多增加了四人。商衍鎏认为，康熙己未科“当日慎重将事，虚公延访，一时名儒硕彦，网罗殆尽矣”；而乾隆丙辰科则是因为“张廷玉主试事，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以至于当时真正有才华的学者都未能入选，因此“颇失士林之望”。 关于乾隆丙辰中式之人，现在已有研究在尝试证明这些人物并非之前所想象的“平庸之辈”。然而那些落第之人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颇失士林之望”的议题，作为一个默认的现象，也无人提出不同的见解。然而，乾隆丙辰科之后，士人之间产生的某种文学行为似乎可以给这一议题带来新的理解。 乾隆丙辰科共有五项考试内容，其中有《五六天地之中合赋》一篇和《赋得山鸡舞镜》七言排律一首。那些丙辰科中式的考生在出版个人别集时，一般都会把这两篇作品（或是其中一篇）收入集中，譬如刘纶、陈兆仑、夏之蓉、杭世骏等人。同时，官修的《皇清文颖》也选录了中式之人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两篇作品对于中式的考生而言，自然是荣誉的象征。 此外，当时不少丙辰科落选者的诗文别集中也都收录了这两篇作品，譬如屈復、吴龙见、马荣祖、鲁曾煜、李纮、刘自洁等人。杭世骏《词科余话》卷五也收录有几篇落选者所作的试赋和试律诗。尽管落选往往意味着作品水平的欠缺，但落第之人依然将试赋或试律诗收入集中，这暗示着被推荐参与博学鸿词一事也已经足够让他们夸耀一生了；换言之： 是科（乾隆丙辰）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 这样一来，试赋或试律诗本身的文学水平不再重要，其象征意义反而超越了文本意义，成为了这些落选者的关注重点。 然而，当时有些并未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士人，也会去“拟作”试赋或试律诗。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秀水祝维诰，因为他确实受到推荐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但在考试之前，他却因为其保举人不符合推荐的资格，因而被拒绝参加考试。不过，祝维诰私下里依然按照考题拟作了试律诗。除祝维诰之外，按杭世骏的记载，还有大量与此次考试无关的士人也都撰写了拟作，譬如已经拥有了官职的全祖望、张鹏翀、李重华、邹升恒、赵大鲸、张照等人，而卢秉纯竟然一气创作了十篇《拟山鸡舞镜》；布衣百姓甚至也参与了拟作行为，譬如翟灏于乾隆三年（1738）来京时，向杭世骏展示了一篇试赋的拟作。考虑到清代文献的巨大数量，杭世骏的记载很可能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在当时的京城，拟作博学鸿词科的试题或许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活动，更深入的文献发掘应该能够证实这一现象。 按照以上发现，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颇失士林之望”的议题似乎还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既然中式和落第的士人都尝试着保留考试时的作品，那就意味着，作品本身所具备的象征意义是高于其文本意义的。至于那些并未参加考试的士人也在尝试“拟作”，则正是表达了他们对于朝廷文学引领的赞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朝廷举办博学鸿词科一事，在士人心中毕竟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中式人数太少，因此一些落第的士人进入了达官贵人的幕府——此事在《霞外攈屑》中的“幕友”条下有较详细的论述。成为贵人的幕友，一方面佐证了职位空缺不足导致大量士人入幕的历史判断；但另一方面，士人作为单独存在的个体，是否真的都最终选择以幕友的身份终其一生？士人选择担任幕友，会不会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们最终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得到更为确定的结论，但初步的观察是，身处京城的幕友或许多少还是寄希望于最终能够进入仕途的。 以前文出现过的祝维诰为例，他在博学鸿词科落选之后，便一直以淳郡王弘暻府上宾客的身份在北京及京郊游走。他曾创作《燕台新乐府》，在当时的士人之间颇受好评，以至于博学鸿词科的中式者周长发还创作了和诗。祝维诰在京城与同样落选的李锴、王长住等人为友。在某次淳郡王府的宴会上，祝维诰为王长住作诗，其中写道： ……况今天子甚明圣，旁求草泽行将更。良材岂遂老岩阿，完璞终须待征聘。独惨余发星星白，尚向诸侯作宾客…… 在博学鸿词科落选后，祝维诰也曾回到浙江，期间他邀请李锴前来淳郡王府邸替他侍奉淳郡王；然而由于祝维诰离开时间太久，李锴在淳王府颇有些不自在，最后李锴拜托王长住向淳郡王请辞归山。祝维诰回京之后，也曾拜访了慎郡王允禧。此后，祝维诰似乎一直在京城混迹，他的名号也屡屡出现在达官贵人的诗集之中，譬如钱陈群、钱载、钱维城等人，甚至当时的大学士查郎阿和张廷玉也对他青眼有加： 先生少有才名，一直薇垣，公卿皆为延誉，查、张两相国尤器之。屡随清跸，故滦河辽海风景，数见于诗……然沉沦下秩，久之当出补同知，而非其意所愿，量迁内阁典籍。乞病以归，未及家而殁。 与阮葵生“辛巳之冬，祝宣臣前辈维诰应斯役”的记录相参照，祝维诰得到任命已经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事情了。如此看来，祝维诰在京城之中混迹了长达近三十年，而且他也不想去地方上担任从六品的同知，宁可留在京城当一个正七品的内阁典籍。 祝维诰可能是京城幕友群体中较为极端的案例，不过从他的经历也能反映出，由于皇家对于风尚的引领，京城的文化氛围还是以入仕为首选的；一旦考试失利，暂时寄身于达官贵人的幕府或许只是一个不错的应急方案。当然，除了这些对于入仕抱有执念的士人，还有一部分士人确实不想进入仕途，但这些士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更为严峻，因为这涉及了一个当时比较敏感的“盛世归隐”的议题。 按照朝鲜使者柳得恭的记载，在乾隆晚期，朝廷的官员已经自觉地否定了“隐逸”概念： 吴照，字照南……照南托两峰（罗聘）父子为《石湖渔隐图》，请次修（朴齐家）擘窠题轴。翁覃溪（翁方纲）见而大惊，即抵书曰：“儒生不知事体，圣世安得有隐？”照南惶忙改装，题云《石湖课耕图》。中州士大夫之忌讳文字类如此。 朝鲜使者对于清朝事物的记载，很多含有调侃与鄙视的意味，因此在叙述时难免有夸张的成分存在，不过翁方纲“圣世安得有隐”这一认知，在当时确实也不是一个孤例。在清代高级官员的诗文集中（尤其是乾隆朝晚期到嘉庆朝初期），类似的表达不在少数，譬如孙士毅曾写诗给赵翼，开篇便是“盛世何容托隐沦，文章公等况如神”两句；又如铁保写诗给冯应榴时，也曾言及“生当圣世难归隐，胸少穷愁合著书。”毕竟，由于强大的隐逸传统，隐士的存在多少还是指向着对于皇家统治的否定，甚至是对于帝王本身的质疑。 尽管乾隆皇帝不喜欢隐逸的概念，但他往往不能明说。作为皇帝，他必须要表现得具有包容且谦逊的姿态，因此一般不会直接地否定“隐逸”这一概念，但他偶尔会在诗文中调侃那些隐居之人，例如他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写的《烟溪钓艇》诗： 飘然蓑笠坐船唇，不挈渔僮独理纶。 傲志羞登隐逸传，钓鱼多有钓名人。 对于托身隐逸欺世盗名一事，乾隆曾在《戏题驰烟驿》诗下注解中特别批判过明代的隐士赵宧光： 驰烟驿本寓幽人，隐亦当征其假真。 吴下富翁乐山水，宧光曾此会嘉宾。 按：朱彝尊《明诗综》称，赵宧光字凡夫，吴人，饶于财，卜筑城西寒山之麓，淘洗泥沙，俾山骨毕露，高下泉流，凡游于吴者，靡不造庐谈燕，广为乐方云云。宧光托名隐逸，而梯岩架壑，构筑精雅，甚且倚其赀财，广结交游，因以欺世盗名，岂可与陶潜、司马承桢之流同日语哉？ 皇帝对于隐逸概念的反感，多少也影响了乾隆朝那些不想出仕的士人——尽管有些士人确实隐居在京城附近的山中，但是他们绝不敢自比古代的隐士。 北京东郊的盘山是乾隆时期著名的隐逸场所。自康熙年间起，皇家出资在盘山开始修缮一些废弃的建筑；到了乾隆年间，建成了静寂山庄作为皇帝游览休闲的处所，乾隆在位期间总共临幸静寂山庄二十九次。盘山周边有寺庙百余座，很多僧人、道人都选择在此定居，甚至于一些不愿仕宦的士人也都居住于此：曾经被推举参加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的李锴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另外还有石永宁、马长海、陈景元、陈景中等人。在当时人的眼中，这些人都是著名的隐逸之士：方苞专门写过《二山人传》赞美李锴与石永宁；而李锴写过《马山人传》，尤其赞扬了马长海拒绝户部库使的任命是“逃死、非逃富也”的卓越见识；李锴还写过《二陈生传》，其中刻画了陈景元、陈景中兄弟恬淡自适的性格。 然而，乾隆早年游览京东盘山写下了《游盘山记》，其中包含有对于隐者的讥诮，即质疑汉代田畴之后，几乎没有知名的隐士居于盘山。再加上“圣世安得有隐”这一在当时较为流行的政治认知，隐逸之士是不能把自己完全放置于朝廷的对立面的。因此，以上提到的这些隐逸之士往往与京城内的达官贵人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锴被认为是慎郡王允禧的忘年之交；马长海是宁郡王弘晈的座上宾，且“王公贵游争欲识之”；石永宁、陈景元、陈景中等人的名号也经常出现在京城贵族的诗文集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慎郡王允禧称赞李锴的隐逸之时，绝不会忘记提及朝廷的文治： 《李眉山约过萝村以道迂不果行寄赠》其二 行乐常过双涧滨，风恬云暖绿萝春。 朝廷未乏征贤诏，岩壑终归姓李人。 日晚渔樵多静侣，山中鸡犬自为邻。 如何白石清泉路，肯惹缁衣道上尘。 而即便是在为石永宁祝寿的诗作中，他的侄儿德保也不得不通过鼓吹“圣朝”的方式来尝试消解入仕与隐逸可能会带来的矛盾： 《祝二伯父东村公寿》其二 贤良真不愧，荐举惬舆论 （伯父于雍正年间举贤良方正）。 怀抱空千古，声名彻九阍。 圣朝宁许隐，屡代况承恩。 谁识幽人意，盘阿独寤言。 然而这些隐逸之人在当时真正的心态到底如何，实际上是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做出判断的。受到京城社交风气的局限，他们几乎不会在诗文中展露他们对于隐逸的真正态度。只有当李锴作诗描写那些身处京城范围之外的隐士的时候，他的笔下才流露出了一丝羡慕之意： 《吴中二隐诗》 吴中二君，一为卖饼翁王来珍，一为小儿医王建初。二君虽混迹驵侩，而吴佣卖书船，曾未离其门。颇有识者窥之，盖古逸民之俦与？ 高云无媚姿，风江多横流。所趋既特异，通塞随所由。吴市双隐士，惨淡无匹俦。一心不二迹，遂与屠贩游。越人善随俗，赵岐聊自谋。大白蒙其污，魄临高秋。徘徊歧路曲，张目悬深愁。渺焉望天末，所思隔沧洲。 这首诗结尾的两句，或许正是在暗示，李锴“张目悬深愁”的原因，是他无法像远离京城的“吴中二隐”那样享受真正的隐逸生活。 四、结语：“文治”下的京城文学生态 以上所述，主要展示了乾隆时期京城文学文化的立体面貌和复杂生态：从御制诗文扩大其接受群体，到御制诗文“渗入”在京官员别集的现象；从皇帝推举和臣僚认同“代言人”，到皇帝在科举考试中“自命题、自答题”的行为；从京城下级士人寄身幕府，到士人普遍否定“盛世归隐”的倾向。这些现象如此集中地在乾隆时期的京城被观察到，实际上指向了朝廷的文治政策：皇家权力尝试在文学领域建立其权威并扩大其影响，官僚阶层积极地维护皇家在文学领域的权威性，而下层士人也会主动地附和皇家的声音。 简而言之，乾隆时期的京城文学状态揭示出了各个阶层趋向“文治”的共同主动性。朝廷的文治政策及皇家对于文学风尚的引领是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众多臣僚对于文学场域内皇家权威性的一致认可，以及底层士人对于皇家引领所表现出的积极认同的姿态，在讨论乾隆时期的“文治”时也都不应被忽略。乾隆时期京城文学生态的本质，正是这种共同的主动性促使朝廷“文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稳固。但是，在这种稳固的文学生态之内，除了强烈的鼓吹休明的声音，到底还有没有潜藏着不和谐的情绪，或许也只能等到下一个时代才能够清晰地判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