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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劳工史，一改旧劳工史只关注工会和罢工等制度性问题的取向，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这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过，新旧劳工史都只关注美国国内工人的经历。近年来新兴的跨国劳工史则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给美国劳工史学带来了第二次革命性转变。传统史学将1898年的美西战争作为美帝国建立的起点，但跨国劳工史学家认为，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不同国家的工人卷入帝国建立之时就是美利坚帝国的起点；帝国版图除了美国本土和殖民地，还应包括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国家和美国驻军所在地；此外，跨国劳工史提出了“帝国工资”的新理念，有利于我们理解帝国工人为何长期不能实现跨国界和跨种族的阶级团结。不过，跨国劳工史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美帝国本土工人和20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今后，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会并存于美国史坛，共同构筑一部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 关 键 词：跨国劳工史/美帝国工人阶级/帝国工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 作者简介：王心扬，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美国劳工史是20世纪初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和他的学生们创立的。威斯康星学派承认阶级是由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们针对劳工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美国工人是否具有阶级意识、主流工会的保守性格以及美国工人为何缺乏阶级团结等做出了颇有见解的诠释。①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劳工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然而，威斯康星学派所关注的主要是工会、集体交涉和罢工等制度性问题，忽视了占工人阶级大多数却未曾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同时，这个学派对于美国工人的文化、传统、宗教、家庭和社区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言而喻，这种狭隘的研究视野是不可能长期主导美国劳工史学的，它被视野更广阔的研究方法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一批史学家开始反思威斯康星学派的弱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新劳工史。新劳工史不仅将阶级和阶级意识视为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将其看作文化传统的产物。和威斯康星学派的制度史取向相比较，新劳工史更加关注美国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将工人视为社区、家庭和族群的成员，看作某个宗教的信奉者和某个政党的支持者。②不难想象，这个崭新的研究视野会令美国劳工史别开生面。例如，共识史学(consensus school)曾认为，美国工人都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然而，新劳工史学家发现，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来自美国农村、爱尔兰和东南欧的工人始终坚持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传统，抵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秩序。同时，美国工人，包括大批非工会成员，在厂房里围绕着对生产的控制不断地和雇主进行斗争。他们举行的无数次同情罢工，说明美国工人并非像传统史学所认为的那样拥护个人主义哲学，而是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③毫无疑问，新劳工史的诞生是美国劳工史学的一次重大转折。 不过，正像以往的史学派别有不足之处一样，新劳工史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毕竟，新旧劳工史都旨在考察美国本土工人的经历。然而，美国是一个版图广袤的帝国，为帝国打工的劳动者远远超出合众国本土，仅仅聚焦于美国国内就注定会缩窄我们的研究视野。于是，近年来一部分史学家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美利坚帝国的范围里考察劳工史，从而开创了跨国劳工史(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大都将1898年的美西战争作为美利坚帝国建立的起点。跨国劳工史学家则认为，广大工人在美国内战后不久就已经在合众国的领地、保护国以及跨国公司控制的地区为帝国工作了。从这个观点出发，美帝国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它的版图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广阔，美国劳工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扩展为美帝国工人阶级。 跨国劳工史不但极大地扩展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而且有学者提出了“帝国工资”的新理念，作为分析帝国框架内种族与阶级之间复杂关系的切入点。有学者指出，跨国劳工史“对工作和工人的强调，从根本上给权威性的[美国]史学以及外交史和劳工史的年代学重新定了向。”④可见，跨国劳工史给美国史学造成的震撼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新劳工史给史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笔者将它的兴起称为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目前，国内史学界还鲜见有关跨国劳工史的讨论，考虑到这个领域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及它所提出的一些震撼性观点，有必要对这个史学派别的学术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讨论有关美帝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几个问题，未能涉及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一、跨国劳工史的兴起与发展 跨国史的兴起和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跨国公司的繁衍、欧盟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规模人口的跨国迁移、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等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扩展，这一系列因素每时每刻都在跨越和冲击民族国家的边界，约束甚至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这种形势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民族国家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意识到，只有超越国家的边界，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的视角观察问题，才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这也就成为跨国史最基本的方法论。 从跨国视角观察美国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首创其意。⑤到90年代初，“跨国史”学科紧随“世界史”之后也在美国的高校出现了。⑥而《美国历史杂志》在1999年刊登的题为“(民族)国家以及对它的超越：美国历史研究的跨国视角”的一组论文，标志着跨国史已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领域。⑦论文的组织者戴维·泰伦(David Thelen)在他相当于导论的文章里提倡从新的视角去审视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挑战、变化和失去原有特征的关键时刻，以及它们现在可能正在失去作为公众认同的对象和主权的特殊地位。⑧ 跨国劳工史的兴起也有这个学科自身的发展过程。1976年，原名为《欧洲劳工与工人阶级史》(Newsletter：European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的通讯更名为《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一部分劳工史学家已经开始将目光从欧洲转向全世界。从2002年开始，《劳工史》(Labor History)从先前只刊登有关美国劳工的论文转而发表有关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历史的著作。这一系列变化都显示了跨国劳工史发展之迅速。⑨这个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马赛尔·林顿(Marcel van der Linden)在解释跨国劳工史兴起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对越来越多国家工人阶级的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想将不同国家的发展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里。”因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整整齐齐地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而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自愿和非自愿移进和移出的过程。……不同国家的劳工运动之间往往互相联络、互相学习，并创立国际组织。”⑩因此，“只有认真考虑人口、资本、信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才能够理解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发展”(11)。 在跨国劳工史问世之初，学者比较注重移民史的研究，而且大都聚焦于美国国内从事工业生产的移民工人。作为领军学者之一的迈克尔·哈纳根(Michael Hanagan)在2004年撰文指出，对芝加哥的意大利和犹太移民工人的研究可能就是跨国劳工史，虽然这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哈纳根尤其强调“超越边界”的重要性。他指出，欧洲移民进入美国之后，他们和母国之间，以及和移居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胞之间，都存在着切割不断的联系。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下，移民工人争取改善政治地位的斗争会波及帝国的其他地区。此外，由于劳工领袖和普通工人都常常往返于不同的国家，被一个劳工运动证明是成功的斗争策略很快就会传播给其他的劳工运动。哈纳根认为，“有关欧洲劳工跨国迁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欧洲移民当中阶级形成的新方法。”(12) 虽然在跨国劳工史兴起之初，学者大都关注美国国内移民工人的状况，但是也有人逐渐将目光转向美国的殖民地、领地和保护国里为合众国打工的劳动者，进而提出“帝国劳工史”的新概念。如果说里昂·芬克(Leon Fink)在2011年主编的论文集中已经开始有人讨论有关帝国劳工史的话题，(13)那么，到2015年丹尼尔·本德(Daniel E.Bender)和查娜·李普曼(Jana K.Lipman)出版题为《使帝国运转：劳工与美帝国主义》的论文集时，帝国劳工史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了。这两位学者指出，“(美)帝国有一个劳工史，它只是刚刚开始被书写。”(14)帝国劳工史将跨国劳工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界定得更加明确，更能反映出美国劳工史的特色，同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一系列创新之处。可以说，美帝国劳工史代表着跨国劳工史的最新发展。本文旨在讨论帝国劳工史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时间跨度是从美国内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这是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跨国劳工史著作探讨的时间段。 二、从“美国工人阶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 既然“美帝国工人阶级”正在成为跨国劳工史的研究热点，那么，首先就要确定帝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和它的规模，实际上也就是要厘清美利坚帝国的起点和它的疆界。现在，有不少学者都认为美国始终是一个帝国。(15)有人更直言不讳地说：“我曾经想写一部美帝国的历史，但很快就发现，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帝国史。”(16)有三位学者在2009年写道：“毫无疑问，近二十几年来，将帝国放回美国历史当中是(美国)史学中唯一最伟大的成就。”(17)但是，在美帝国何时建立以及如何界定它的版图这些重大问题上，大家仍然莫衷一是。简略地讲，传统史学，尤其是外交史和军事史，比较关注美国的对外战争、新领土的获得和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由此导致的帝国疆域的扩大。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成为帝国的标志。 不过，跨国劳工史学家针对美帝国的版图和帝国建立的时间提出了一套崭新的观点。跨国劳工史学家认为，仅仅将合众国旗帜所到之处定义为帝国疆域实际上大幅缩小了它的版图。那么应该如何界定美帝国的版图呢?此前有学者提出过“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的概念。前者是指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直接管辖的地区，如波多黎各、菲律宾、夏威夷、关岛和古巴。而“非正式帝国”则是指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和文化的力量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和利比里亚等国所行使的非政府性统治。(18)不过，跨国劳工史学家认为，这种二元式的划分不但忽略了工人阶级的经历，而且不能够反映美国在一些主权国家行使的暴力对工人阶级的威胁以及工人阶级潜在的反制能力。例如，韩国虽然是主权国家，但那些为合众国士兵服务的性工作者却要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接受严酷的军事化管理。尽管在哥伦比亚经营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表面上是非政府性的，但它辖下的香蕉工人却要充分面对由该公司操纵的国家暴力。(19) 有学者指出，虽然新左派史学家认识到美国扩张主义背后的经济动机，但他们仍然聚焦于美国政府在帝国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0)而跨国劳工史学家则利用“自下往上”观察历史的方法，(21)将美帝国的建立与发展视为一项由千百万劳动者造就的工程。(22)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资本在中美洲开拓香蕉种植业以及对当地劳工的动员，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实例。其中，联合果品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建立了许多大型香蕉种植园，从西印度群岛引入的大批黑人成为主力劳工。到1910年，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企业，控制着中美洲许多重要港口。尽管这些主权国家一再想限制移民，但联合果品公司仍然将很多西印度黑人引入中美洲，甚至毫不隐讳地将自己视为扩展中的美帝国的一部分。(23) 中国移民在菲律宾为美国占领者做家庭仆役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跨国移民为美帝国服务的又一个范例。当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已经有在热带地区雇用家庭仆役的传统，因为奴仆成群是他们“崇高地位”的标签。1898年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后，殖民政府官员一方面宣称要仁慈地同化和提携菲律宾人，以赢得他们对美国的尊敬、信心和热爱。另一方面，作为殖民统治者，他们同样意识到，拥有家庭仆役是维持统治者尊严的方法之一，于是便继承了英帝国的传统，雇起成群的仆役来了。最初占领菲律宾的海军将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第一任总督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后任的威廉·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等人都有家庭仆役。1903年，美国决定将1882年的《排华法案》延伸到菲律宾。作为总督的塔夫脱一方面严格禁止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另一方面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网开一面，允许他继续从中国引入家庭佣工。得到陆军部长批准后，他特地从香港引入几名华工做仆役。其他美国人，包括军官和教师，也都雇有家庭仆役。(24) 将美国军队纳入帝国劳工史的考察范围也是劳工史学上的一个创新。以往的劳工史学家很少将士兵当作工人进行考察，但是，从跨国劳工史的视角出发，军队在劳工史上的作用就不容再忽视了，况且大部分士兵本就是工人出身。他们在严格的军事管制下为实现资本主义扩张的目标做工，包括建设和维修工事，修建道路和桥梁，铺设电报线，丈量土地和抗灾等。一位法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军事劳工的工作称为“普通工人的苦役”。同时，士兵们也在为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卖力，包括镇压罢工和暴乱以及管控其他工人，而且在战争中还要从事杀人的“工作”。1898年之后，他们经常被派驻海外，肩负起建立和维护帝国的任务，并作为美利坚国家的代表镇压所在地居民的反抗。朱莉·格林就此评论道：军事服役说明了帝国是如何掩盖军人作为工人阶级的经历的。(25) 1928年哥伦比亚香蕉工人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之间的一场较量，充分反映出富有美国特色的帝国主义暴力。当时，香蕉园的工作先是由联合果品公司委派给承包商，再由承包商招聘工人。不过，由于承包商对工人的盘剥异常严重，工人纷纷要求废除承包制度，直接和联合果品公司签订合约，但公司拒绝与工人谈判。于是，工人决定罢工，联合果品公司和哥伦比亚军方则开始合作镇压罢工。在这次行动中，哥伦比亚军方共屠杀了超过一千名工人。虽然直接杀戮香蕉工人的是哥伦比亚军方，但指使、策划和资助这次镇压行动的则是联合果品公司。(26)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在巴拿马运河区组建了一支警察队伍，目的是维持秩序和惩戒工人。运河公司甚至可以将懒散的工人判刑入狱。(27)正是在行使国家暴力这个意义上，跨国劳工史学家补充了“非正式帝国”定义的不足之处，将美国国家暴力所及的主权国家也纳入帝国的范围。 总之，按照跨国劳工史的观点，美帝国工人阶级除了合众国本土工人，还应该包括在菲律宾、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巴拿马、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等地为帝国的建立而工作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当中有跨国公司派往海外负责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美国白人和做普通劳役的美国黑人、跨国公司所在地的雇员，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等国的香蕉工人、在巴拿马为美国修建运河的外来移民、为美国驻军洗衣和奉上鸡尾酒的服务生，以及在菲律宾为美国殖民官员做家庭仆役的华工。(28) 不言而喻，美帝国的建立既涉及空间，也涉及时间问题。以往的学者大都以1898年的美西战争作为美帝国建立的起点，但跨国劳工史学家指出，既然帝国是由千百万劳动者建立起来的，那么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工人卷入帝国建立之时就是美利坚帝国的起点。如前所述，美国资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中美洲建立大批香蕉种植园了。随着美国和夏威夷王国在1876年签署贸易协定，合众国的制糖业就在这个太平洋岛国迅速扩展，而亚洲移民则成为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美国在1898年正式吞并夏威夷，不过是为早已将这个王国变为殖民地的事实正名而已。(29)当古巴甘蔗种植园面临财政崩溃时，西班牙和美国在1884年签订了一个互惠条约。美国驻古巴大使预言，这个协定将赋予美国一个“几乎完全垄断的贸易”，并“以最理想的方式并吞古巴”。(30)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W.E.B.Du Bois)很早就看到弱小国家的劳动者被卷入帝国的建立这个事实。他指出，内战后，随着美国的对外扩张，世界不同地区的工人，尤其是有色工人，已经像奴隶般地被卷入为帝国创造剩余价值的制度。(31)从跨国劳工史的立场出发，美帝国工人阶级在合众国内战后不久便开始形成，而且波及全球近一半的地区。 三、“帝国工资”与帝国种族秩序 和美国国内的劳工相比，帝国工人阶级具有两大明显特征：首先，为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而劳作的是一支极其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除了美国本土工人，还包括欧洲、加拿大、夏威夷、墨西哥、中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劳动者。其次，帝国工人阶级的背景十分复杂，除了种族和族群的不同，现在又增加了国籍、文化和语言上的隔阂，而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是以前研究美国国内劳工史时未曾遇到的问题。相对于传统劳工史比较重视“阶级”，跨国劳工史更加重视“种族”在帝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32)其中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工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故事最能体现帝国工人阶级背景之复杂。 修建巴拿马运河是20世纪初最宏大的水利工程，它不但开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运的捷径，同时也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长期以来，备受大家称赞的主要是美国工程师的智慧、新机器的发明和先进的人事管理。然而，跨国劳工史学家认为，尽管工程师和机器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最终操作机器和修建运河的还是工人，他们才是在运河上建立帝国的主力。所以，从一开始，“到哪里去招聘工人”就成为修建运河的首要问题。同时，管理层还认识到，要防止工人团结起来和举行罢工，就必须分而治之，雇用不同种族、不同族群和不同国籍的工人成为分而治之的最佳手段。招聘的结果，白种技术工人主要来自美国，一部分技工也来自北欧。非技术工人主要来自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也有一些是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和一部分美国黑人。在这个新形势下，无论是帝国的资方还是帝国的工人，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实现帝国范围内跨种族的阶级团结是一个不易解决的任务。而对于资方来说，如何管控这支庞大的工人队伍无疑也是一个难题。面对这个难题，运河管理层建立了一套以种族主义为指南的等级制度，无形中为欧裔工人的“白种工资”观念扩展到整个帝国创造了条件。 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是最早提出“白种工资”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在《白种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欧裔工人种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和对他们阶级意识的影响。白种工人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表现出对“独立”、“自由人”和“公民权”等价值观的强烈追求。虽然独立后这些理想在白人当中基本上得到了实现，(33)但南方奴隶制对于白种工人的自由和独立始终是一种威胁。他们害怕黑人和自己竞争工作机会，更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沦为奴隶。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不自由，特别是受雇于人，和奴隶制相去不远。这种心态令他们逐渐在黑人和奴隶之间划上等号，并不断地和黑人拉开距离。同时，在他们身上，“自由人”、“公民权”和“白种至上”等观念逐渐融为一体，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拿“白种工资”的、比黑人高出一筹的人。在种族主义猖獗的19世纪，白种工人虽然同样受到剥削，但“白种工资”令他们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补偿了他们遭受剥削的痛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工资。(34)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白种至上’是……种族(主义)化的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35)还有学者指出，这个种族主义化的阶级意识决定了白种工人会向下攻击处于隶属地位的黑人，而不是向上攻击那些最有权势的白人。(36) 随着帝国工人的跨国流动，“白种工资”的理念也被移植到美国的殖民地、保护国以及跨国公司和驻军所在地。例如，巴拿马运河区的白种技术工人曾经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抗议。他们要求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享有作为白种工人和美帝国代表的权利，这些要求无疑都是“白种工资”心态在作祟。前面刚刚讲到，为了有效地管控工人，运河管理层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虽然以种族主义为指引，但又不局限于“白种对有色人种”二元对立的格局，而是出现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局面。一般来说，美国白人位于等级制的上层，非美籍白人紧随其下，美国黑人位于底端，但高于非美籍的有色工人。很显然，这种局面会把美国欧裔工人“白种工资”的心态应用到帝国的范围之内，格林将这种状况称为“帝国工资”，也就是“白种工资”在帝国范围内的表现。(37)美国派驻海外士兵的经历颇能说明“帝国工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无论在剿灭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中还是在海外建立帝国的战争中，“帝国工资”的理念都影响着美国白人士兵的思想和行为。一方面，士兵们受到上司的欺凌，要服从严苛的军纪，同时，生活条件又十分恶劣，不满的情绪相当普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比美国统治地区的人民高出一等，就像当初在国内“白种工资”令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一样。士兵们依仗着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常常使用暴力在那些地区建立秩序。虽然他们曾短暂地将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但紧接着又执行统治殖民地人民的任务，并对菲律宾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进行镇压。格林指出，种族主义思想有助于美军士兵将菲律宾人异类化和种族主义化，从而心安理得地杀害他们。(38) 20世纪初，巴拿马运河区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典型的、以非人道方式对待有色劳工，同时给白种工人提供向前进取机会的实例。对工人区别对待的等级制度早在修建巴拿马铁路期间就已见端倪。当时，美国公司用巴拿马银币支付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而用美国金币支付技术工人的薪酬。不过，管理层大体上只以是否拥有专门技术作为评判标准，后来的运河公司很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将它种族主义化了。公司将工人的工资名册分为金册和银册。美国白种工人理所当然属于金册，少数加拿大和英国白人雇员也入了金册，有色工人原则上应全部被转入银册，但有一些例外。例如，少数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有色雇员，包括警察、教师和邮政局长，仍可留在金册，理由是：这些人在工程运作中有重要作用，需要一些权威。但其他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劳动者，即使声称自己是白人，也必须入银册，因为他们不是美国公民。(39)美国黑人总体上属于银册，但由于他们是美国公民，可以得到一些附加的好处，如有薪假期等。(40) 在运河区，美籍白种工人高高在上，过着现实的理想乐园生活，而有色工人和非美籍白人则被分配到一个复杂的种族秩序中的特定位置。结果，白种美国工人不但完全接受了种族隔离政策，而且还积极贯彻这一政策，阻止有色劳工和混血工人进入只供白人享用的俱乐部等设施，显然是在捍卫“白种工资”带给他们的慰藉和优越感。与此同时，“帝国工资”也令运河区的美国黑人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不能享受只有美国白人才能享受的舒适生活，被排除在白人俱乐部和咖啡厅之外，他们曾针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抗议。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公民，他们的待遇又好过成千上万的加勒比黑人，自然会产生某种优越感。格林指出，帝国主义思想令美国黑人认为自己作为合众国公民应该享有和白人同样的特权，同时又令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比巴拿马的黑人享有更好的待遇。(41) 前面说过，联合果品公司从加勒比地区引入大批黑人从事香蕉种植的工作，然而这些非洲裔工人时常表现出斗争性。于是，管理层又不得不雇用越来越多讲西班牙语的本地人到种植园做工，以惩戒黑人。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该公司按照不同种族偿付不同的工资和分配隔离的住房。在哥斯达黎加的种植园里，白人监工负责指挥几乎完全由牙买加黑人构成的劳工队伍。而这些黑人由于有技术而且身体强壮，所以工资相对较高，并享受公司发放的津贴，成为“高等”工人。相比之下，公司认为中美洲土著工人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体力不足以做处理水果的工作，因而待遇较差。一位曾做过种植园经理的人说，“本地人是一个衰弱无力的种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以大豆、稻米和玉米为主食，同时也因为他们沉溺于‘当地的酒精饮料’。”(42)这不啻是为分而治之的种族主义秩序辩护。显然，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和资方的分而治之政策相呼应，导致帝国种族秩序的僵化。不言而喻，帝国工资虽然会促成白种工人在排亚运动中达成一致，但会妨碍美帝国工人实现跨国界和跨种族的阶级团结。 四、“白人至上”与帝国白种工人的“阶级”团结 “白种工资”促进欧裔工人的团结最早见于加利福尼亚。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东部的白种工人是带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生产者伦理等来到加州“淘金”的。虽然起初他们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矛盾重重，但他们在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上逐渐取得共识：大家都认为华工愿意接受低工资，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从而破坏了机会平等的原则。于是，在排华的旗帜下，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白种工人竟然走到了一起，华工则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敌人”。(43)美国和加拿大白种工人在排斥亚洲移民的事业中实现的“阶级”团结，或许可以看作“帝国工资”促进欧裔工人跨国联合的第一步。 1907年，“华盛顿州劳工联盟”在美加边界的塔克马市(Tacoma)召开会议，作为“温哥华行业和劳工会议”代表的比琦(M.A.Beach)也参加了会议。比琦在发言中表示，他来到塔克马颇有宾至如归之感，“事实上，(我)在这个想象中的边界的(美国)这一边生活过几年。我说这是想象中的边界，是因为从国家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分开的。但是，从赚取工资者的立场出发，我们是分不开的”。他接着指出，美国和加拿大工人是“为赚取工资者争取更好条件的共同事业中的兄弟”。比琦还告诉与会代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我们正面临着和美国白种工人所面临的同样的危险，那就是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他警告与会者说：“不全面禁止这个黄祸，我们就不会安宁。”比琦得出结论说，这个东方人问题“对于你们和对于边界另一边的我们是同等重要的”。在这场(排亚)斗争中“我们之间有一个友谊的纽带，一种兄弟情谊，任何想象中的边界都不会把我们分开。”(44)有跨国劳工史学家指出，“这个想象中的跨国工人阶级共同体并不是宣布全体工人的团结，而是基于白种(工人)团结的一个种族主义化的想象。”(45) 由于帝国企业的核心思想是要每个殖民地为母国开采原料，这就诱使白种工人进入跨殖民地的迁移。在帝国范围内，有时是在英、美两个帝国之间穿梭的白种工运积极分子和他们建立的网络，有利于各种信息和实践的交流，特别是有关排亚运动的交流。有学者研究了几位工运积极分子沿太平洋四周活动的轨迹。其中一名叫爱德华·泰瑞(Edward Terry)的矿工的经历颇有代表性。泰瑞的劳工生涯源自不列颠群岛，但他后来在南非、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都打过工，最终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并成为亚历山大矿工工会的代理秘书。泰瑞和其他白种工人跨殖民地的经历坚定了他们的“白人至上”和排亚的信念。有些人还敦促各领地(dominion)当局对亚洲移民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和管控。美加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白种工人运动从帝国范围内的循环中得到各种有关排亚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也激活了帝国其他地区白种工人的排亚情绪。(46) 针对上述情况，有跨国劳工史学家评论道：“基于排斥亚洲移民的劳工政治将白种劳工领袖和积极分子紧密结合到一起，导致一个想象中的、种族主义化的、遍及帝国和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共同体。白种工人阶级跨国的实践和想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北美西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享的、排亚的暴力、(要求政府通过排亚法律的)上诉和歧视性立法的模式。”(47)不言而喻，卷入跨国移动的欧裔工人在“白种工资”扩展为“帝国工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杜波依斯很早就指出，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妨碍了帝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他写道：“(种族主义)思想的后果落在全世界有色人种身上，这已经相当糟糕。然而，当大家最终考虑到这种状态对(白种)工人产生的影响时，情况就更糟了。他们的目标和理想被扭曲了……他们开始想要得到的并不是全体工人的福祉，而是左右其他人的权力……他们不热爱全人类，而且憎恨黑鬼。”(48) 五、跨国劳工史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工人是建立帝国的主力军”的理念，跨国劳工史学家提出了美帝国在合众国内战后不久就已开始建立的观点，修正了传统史学关于帝国始于1898年美西战争的看法。同时，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史学认为美帝国仅仅包括美国本土和殖民地的论点，将美国的领地、保护国和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国家也纳入帝国版图，从而将研究对象从“美国工人阶级”转向“美帝国工人阶级”，大大开阔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鉴于帝国海外部分的劳动者大都是有色工人，他们提出了“帝国工资”的概念作为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白人至上”观念如何妨碍了帝国工人实现阶级团结。基于以上的创新，将跨国劳工史的兴起定义为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是比较合理的。不过，跨国劳工史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帝国本土工人和20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帝国劳工史著作都关注美帝国海外部分的工人，很少涉及帝国本土的劳动者，这可能是为了扭转传统劳工史仅仅着眼于美国国内的倾向而有意为之。(49)然而，既然要创立美帝国劳工史这个新领域，就有必要将帝国本土和海外的工人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要探讨这两支工人队伍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学者研究过从美国输出的“白人至上”观念如何妨碍帝国工人实现阶级团结。笔者也曾探讨过20世纪初美国劳联帮助拉美工人建立工会的故事。(50)但是，这些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跨国劳工史学家还需要对这两支工人队伍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改变传统史学只重视中心地区如何影响边缘地带的思维方式，要研究帝国的建立对美国本土工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帝国海外的工人运动对美国本土劳工有哪些影响，进而提出关于整体美帝国劳工史的解释模型。 此外，讨论帝国劳工史的著作大多聚焦于美国内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这很可能是因为这半个世纪是美帝国形成的时期，也是它最具扩张性的阶段，研究帝国劳工史自然要从这个阶段开始。不过，研究20世纪中后期帝国工人阶级的著作却寥若晨星，这种情况同样不利于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叙事的建立。大家都知道，二战后的美帝国和20世纪初的帝国颇有不同，20世纪后期帝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也更加复杂。(51)同时，美国主流工会真诚地支持海外劳工的实例也日渐增多。(52)要研究新时期的帝国劳工史，学者需要探讨20世纪后期美帝国的制度和结构对帝国海内外工人阶级的影响，考察在二战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潮流影响下，跨国公司和军事基地与它们所在国的政府及工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工会对海外工人态度的积极性变化以及跨国界、跨种族的阶级团结的出现。(53)最后，还需要对新旧两个帝国的劳工史做比较研究，特别要注意两者在哪些方面有断裂，哪些方面具有连续性，并提出带有理论性的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劳工史的兴起代表了美国劳工史学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而且这个新兴领域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奈维利·科克(Neville Kirk)在2011年时写道：“现在，特别是在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当中，对跨国劳工史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浓厚。”(54)不过，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视学术思想的连续性。其实，跨国劳工史的几位开拓者，包括芬克和格林，都是研究美国本土劳工史出身。他们虽然转而探讨帝国海外工人的经历，但仍然同情工人的处境，对资本主义仍持批评态度，依然通过“自下往上”的方法观察历史。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会并存于美国史坛。如果学者将帝国海内外工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同时也将早期帝国和20世纪后期帝国的工人阶级联系起来进行探讨，那么，我们未来可以看到的，应该不是跨国劳工史取代或颠覆传统劳工史，而是一部更加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 注释： ①例如，康芒斯和他的学生赛利格·伯尔曼(Selig Perlman)都认为，美国工人具有中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只有工作意识(job consciousness)却没有阶级意识，因而不可能走上激进主义道路；同时，大量移民的到来导致工人阶级的分裂。参见John R.Commons,ed.,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MacMillan Company,1918,vol.I,pp.4-5,10-11,15; John R.Commons,Race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The MacMillan Company,1907,pp.149-150; 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reprinted by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70,pp.156-161,162-169. ②David Brody,“The Old Labor History and the New:In Search of an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abor History,vol.20,issue 1(Winter 1979),pp.111-126; Brody,“The New Labor History,” in Eileen Boris and Nelson Lichtenstein,eds.,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ers,Documents and Essays,Heath and Company,1991,pp.2-14. ③参见Herbert Gutman,“Work,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1815-1919,”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8,no.3(June 1973),pp.531-588; David Montgomery,Workers’Control in America: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Technology,and Labor Struggl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9-31. ④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5,p.5. ⑤Akira Iriy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4,issue 1(February 1989),pp.1-10. ⑥Richard Croucher and John Mcllroy,“Induction:Beyond National History,” Labor History,vol.54,no.5(December 2013),p.485. 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跨国史在20世纪末才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没有人提倡过从跨国的视角去研究美国历史。例如，查理斯·H.哈斯金斯(Charles H.Haskins)在1921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主席演讲中，就敦促历史学家保持“国际的视野”。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两次大战之间，也曾有人从跨国的视野讨论过妇女史和黑人史上的问题。不过，在那个时期，跨国主义方法未能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因为当时不具备20世纪后期那些催生跨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参见Ian Tyrrell,“Making Nations/Making States:American Historians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6,no.3(December 1999),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A Special Issue,pp.1018,1032. ⑧David Thelen,“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6,no.3(December 1999),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A Special Issue,pp.965-967.泰伦组织的这批论文是一些研究跨国史的学者从1995年开始讨论和撰写的。几乎在同时，另一批学者也组织了一个跨国史研讨会。2000年由汤玛斯·本德(Thomas Bender)将讨论成果汇集成一份报告，题为《拉比埃特拉报告》。参见Thomas Bender,“The LaPietra Report: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http://www.oah.org/activities/lapietra/，2020年4月20日。 ⑨Marcel van der Linden,“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Labor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82(Fall 2012),pp.57,60. ⑩Marcel van der Linden,“Transnationalizing American Labor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6,no.3(December 1999),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A Special Issue,pp.1080-1082; Neville Kirk,“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Promise and Perils,” in Leon Fink,ed.,Workers Across the America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abor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8-22; Croucher and Mcllroy,“Introduction:Beyond National History,” pp.485-490; Mathew Guterl and Christine Skwiot,“Atlantic and Pacific Crossings:Race,Empire,and‘the Labor Problem’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ue 91(Winter 2005),pp.40-61. (11)Marcel van der Linden,“Transnationalizing American Labor History,” p.1082; Marcel van der Linden,“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Labor History,” pp.57-76; John McIlroy and Richard Croucher,“The Turn to 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Global Trade Unionism,” Labor History,vol.54,issue 5(December 2013),p.491. (12)Michael Hanagan,“An Agenda for 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49(December 2004),pp.455-460,463,459.另一位领军学者多娜·格巴契亚(Donna Gabaccia)成功地描述了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斗争性和母国的农民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她的著作成为研究移民工人劳工运动的一个典范。参见Donna Gabaccia,Militants and Migrants,Rural Sicilians Become American Worker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8.很明显，移民史学家在跨国劳工史正式兴起之前已经注意到移民工人的斗争性和母国的政治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13)例如,Lara Putman,“Unspoken Exclusions:Race,Nation,and Empire in the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of the 1920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Greater Caribbean,” in Leon Fink,ed.,Workers Across the America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abor History,pp.267-293. (14)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p.1.收入这本文集的13篇论文全部是讨论帝国劳工史的著作。 (15)例如，本德和李普曼写道：“(美)帝国……在它从奴隶解放、迁徙印第安人和大陆扩张过渡到殖民帝国，再过渡到新政时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以及过渡到战后和当代军事帝国的过程中，经历了转变、危机和再生。帝国的制度也有它的连续性。”参见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pp.23-24. (16)Matthew Frye Jacobson,“Where We Stand:U.S.Empire at Street Level and in the Archive,” American Quarterly,vol.65,no.2(June 2013),p.265.关于美帝国史学比较全面的回顾，参见Paul A.Kramer,“Power and Connection:Imperial His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6,issue 5(December 2011),pp.1348-1391. (17)Alfred W.McCoy,Francisco A.Scarano,and Courtney Johnson,“On the Tropic of Cancer:Trans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S.Imperial State,” in Alfred W.McCoy and Francisco A.Scarano,eds.,Colonial Crucible: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9,p.11. (18)关于“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的讨论，参见Thomas McCormick,“From Old Empire to New:The Changing Dynamics and Tactics of American Empire,” in McCoy and Scarano,eds.,Colonial Crucible: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pp.63-79; Ricardo D.Salvatore,“The Enterprise of Knowledge:Representational Machines of Informal Empire,” in Gilbert Joseph,et.al.eds.,Close Encounters of Empire:Wri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9-104; Augustine Sedgewick,“What Is Imperial about Coffee? Rethinking‘Informal Empire’,”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pp.313-319. (19)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pp.4-5. (20)关于新左派的观点，参见William A.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W.W.Norton and Company,1972,p.50; 对新左派观点不足之处的分析，参见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pp.5-6. (21)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一改传统史学注重精英分子的取向，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社会底层民众的身上，从底层民众的立场出发去观察美国历史，从而开创了“自下往上”观察历史的方法。 (22)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pp.36,39. (23)Jason M.Colby,“Progressive Empire:Race and Tropicality in United Fruit’s Central America,”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pp.291-292,295,298; Jason M.Colby,The Business of Empire:United Fruit,Race,and U.S.Expansion in Central Ameri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pp.4,7,20. (24)Julia Martinez and Claire Lowrie,“Transcolonial Influences on Everyday American Imperialism:The Politics of Chinese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Philippin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1,no.4(November 2012),pp.511-536. (25)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42-43,50.虽然有人不同意将士兵作为工人看待，但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军事劳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林顿认为，如果大家抛弃道德判断，从雇佣关系(收取报酬为他人工作和服务)的角度来看，那么应该将士兵看作工人。参见Marcel van der Linden,“The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Labor History,” p.65；另见《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在2011年发表的一组关于军事劳工的论文，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vol.80,issue 1(Fall 2011). (26)Kevin Coleman,“The Photos That We Don’t Get to See:Sovereignties,Archives,and the 1928 Massacre of Banana Workers in Colombia,”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pp.106-123. (27)Julie Greene,The Canal Builders: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Penguin Press,2009,pp.87-88; 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52. (28)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U.S.Empire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History,” pp.2-3. (29)Moon-Ho Jung,“Revolutionary Currents:Interracial Solidarities,Imperial Japan,and the U.S.Empire,” in Daniel E.Bender and Jana K.Lipman,eds.,Making the Empire Work:Labor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pp.61-62. (30)Joseph Smith,Illusions of Conflict:Anglo-American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1865-1896,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9,p.123,cited in Jason M.Colby,The Business of Empire:United Fruit,Race,and U.S.Expansion in Central America,p.54. (31)W.E.B.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 Played in the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1860-1880,Russell & Russell,1935,p.16. (32)我们说跨国劳工史比传统劳工史更重视“种族”问题，只是就整体趋势而言，并不意味着新劳工史学家从不重视种族问题。例如，新劳工史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就十分重视白种工人对有色工人的歧视。 (33)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独立后所有白种公民都立刻得到了公民权，有些州(如罗德岛)一直至19世纪40年代才实现了普选权。 (34)David Roediger,The Wages of Whiteness: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Verso Press,2007,pp.26-60. (35)Kornel Chang,“Circulating Race and Empire:Transnational Labor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Asian Agitation in the Anglo-American Pacific World,1880-1910,”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6,no.3(December 2009),p.700. (36)Kathleen Cleaver,“Introduction,” in David Roediger,The Wages of Whiteness: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p.xxiii. (37)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36. (38)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46-48. (39)在运河区工作的西班牙工人的种族身份有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或被看作白种人，或被看作非白种人，说明了帝国内部种族秩序的复杂性。参见Julie Greene,“Spaniards on the Silver Roll:Labor Troubles and Liminality in the Panama Canal Zone,1904-1914,”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66(Fall 2004),pp.78-98. (40)Greene,The Canal Builders: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pp.62-69.格林还发现，20世纪初来到巴拿马运河区的众多女性工人同样是因为国籍和种族不同而进入职业阶梯的不同层次上。例如，作为美国公民的白人女性一般是做护士或秘书工作，而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女性则是做家庭女佣。参见Julie Greene,“Historians of the World:Transnational Forces,Nation-States,and the Practice of U.S.History,” in Leon Fink ed.,Workers Across the America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abor History,p.14. (41)Julie Greene,“The Wages of Empire,Capitalism,Expansionism,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52-53. (42)Jason M.Colby,“Progressive Empire:Race and Tropicality in United Fruit’s Central America,” pp.299-300. (43)Alexander Saxton,The Indispensable Enemy: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44)Washington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vention,Tacoma 1907,p.23,cited in Kornel Chang,“Circulating Race and Empire:Transnational Labor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Asian Agitation in the Anglo-American Pacific World,1880-1910,” pp.678-679. (45)Kornel Chang,“Circulating Race and Empire:Transnational Labor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Asian Agitation in the Anglo-American Pacific World,1880-1910,” p.678. (46)Kornel Chang,“Circulating Race and Empire:Transnational Labor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Asian Agitation in the Anglo-American Pacific World,1880-1910,” pp.694-695. (47)Kornel Chang,“Circulating Race and Empire:Transnational Labor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Asian Agitation in the Anglo-American Pacific World,1880-1910,” p.700. (48)W.E.B.Du Bois,World and Africa,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5,pp.18-21. (49)跨国劳工史学家对此直言不讳。例如，格林就说过：“虽然跨国史学家热情地支持更多的研究单一国家的需要，但我们的兴趣却在另外的地方。”参见Julie Greene,“Historians of the World:Transnational Forces,Nation-States,and the Practice of U.S.History,” p.13. (50)王心扬：《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65-67页。不过，劳联此举是为了捍卫它的经济工联主义，而不是贯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 (51)二战后，虽然美国不能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样获取殖民地了，但是它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这是美帝国新的表现形式。这些军事基地雇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后勤人员和家庭佣工。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大量繁衍，除了为帝国服务的产业和农业工人，还包括大批在服务性行业中为美国打工的劳动者，包括美国航空公司众多的外国雇员、在世界各地美国银行和美国酒店工作的服务生等。 (52)危地马拉纺织工人在1987年举行罢工时，得到美国联合制衣及纺织工人工会及其他一些工会的全力支持。就连一向奉行保守政策的劳联—产联也意识到，只有依靠世界上所有工人阶级的团结才能够驯服由跨国公司所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参见Rebecca A.Joh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lass and Space:U.S.Worker Solidarity with Guatemala,” Economic Geography,vol.74,no.3(July 1998),pp.261-262; Michael Hanagan,“Labor Internationalism:An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27,no.4,Special Issue(Winter 2003),pp.487-488; Andrew Herod,“Geographies of Labor Internationalism,” 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27,no.4(Winter 2003),p.507. (53)关于哪些因素有利于、哪些因素不利于跨国劳工的团结，参见Ralph Armbruster-Sandoval,“Glob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Labor Organizing:The Guatemalan Maquiladora Industry and the Phillips Van Heusen Workers’Movement,”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26,no.2,Reassessing Central America’s Revolutions(March 1999),pp.108-128; Armbruster-Sandoval,“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abor Organizing:The Honduran Maquiladora Industry and the Kimi Campaign,” 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27,no.4(Winter 2003),p.553. (54)Neville Kirk,“Transnational Labor History,Promise and Perils,” p.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