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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域外汉籍为研究朝鲜王朝孙子兵学文献版本提供了新资料。朝鲜王朝时期，孙子兵学文献版本传播具有多元性。从版本来源看，有官方版本、私家版本、外来版本之分。官方版本有《孙子注解》校正本、《孙吴兵法》本、《救难玄机》本、《孙武子》本。私家版本有《孙子兵法》净本、《孙武子精选》本、《孙武子》写本、《孙子精言》本、《孙武子注》本、《孙武子注评》本、《孙武子批评》本、《增解孙武子》本。外来版本有《武经七书》本、《孙武子直解》本。其中，《孙武子》本、《孙吴兵法》本、《武经七书》本三种版本是孙子兵学传播的主流版本。朝鲜王朝孙子兵学的传播和接受，呈现出中华优秀兵学文化孙子兵学对朝鲜半岛兵学文化非同寻常的浸染。 关键词：朝鲜王朝；孙子兵学；官方版本；私家版本；外来版本；主流版本；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朝鲜王朝孙子兵学史研究（1392—1910）”（19FSSB007）； 作者简介：阎盛国，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自古以来，朝鲜与中国文化互动频繁，享有“小中华”的美誉。《孙子兵法》是“制胜之术”“兵家至宝”，有“智慧宝典”“战略圣经”美称。《孙子兵法》产生后，对外传播最早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进行的，“其中尤以韩国、日本居最”。孙子兵学对朝鲜王朝（1392—1910）社会影响深远，而孙子兵学文献对之功不可没。目前，学界对朝鲜王朝孙子兵学文献版本问题有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对朝鲜王朝时期孙子兵学传播的若干版本及其产生时间作出考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考证精详之作。虽然学界对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文献版本有所梳理，但未从官方版本、私家版本、外来版本分类研究。此外，域外汉籍《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整理与出版，为研究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的文献版本提供了新资料。因此，有必要从版本分类和新资料出发，重新对之梳理，使其分类更清晰，内容更丰富。 一、官方版本 官方版本主要有4种。 1.《孙子注解》校正本 金安国（1478—1543）《南原君神道碑铭》记载，梁诚之“校进《医方类聚》《孙子注解》等书”。梁诚之（1415—1482 ），字纯夫，号讷斋，官至大提学。梁诚之何时校正《孙子注解》？据金守温《南原君政案》记述，是在庚辰（1460年）正月，而据《遗事》记载：“庚辰二月，（世祖）命宋处宽、梁诚之等，校正《孙子注解》。”由此可知，梁诚之校正《孙子注解》应该是在庚辰（1460年）二月，且是受朝鲜世祖（1417—1468 ）李瑈之命，与宋处宽等共同完成的。 2.《孙吴兵法》本 许穆（1595—1682）《清士列传·金时习》记述，学士崔致云称赞金时习（1435—1493）为“奇才”，为之起名。鲁陵王退位，金时习焚烧书籍，逃亡而去，避身于寺庙。他自述：“十三，通经史百家……十九，学《孙吴兵法》。”金时习研习的《孙吴兵法》是官方通行的版本。 朝鲜王朝时，学习《孙吴兵法》者众多。例如，李玄逸（1627—1704），字翼异，号葛庵、南岳，载宁人，任吏曹参判。《年谱》记载，庚辰（1640年），李玄逸14岁时，随判书公在府西石保村避难，“读书之暇，旁求《孙吴兵法》《武经》《将鉴》等书，会通领略”。洪世泰（1653—1725），字道长，号沧浪、柳下，南阳人，任佥正。他的诗歌《塞下曲，寄申评事》写道：“镜城西北尽黄榆，绝塞无尘夜月孤。细酌葡萄千斛酒，每烧红烛读孙吴。”诗中“孙吴”即《孙吴兵法》。赵正万（1656—1739），又名赵申祥。字定而，号寤斋，林川人。任参判。他的诗歌《读孙吴子》：“偏邦僻在海东隅，南接莱蛮北近胡。自笑书生多慷慨，县斋寒夜读孙吴。”寒冷之夜，诗人在县衙中阅读《孙吴兵法》。李遂良（1673—1735），字善甫，全州人，任左别将。李遂良“尝喜读《孙吴兵法》。语人曰：‘用兵莫如孙吴。为将者，不可以不读也。’”李夏坤（1677—1724），字载大，号澹轩，庆州人，任副率。他的诗歌《闲居述怀，用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为韵》云：“自古英豪士，遁世恐不深。非无经济才，甘心卧山林。浮云视富贵，孰能挽遐心。不有匪熊猎，太公老渭浔。少小有壮志，破浪乘长风。击剑读孙吴，龙虎蟠心胸。十载云林下，吃蔬不嫌穷。中宵卧斗屋，吐气成长虹。”诗句“击剑读孙吴，龙虎蟠心胸”点明诗人一边练习剑术，一边研读《孙吴兵法》，胸中蕴藏着龙腾虎跃般的气势。 《孙吴兵法》影响颇大，一方面，在于它传播时间久远。金锡胄《行军须知序》指出，《孙吴兵法》是流传很久远的一部兵书。金锡胄（1634—1684），字斯百，号息庵、节斋、趾斋，清风人，官至右相，清城府院君。《行军须知序》明确指出：“自古为兵家之言者，孙吴尚矣。如诸葛武侯之心书，李卫公之问对，即后世之孙吴。”另一方面，在于《孙吴兵法》受众广泛。朴趾源诗歌对这种情形有所呈现。朴趾源（1737—1805），字美仲，号燕岩，潘南人，任晋州镇管兵马节制都尉。他的诗歌《赠左苏山人》咏叹：“孙吴人皆读，背水知者寡。”此处“孙吴”是“《孙吴兵法》”的省称。朴趾源“孙吴人皆读”这一说法，固然属于夸大之词，但从侧面反映了《孙吴兵法》很受欢迎，受众非常之多。 3.《救难玄机》本 李玄锡曾熟读《救难玄机》中的《孙子兵法》。李玄锡（1647—1703 ），字夏瑞，号游斋，全州人。他的《论诚斋易传疏》记述，儿时，他从岭南之书中见到了《经济大成》一书，想必一定是记载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开始搜集该书所列的书目阅读，其中，“《救难玄机》者，亦集古兵家书，如黄石公《素书》、孙武子书、诸葛亮《心书》、宋人许洞所著《虎钤经》、皇明名将戚继光所编《练兵实记》。凡五书，而合成一帙，名之以《救乱玄机》者也。凡此诸书，具在玉署，故臣得以逐编熟观”。所列“孙武子书”即《孙子兵法》。由此可知，《救难玄机》一书是古兵书的合辑本，是由《素书》《孙子兵法》《心书》《虎钤经》《练兵实记》所构成，此书收藏在官署。李玄锡曾经逐一阅读，直到熟悉为止。 4.《孙武子》本 这一版本很受朝鲜重要人士的推崇，上至尊贵的国君，下及有影响的文人。朝鲜正祖 （1752—1800）曾对掌管训练事务的李敬懋（1728—1799）说：“《武经七书》注释草率，必求其习于此等书者，以为编辑之道。而《孙武子》《司马法》诸书，皆是世代高，故文体甚好，胜于八大家，不可但以武备之书而看之也。”由此可知，一方面，正祖很不满意《武经七书》的注解，想寻求熟悉这类兵书的人重新去编纂；另一方面，正祖指出《孙武子》和《司马法》历代都受推崇，且二书文体很好，胜于唐宋八大家，不能只作兵学之书看待。此外，丁若镛（1762—1836），字美庸，号俟庵、箨翁、苔叟，归农人。他的《读孙武子》一诗有言：“人生如远客，终岁在路岐。六经本可乐，九流思遍窥。慷慨读兵书，万古期一驰。”这首诗歌的题名表明，丁若镛所读的兵书正是《孙武子》。其中，诗句“慷慨读兵书，万古期一驰”，反映出他胸怀壮志，热心学习孙子兵学，准备在疆场上大显身手。 朝鲜王朝时期，武科考试要求讲解《孙武子》。丁若镛《武科》详细地记载了武科考试的程式。在考试之年，立秋之日，上报举子名状。秋分之日，参加州试。州试三场，各测试二种才艺。“阵练之法，试之以《兵学指南》。将兵之法，《孙武子》《三略》中，科试其一。”三场考试完毕，又开一场，测试阵法、兵法、武备，讲解算学、律令二书。所考阵法须讲《兵学指南》，所试之法完全依照州试之法。所考兵法为《孙武子》《三略》，与州试之法相仿：“兵法者，《孙武子》《三略》也，其试法一依州试。”所考武备，考备御之策，考官从《备御考》中抽问一条，给出小题目和笔札，武举子当面回答并书写，文字不过百余字。三位考官各出一签，如同上面方法。此《备御考》是由丁若镛辑录。卫满以降，凡是东方攻伐之事，汇编成一书。汇集关防、器用之说，以及国家军制沿革，武士不可不讲此书。例如，考试问对方式，主考官询问：“李提督（李舜臣）于平壤之战，解其一角以开走路，其得失何如？”举人回答：“孙子曰：‘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提督之法，出于是也。然倭兵之出平壤，不可曰归师也。将屠黄州躏开城，以巢于汉阳，此岂归师乎？天兵初渡鸭江，分其一枝，自萨水入海，与黄海道诸军合势，伏兵以伺其归，然后以大兵压平壤，小解一角，败于黄州，不亦善乎？”其中，武举子回答，援引《孙子·军争篇》“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强调两军相争之时，要注意趋利避害。 从官方版本来看，《孙吴兵法》《孙武子》对孙子兵学传播影响显著。这两个版本之所以受众面广，关键原因在于官方有意识的引导。 二、私家版本 私家版本主要有以下6种（或8种）。 1.《孙子兵法》净本 安重观（1683—1752）《孙子十三篇去注序》叙述，在学习经史之余，他涉猎兵家之书，评点古代兵书优劣，认为《六韬》《三略》虽说姜太公创作，但“其言鄙诈，要非佐王之道”；《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兵法》“间亦多伪，未必一出于其人”；《李卫公问对》是北宋进士阮逸假托之作。总之，这六部兵书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安重观唯独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反复参证，认定此书出自孙武手笔：“反复参伍，观其为术独至，修辞古奇，决知其自（孙）武出而有不可诬者矣。”由此可见，他对孙武创作《孙子兵法》坚信不疑。他评价孙武：“特战国之雄。而其论兵之要，不过曰诡道而已，则是固仁义之所羞而制节之所讳也。”他认为，《孙子兵法》一书把用兵的灵活变化发挥到极致，学习兵法皆应以之为师。孙膑、韩信、赵充国、诸葛亮援引兵书之言，基本上出自《孙子兵法》。天下人尊奉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解，这其实是盲目地推崇。他分析说，曹操注解《孙子兵法》极其简略，又不愿尽力。曹操另外编撰《新书》，分明是想借此表现个人的智慧和识见。此后，杜牧、梅尧臣等众多注家，自以为阐释《孙子兵法》很清楚。 安重观强调，曹操用兵之术与孙武相仿佛，注解虽说简略，但绝非一般文人可与之比肩。他叹息，朝鲜国居于偏僻之地，迄今未看到曹操《孙子略解》一书。在他眼中，《孙子兵法》旨义可做到融会贯通，根本不必诸家阐发。在诸家之说中，曹操的注解最有价值，但是不能全部彰显其才华，而其余各家之说实属多余。因而，他决定删除各家注解，只保留《孙子兵法》原文，便于自己阅读：“余故净写十三篇，绉去诸注，合为一册，以便观览。”从版本角度考察，去除各家注解的《孙子兵法》，自然属于“净本”。何谓“净本”？净本是指誊写清楚的定本。安重观全部剔除《孙子兵法》中的注家之说，只保留了《孙子兵法》原文。这样阅读《孙子兵法》，不受诸家之说的干扰，便于领会真义。经安重观之手，产生了《孙子兵法》净本。 2.《孙武子精选》本 李种徽（1731—1797）《孙武子精选序》指出，治兵是先王安定天下的法术，不是用以威慑和炫耀的。善谈兵者宗旨是“不战而胜”，自从司马穰苴、尉缭子、吴起出世，皆是如此。孙武之言最实在。孙武曾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又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李种徽所援引的孙武之言，前一句出自《孙子·谋攻篇》，后二句出自《孙子·形篇》。李种徽赞扬孙武“不战而胜”思想是最好的，认为孙武完全掌握了“不战而胜”之术。他早年喜欢兵家之书，并对《孙子兵法》十三篇有删节：“余少喜观兵家书，于《孙子》，尤喜其文简而意切，法奇而理正。抄其切要为一卷，而篇章句读，皆有删节，以便考阅焉。”李种徽通过删节《孙子兵法》，编定了《孙武子精选》。 3.《孙武子》写本 这一版本信息来自任天常《孙武子写本跋》。任天常（1754—？），字玄道，号穷悟，丰川人。他在《孙武子写本跋》中对兵学之事发表自己见解，断言天下不得不用兵，士人也不可不知兵。古代论兵而闻名天下者，共有十多家，但有的是赝说，杂乱无序；有的是空言，不切实际；只有孙武、吴起的兵书文辞古拙，而孙武之书简洁和完备又超越了吴起之书：“余于读经史之暇，置丌上而展阅之，或赝而杂，或徒言而不可用。惟孙子武、吴子起，其为文古，而其言简而备，而（孙）武又雄于（吴）起者也。”任天常《孙武子写本跋》对用兵之事高度重视，但并未指认《孙武子》写本就是自己的作品。 安锡儆记述安锡任曾手写《孙子兵法》。安锡儆（1718—1774），字叔华，号霅桥、完阳、卓异，顺兴人。安锡儆在《书季华手写孙武书后》中提到，季华不仅喜欢作诗，而且喜欢论兵，手抄《孙子兵法》，常常带在身边：“吾弟季华好读书，年少有诗声，近好为兵谈，手写孙武书。”安锡儆所言“吾弟季华”，就是安锡任，季华是其字，锡任是其名。安锡任亲手抄写《孙子兵法》，就是《孙子兵法》写本。所谓写本，是指成书时按照手写形式流传的古籍，由于它既不是刻本、活字本，也不是稿本，只是依据其他版本录写的抄本，故称之为写本。 4.《孙子精言》本 韩章锡《散书目录》记载：“《诸子精言》七卷，选诸子文最粹而不背于道者，各有小跋以系之。今佚不传，只存跋三十四篇。”《诸子精言》包含《孙子精言》，这从《诸子精言跋》可以得到这一信息。洪奭周（1774—1842），字成伯，号渊泉，丰山人。他的《孙子精言跋》记述，作为一介书生，他自己原来并不学习兵家之说，但曾听说并记住了《司马法》“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这句话，认为“国容”有时可以进入军中，比如轻裘缓带，雅歌投壶之举。而“军容”却绝对不可进入国中，盛气凌人，只争胜负，在庙堂之上讨论用兵打仗，这是多么不吉利。但他不得不承认，孙武的兵家地位之高和影响力之大：“孙武子世所称兵家之祖。”两千年来，“良将策士，得其只字，无不奉为圭臬”。他特意提到最为欣赏《孙子兵法》的一句话：“余独爱其一言，曰：‘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洪氏此言出自《孙子·形篇》。大意是说，善战者的胜利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敢的功勋。他警示世人正视兵家之说的危害性。自古以来，那些被称为智慧之士，祸国殃身，未尝不是起始于追求功名的想法。诚如孙武这一认识，岂是那些战国时代之人所能相比。最使人钦佩的是，孙武能得志于伍子胥、文种、范蠡、伯嚭生活的那个时代，超然于外，脱离祸患，这其中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最后，洪奭周谦虚地说，自己不懂兵家之学，只是选取了前人极力称赞的孙武之言，想把这些经典名句置于诸子当中：“余既不习兵家语，姑掇其盛称于前志者，得若干言以班于诸子之间。”因而，就有了《孙子精言》本。这一版本只是摘录《孙子兵法》一些经典名句，并将其汇集在一起，实质上是孙武语录本。 5.姜玮《孙武子注》《孙武子注评》《孙武子批评》本 姜玮（1820—1884），又名姜性澔、姜浩。字韦玉、仲武、惟圣、尧章，号古欢堂、秋琴、慈屺、古欢、听秋阁，晋州人。姜尧善《古欢堂收草文稿跋》记述，姜玮撰有“《古欢堂诗文》若干卷及《三政策》一卷。他如《经纬合璧》《孙武子注》等书。道之明晦，兵之吉凶，关棙甚重，先君子精神所寓，实在于是”。由此可见，姜玮著有《孙武子注》一书。 金泽荣（1850—1927），字花开，号于霖，沧江人，自称“韶濩堂主人”。他在《秋琴子传》中记载，秋琴子有《古欢堂集》刊行，另“有《庸学解》《孙武子注评》之属藏于家”。秋琴子是姜玮的字，古欢堂是其号。由此可知，姜玮遗著有《孙武子注评》一书。 李建昌（1852—1898），字松悦，号凤朝、凤藻、宁斋，全州人。他在《姜古欢批评孙武子跋》中记述，自己曾为姜古欢居士的诗文作序，“《经纬合璧》《孙武子批评》二书，为居士外集”。姜居士在世之时，李建昌未曾见到其书。如今姜居士后人请求他为之作序。他阅读之后，颇为感慨，并将阅读过程中的感慨和思考“跋于《孙武子》之后，如与居士相酬酌”。由此可知，《孙武子批评》这一版本，作者显然是姜古欢，亦即姜玮。从书名来看，是姜玮对《孙子兵法》所作的批阅和评价。至于具体内容，《姜古欢批评孙武子跋》并无涉及。 上述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同书异名，还是异名异本？有待进一步考证。 6.《增解孙武子》本 李南珪（1855—1907），字符八，号汕左、修堂，韩山人。他的《书增解孙武子后》有云：“余既序此书，抑有一二可辨者。”由此可知，李南珪为《增解孙武子》一书作序，并阐发自己的想法。他援引南宋人戴溪对《孙子兵法》的评论：“权谋之用，过于仁义。”换言之，《孙子兵法》中的权谋之术使用，远远超过仁义之术的使用。他引述孔子所言“未可与权”之“权”对之进行辩驳：孔子虽不是后世所说的“权谋之权”，但对于事情的灵活处置却是相同的。李南珪称赞孔子所说的“权”是随时随地灵活变化，“得经之要妙而合于道，圣人不得已则用之”。他对孙武所说的“权”持批评的态度：“借权之名，以骋私智，反于经而离于道。”孔子和孙武所说的“权”，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他强调这虽然在言语使用上有时会造成问题，但必须要辨别清楚。孙武探讨使用间谍的方法，有这样的说法：“伊挚在夏，吕牙在商。”此说出自《孙子·用间篇》。“伊挚”是伊尹，“吕牙”是姜尚。刘寅注解其说：“此皆圣人之事，孙子借之以明用间之道。”郑友贤注解是以反问方式来强调二人在成就商汤、周武王的功业时在情报方面贡献特别大：“汤不得伊（尹），不能悉夏王之恶。伊不在夏，不能就汤之美。武不得吕（牙），不能审商王之罪。吕不在商，不能成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应天顺人吊民伐罪之仁义，非为间于夏商而何？”李南珪认为孙武这种“借此明彼”的说法，本来就不恰当，刘寅、郑友贤二人却要为孙武想方设法掩饰，刘寅之说尚且存疑，郑友贤之说却是妄下断言。如后世权奸之臣，广置心腹之人，用来侦察君王的一举一动，这纯粹依附尊贵和权奸，是鹰犬之人的所作所为。郑友贤之说置商汤、周武王、伊尹、姜尚于何种境地？如何来体现“顺天应人”之义？如何来体现“吊民伐罪”之义？诬陷圣人，再也没有比这样行径丑陋的，然而这对圣人有何损害？但这些本来没必要辨别，只是因为一些推崇孙武谋略之人，却只保留了刘寅的注解而去掉郑友贤的注解，这是不公平的。由此看来，《增解孙武子》这一版本，在先前固有的刘寅《孙子兵法》注解之外，另增加了郑友贤的注解。 从私家版本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这背后往往出于个人的情趣和爱好，虽然这类版本受众小，但对孙子兵学提出的一些新见解，不可忽视。 三、外来版本 外来版本主要有2种。 1.《武经七书》本 《孙子兵法》居《武经七书》之首，《武经七书》是孙子兵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版本，在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过程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李瀷（1681—1763）解说《武经七书》的编纂。《军政书》记载，古代军政之书有一百八十二家，后渐删取。至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今行《武经七书》是也”。“今行”二字点明其书当时正流行。李瀷认为，《武经七书》在流传过程中，或许存在后人假托之词。它的流传而不泯灭，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其内容的真实性：“近而流传不泯。若果虚荡无实，岂不在删去之中？”丁若镛《小学珠串》提到《武经七书》中具体兵书的名称：“七书者，武学之经传也。一曰《孙子》；二曰《吴子》；三曰《六韬》；四曰《三略》；五曰《司马法》；六曰《尉缭子》；七曰《李卫公》。”他对《武经七书》编撰情况作了大概介绍：《孙子》是由吴国孙武所著，《吴子》是由吴起所著，《六韬》是姜太公编撰的兵法，《三略》是黄石公传授的兵法，《司马法》是春秋齐武王时编纂的兵书，《尉缭子》是梁惠王时尉缭所著，《李卫公》是由李靖所著。丁若镛还考证了《武经七书》名称和由来：“七书之名，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元丰中，始定武学七书。”李裕元（1814—1888）《玉罄觚賸记》介绍了《武经七书》的篇目情况及编纂：“《六韬》文武龙豹虎犬，《三略》上中下。宋元丰中，合《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尉缭子》二十四篇、《司马兵法》《李卫公问对》，名为《武经七书》。”综上所见，《武经七书》是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部兵书组成，具体成书时间是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此后传到了朝鲜半岛。 朝鲜君王留意《武经七书》的注解工作，世祖主持注解《武经七书》。成海应（1760—1839），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昌宁人，中进士，任检书官。成海应《东国兵书》记载，朝鲜流传下来的兵书，其中有“《武经七书要解》”，是由世祖主持编纂，“亦世祖纂次，有世祖御制序，崔恒跋”。此外，正祖认为，《武经七书》的批注应重新考订。正祖，原名李祘，字亨运，号弘斋、万川明月主人翁，全州人。正祖指出，《武经七书》的批注存在问题，有的批注歪曲了原有兵书的本意，有必要重新考订和编撰：“《武经》诸书之注解，无一可观，往往有失其本意处，不可不考订改撰。” 朝鲜许多人士从事《武经七书》注解工作，权揽曾注解《武经七书》。申叔舟（1417—1475 ），字泛翁，号保闲斋、希贤堂，高灵人。据申叔舟记述，世祖为太子时，权揽奉其命，注解《武经七书》。此外，馆人请李仁行订正《武经七书》读音和句读。李仁行（1758—1833），字公宅，号新野，真宝人，任恭陵参奉。李仁行《西迁录》记载，壬戌（1802年）五月二日，“馆人出示《武经七书》，要我订正音读。军旅之事，诚所未学，但于食未化时，时加翻阅，不害为旁通之方，故姑置案上”。另如柳得恭校理《武经七书》。柳得恭（1748—1807 ），字惠甫、惠风，号泠斋、泠庵、古芸堂，文化人，任奎章阁检书。他的诗歌《南营校武经，次修来访，吹笛命酒》：“孙吴佛老竟何心，山鸟山花且一寻。上巳清明新酒海，东西卫尉旧词林。千钟已办巍峨醉，双笛能为慷慨吟。二十年来书局老，南营柳色又春深。”诗歌题名点明诗人在军营中校理《武经七书》，友人前来拜访，于是与友人一起饮酒唱歌。最后，诗人感慨时光易逝，不知不觉在书局度过二十多个春秋。 《武经七书》对朝鲜社会影响显著。李稷（1362—1431）声称，将帅通晓《武经七书》，无人敢侮辱其国家。他的《次镜城板上韵》一诗云：“高秋眺望郡城头，露冷风凄塞雾收。将达七书谁敢侮？场登百谷可宽忧。东南海阔乾坤拆，西北山多道里悠。最喜遐陬成礼俗，青衿敬迓使臣游。”其中，“将达七书”的“七书”，显然是指《武经七书》。诗歌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情，侧面反映了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交替之际，将帅真正通晓《武经七书》者并不多，结果使得国家东南海疆受到敌人的入侵。而到了朝鲜王朝中期之后，《武经七书》的影响变得格外深刻。安重观《孙子十三篇去注序》指出：“世之所尚，唯《六韬》《三略》等七书，号为《武经》者为最盛。” 2.《孙武子直解》本 如前所述，丁若镛《经世遗表》记载了武科考试程序。这种考试方法如同文人科试之法：“《孙武子》《三略》中，抽试其一，面讲六十字。”参加考试兵书文义的三考官，各问一条。“举子必引《李卫公问答》及刘寅《直解》，或《将鉴》中事以对之。”其中，所谓“刘寅《直解》”，正是刘寅“《孙武子直解》”省略性说法。这种说法点明武举子在《孙武子》考试应对当中，需要参考刘寅《孙武子直解》。由此可见，在当时武科考试中，刘寅《孙武子直解》颇受朝廷的重视，是武举子们必读的兵学书目之一。 孙子兵学文献外来版本，虽说数量很有限，但对朝鲜人士吸引力颇大，背后反映出仰慕中华文化的情怀。它们对特定人群影响鲜明，如武科参试者需对之参考学习。 综上所论，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与文献版本的多样性密不可分。从版本来源分，孙子兵学文献版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官方版本，二是私家版本，三是外来版本。从版本影响考察，孙子兵学三种文献版本影响大，即《孙武子》本、《孙吴兵法》本、《武经七书》本，是当时的主流版本，背后离不开官方和实力派人物的大力推动，尤其是讲读孙子兵学这一做法，不论是私人之间还是在武科考试场合，颇为盛行，这使孙子兵学在朝鲜王朝中下层流布更为广泛。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