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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空间地理概念的“中国”一词在西域—中亚的非汉文史料中多被表述为“秦—契丹”。不少国外学者以为其在地域上仅仅涵盖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内地(China Proper)，并不包括历史上的今新疆地区，进而衍生出只有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清朝对于准噶尔部的“征服”及其统治以后，新疆广大地区才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本文则以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为例，通过梳理排比及考察辨析宋元时期的非汉文史料，有力地揭示了这种认识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秦—契丹”在地域上不仅指代内地，而且常常涵盖了西域地区的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这一研究结论充分彰显出早在元朝之前，西北边疆和祖国内地即长期处在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中，元朝和清朝对西域的统一则意味着实现了境内地域整合的中国(“秦—契丹”)最终发展为不可分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 键 词：非汉文史料/高昌回鹘/西辽/吐鲁番/天山北路/秦—契丹 社科基金：本文属于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从非汉文史料论西域与祖国内地的空间一体性”(项目批准号：2018VJX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反响的《从亚洲思考》系列丛书的第三卷《从周边看历史》，其中收录了该国新疆近现代史研究权威新免康所著的《“边境”之民与中国：从“东突厥斯坦”所做的考察》。作者以其建构的“中国vs‘突厥斯坦’”的二元对立论为基本指导思想，概述分析了新疆地区在近代以来所迭经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冲突，认为现代中国对于新疆的主权支配是建立在盛清时期完成“征服事业”的基础上，强调新疆本地居民始终将指代中国的政治实体名称“Chin-Khitai”看作是由异教徒占据的边缘之地，因此对于中国始终缺乏政治认同感，同时他们所持的“Chin-Khitai”所包含的地理范围也只限于中国内地，完全没有涵盖新疆本地。不过关于“Chin-Khitai”的词源出处，作者并未予以明确回答，只是简单地声明两者来历不清，怀疑其中的“Chin”或者来自清朝的国号，或者只是一个可以泛指历代中华王朝的通称性概念。①比上述日本学者更有过之的学术立场则见于近期一部分美国清史学者的论著中。试以2004年出版的一部美国学者关于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论文集为例，书中所收的由米华健(J.A.Millard)和濮德培(P.C.Perdue)合撰的清代新疆历史的论文即强调：正是相继经历了清朝在18-19世纪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的“征服战争”和“殖民统治”，该地区才可能在“中国民族主义”持续发酵的20世纪，最终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正式领土。因此，咸同年间浩罕阿古柏集团对该地的入侵被粉饰辩解为“补缺权力真空”；相较之下，以后左宗棠的成功驱逐阿古柏却被歪曲成“对新疆的再次征服”。②同书中所收的杜磊(Dru C.Gladney)的论文也是把阿古柏入侵定义为“起事”(rebellion)，如此蹂躏盘踞新疆有年的浩罕军人阿古柏俨然一变为体现当地民众利益诉求的政治代言人。③ 关于“Chin-Khitai”的来源，我国老一辈民族史研究大家贾敬颜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即已发表了《“汉人”考》一文，详考“汉人”称谓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发展变化，以揭示今天的汉族在历史过程中由多个民族融合发展而成。④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征引考据大师伯希和的精辟论证，并结合汉文史料明确辨析了非汉文史料中常见的指代中国的Chin本始于“秦”，而另一个标志中国的专名Khitai则来自于建立辽朝的契丹民族的名称。⑤可惜新免康对于伯希和与贾敬颜的考证工作皆有失察，从而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知识盲点。他在前文中所持的另一观点即非汉文史料中的“Chin-Khitai”所指涉的地理范围限于中国内地的观点正确与否更值得我们深思。此前已有学者在研究《突厥语大词典》及莎车出土文书等喀喇汗朝史料时涉足过同类议题，澄清了当时统治南疆多地的喀喇汗王朝自称为中国(秦)的重要史实。⑥这等于澄清了南疆一带在当时实属中国(秦)一部分的事实。与之对应，本文拟从非汉文史料的角度，进一步搜集并分析其中的相关记载，具体揭示与喀喇汗王朝大致共时的高昌回鹘以及随后的西辽所直接统治的天山北路等地也处于“Chin-Khitai”的空间范围内；从而更全面地论证今新疆地区早在元朝和清朝之前，就和内地处于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中。 一、10-12世纪的天山北路与吐鲁番盆地 在进行有关论述之前，或可强调一点，即张鸿年业已论证指出，较早的西突厥政权(Tūrān)在11世纪初期的费尔多西《列王纪》中即常与秦(中国)相等同，⑦因此，今新疆一带早在那时的非汉文史料中已被列为秦(中国)这一空间共同体之中。故本文所做的考察从成立时间晚于西突厥政权的高昌回鹘王国开始是十分合适的，正好与《列王记》构成了时间上的连续性。该王国的建立缘于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所催生的回鹘人从蒙古高原西迁入主西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此后遂称雄该地近两个世纪，直到后来西辽兴起后方沦为后者的附庸。虽然高昌(西州)回鹘的重要政治中心是在吐鲁番盆地，但其主要控制地域还是位于天山北路的广大地区，并且在10世纪中期前后其疆域还向西伸展到了远在伊犁河流域以西的热海(伊塞克湖)附近。⑧故以其强盛时的控制地域而论，或可将其版图概括为从吐鲁番盆地到伊犁河流域。而在西辽入主西域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和主要位于南疆的喀喇汗王朝(东支)构成了相互对峙竞争、共同维系西域政治平衡的两大强势集团。 率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非汉文史料中对其都城的名称表述。10世纪后期的阿拉伯文史料《世界境域志》明确将其都城记作Jinanjkath，可以还原为伊朗语Chīnānjkath，即秦城(中国城)之义。⑨以上记载在阿拉伯文史料中决非孤证，另一种反映中亚历史舆地的重要阿拉伯文史料，编撰于12世纪初的《马卫集》中也出现了这一地名，作者将其与唆里迷(Sūlman焉耆)并提，并暗示该城与黠戛斯之间有道路交通。⑩而11世纪定居在西班牙的伊萨克·伊本·胡赛因(Ishāq ibn Husain)则在其所著的地理书中指出该城系突厥之地的主要城市，位于崎岖的群山之间且以产金著称。(11)实际上非汉文史料中以秦城指代高昌最早见于唐朝设置西州之前的639年麴氏高昌国时代的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中。(12)除此之外，著名地理学家花剌子米(Khuwārizmī)在9世纪前期完成的《地图集》(Kitāb Sūrat al-ard)曾标出了一个叫秦斯坦(Sīnstān)的地名的经纬度，分别为148度10分和46度45分。后来的素拉卜(Suhrāb)地图也做了同样标示。该地同样被比定为前述的秦城(高昌)。(13)既然高昌城多以秦城见称，可见即使对于西域—中亚人而言，此地与秦(中国)的历史渊源亦确凿无疑。那么，作为高昌回鹘的其他地域是否也在秦(中国)的范围内呢？ 还是在《马卫集》论中国的部分中，作者明确将中国之地分为三大部分：秦、契丹和回鹘(Yughur)，并以秦为最大，而从西方地区前往三者的路线是在沙州分道。(14)其中，秦指的是北宋，契丹指辽朝，而回鹘当指高昌回鹘。这一记述十分符合12世纪的东西交通情况，因为当时回鹘与西方的喀喇汗王朝的敌对紧张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直接交通难以进行，而此时入主河西地区的西夏政权则同以上冲突双方都有政治经济往来。故从西方中亚而来的商队客使要想平安抵达高昌回鹘，就不得不采取这种先从塔里木盆地南缘抵达沙州，再沿西北方向折入吐鲁番盆地的迂回路线。可与《马卫集》的这种回鹘之地属于中国的说法互证的是，仍然是在12世纪，还有一位佚名作者完成的波斯文史书《编年史与故事汇编》(Mudjmil al-Tawarikh wa al-Qisas)中，在列举中亚及其附近的君主名号与头衔时，高昌回鹘的统治者被冠名以内秦(Chin Andaran)君主，其头衔则是托古兹古思(九姓)可汗。(15)内秦的提法也见于以后13世纪早期的奈吉卜·贝克兰(Mohammad bin Najib Bakrān)的《寰宇志略》(Jahān Nāmeh)中，其称中国(秦)分为两部分，非常繁荣的那部分叫全中国或外中国，而另一部分则是内秦或马秦。(16)此处的马秦(Māchīn)本为梵语摩诃支那(Mahācīna～大中国)的缩略称谓。(17)下文对这一名称还要涉及。据此可见，高昌回鹘控制的吐鲁番盆地及天山北路一带在反映中亚舆地面貌的非汉文史料中确被视作秦(中国)的地理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史料还有10世纪纳迪穆(Ibn Nadīm)所著的阿拉伯文史书《百科津逮》(Kitāb al-fihrist)，其记载说，在穆格台迪尔哈里发统治时期(907-932年)，摩尼教徒们逃亡到呼罗珊，其中约有五百人集中在撒马尔罕。当地的官员本想处死他们，但“中国国王”适时向其发出了警告，称如果此事发生，那么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必将遭到同样严酷的报复。故那些摩尼教徒才得以平安生存下来。按照纳迪穆的解说，“中国国王”就是托古兹古思(九姓)可汗，也即高昌回鹘君王。这一观点因符合当时中亚的历史与宗教背景，已经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8)看来尽管高昌回鹘政权在其本民族语言中常以十姓回鹘国自称，(19)但因为它所控辖的天山北路等地正处于秦(中国)的传统范围内，所以其西邻的地区将其统治者称为“中国国王”并不使人感到费解。 而土库曼人流行的有关起源地传说也透露出天山北路长期处于秦—契丹(中国)地理范围以内的信息。苏联学者在中亚土库曼部落中搜集到的这一传说称，其祖先早先曾经历了一个人们相互敌对、局势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的土库曼人正是生活在中国。恰是由于这种恶劣生存环境的逼迫，作为游牧人的他们才不得已离开故土，徙往阿富汗等地谋生，直至最后抵达靠近伊朗的今土库曼斯坦。(20)这一口碑材料使人联想起生活在13世纪初，后因蒙古入侵而避难西亚，并与花剌子模王室存在血缘关系的巴尔赫(Balkh)人贾剌鲁丁(Djalāludīn Rūmī)在其书中指出的包括土库曼人在内的西亚突厥人的故乡正是契丹(Khitā/Khitāy～中国)。(21)历史上的土库曼人(突厥蛮)更多地以乌古斯人而知名，其曾长期游牧于从额尔齐斯河直至锡尔河、咸海之间的广阔地带。(22)若从有关地望上考虑，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相较南疆绿洲农业地带来说更加适合游牧生活的位于额尔齐斯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伊犁河流域等天山北路一带。甚至晚至17世纪，极为熟悉乌古斯人历史掌故的《突厥世系》的作者阿布尔·哈齐汗还在其亲自撰修的另一大作《突厥蛮世系》中将过去中亚乌古斯人分布的东部边界明确划定在热海和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一带。(23)如前所述，热海附近与伊犁河流域正是高昌回鹘兴盛时期的西部边陲。因此，土库曼人传说中描述的作为部族发祥地的中国或即指此。 有趣的是，15世纪前半期的帖木儿汗国史书《兀鲁伯史简编》中将乌古斯人的一大分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渊源也与中国联系起来。只不过书中提到的中国不再是地名用语，而是将其人格化，即远古时代的先知雅弗的儿子之一名叫秦，后者的儿子则作马秦(Māchin)，而奥斯曼人又是马秦的后裔。(24)惟这些乌古斯人大批徙往此地的时间并不像有的国外学者依据晚出阿拉伯波斯文史料推测的是在8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崛起之际，(25)因为根据反映7世纪80年代初史实的《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的记载，其时镇守碎叶的唐将王方翼在其附近立下的战功之一即“走乌鹘十万于域外”(26)。这里出现的乌鹘一名已由韩儒林比定为乌古斯。(27)据此推知乌古斯人从蒙古高原一带迁徙来到伊犁河流域及热海附近当不应晚于7世纪后半期。 除了吐鲁番盆地的“秦城”之外，高昌回鹘在天山一带的另一政治中心则是地望相对偏北、含义为突厥语“五城”，并以可汗夏季避暑之地而著称的别失八里(Beshbaliq即北庭)。还是在纳迪穆书中，记述了在西域活动的哈贾吉(al-Hajjāj)的经历，据说此人进入河中(Māwarālnahr)、突厥斯坦直至马秦(Masīn)之地，使当地的人们皈依真主。而这里的突厥斯坦被勘同为巴拉沙衮(Bālasāghūn)，马秦则被比定为别失八里。哈贾吉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时间大致是在898年。(28)证以前述回鹘=内秦(马秦)的关系，可知上述比定是有根据的，只是马秦的范围不应拘泥于别失八里一地。发人深省的是，近三个世纪以后的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的“绪言”内简叙其在蒙古汗国的远行经历时，也是说他曾访问过河中和突厥斯坦，直到马秦(Māchīn)和作为帝国宝座所在的遥远中国的边境。(29)这里除了实际指代蒙古草原的“遥远中国的边境”以外，志费尼笔下其他三个地区的名称和排序完全同于《百科津逮》中对哈贾吉历经地域的描述。这种现象绝非巧合，暗示出志费尼书中的马秦仍然如纳迪穆书一样，具体指涉的也应是以别失八里为中心的畏兀儿(回鹘)之地，而且志费尼基于亲身前往蒙古汗庭经历所作的对其行程顺序的回顾也和当时的畏兀儿作为连接河中等中亚地区与蒙古草原的中介之地的地望特征全然相符。(30) 11世纪上半期可谓以阿富汗和呼罗珊立国的哥疾宁王朝(Ghaznavid)的全盛时期，当它兼并了吐火罗斯坦之后，其在中亚方向的边境业已推进至阿姆河一线。(31)由此在这一时期相继执政的两位苏丹马哈茂德(Mahmūd)和马苏地(Mas‘ūd)父子随之也成为了王朝宫廷诗人们竞相赞扬的对象。一位诗人在赞颂马哈茂德的功绩时，概括了威胁哥疾宁王朝的外敌的来源区域，他们来自“从秦和马秦并一直延伸到阿姆河”，具体由突厥人、大食人(Tājīk)、突厥蛮(Turkoman)、虎思人(Ghuzz)、可萨人等多个民族组成。而另一名诗人则不无夸张地宣称马苏地不但攫取了阿姆河以北的土兰人(Tūrānian)的国度，进而又将统治势力扩展到了马秦。(32)哥疾宁王朝在中亚方向面临的强劲对手无疑即同时占据河中地区和喀什噶尔一带的喀喇汗王朝，而且后者的君主确曾自称过与中国有关的“桃花石汗”和“东方与中国之王”，故诗歌中将其外敌描述为来自秦(中国)并未偏离史实。至于在秦之后出现的马秦仍然是指喀喇汗朝东邻的天山北路的回鹘之地。相应地诗歌随后述及的突厥蛮人按其通常用法来说指的还是乌古斯人，而与之有别的虎思人则应当专指托古兹古思(当时阿拉伯波斯文史料对回鹘人的称呼)。虽然事实上回鹘人并不会援助自己的敌人喀喇汗王朝来讨伐远在阿姆河之南的哥疾宁王朝，然而诗歌作者为了表现被马哈茂德苏丹挫败的敌人数量之众多，还是将来自马秦之地的虎思(回鹘)人也包罗了进来，这正如诗人甚至还把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可萨(Khazar)人同样列入其中一样。至于上述文学作品所渲染夸耀的马苏地苏丹的势力远及马秦(回鹘)就更是殊非史实，仅能表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秦(喀喇汗王朝)与马秦(回鹘)都是哥疾宁统治者渴望征服的目标而已。 与这一时期的哥疾宁朝史料可以相互映证的是，11世纪时的喀喇汗朝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有关序言中也曾提及秦和马秦，他的表述充分显示出其人对于这两地的文化和民众皆极其熟稔。而该书的译注者已将它们注解为今喀什与和田一带而非中原内地。(33)证以前述记载，此处为诗人哈吉甫所熟知的地名秦和马秦仍应分别指代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各自控制的地域。同样还是在11世纪时的伊朗史籍《锡斯坦史》(Tarikhe Sistān)中的故事则反映出秦是与大海相连接的地区，而马秦位于秦的北边并与突厥斯坦相邻。(34)此处彼此毗邻的马秦和突厥斯坦依然相当于《百科津逮》和《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同名地区。可惜志费尼书的英译者波义勒忽略了马秦在当时阿拉伯波斯文史料中具有的可以指代天山北路回鹘之地的这类特殊用法，在注释中仅仅按照“马秦”的一般含义，就将其轻率勘同为当时被称作“蛮子”的华南。(35)这不啻说连华北都未涉足的志费尼在著书(约1252-1260年)之前，居然还造访过那时尚在蒙古统治之外的南宋！如此不合史实的明显谬误足见波义勒注释的失当欠妥。 作为高昌回鹘政治中心的吐鲁番一带降至元代以后依然被人看作“秦—契丹”之地。这反映在晚近时期新疆流行的关于10世纪的喀喇汗君主萨图克·布拉格汗的察合台文传说性传记中。这类传记多以称颂传主宣扬伊斯兰教的功绩为目的，故书中的某些记载或有夸大。例如该书称萨图克·布拉格汗生前曾向中国的疆域进军，一直抵达吐鲁番并促使其民众改宗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在那里患病才返回喀什噶尔，不久即告辞世。(36)对于上述布拉格汗为宣传伊斯兰教而征战契丹(Hitai)直至吐鲁番之说，羽田明指出这实际上在16世纪才可能产生，因为其间接反映了当时的东察合台汗国满速儿汗在吐鲁番一带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军事活动。(37)相比之下，金浩东根据某些口碑史料和当地传说，带有保留性地肯定《布格拉汗传》或许反映了还在喀喇汗王朝统治早期的10世纪，其征战的东境已有可能波及到天山东部的吐鲁番。(38)根据我国学者的新近研究，笔者还是认同羽田明的看法，即在10世纪时期，喀喇汗王朝尚难以在军事上进展至吐鲁番一线。(39)布格拉汗传记的上述内容反映出降至16世纪，喀什噶尔与吐鲁番之间的大片区域仍被西域人士视如契丹(中国)之地，所以促使这些地方皈依伊斯兰教的丰功伟绩才被归功于布拉格汗，其中吐鲁番属于契丹(中国)就更不成问题。 单从史实上看，吐鲁番地区的彻底皈依伊斯兰教业已晚至15世纪。(40)正是在这一时代，像中亚河中地区的史料里也不乏将吐鲁番与契丹相联系的记载。反映15世纪中后期在河中和呼罗珊素有政治威信的纳合沙班底教派宗教领袖和卓阿拉尔(Khwāja Ahrār)的传记资料称，他在经济上也颇为活跃，时常派商队前往河中以外的地区进行商贸活动，其中有一次深受其信任的下属在前往契丹边境的吐鲁番经商时，曾遭遇过袭击抢劫。(41)而在另外一部记述15世纪河中地区的宗教人士赛义德·艾哈迈德(Sayyid Ahmad)的传记中，又称他的一个著名的门徒出生在靠近契丹之地的哈剌和卓(Qarā Khwāja在吐鲁番盆地)，其人原是当地的一位异教徒王公之子。(42)值得留意的是，后者的名字按照通行的穆斯林命名习惯，也标有籍贯地，作Mawlānā Khitāyī，含义为契丹(中国)大毛拉，这显然源自他来自传统上被看作属于契丹之地的吐鲁番一带。因此，吐鲁番地区在15世纪逐渐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并未改变其始终属于契丹(中国)之地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情况对其东邻的哈密地区也是一样。(43) 二、12～13世纪的天山北路一带 继高昌回鹘之后在天山北路称雄一方的政权是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哈喇契丹)王朝(1132-1211年)。众所周知，尚在契丹势力进入西域之前，《突厥语大词典》即已将契丹与秦相等同，(44)且《马卫集》也把契丹看作中国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穆斯林世界的这种视契丹为中国的观念很自然地延续到了12世纪西辽入主西域—中亚时期，例如成书于13世纪前半期的伊本·阿西尔《全史》即称相继进攻中亚的哈喇契丹君主为“独眼的秦人(al-A‘war al-Sīnī)”和“秦的菊儿汗”(Gūr khān‘al-Sīnī)。(45)以后西辽君主进一步被穆斯林世界径直称作“中国(秦)的大汗”。(46)这一定位堪称当时契丹—秦的一体化及西辽政权属于中国王朝的真实写照。因此，西辽统治的确立对于将长期以来在祖国内地占主流位置的汉文化再次输入西域以接续此前汉唐文明对西北边疆的影响，厥功甚伟。(47)西辽的相关直辖领地则以巴拉沙衮为中心，包括锡尔河上游、伊塞克湖附近、北至伊犁河，西至塔拉斯河等地。(48)据此可见，西辽的这些直辖领土基本也都位于天山以北，只是所处方位显得更为偏西。而在13世纪初，统治从北印度直到中亚南部的古尔王朝算端失合巴丁曾策划实施但中途取消的针对契丹的远征，应当就是企图兼并西辽王朝的上述地区。(49)而在成书较早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古尔算端更是把西辽的领土径直目为与其统治中心地阿富汗北部的巴里黑相接壤。(50)同时也正是由于西辽的地域包括了今天山北路及其附近的广袤区域，所以较《世界征服者史》晚出的同样由伊利汗国大臣拉施特编撰的《史集·塞尔柱史》中根据更早时期的史料则称早在西辽建立之前的塞尔柱政权第三位苏丹统治期间的11世纪末，其统治的东部地区即由讹迹邗()向东延伸到契丹(Khitā)—和田(Khotan)的边界。(51)虽然《塞尔柱史》及其所据史源的这一表述其实是以12-13世纪才形成的地域名称契丹来代指更早时代的情况，但也可以从中照见西辽政权在稳固祖国西陲地理边界的突出重要性。 当1211年西辽统治瓦解后，以之前的该王朝直辖领土为主，包括周邻地区，由此自然形成的地名契丹—哈喇契丹在西域—中亚一带得以继续保留，故该名称屡见于大蒙古国时期前来蒙古汗庭朝觐的欧洲使节的记闻中。反映1254-1255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出访蒙古的《海屯行纪》中把哈喇契丹置于额尔齐斯河以东，与乃蛮之地并列。(52)相比之下，稍早于此在1246-1247年前往蒙古汗国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对哈喇契丹之地的记载更为详细。他明确将位于今准噶尔盆地西北部额敏古城的叶密立记述为属于哈喇契丹之地，又说拔都的兄弟昔班(金帐汗国分支白帐汗国之主)也拥有哈喇契丹的一部分。(53)后一记述似乎显示那时的略喇契丹之地尚包括了今准噶尔盆地以西的部分哈萨克草原之地。看来，从哈萨克草原东部向西经额敏河流域进入准噶尔盆地直到额尔齐斯河左岸也位于哈喇契丹以内。同时，这一契丹之地还包括了额敏河流域南方的伊犁河一带。稍晚于柏朗嘉宾的卢布鲁克在出访蒙古时，称他们在哈喇契丹之地乘船渡过了一条大河，并说此地多山。而该河已被比定成伊犁河。(54)相关细节也吻合伊犁河上游临近天山北麓的地理特征。 至于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Ghuz Ordu即八剌沙衮)所在的垂河(楚河)流域在西辽灭亡后的很长时间内被目为契丹之地更是毫无争议。事实上，16世纪的海答儿《拉失德史》引用了一部现已亡佚的早期史料说，八剌沙衮是契丹的城市，也被称为汗八里。(55)《拉失德史》转述的这一记载并非孤证。由阿米尔(Amr ibn Mattai)写于14世纪中期的景教史书中记载了当时中亚察合台汗国的景教中心城镇的名称，其中并列出现了汗八里(Khan-baliq)和阿力麻里(Alfaliq＜Alimaliq)之名。前者曾被译注者怀疑是彰八里(Jan-baliq)的讹写。(56)这种推测也无根据，况且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上，彰八里均无法和当时察合台汗国东部的位于天山以北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相提并论。现在参照《拉失德史》，易知阿米尔笔下的汗八里即八剌沙衮，后者虽然在当时渐已衰落，但从历史地位上看尚不失为可以和阿力麻里相提并论的又一西域名城。 海答儿还在《拉失德史》第二编的开篇写到，蒙兀儿斯坦又是哈喇契丹的另一名称。这一提法曾让此书的英译者深感困惑不解。(57)实际上这只是反映了哈喇契丹作为地域名称在中亚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并透露出哈喇契丹和蒙兀儿斯坦彼此重合的重要信息。下面对此稍作分析，根据海答儿本人在书中其他章节内的解说，蒙兀儿斯坦的四至分别是东到巴里坤、叶密立、额尔齐斯河，西邻突厥斯坦和塔什干，北至与月即别斯坦(原金帐汗国)分界的巴尔喀什湖，南界则与费尔干纳和天山南路各城市接壤。(58)显然这个范围和以前西辽的直属领土多有重叠，故时人在西辽覆亡以后将蒙兀儿斯坦和作为地名的哈喇契丹相等同也可理解。其北界位于巴尔喀什湖(库克恰腾吉斯)的记载还让我们联系起更早的一则史料。一件在1247年于科隆被记载下来的东方教士的报告称，在哈喇契丹(Karakitai)之地的左侧是一个海，它被原作者怀疑是里海。(59)这里出现的大海明显是指中亚的一个面积较大的内陆湖，从哈喇契丹地理四至所在的具体方位上推敲，它应当就是其北境的界湖巴尔喀什湖。(60) 这个指代西域一带的契丹之地在同期藏文史料中的出现也值得我们并案思考。最近被学者刊布译注的写作于12世纪的《帕木竹巴灵塔志》中提到了法王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1110～1170)著作的经书夹板是用契丹(Khyi than)出产的水晶制成，它在契丹国土上系无价之宝。另一处还提到了契丹之地的锦缎及出自王子Le no统治时期的各种精美织物。译注者将Le no勘同为耶律大石的称谓“林牙”，而契丹则指西辽，相关织物属于耶律大石统治时期的契丹地方的出产。(61)可以判定，上文中的契丹是指作为哈喇契丹之地的西域而非此前辽朝统治的故土。其实藏文文献中以契丹指代西域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14世纪成书的苯教著作《九乘》(gZi-brjid)中称契丹(Khyi than)本是一位国王的孙子，母系出自蛮人(Mon)，他因为特别凶暴，结果被从其家乡之外的托噶尔(Thogar)之地放逐到更僻远的女国。另外15世纪的《苯教源流史》(rGyal-rabs bon-gyi byung-gnas)也是将托噶尔(Thod-dkar)和犬夫女国置于契丹和汉地的边界之外。(62)与后者相近的方位描述也见于稍早时期苯教地理志中关于该教起源地俄木隆周围各大地域的描述中。(63)而在后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文献中，Thod-dkar/Thogar通常指的就是中亚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Tokharastān)。(64)要之，在12-15世纪的这些藏文史料中，能够与吐火罗斯坦相邻并进而与之发生直接关联的“契丹”(Khyi than)只能是位于西域—中亚的哈喇契丹之地，而不会是指通常意义上辽朝的统治区域，尽管另一方面藏文史料还依照传统习惯将它与汉地相并列。故以契丹指代西域地区的用法在藏文史料中也是长期延续，业已超出了西辽国祚的下限。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常常发现许多看似激切雄辩的论点其实缺乏基本证据的有效支撑。诚以本文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国外学者的若干研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此笔者把他们的不足和失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相当于前文中指出的波义勒在马秦问题上的误判。平心而论，这类差池只是研究者因受成见所蔽而产生的智者之失或无心之过，并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成果作出积极评价。与之相近的还有精通多种语言的傅礼初在上世纪60年代时撰写的综述明清两代与西域—中亚政治关系的论文。这篇发明创获极多的鸿文无愧于被称为该领域的里程碑，可惜因为当时学界刊布的非汉文史料数量十分有限，故作者认定在明朝永乐年间以后，清朝经略新疆以前的较长时段中，中亚当地人士惯于把中国认知为一个对他们来说联系十分疏远，并由众多异教徒占据，尚待皈依伊斯兰教的辽远国度。(65)而以傅氏独有的过人语言才能，倘若他在写作其文时就能寓目今天我们可以利用的如此丰富的阿拉伯波斯文史料，那么想必学术态度谨严的他一定会据此修正自己的某些不够全面的认识。至于本文序言所提到的新免康对“秦—契丹”地理范围不包括西域的判断，虽然其说在其国新疆史研究领域中可谓一种主流化的观点，但却因为割断了对更早时期的非汉文史料的考察，故其作出的上述地理认知无法成立。而类似的见解在其他日本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中也能不时见到。 至于本文前面举出的以濮德培为代表的某些美国学者的观点更是偏离事实。后者在其倾力打造的“征服叙事”神话中，总是想方设法地凸显清朝的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扩张”，意在回避西域在历史上与中国内地存在的长时段紧密联系，似乎前者是在18世纪才被整合为中国领土。而根据本文对前引那些反映10-13世纪西域历史的非汉文史料的查证，尚在元朝宗藩察合台汗国统治西域之前，吐鲁番和直到伊犁河流域的天山北路一带正如广大内地一样，其实也位于中国(秦—契丹)的地理范围之中。以后元朝和清朝对该地区的经略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恰在于最终将中国定型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直接促成了原本均属于中国境内的内地与西域在政治上实现了完全的大一统。 注释： ①[日]新免康：《「边境」の民と中国——东トルキスタンから考える》，收入沟口雄三等主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第三卷《周缘からの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08～114页。 ②J.A.Millard and P.C.Perdue,"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Xinjiang Region through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in.S.F.Starr ed.Xinjiang:China's Musilim Borderland,New York:Armonk,2004,pp.57-62.此后濮德培的有关论点在他于次年出版的专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扩充。参见P.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2005,pp.497-517. ③Dru C.Gladney,"The Chinese Program of Development and Control,1978-2001",in S.F.Starr ed.Xinjiang:China's Musilim Borderland,p.102. ④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99～109页；该文也收入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7～152页。 ⑤需要指出的是，非汉文史料中指代中国的以上两词在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中的各种拼写形式略有区别，本文为求行文之便，尽可能统一成Chin和Khitai，其对应的汉语译名也统一成“秦”和“契丹”，不再另作“支那”“脂那”“乞台”“乞塔”等。有关这两个专名的各种非汉语形式及其汉语译名的综合研究，参见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aris,1959,pp.216-229,264-278；J.Harmatta,"Sino-Indica",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Vol.2/1964,pp.13-14.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206～212页。最近还有学者对于Chin的词源提出种种新说，但都难以取代旧说。参见陈得芝：《从“支那”名称来源诸“新说”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第349～357页。 ⑥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43页；魏良弢：《喀喇汗王朝文化》，收入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第235页；牛汝极：《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第99～104页。 ⑦张鸿年：《列王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150页。 ⑧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7～130页。关于高昌回鹘势力远达伊犁河下游以西的怛罗斯城(Taraz)的史实，详见于中国文化研究院收藏的一件时间未明的回鹘语历史文书。参见张铁山，茨默著；白玉冬译：《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⑨王治来、周锡娟根据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英译本编译的《世界境域志》，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1983年印，第65、85页注88。 ⑩V.Minorsky transl,Sharā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42,pp.18,31.[伊朗]乌苏吉著；王诚译：《〈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据新发现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5页。惟后一文中新刊布的《马卫集》写本中“秦城”一词的后半部分拼写稍异，当属讹误所致。 (11)R N.Frye,"A New Arabic Geographical Manuscript",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8,1949,p.92. (12)吉田丰，森安孝夫：《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ト文女奴隶买卖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研究》第4卷，1988年，第57～83页；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52页。 (13)M.Maróth,"Ptolemaic Elements and Geographical Actuality in al-Huwārizmī's Description of Central Asia",in.J.Harmatta ed.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ī,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984,p.331. (14)V.Minorsky transl,Sharāfal-Zamān Tā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p.14,18；[伊朗]乌苏吉著；王诚译：《〈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据新发现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3页。 (15)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201～202、212页注24。 (16)M.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Cambridge Univ.Press,2005,p101,n55；巴格尔·乌苏吉著；李鸣飞译：《马可·波罗与伊朗的中国“Tarāef”——马可·波罗时代的中伊贸易》，《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17)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p.272-273. (1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卷三一、三二合并号，1991年，第162～163、165～166页。也参见王治来、周锡娟根据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英译本编译的《世界境域志》，第91页注262。E.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ansl.by J.Ward),Leiden:Brill,p.314. (19)作为国号或政权名称的“十姓回鹘”(on uygur)屡见于吐鲁番等所出的回鹘语佛经题记中，参见Y.Kasai,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Turnhout:Brepols,2008,S.126,197,228,250. (20)A.Dshikijew,Das Turkmenische Volk im Mittelalter,Berlin:Reinhold Schletzer Verlag,S140. (21)E.Esin,"Descriptions of Turks and ‘Tatars’(Mongols)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some Anatolian Sources",in K.Sagaster Hrsg Documenta Babarorum: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70.Geburtstag,Wiesbaden:Harrassowitz,1983,p.81. (22)C.E.Bosworth,The Ghaznavids,Edinburgh,1963,p.211. (23)P B.Golden,"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Archivum Ottomanicum Vol.4,1972,p.56. (24)Col.Miles trans.Shajrat ul atrak:Genealogical trees of the Turks and Tatars,London:Wm H.Allen,1838,pp 26-27. (25)P B.Golden,"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pp.50-52. (26)[唐]张说：《张燕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2页。 (27)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收入氏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7页注11。原文发表于1940年。 (28)E.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ansl.by J.Ward),p.316. (29)[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绪言”第9页。 (30)周清澍：《蒙元时代的中西陆路交通》，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1～13页。 (31)C.E.博斯沃斯著；华涛译：《哥疾宁王朝》，收入M.S.阿西莫夫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第67～77页，有关其疆域参见该书第336～337页地图4。 (32)R P.Mottahedeh,"Finding Iran in the Panegyrics of the Ghaznavid Court",in A.C.S.Peacock etc eds.Medieval Central Asia and the Persianate World:Iranian Tradition and Islamic Civilisation,London:I.B.Tauris,2015,pp.132-133.按作者将Māchīn翻译为“外中国”(outer China)，有误。 (33)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福乐智慧》，收入刘宾等主编：《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注13，第16～21页。 (34)巴格尔·乌苏吉著；李鸣飞译：《马可·波罗与伊朗的中国“Tarāef”——马可·波罗时代的中伊贸易》，第397页。 (35)[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绪言”第18页注17。 (36)毛拉哈吉著；宝文安译：《布格拉汗传》，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印：《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6辑，1988年，第5页。 (37)羽田明：《サトゥク·ブグラ·ハンの改宗传说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央ァジァ史研究》，京都：临川书店，1982年，第444～445，447页。原文发表于1974年。 (38)Kim Ho-dong(金浩东)，"The Cult of Saints in Eastern Turkestan-The Case of Alp Ata in Turfan",in.Chen Chiehhsien(陈捷先)ed.Proceedings of the 35th PIAC,1992,Taipei,China，台北：台湾大学—联合日报文化基金会，1993年，pp.206-209. (39)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75～183页。 (40)耿世民：《试论塔里木盆地的民族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6～227页。原文发表于1982年。 (41)Jo-Ann Gross,"Naqshabandī Appeals to the Heart Court:A Preliminary Study of Trade and Property Issues",in D.DeWeese ed.Studies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Honor of Yuri Bregel,Indiana: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2001,p.120. (42)D.DeWeese,"Muslims and Infidel Nomads in Timurid Central Asia:Four Stories from the Religious Frontiers of Mawarannahr in the 14th and 15th",in.I.Zimonyi etc eds.Central Eurasia in the Middle Ages:Studies in Honour of Peter B.Golden,Wiesbaden:Harrassowitz,2016,p.97. (43)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6页。 (44)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0～41页。 (45)D.S.Richards transl.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ī'l-Ta’rīkh,Part 1,The Years 491-541/1097-1146,Aldershot:Ashgate,2006,p.361. (46)D.S.Richards transl.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ī'l-Ta'rīkh,Part 2,The Years 541-589/1146-1193,Aldershot:Ashgate,2007,p.153. (47)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45～53页。 (48)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49)[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7页。 (50)[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86页。 (51)K.A.Luther trans.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Turks:From The Jāmi'al-Tawārīkh,Richmond:Curzon,2001,p.60. (52)何高济据波义勒英译本翻译：《海屯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53)[法]贝凯，韩百诗译注；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卢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46、94页。关于叶密立的地望，参见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58～159页。 (54)[法]贝凯，韩百诗译注；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卢布鲁克东行纪》，第247、333页。 (55)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05页。 (56)M.Dickens,"Syriac Gravestones in the Tashkent History Museum",in D W.Winkler and Li Tang eds.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Wien; Lit Verlag GmbH,2009,pp.23-24. (57)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4～5页。 (58)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12～313页。 (59)F.Schmieder,Europa und Die Fremden:Die Mongolen im Urteil des Abendlandes vom 13.bis in das 15.Jahrhuundert,Sigmaringen:Jan Thorbecke Verlag,1994,S291. (60)故《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巴尔喀什湖标记为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与金帐汗国的界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前者继承的正是当初本为西辽领土的哈喇契丹之地。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幅3-4、38-39。 (61)曾汉辰：《帕木竹巴灵塔装藏文献之译注与研究》，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00、502～503、515～516页。 (62)P.Kvaerne,"Mongols and Khitans in a 14th-Century Tibetan Bonpo Texts",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34/1980,pp.101-102. (63)D.Martin,"’Ol-mo-lung-ring,the Original Holy Place",in T.Huber ed Sacred Spaces and Powerful Places in Tibetan Culture:A Collection of Essays,Dharamsala: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1999,pp.261-262. (64)H.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Ⅶ),Cambridge Univ.Press,1985,p.125. (65)J.F.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J.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68,pp.217-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