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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投身于朱子研究、回族史研究的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工作，为全国古籍整理的顶层设计和出版规划、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做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担任高校古委会副主任，创建全国第一个古籍研究所，为北京师大的古籍整理事业和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他阐发有关古籍整理的意义、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观念、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规范、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等系统理论，为古籍整理实践指明方向。他从基本理论、学科体系、研究任务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晚年他又提出视野更为广阔的发展构想，为“广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白寿彝；古籍整理；理论阐发；推动发展；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20世纪初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正发生着巨变，随着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兴起，具有现代意义和范式的古籍整理工作在“整理国故”的呼声中展开。在20世纪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中，白寿彝先生总是勇敢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他先为“战士”后为“将军”，他既是实践者，又是组织者和推动者。早年他投身于朱子研究、回族史研究所需要的古籍整理和考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80年代以后，他更是以史家的睿智，从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高度，为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和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精心规划、构建体系，既产出成果又培养了人才，真正实现了他于古籍整理和文献学研究“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子孙后代”的心愿。 一、 古籍整理实践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建树 1928年，白先生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他的第一篇论文就认为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思想行动和传统势力的关系”，我们就“不能不问我们的旧文化，不能不整理国故”，提出了整理古籍的必要性。 1929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国学所，在黄子通先生的主持下，研究朱熹哲学，整理朱子文献，这是他古籍整理实践的开始。白先生此期对朱子文献的整理研究共包括七项成果，大致完成于1931-1932年，发表于1933-1936年，其中有对朱子文献的整理如《朱熹辨伪书语》《朱子语录诸家汇编序目》；有对朱子著述的考证，如《〈周易本义〉考》(附《<易学启蒙>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易散记》；有对朱子学说的研究，如《朱熹的师承》《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朱子文献整理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后，白先生开始致力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并由此展开了这一专题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他在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文献的整理大致有辑录、注释、点校几种方式，最主要的整理形式是为研究所需而辑录校订史料，这项工作最繁重，但意义也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1940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咸同滇变见闻录》，此书自1939年动手搜访杜文秀云南起义史料。至1943年1月，“今集合旧稿，改为本编，距开始校写，已3年余矣”。其间两易其稿，书稿“迭经患难”，随白先生“辗转流徙于水火空袭之际”，足见所费心力及成书艰难。1948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参考资料》辑录史料15种，则是为配合白先生所著《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而整理的拓展性资料。此外，又有1936年发表的《<新唐书·大食传>注》；1948年出版的点校本《天方典礼择要解》，此书是清人刘智从阿拉伯文摘译讲解伊斯兰教义的一个读本，白先生认为此书是刘智几种重要译注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书”，有功于人们对伊斯兰教道理的认识，因此加以点校推广。 正如白先生回忆所言，“我在燕京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三年，但对我日后所从事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下了很大的气力整理朱熹的著作”；“这些工作，实际上使我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得到很好的锻炼”。从白先生在20世纪前期的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在以下几方面的建树。 第一，对于学术史、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资料有辑录辑佚之功。比如，他的《朱子语录诸家汇辑新目》搜检朱熹各种文献，在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140卷97家的基础上，增补各家所记朱子语录共17家。白先生的辑录为后来的朱子文献整理与朱子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晚近所整理出版的《朱子全书》中辑补之《语录抄存》共19种，其中15种是白先生辑目中已有之条目。白先生对于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文献的整理收辑则为推进这一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整理的《咸同滇变见闻录》，“是我国第一部回族专题史料，标志着回族史料学的诞生”。1952年他在此基础上扩充材料，又增入道光间滇西、贵州和同治间西北回民起义的史料，从而形成《回民起义》4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要内容。他对于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文献的整理收辑，为推进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已有不少学者加以分析和论述了。 第二，对于目录、版本、校勘方法的娴熟运用。古人曰“目录学，学中第一要紧事”。目录学是白先生开展学术研究、典籍考证整理中经常运用的利器。比如，在朱子易学文献《古易音训》的考证中，他就充分运用了《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目录，考察了朱子这部佚书的基本内容、撰述方式和存亡过程。他的《书名小议》更是利用目录学研究古代书目在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以及书目著录方法多种复杂现象的精湛之作。白先生的版本学运用常常是和目录学、校勘学结合在一起。他考证《周易本义》之版本，检遍《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南雍经籍志》《楹书隅录》《皕宋楼藏书志》《四库简目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结一庐书目》《艺风堂藏书续记》等宋元明清书目达12种，条分缕析《周易本义》的版本演变及优劣情况，指出南宋咸淳年间的吴革刻本十二卷应是各本之祖本。而在该书的授受流传之中，产生了各种卷帙的版本，然终以十二卷本为佳，通行的四卷本是十二卷本经过三次变乱之后，形成的一个“原作者所梦想不到”“次第错乱的版本”，然而这个版本由于广泛通行，“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本义》原书呢”。 白先生的古籍点校，则充分体现了他对目录、版本、校勘诸法的娴熟运用。一是注意版本考察。如点校清人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白先生遍寻其书各种版本，发现该书最早的康熙四十八年原刻本已经亡佚，在所存的4个版本中，他选择了最早的清道光成都刊本之重刻本作为底本，而以此后另行刊刻的广州刊本为对校本，又以民国期间出现的两个铅印本作为参校，从而保证了点校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进行。二是校勘体例严谨精细。在整理《咸同滇变见闻录》时，白先生准备了详细的《校集略例》，其中第四条为校勘条例，共四则，基本精神就是不轻改古籍，尽量保持史料的原貌。比如，凡伪讹、衍脱都不轻易增改或删除，而是保持原文另以圆括号标示改动或应予删除，增补之内容则以方括号标示，颇如后来七十年代点校《二十四史》时所用之法。三是校勘运用了多种方法。在《天方典礼择要解》点校本中，白先生以“寿彝案”的形式在需校订的文字之后引出校记，全书有校记52条。校记虽采用最简洁的方式，然校勘方式却有对校、他校、理校三种，其中以对校内容最多，如曰“此三字，广州本作‘古而邦’”；或曰“广州本无此十字”等等。他校法如曰“‘无声无息’四字原脱，今据《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引《天方圣教序》増”；又案“《殊志周咨录》当为《殊域周咨录》之误，今《殊域周咨录》有排印本”，这是引用他书对底本的校勘。又运用本校法，如曰：“依上下各篇之例，此当作‘五典篇’。”这是以该书自身的体例对篇名进行校订。此书的校勘，白先生依然保持不轻改原书的原则，绝大多数的校勘只出异文，而不改动原文。 第三，对辨伪学的贡献。白先生的《朱熹辨伪书语》不仅是他研究朱子学的力作，也是他研究历史文献学，参与古史辨学派辨伪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1921年1月2日顾颉刚在与钱玄同的《答编录<辨伪丛刊>书》中，共议将先贤之辨伪专书或各家文集笔记中有关辨伪的内容裁出别录，名为《辨伪丛刊》，在信后所附的丛刊目录中开列了51种著作，其中第12种即是“《朱熹文集，语录》”。白先生说：“编这个小册子的动机，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白先生结合自己的朱子研究，梳理编纂了朱子文献有关古籍辨伪的内容，纂成这一辨伪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该书深化了对朱子学的研究。通过对朱熹辨伪成果的总结，白先生认为在宋代疑经辨伪的风气里，“朱熹的收获最多”。由此揭示出朱熹作为杰出理学家的特殊一面，即他不仅善于阐述天理心性之道，而且他对于传统经学的考据功夫也是不生疏的，也可以说朱熹的理学修养是有实学基础的，这就为后人的朱子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后来学者对于朱熹辨伪学、文献学、实学的开拓和研究，应该是离不开白先生这一研究基础的。因此吴怀祺先生说：“白先生指出朱熹在宋代辨伪书中的收获最多，这既说明朱熹在辨伪书中的成就，也表明朱熹在理学体例构建中的另一面。这同样是朱子学研究中独到的见解。”白先生的《朱熹辨伪书语》还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辨伪学史的内容。书中总结了朱熹对经史子集四部中42种典籍的辨伪分析，其中对经部典籍的辨伪最多，尤其是对《尚书》的讨论。朱熹所辨42种典籍之伪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他的辨伪论析有时也比较简单，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在宋代就出现的辨伪书语总是为古代辨伪学史增添了许多材料，也对后世多有启发。白先生不仅搜辑了朱子辨伪的史料，而且总结朱熹辨伪的方法，为辨伪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白先生指出朱熹的辨伪有两大途径，一是所谓“义理之所当否”，则从义理上考辨；一是所谓“左验之异同”，则从证据上考辨。从义理上考辨主要是靠常理和常识来判断，从证据上考辨则要依靠考据方法了。白先生着重勾稽揭示了朱熹在文献考据上的5种辨伪方法，并一一举例。这5种方法分别是“因确知作伪者是谁”“因一书的内容与历史上的事实不符”“因一书中的思想与所依托的人的思想不符”“因一书中的内容之抄袭凑合之迹显然易见”“另外，从文章或词句上，朱熹也辨别出书的真伪来”。这些总结反映出白先生对朱熹研究的透彻，也体现了他的文献学功底，没有深厚的文献学修养是很难从朱熹大量的辨伪书语中钩沉索隐，提炼其辨伪方法的。 第四，发掘古代史注的优良传统，为古籍注释示范。代表性成果即是《<新唐书·大食传>注》，白先生的这篇史注引证广博，内容丰富，注释篇幅几乎是正文的十几倍，不啻于是一部重新扩写的新传。在形式上，为读者方便，白先生将《大食传》分为八节，每节最后加以简单提要，概括该节大意。其具体注释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考究史源。白先生说“此文偏重于史料来源之考订”，因为通过史源的考究，可以判断《新唐书·大食传》对于史料的运用是否可靠，其阐述是否准确。这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的“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亦可见白先生史注不甘盲从正文的高明之处。二是考证史实。通过史源考察，自可判断原文对史料的选取、剪裁、引用是否正确，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正文的订正。白先生对于《大食传》原文的纠谬补缺涉及人物、史实、地理、制度诸多方面。比如《新唐书·大食传》称波斯国人(即指穆罕默德)于隋大业中“乃诡众裒亡命于恒遏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宝之。”其中之“恒遏水”，白先生引《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旧唐书》以及日人藤田丰八《慧超传笺释》，指出“恒遏水”之“恒”应是“怛”之讹，并以对音阿拉伯文Tigris证之。又如《新唐书·大食传》言大食种族世系，错将孤列种与白衣大食等同，以白衣大食为默罕默德之远祖。白先生广稽中外史料，用阿拉伯文排出孤列种世系表以订《新唐书》之误。指出其实穆罕默德、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皆为孤列种之分支。三是通过注释补充大量史实。如《新唐书·大食传》言自唐永徽二年，大食国开始遣使朝贡，然此后所记朝贡仅略举四次。白先生的注释据《通典》《册府元龟》等史籍，补充唐开元至贞元年间大食朝贡共27次，大大充实了唐朝与大食间交通往来的史实。四是注文引证丰富详实。全文引证古今中外史著共20余种，包括《古兰经》、日人藤田丰八的著作以及法国汉学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白先生注文中对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的熟练运用，反映了他在史学修养中的世界眼光。 白先生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学研究成果，也是他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些成果为他在20世纪后半期指导古籍整理工作和建设历史文献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推动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从此献身于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以北师大为阵地，广泛开展历史教育、回族史、中国通史和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史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史学界重要的领军人物。因此，在20世纪下半期，白先生对于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作用，更多的是以组织者、规划者的身份，高屋建瓴地设计、规划和推动古籍整理工作，培养和组织古籍整理队伍和人才，阐发有关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思想，为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参与古籍整理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1949年白先生参与发起成立新史学研究会，1951年正式成立时更名为中国史学会。学会成立之初，他就参加学会第一项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并与徐特立、陈垣、范文澜、翦伯赞等9位著名学者一起组成编委会，来指导这项举全国史学界之力共同编纂的大型资料丛刊。该丛刊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回民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12个专题，总字数超过2500万字，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凝聚新中国史学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先生具体负责的《回民起义》共4册，是最早完成出版的成果之一，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誉为“研究清代西南和西北回民起义的必读资料”。这次资料丛刊的编纂是白先生在50年代初组织推动并亲历亲为的古籍整理项目，此后，他对古籍整理事业的投入，主要表现在参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挥顶层设计与指导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建设。五十年代初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就出版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一批读者喜闻乐见的古典小说，为了更好地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出版总署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古籍出版社。1954年2月，时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为了保存和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的。”习仲勋的批示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随着1956年标点本《资治通鉴》的出版，古籍整理事业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态势，从1950到1957年，古籍整理出版的图书达一千余种。于是文化部考虑到应该加强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全面管理和规划，1958年2月，文化部、中宣部在全国甄选文史哲著名专家学者，经中央批准，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小组分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共81人，白寿彝先生是历史组的成员。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受国务院指导，是全国最高层级的古籍整理学术指导机构，有了这个指导中心，就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按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有系统有规划地整理出版；才能合理地组织专业人才，提高整理质量，并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古籍小组成立后，白先生参与了古籍整理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讨论，古籍小组为讨论制定发展规划分别于1958年4-6月、1959年3月举行会议，发表讨论方案，最后于1960年10月确立《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提出重点整理的古籍1450种，其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被列为重中之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工作几乎停顿，但其中也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即完成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和出版。按照赵守俨的回忆，这项工作开始于1958年，前后经过1958-1962年的点校摸索阶段、1963-1966年的北京集中点校阶段、1971-1977年的点校完成阶段。“文革”后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和关注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重新恢复，并进入关键的完成阶段。当时虽然周总理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然此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因此任命白先生为点校组组长，吴树平、赵守俨为副组长来牵头完成这一重大工程。白先生受命于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可以想象他是很难施展自己关于古籍整理的学术主张的，然而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对待这项工作。他以对古人负责、对今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三负责”精神，落实点校进度，审改各史提交的校勘记样稿，并一一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意见则是规范了校勘记的基本模式和用语”。可以说，在此期完成的各史点校本都有白先生的辛苦付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是新中国建国后我国史学与古籍整理工作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成果，尽管由于“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各本皆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点校本依然广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誉，它不仅完全可以代替旧本，而且极大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在这项重大成果中，白先生作为点校组组长，自然功不可没。虽然他对此事采取极为低调的态度，很少谈及，然而历史终将记住他在其中不可或缺的功绩。 “文革”以后，古籍整理工作重新恢复。1981年12月成立的第二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白先生作为小组成员，参与指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该规划计划重点整理古籍3119种。1992年古籍小组换届，白先生被推选为第三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这届古籍整理小组虽因国家机构改革，后更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归属于新闻出版总署，但小组成员和顾问的职能皆无改变。白先生在担任本届古籍小组顾问期间，参与讨论制定了1992年6月公布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以及1996年8月公布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白先生除参加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之外，还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中担任重要职务。1983年教育部成立高校古委会后，白先生连续担任第一至第三届的高校古委会副主任，直到1997年第四届以后才改任顾问。他在高校古委会的工作中投入许多精力，比如1983年3月，出席全国高校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筹备成立高校古委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畅谈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古籍整理与《中国通史》编纂的关系，古籍整理的规划、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此重要发言后来以《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为题，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他筹划在北京师大建立古籍印刷的校印车间，并对古籍的出版、印刷提出扎实的指导意见。他出席1984年4月的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会议，就古籍所的机构设置、经费使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向等问题进行讨论。甚至，当他因大通史的编撰繁忙，来不及抽身出席会议时，也会寄去长篇发言稿，对高校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当然，白先生的许多意见和指导性建议除了他多年古籍整理的经验积累之外，又与他创建北京师大古籍所的具体实践分不开的。 （二）创建全国高校第一个古籍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于1981年12月1日获批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古籍研究所，白先生任古籍所首任所长。此时据中共中央于1981年9月17日发布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只有两个多月。各种数据和信息显示，北京师大此举真正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因为中央指示发布以后，1981年12月10日，根据国务院决定和陈云同志的提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才恢复活动，并由李一氓出任组长；此后，1982年3月，在李一氓主持下，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原教育部副部长周林担任主任，而其他高校如复旦、南京大学、吉大、山大、川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1983年才成立，北京大学的古文献研究所及另外几所高校的古籍所甚至要到1984年才成立。北京师大能如此迅速有效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其主要动力在于白先生的周密筹备和积极推动。这当然也源于他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挚爱，以及多年来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指导小组工作所形成的远见和积累的经验。 那么，白先生是如何以他的睿识和不懈努力，发人先声地在北京师大开展古籍整理工作呢？为了更真实的复原这一历史过程，尽管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我们依然克服困难，利用几次机会查阅了北京师大档案馆收录的关于古籍研究所成立的档案。这组档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1949-1998)全宗中的行政/校办/1981年第10卷，其编号为“7-XZ-XB-1981-10”，档案共6份，除编号4为李一氓的讲话，编号5为教育部报告，已经公开发表之外，其他4份档案均是关乎古籍所成立过程的历史档案。从档案中可以发现白先生在古籍所创立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学校发展的敏锐眼光，对于文化建设的责任担当。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份召开，胡耀邦在全会上接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刚刚平反，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工作还在进行。在这个时候，陈云发表了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讲话，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性历史文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白先生非常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应该在中央文件还未全面传达之时，就大致了解了陈云的讲话和中央指示的重要精神。因为在1982年1月22日上午学校的“古籍整理问题座谈会”上，白先生回忆古籍所的筹备时说：“周林同志是对我们的检查督促，未接到中央文件的，就开了会。”这里指的是1981年9月周林已经先征求白先生的意见，在了解了中央精神之后，白先生行动起来，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积极向校党委和行政建议，召集学校有关专家，讨论中央文件精神，筹划北京师大古籍整理的工作。从古籍研究所成立档案的第3份材料“整理古籍座谈会纪录”来看，学校在教育部批复前后至少各召开了一次人员比较集中的座谈会。一次是在1981年10月10日上午，出席人员有校党委书记聂菊荪、副校长王于畊(当时没有正校长，她代行校长职责)、副校长纵瑞堂，以及白寿彝、钟敬文、何兹全、肖璋、刘乃和、启功、赵光贤、陆宗达、郭预衡、陈宪章等历史系、中文系、教育系的教授。会议由白先生最先发言，他介绍了中央文件七条指示的精神，说明中央把古籍整理提到“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样一个高度，而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也很快要恢复。这次座谈会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增强对古籍整理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谈学校应该如何落实中央精神，刘乃和先生说：“从长远看，培养人才确实很重要，同时应与当前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完成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出成果，出人才。”启功先生提出：“可以设想，采取招收古籍研究班的办法，招收有一定古文水平的四十岁以下的人做研究生。”大家一致同意要在学校成立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建立古籍研究所。 二是构思古籍所的建设，起草向教育部的请示报告。在以校党委的名义上报教育部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由白寿彝、启功主持，以钟敬文、陆宗达、肖璋、何兹全、郭预衡、赵光贤、刘乃和等为成员，成立北师大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并建立古籍研究所，编制50人，研究项目先从今译《资治通鉴》入手；以及选留教师、培养研究生和经费等4项措施。档案虽然没有明确交待“请示报告”是白先生起草的，但据刘乃和先生向笔者讲述，古籍所的筹备是白先生亲自抓的，连给教育部的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其实，从当时实际进行筹备的具体工作和对全国古籍整理形势的了解来看，也只有白先生能将报告的内容阐释清楚。这一点还可以从王于畊校长在古籍所成立会议上的讲话得到证明，王校长说：“这里要提到在筹建这个所的过程中，白先生做了很多工作，考虑了很多有关问题。”当然，古籍所的建立是在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促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党委书记聂菊荪和其他校领导及科研处也多次研究决策，而白先生则是其中的筹划和具体施行者。因此说，古籍所是白先生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创建的。 古籍所建立后，白先生又为该所的队伍建设、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从教育部给师大党委的批复来看，是基本同意并批准了师大的几项请示和要求的。批复的第一句话就是“同意你校成立古籍研究所”，此后据师大的4项请示逐一答复，批文里同意50人编制，同意扩招10名研究生，增加留校本科生，只是经费上没有专项增拨。教育部批示下达后，学校又于1982年1月22日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征求大家对在古籍所建立后北京师大如何开展古籍整理的意见。此后古籍所正式挂牌办公，学校任命白先生为所长，启功、郭预衡先生为副所长。白先生刚开始的设想是分别从历史、中文、教育、哲学等几个口进人，全面开展文史哲教古籍的整理，后来因条件所限，仅从历史系和中文系各抽调了部分教师，又从图书馆调入两位负责资料的教师，再加上留校的应届生，初创的古籍所大概是15名教职员的数量，下设中国古代史文献研究室，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室和陈垣研究室，并分别将硕士培养点挂靠在历史系和中文系，1982年共招收了8名研究生。 在队伍建设和基本架构铺开后，白先生考虑得比较多的一方面是科研项目，一方面是人才培养。在科研项目上，原来大家曾建议今译《资治通鉴》，后来考虑到虽然《资治通鉴》重要，但也已经标点了，“我们也可不搞”，而把精力关注到范围更为广泛的古籍整理上面。在选题上，白先生将项目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他开始规划的是《青年史学家文库》，而且“已经有十种专史可以定下来”，后来由于出版的问题，为了扩大读者和受众，将文库扩充为以文史为主，兼及经子的《文史英华》大型选本。这部古代名著的选注本包括群经、诸子、纪传、编年、典志、学案、史论、散文、辞赋、诗、词、散曲、戏曲、小说、文论等15类，分编15册；各册根据选文的体裁，分别有说明、题解、评析、作者简介等导读内容，但主要是注释，通过导读和注释让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能够“通过对本书的泛览得窥我国文史名著大概，也可以随其所好反复诵读，不断提高其辨析古人著作的水平”。白先生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了繁忙的《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但还是不时关心这部丛书的整理情况，此书因当时学术文化类图书出版不景气，一直拖到1993年12月才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白先生亲自撰写《题记》，交代了此书自1982年酝酿，1985年规划，1987年以后全面编纂的过程，指出该书的编纂主旨是“希望做到既博又精，所谓博，是指上下两三千年文史各体具备；所谓精，是指所选作品，文、情、通、义必有所当”。白先生的阐述继承了中国选学的优良传统，而“文、情、通、义”又突显了他独到的文选旨趣。应该说，《文史英华》总体上完成了主编白先生的编纂意图，正如评论者所说的“这部《文史英华》，是继《昭明文选》和《文苑英华》之后的又一部可以传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本”。《文史英华》是白先生初创古籍所时期精心设计、指导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通过这一项目锻炼了古籍所的科研队伍，为古籍所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才培养方面，白先生除了抓研究生培养计划、课程设置等大事外，更为关心的是对所内年轻教师的培养。他工作繁忙，身担多项重任，当然不可能是一对一的指导，他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指导更多的是在所内会议上的讲话。除了平时重点工作会议外，白先生在每年的年终总结会上都有讲话，这些讲话虽然是即兴的，但又是他平时思考的问题或是他多年教学科研的经验之谈。很遗憾当时并没有用心去记录，记得几次讲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研究的着眼点要大，眼光要远。大，不仅指志向远大，而且指选题要有意义，要选在历史长河中有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对象来研究，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别人没作过的题目来研究，那样研究了也很没什么意义。他特别列举了史学史上的刘知几、郑樵为例，说明为什么研究他们就有用，哪怕是以前有人研究了，也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研究。眼光要远，也是一方面指选题要有影响力，不仅在国内，还要考虑国际上的影响力。白先生强调要做出中国学派、中国风格的影响力，现在我们讲哲学社会科学要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记得白先生是在国内最早提出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经济热潮兴起，高校教师待遇低，有的教师不安心工作，搞副业赚外快。白先生特别叮嘱青年教师，眼光要远，生活有时是窘迫些，但咬紧牙关挺一挺就过去了，千万不能错过刚入职打基础的几年时光，这对今后的长久治学是很关键的。白先生和所里老师讲话的另一个要点是要把古籍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不能只做整理放弃研究，这是白先生古籍整理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明确地说：“不必只为他人作嫁衣裳。”作为古籍所的青年教师，我有过亲炙师尊的特殊机会。其中一次是在1996年春末，我的《古籍目录学》出版后曾不揣冒昧地敬呈一册恭请白先生指正。有一天白先生让秘书刘雪英老师通知我到工一楼他的家里去，那天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白先生。先生和蔼地询问我的一些基本情况，随后就谈起《古籍目录学》，问我写书的缘由。然后说我的眼睛不太好，不能细细地看你的书了，你给我大概讲一讲这本书的内容。我当时有些紧张，好在这本书是我讲了好多年目录学课程的内容，于是就尽量扼要地把各章要点和我的所谓独到之处一一向先生汇报。白先生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给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特别交代要讲好目录学这门课，这是古籍所学生的基础课；不过搞研究不能只限于目录学，陈垣先生就是从目录学入手作历史考证的。那天匆匆告别了先生，但白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哪怕隔了几十年，却仍回响在耳边。有时我想，我是幸运的，能够学习和入职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亲炙学术大师的机会；但我也很惭愧，因为并没有兑现向大师的承诺，把学问做的很好。 三、 古籍整理理论的阐发 白先生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睿智的思想家。他在新时期所阐发的一系列古籍整理思想和观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古籍整理事业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明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1981年中共中央针对改革发展的大势，及时提出要整理中国古籍的号召，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响应，然而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有的甚至还以极“左”的思想加以反对。面对即将来临的古籍整理文化高潮，白先生认为阐明意义，认识重要性和艰巨性非常必要，不过，首先必须弄清楚存在哪些不正确的思想问题。他梳理出几种情况，“一种思想认为整理古籍算不得什么，圈圈点点，有多大学问？”一种思想认为整理古籍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其中有很多资料，“但整理工作可以由别人去做，自己等别人搞出来再利用”，其实这也是轻视古籍整理的态度。“还有的人把整理古籍认成是钻故纸堆，搞复古倒退，这种人其实什么也不懂”。针对这些消极的反面思想问题，他认为一方面要认清典籍整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讲清整理中国古籍的意义。 白先生指出，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有文字到有典籍，从有书到有书籍整理，“这在人类历史上，不只是在中国，代表我们进步的三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典籍整理。在中国，“古籍整理有长期的历史”，他把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史又总结为由不自觉到自觉再到提升的三个飞跃。孔子“是第一个整理古籍的”，不过他和司马迁各有目的，“他们都还不是自觉地要整理古籍”；西汉末的刘向父子校理群书，“这可以说是比较自觉的进行整理古籍的工作”；到了刘知几写《史通》，章学诚写《文史通义》，不仅能利用古书中的材料，“而是就古籍的本身进行研究，作出评论，并指出，如何写书，采取什么形式，这可以说是整理古籍的第三次飞跃”。而“今天整理古籍很不一样”，“要通过这个工作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很少有人像白先生这样，从古籍整理史的角度，说明这项工作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至于整理古籍的意义，白先生有多次阐述，归纳起来之要有三点。一是古籍研究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从现在的理论高度来讲，其实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二是所有的新文化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而形成的。三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一方面要了解、学习别人的好处；又一方面，要把我们的文化介绍给国外。“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全人类的财富”，这就是白先生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因此，他多次强调对古籍整理工作“绝不可低估”，“这不是我们自己坐在屋里说大话，这是事实”。 第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思想。白先生说：“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个问题，革命导师谈得很多了。”文化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整理古籍就是为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过“继承不是照样搬过来，继承中间就有批判，就有扬弃”，他形象地把古籍整理工作比喻为“起死人而肉白骨”的工作，他说：“这不是说要把历史的僵尸复活，而是要对过去的东西赋予新的生命，让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说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不仅仅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要对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从而上升为新文化的内容。因此，他认为整理古籍要通过注解和其他整理方式，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在传承中赋予新生命和新精神，这是白先生在文化理论上的一个发展。 白先生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要去掉坏的，吸收好的，发展好的，不是原封不动，另外有些东西看着没有用了，但还可能是研究问题的资料，腐朽可以变为神奇嘛”。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他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物质生活好了，精神生活也要跟上去，在这方面，孔子、孟子、老子都有议论，有的观点相互对立，有的观点看似自相矛盾。白先生指出，对这些正反的资料，不要轻易否定或放弃，要考虑古代思想家是如何提出这些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的，“并看他们是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作为目前研究这些问题的参考”。他又举了自然科学的一些例子，“我们的医药书，是医药史上的资料，而又不仅仅是医药史上的资料”。中医古籍因时代所限，往往对于诊疗、药品的记载或比较简要，或只述及疗效，而缺乏对医理、药理和方法的注解，故不少医疗经验和有疗效的药品为人所忽视。白先生指出，“如果简单地把这些资料看作是医学史上的资料，是很不应该的”，“其中不少对于现在还是有用的”。屠呦呦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发而用科学新法萃取青蒿素的事例，正是对白先生论断的有力证明。白先生说：“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但我们要善于利用，化腐朽为神奇。”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善于利用“糟粕”或者说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传统的资料视为“糟粕”，要化腐朽为神奇，这是白先生对文化理论的又一个发展。 第三，强调古籍整理要重视规划。根据多年参与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工作的经验，白先生特别强调古籍整理要有规划，不能盲目地想作什么就干什么。他在中央发布指示后，不久就发表文章，提出：“从现在的需要来看，整理古籍要多、快，要严肃认真，要系统化，要多样化，要计划化。”系统化、多样化、计划化是他强调有规划地整理古籍的三个要点。 关于计划化。白先生说：“计划化是要分个主次先后，古籍数量很多，有整理能力的人力有限，物质条件也很不充分，需要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不能百废俱兴。”白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且不论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经济还未完全恢复，即使是后来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出版界对于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也主张要“分类管理，梯次开发”，以避免盲目整理或重复出版，浪费资源。从古籍的内容来看，整理也需要像白先生说的有个“主次先后”。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其中的重要经典，特别是对教育青少年、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经典，自然要首先得到整理和推广；对于那些可作为学术资料的古籍，则可采用简单编排复制而不需深度整理的方式，及时提供给学者；至于大量在内容价值上优劣真伪一时不易判断的古籍，则并不需急于整理，只要妥善保存即可。所以白先生关于古籍“主次先后”的主张，是规划古籍整理的一个正确的必要的方向。当然，由于“文革”的破坏，古籍整理出版断档日久，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人民文化需求的增加，对于古籍整理图书的需求迫切，所以白先生说，人们的需求是要多，要快，不过他也指出：“但是多，快，并不能草率行事，要严肃认真。”多和快是指在保证整理出版质量的情况下，开拓思路，采取多种形式满足人民和社会的文化需求。 关于系统化。白先生主张编印古籍丛书，他说：“系统化，是尽量按书的性质分门别类地印行各种丛书，以便于读者成套购置。”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就非常提倡刊印丛书，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因为在一套书中可分门别类地求索各种典籍。白先生认为编辑丛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丛书在一定意义上，不只为读者提供方便，而且也带有引导读者选择古书的意义”，这是在丛书功用的阐释上比张之洞又高一层的见识。在古籍整理的规划中注意系统化，白先生还提出，“从一般读者说，大部头名著的选本，还是必要的”。他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应提倡读原著的全书，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为了扩充阅读面，古籍选本是必要的，历史上的《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有的有学术地位，有的在读书界有影响，他说：“我们现在所读的选本，是指我们自己要选的书。”“在选本的规划上，不求其多，要求其精，也要有点系统性”。这个观念，白先生在他所主编的《文史英华》中实践了，选本的系统性体现在《文史英华》中就是兼顾了上下两三千年的文史著作的主要体裁、主要经典。 关于多样化。就是指在规划古籍整理对象时不仅考虑编印系统的丛书、选本，“也要选几部重点书，集中一点人力，认真做出成绩来”。“几部重点书”只是白先生一个概括的讲法，其实指有几类的重点书可以考虑规划。只有这样有点有面，才能达到多样化。那么哪几类书可以作为重点书的考虑对象呢？白先生认为一类是“久经公认，现在大概也可以公认为重要读物的”，比如《史记》《文心雕龙》。一类是“尽管大家的评价不一致，但它们对后人的影响大，也还应该是重点读物”，比如《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经书。还有一类书是“过去没有受到重视”，但如今发现应该重视的书，如《齐民要术》《颜氏家训》《徐霞客游记》《文史通义》等。白先生所举的例子或许因时代的发展和今天人们的感受不太一致，但他所概括的三大类型重点古籍，至今依然是必须遵循的判断标准。他对古籍整理规划所提出的计划性、系统性和多样性在很长的时期内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提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规范。为了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为规范，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白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综合而言，有两大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要求整理出版工作要形式多样，以多种形式服务不同的社会需求。比如有些资料性的文献读者急需，就“要用现有的刻版，要用影印和复制的方法”，他还超前地提出了“可在原印本上标点、分段影印”的方法，这种办法当时因技术还不过关，较难实施，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近些年南开大学古籍所整理的《清文海》、四川大学整理的《儒藏》都采用类似于如此的快捷处理而又减少错误的办法了。影印古籍是一种形式，但对于另外一些读者来说，“有些书既需要就原文加注释、加考证，这是一种形式；同时，它也需要今译，这又是一种形式”。白先生还提出有的书还需要补上一些图片、地图、古器物的模拟图等，这是在古籍整理中的创造性发展，即用现代的知识成果去更好地诠释传统文化。 二是对于整理出版流程具体环节的具体意见。比如在古籍整理环节要认真落实好五个步骤，“第一是选择书和版本。第二是整理。第三是点校，专门挑错。第四，有责任编辑定稿。第五，付印时有负责校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另外，为了达到更好的整理效果、方便读者，白先生还提出“一部几十万字以上的大书，要编出一部详细的目录”；“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有比较详细的索引”，这是针对古书缺乏索引、书前目录简略的特点提出的补救措施。在出版环节则提出两个要求，“要求纸张、字体、印模、装订，都要有一定的规格，使其能够长期保管使用”。针对当时有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降低古籍整理图书印刷出版质量的现象，他指出：“要为民族文化长远前途打算，切不可粗制滥造”。另一个要求是反复强调古籍整理图书要讲究版式，他批评道，“现在的古籍排印，在版式上，不如过去的木板印刷”。主要问题在于正文和注文的字体区分不明显，或者编排不合理，不便于阅读，大大影响了整理效果。最后，在流通环节，白先生替读者呼吁：“新印的刻板书，有的书店定价过高，应做适当调整。” 第五，推进古籍整理工作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在改革开放恢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之始，白先生就强调要抓好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指出：“当前，整理古籍最重要的，还是队伍问题。”“抓队伍的建设，现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再延缓了。”因此，“我们还要分出一些力量，去培养接班人的队伍”。关于人才培养的方法和形式，白先生主张多种形式、多种渠道齐头并进。除了从本科生、研究生中选拔人才之外，还可以采取办进修班，培养一些大学教师的古籍整理能力，或者办专修班，从毕业的学生中选择人才作逐步培养，再逐渐提高，“采取这种办法可以快点出人才，适应工作上的急需”，可见由于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他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除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也是白先生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而且由于学科建设关乎学术研究，所以他的阐述更为丰富。这里要提到的，是白先生强调学科建设对于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研究整理古籍就是对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整理，为了更好地进行整理研究，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即历史文献学。”他认为，中央号召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要搞上百年，既然要大规模地开展古籍整理工作，学科建设就很迫切；如果没有学科的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效果和发展进度就要差一些，“为了发展古籍的整理工作，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是应该投进力量的”。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理念、学科体系和内容，白先生确实投进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梳理和阐述。 四、从历史文献学到“广文献学” 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建设，白先生一直念念在兹。改革开放不久，中央还没有下达整理古籍的文件时，他已经发表了第一篇较系统地阐述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论文《谈历史文献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此后又发表《再谈历史文献学》以及在《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中有一节专门谈“历史文献学的设想”。据曾贻芬教授所述： 1997年岁末，白先生交给我一份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其中包括：第一，历史、历史文献、历史学；第二，历史文献的收藏；第三，历史文献与公私图书馆；第四，历史文献与博物馆；第五，历史文献的特藏；第六，丛书和类书；第七，目录学；第八，版本学；第九，校勘学；第十，辨伪学；第十一，历史文献学与逻辑；第十二，历史文献与辩证法；第十三，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第十四，佚书的访求；第十五，文献的整理和发表。 不久，白先生又补充了历史文献与档案、海外藏书两个题目。 可见白先生的晚年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一直在思考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有关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曽贻芬教授已发表过多篇非常有分量的论文。这里仅就本人的认识，谈白先生在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构建上两个阶段性发展的突出贡献，及对于当代学科建设发展的启示。 （一）构建历史文献学的框架体系 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孔子时代就开始了，白先生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说：“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所以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经过20世纪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文献考据、总结义例、充实内容，为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白寿彝、张舜徽、刘乃和等先生的研究、阐发和推动，才最终确立起来，而白先生在其中发挥了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他在《谈历史文献学》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我国历史文献整理发展的历史，为历史文献学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然后，又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划定了基本的范围，即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主要分支学科及其他有关的一些学科，并着重阐述了其中一些重要学科的概况，这是他首次对历史文献学作出的学科建构。 继前文之后，《再谈历史文献学》经过一年的思考以后发表，显然对于学科体系的考虑更为成熟，更为全面。在这篇论文里，白先生系统阐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和学科体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首先，他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部分。四、应用的部分。”为历史文献学划定了大的学科框架。在学科基本理论部分，他阐述了历史和历史文献、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以及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在历史部分，白先生指出：“像很多事物都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还有历史文献学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这就是说，历史文献学史的部分，要包括历史文献自身的生产发展史，而不仅仅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只讲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历史部分既研究历史文献学史又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生产发展史，是由于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密切。因为典籍文献的生产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直到“书积如丘山”，人们翻检寻找有困难了，不同文本的文字差异出现了，这才产生了目录学和校勘学。又比如，是因为生产技术的发展，载体材料的多样化以及纸的运用，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历史文献学的版本学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总之，典籍文献的演变发展，成为催生或推动文献学及各门专学产生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不考虑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至于应用部分，其实就是上一篇论文所谈到的历史文献学具体的学科体系，即历史文献学所要应用的各门专学，这些专学是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文献学主要的组成内容。白先生这次对于上文有关学科内容的结构作了一些订正，指出历史文献学不能包括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金文、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这些学科都有它们的独立性或者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历史文献学所要联系的学科，不能说它们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 又是一年以后，白寿彝在另一篇论文中谈到“历史文献学的设想”，再一次阐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他说：“我想，这里可以包含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等学科。”又说：“还有些学科，跟整理古籍有关，但不属于应用的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并特别指出像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沿革等都是另外的学问65。白先生的阐述清晰透彻，明确说清历史文献学的主干分支学科只有上述六个，其他的都只是与之有联系的学科。他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范围的确定非常重要，因为至今仍有不少文献学的教材或论著，把诸如典藏学、编纂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金石学、方志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各种学科塞到文献学里，这种作法不啻于抹煞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边界，使其名存实亡，就像一个被吹爆了的气球。因此，厘清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实有必要。必须明确白先生所提出的六个学科为历史文献学的主干分支学科，其他如典藏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应属于边缘学科(即其某一部分内容与文献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而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方志学等则只是相关学科。 这里还要特别申论一下白先生所提到的“分类学部分”所要研究的内容。历史文献学要包括分类学部分，这是白先生在后两篇论文里都提到的，有人认为这一部分“是否就是目录学？”白先生明确否定了，他说“应该有一门讲文献分类的学问，旧日所谓目录学，跟这种分类学似不相同”。他又说“现在我们说的历史文献的分类学，是如何就历史文献本身的各种不同性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学问，是从文献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前人目录出发的”。于是，不少人很费解，认为既然讲分类，又为何与目录学不同呢？有的人认为既然已有目录学，此处再讲分类学是否有重复之嫌。然而，白先生不愤不启，并不作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多研究研究，我还说不出多少意见。”对于“分类学部分”的内涵，一开始确实有些懵懂，后来顿悟，白先生说“要从文献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目录书出发来做分类，非常关键。因为目录学是按文献内容来分类的，而所谓“文献本身”不就是指除文献内容之外的外部表现形式，即文献的文本和载体吗？也就是说，除了目录学的分类外，我们还应该从文献的载体材料、文字、装帧形式、编纂方式等多种分类途径去更全面地认识文献、研究文献。尤其是文献的文本编纂形式，这方面以前系统考察阐述不多，而文本编纂形式其实是了解文献、整理文献，甚至是研究文献必不可少的途径。如果要整理文献，则尤其需要弄清文本的组织形式，否则就可能越整越乱，破坏了古籍本来的面貌。比如类书，其文本的组织形式就需要在整理之前仔细认清，才不至于出错。以文本的编纂组织形式来讲，大的方面可分为一次编纂与二次编纂，一次编纂又包括专著、别集、工具书等；二次编纂又包括总集、丛书、类书、选本、节本等等。二次编纂的类型众多，也比较复杂，其中总集常与丛书、类书相混，比如有人就常把宋初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称为四大类书，其实只有前二部是类书，后二部是总集，其中《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太平广记》是小说总集。总之，“分类学部分”确实有必要在历史文献学中占一席之地，尤其是文献编纂类型的区分更为重要，近年已有个别文献学著作作出尝试，是可喜的现象。 （二）“广文献学”学科理念的当代启示 白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过数年研究和思考，通过三次阐述，系统确立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然而思考并没有结束。如前所述，1997年岁末，白先生又提出一份包括17个题目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这样一份提纲可谓包罗万象。虽然并不是各种学科的大集合，但其中所提出来的研究对象和值得注意的问题甚多。初读之，确实有些眼花缭乱，那么，这么多个题目汇集在一起，彼此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是要朝着哪一个方向去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呢？对此，白先生依然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曽贻芬教授说：“白先生告诉我，这个提纲的顺序不是文字的顺序，实际上是提醒我按照历史文献学本身的逻辑关系，从学科的系统性、科学性出发思考认识这个提纲。”仔细研思之，慢慢地体会到这个提纲应该是白先生在完成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构建之后，向着更为开阔的视野，为“广文献学”的构建所作之思考，反映了白先生学科建设理论的一个飞跃。 已经完成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虽然在理论部分涉及到对于文献二重性和局限性的思考，但从主体框架来看，主要还是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等考据之专学。这些专学是清人考据学兴盛发达的利器，是历代文献考辨相传积累下来的精华。当代历史文献学当然要传承文献考据的各门专学，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考据之学，否则就难以超越乾嘉；如果仅在这些专学上打转转，甚至还很容易陷入为考据而考据的“饾饤之学”。白先生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史学家，他对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思考，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进行的。他说：“长期以来，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研究历史文献看作研究历史，这是不对的。”“古籍整理工作很具体，需要比较广阔的知识，但也很容易使我们陷进具体的工作里面，跳出不来，不考虑理论方面的问题。”当代的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学研究，不是为了向故纸堆里讨生活；而是推进新文化、新学术的发展。因此以新时期的新观点解释历史文献，推动历史文献学向着更新的学术方向、更高的学术层面发展，应该是白先生对于历史文献学新框架的学术追求。 在上述背景下认识白先生1997年提出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我认为它是一个“广文献学”的学科设想，是在原来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向着两个方向的新发展。一个方向是继续拓展与历史文献学有叠合的边缘学科如博物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的交叉研究，以深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深度，丰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比如，他所提出的“历史文献与公私图书馆”“历史文献与博物馆”“历史文献与档案”等专题，便可以从与图书馆学有关的典籍文献的收藏与流通，与博物馆学有关的甲骨和金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档案学有关的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研究等角度，加深文献学研究，或为文献学研究增添新方法。另一个发展方向是主张大跨度地和那些看似与文献整理考辨上没什么关系的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拓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视野，在新园地里收获新成果。比如，白先生在提纲中提到的“历史文献与逻辑”“历史文献与辩证法”“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在历史文献的研究中逻辑地考察历史文化的规律发展，就要关注历史文献的整理流传与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关系，将历史文献产生发展史、历史文献学史，放在社会历史的总相去考察，就可以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发生联系，从而发掘出新的学科生长点，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形成“广文献学”研究的格局。“历史文献学与辩证法”提示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辩证法是讲发展、讲联系的，白先生说过：“对于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考订文献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思想活跃一些，视野开阔一些，联系的方面多一些，对一个文献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有更多好处的。”其实，他多年前已经开始思考辩证地看待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考订工作了。“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就应该是辩证的、联系的一个例子。龚书铎先生说白先生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政治问题，认为“政治是历史的脊梁”，龚先生还说：“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过时，不过，白先生“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应该指的不是对文献的内容作阶级分析，否则就变成历史研究而不是文献学研究了，这里指的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文献的整理和流传，历史上的禁书和毁书，实际上有不少还是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所以历史文献学史研究要和政治史结合起来。 从上述几个要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先生“广文献学”理念给予当代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启示，这就是历史文献学要有新时代的发展，应该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交叉综合的研究之路，这样才可以给历史文献学研究带来勃勃生机。本人研究的粗浅体会是，至少历史文献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的交叉结合，是可以对历史文献学史的发展作出很多新阐释的。从大事件来讲，社会生产史上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进步，极大地影响了文献学专学的建立和发展；从藏书史来看，生产技术的进步绝对是藏书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文化史上，明代市民文化的出现与兴盛，无疑改变了明代图书生产、收藏、流通的方向，戏曲、小说、话本以及各种经史节本、选本的编纂印刷、收藏和流通，包括书业的消长，无疑都与市民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学术史上，一部经学史处处可见文献学在为经学史当开路先锋。每个时代经学的发展，都是依靠对经学文本的文献校勘、考辨、注释来完成一代经学的新陈代谢，从而推进经学的发展，甚至产生新经学。因此，如果不能从文献学上认清一代经学文本的变化发展，就很难说清一代经学的演进，这可能是今后深化学术史研究特别要注意的问题，这也是白先生“广文献学”学科理念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以上所述，乃本人对于白寿彝先生在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中所作贡献的粗浅认识。白先生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哲人虽逝，风范犹存。他在古籍整理及历史文献学研究上的成果与思想依然充满活力，而且必将产生持久的影响，推动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历史文献学学科的不断发展。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