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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钱大昕是乾嘉时代史学巨擘，尤以元史见长，相传在其身后留有遗著《元史稿》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在江浙访书时曾见到残帙，在国内引起过一定影响。然而通过道光间学者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可知，钱大昕所作的工作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改订文字，删省传记，又补入《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等而已，并非新作一部《元史稿》。岛田翰自称曾见到钱大昕残稿一事固不可信，钱大昕之子钱东壁、钱东塾所作《行述》所谓有“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元史稿》也是夸大之辞。 关 键 词：钱大昕/《元史》/毛岳生/乾嘉汉学 社科基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元珍本文集整理与研究”(18ZDA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鸣飞(1983-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为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性人物，钱大昕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与贡献自然不必赘述。关于钱氏的史学研究，其中又以元史研究创获最多，影响最大。钱大昕不仅在《廿二史考异》中有《元史考异》，且有《元进士考》《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专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关元碑的考证也有可观篇幅。此外，众多元史史料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也都是由钱大昕最早揭示出它们的史料价值，才开始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元史学科建立之前，钱大昕是在这一领域成就最高的学者。 在钱大昕的诸多元史成果之中，引起学者最多兴趣与关注的，当属传说中的《元史》未定稿。钱大昕曾著有《元史稿》一事，自钱氏身故以后，曾广为学者所知。自晚清民国以降，有关钱大昕《元史稿》的传闻，也时有出现。如日本学者岛田翰曾著有《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自称曾亲眼见到钱大昕所撰《元史稿》残本二十八册，以及钱氏手批《元典章》，且《元史稿》多取自《元典章》，“多未发之秘”①。岛田翰之说在中国影响甚大，反复被学者转引。曾有学者撰文，指出钱大昕所藏钞本《元典章》今在国家图书馆，所谓钱大昕手批《元典章》恐属子虚乌有。②然而岛田翰所谓曾见钱氏《元史稿》，是否确有其事，则尚未辨明。故此笔者考察钱大昕《元史稿》传说的来龙去脉，认为不仅岛田翰亲见之说不足据，而且当时所谓钱大昕有《元史稿》一百卷之说恐怕均不可靠。有关钱大昕有《元史稿》残稿传世之说，实则一系列传闻之辞的夸大与误会造成。特撰此文，望博雅诸君指正。 一、晚清民国以来关于钱大昕《元史稿》的传说释疑 岛田翰在其《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中，自称曾见一十七种稀见之书，均为明清时代名家手稿，读来令人心驰神往。其中钱大昕《元史稿》名列第二，岛田翰称： 《元史稿》，竹汀毕世精力所注，元元本本，可称一代之信史。所谓文减于前、事倍之者。竹汀身后，外间传本希少，其存其佚，盖如在如亡。全书百卷，缺卷首至卷二十五。③ 此后又在钱氏手批《元典章》之后提到，“典章灿然具备，可以订补明修《元史》之草漏，钱氏《元史稿》多采之”④。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外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从韩儒林在1940年发表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可知，连伯希和也受到岛田翰此文影响，认为钱大昕《元史稿》可能尚存世间。⑤其他目录学者如范希曾、陈乃乾等均在著作中引用岛田翰此说，⑥于是钱氏《元史稿》手稿仍有传世之说，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学者之间持续流传。不仅方诗铭、周殿杰著《钱大昕》，张涛、邓声国著《钱大昕评传》等著作中均有讨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中介绍史料，也提到此事，更有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撰写专题论文。⑦以上学者都对岛田翰的记载信之不疑，然而这部备受期待的《元史稿》残本却始终未出现在人们视线中。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对于岛田翰这篇文章，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比如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提到钱大昕《元史稿》时就说“据说他作有稿本《元史稿》，但那是不确切的。已故岛田翰氏说他见过此书，但也不肯定”⑧。之所以内藤湖南对岛田翰之说多有保留，是因为岛田翰在日本学者间名声不佳。长泽规矩也对他的《古文旧书考》早有批评，以为其说不可遽信：“他喜欢写一些乍一看似乎确有其事，再读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对明眼人来说是很容易辨别的假话。”⑨《古文旧书考》是岛田翰生前已经刊行的专著，尚且颇多不实之论，《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收录在《访余录》中，此书是岛田翰因盗卖金沢文库《文选集注》事发而饮弹自戕之后，由田中庆太郎为其辑录剩稿而成。⑩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在岛田氏生前并未发表，我们也无法了解他写作此文的目的与背景，但从一些表述来看，这篇文章充满疑点。比如他提出钱大昕《元史稿》多采《元典章》，可是我们在钱大昕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钱大昕对于《元典章》的利用并不充分，《元史考异》中引用《元典章》仅有六次，《十驾斋养新录》则只有两次。由此可见，虽然钱大昕是较早重视《元典章》史料价值的学者，但他对于《元典章》的研究深度尚有不足。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钱大昕在《元史稿》中会多采《元典章》之说。 在岛田翰自称曾经见到钱大昕《元史稿》二十八册之后，民国学者也注意到钱氏《元史稿》的踪迹。杜维运在《钱大昕之史学》一文中转述牟润孙先生的见闻云：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著录宝山毛岳生批校监本《元史》，即系以朱笔照钱氏史稿钩勒添补，丹黄殆遍，每卷后均有毛氏识语，述明照钱稿移写之时日。牟润孙师在北平时，曾读其书，且尝过录数卷，为维运详言之。日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附《江南访书余录》云于江南获见钱氏《元史》稿本十数巨册，其说决非虚构，惜其后未见有人道及，今恐不可问矣。(11) 依杜维运的转述，牟润孙曾见到北图所藏毛岳生批校本《元史》，其中过录有钱大昕《元史稿》内容，并详细记有移录时间，似可看作岛田翰之说的旁证。然而牟润孙本人1980年4月在北京大学讲座时，说法却与杜维运的转述微有差别： 钱大昕……曾撰《元史》，日本人岛田翰《古文旧书考》附《江南访书录》说他确在江浙某处看见钱大昕的《元史》稿本。宝山毛岳生将钱氏修改过的《元史》过录在刻本《元史》上，是天津李氏藏书，我在抗战前看到过。(12) 牟先生晚年讲演所说是“钱氏修改过的《元史》”，说明只是钱大昕在一部《元史》之上订正舛讹，并非是钱大昕所作的《元史》稿本，杜维运所记却是“照钱氏史稿勾勒添补”，则直接取材自其《元史》稿本，两者性质大不相同。到底是当初牟先生讲述略有夸张，还是杜维运记录失实，现在已不得而知，解决钱大昕遗稿的全部焦点，似乎都集中在了毛岳生的批校本《元史》上面。(13) 毛岳生这部批校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底本为明刻北监本《元史》，上有朱学勤结一庐、徐乃昌积学斋等藏印。毛岳生在此本天头地脚等处用墨笔过录钱大昕《元史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证》等考证，间有毛氏本人的意见。在每卷卷末，毛岳生都记有过录及校勘的时间，如卷二末记有“五月朔日辰刻录竟 生甫”，卷四末则记有“五月三日申刻校录竟 生甫”。其中偶尔记有当时交往活动，如卷一末记有“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校录。三月朔日，自嘉定至苏州元和县官舍时，姚石甫摄知是邑，邀余来日为黄潜夫校《日知录集释》，又为作序文、凡例，共六日始毕。生甫”。其中事关钱大昕者仅有一处，在卷三末云：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自吴门归，借钱先生辛楣删改本，斠二十日毕此册。岳生记于休复居东之学说斋。(14) 从“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可知，毛岳生得到的是一部经过钱大昕批校的《元史》，而非杜维运转述的钱大昕个人创作的《元史稿》。在毛氏过录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毛岳生凡以朱笔写作“钱氏曰”或“钱氏云”之处，均为过录钱大昕的批校，还包括钱大昕增删《元史》之文。这部分钱大昕的批校，一部分已见于《廿二史考异》，也有一部分属于读书随札性质。关于这部分钱氏批校，我们下文会继续讨论，这里暂不展开。但由这些批校可知，毛岳生所见经钱大昕删改批注的这部《元史》，并不是我们理解中钱大昕创作的新《元史》。也就是说，自岛田翰以来，晚清民国围绕钱大昕《元史稿》下落的传闻一直不绝如缕，然而这些传闻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失实之处，让人无法采信。为什么后世学者会坚持认为钱大昕创作过这样一部《元史稿》？这一说法是从何而来呢？ 二、钱大昕《元史稿》传闻的衍成 关于钱大昕有《元史》遗稿的传说，最早出自钱氏之子钱东壁与钱东塾二人。就在钱氏身故之后，钱东壁与钱东塾所撰《行述》中提到： 府君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舛讹，欲重纂一书，博稽载籍，暨金石文字，正其谬戾，补其缺佚。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后人所撰《元史·艺文》，亦多未尽，更蒐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皆已脱稿，惜尚未编定。是年目力少差，以考证纠缪诸条次入《考异》，而《氏族》、《艺文》二书，缮成清本。(15) 这段话提到钱大昕重纂《元史》稿本，基本内容已经完成，只是未经写定。同样的说法在《行述》最后也有提及。在介绍钱大昕著作时，钱东壁与钱东塾将钱氏著作分为已刻、未刻、未成、所校四类，其中有“未成者《元史》若干卷”(16)一句。由于东壁、东塾兄弟与钱大昕分属父子，这种说法自然被学者们所接受。嘉庆十一年(180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板成之后，段玉裁为此书作序，亦称“所著书多刊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多，惜全书手稿未定”(17)，显然是受到上引《行述》的影响。此后，钱氏弟子黄钟为乃师刊刻《元史氏族表》，跋文中也提到“明初诸臣修纂《元史》，开局未及匝岁，草率蒇事，其中纰谬颇多……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18)，亦与《行述》之说有关。但是，钱大昕曾孙钱庆曾在续纂《竹汀居士年谱》时，引用《行述》时则做了一些微调，把“其余纪、传、志、表皆已脱稿”改为了“多已脱稿”(19)，显然对自己祖父和叔祖的说法有所保留。江藩则为了解释钱大昕《元史稿》的下落问题，提出“因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20)。由于《元史稿》与《元诗纪事》体例显然不同，故这一说法也为学者不取。(21) 在钱东壁、钱东塾兄弟所撰《行述》之后，钱大昭之孙钱师璟在《嘉定钱氏艺文志略》中再次提到钱大昕的《元史》稿本，“《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22)。此事在光绪七年(1881)程其钰修《嘉定县志·艺文志》中叙述甚详： 《元书纪传稿》：《元史》疏略，大昕别纂此编。道光初，其孙师康官祁门教谕，巡抚陶澍索遗书，师康以此稿与之。时大昕门人上元汪恩知安庆府，澍属恩校刊。病没，不果。未几，师康亦卒，是稿遂佚。(23) 按照《嘉定县志》所记，钱大昕《元史》稿本在道光以前均由钱东塾之子钱师康保管。道光年间，钱师康将书稿交付汪恩校订，结果汪恩与钱师康相继染病去世，书稿遂不知所踪。后世学者大多相信钱师璟与《嘉定县志》的记载，认为钱氏遗稿的散佚发生在道光年间。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钱东壁、钱东塾两兄弟在《行述》中提到钱大昕的《元史》稿本时，并未说明详细卷数，只提到“尚未编定”和“未成者《元史》若干卷”。到了钱师璟撰写《嘉定钱氏艺文志略》时，就已经变成了“《元史稿》百卷”，忽然有了确定的编次与卷数。岛田翰自称所见钱大昕《元史稿》百卷，显然与钱师璟所谓的百卷本《元史稿》有关，这也是后世学者对于岛田翰曾亲眼见到钱大昕所撰《元史稿》信之不疑的由来。 虽然钱氏之子、侄孙、曾孙都在强调钱大昕有这样一部《元史》稿本，然而从钱大昕自述来看，这样一部书似乎并未完成。钱大昕自述有志于改订《元史》，在其著述中凡四见。其中能够大略考知时间的仅有一处，出自《潜研堂诗集》卷六《过许州追悼亡友周西隒刺史》四首中第三首： 读史纵横贯串功，眼光如月破群蒙，和林旧事编成后，更与何人质异同。(予近改修《元史》)(24) 周西隒即周天度，字让谷，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钱大昕乾隆十七年进京时，适与进京会试的周天度同乘一船，由此订交。(25)周天度卒于许州知州任上，钱大昕此时途经许州，故有悼亡诗作。从这四首诗中的第一首可以看到此诗的创作背景： 三载金台别袂分，缪为恭敬意殷勤。今朝真到繁城路，不见风流旧使君。(己卯夏，西隒之许州任，过予寓斋话别，且言“待子典试两湖过许，某当负弩前驱耳”。)(26) 钱大昕之所以途经许州而追悼亡友，是因为当年老友有典试两湖，愿为前驱之约。而钱大昕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27)这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当在此后不久。因此钱大昕改修《元史》应在乾隆二十七年前后。 钱大昕给钱大昭的信中提到曾刊定《元史》，《与晦之论〈尔雅〉书》云： 予昔在京师，有志撰述，掇李、孙之坠遗，纠郭、邢之违失。至于康成之说经，叔重之解字，参互取定，启悟良多。尝欲勒为一编，以附述者之后，继有刊定《元史》之举，力未能兼，乃辍弗为。(28) 由此信可知，钱大昕在京时本有意研究《尔雅》，因“刊定《元史》”而中辍。钱氏自乾隆十七年入京，在京十五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妻王氏病故返乡。信中所谓“在京师……刊定《元史》”，与乾隆二十七年前后改修《元史》应为一事。 钱大昕又在《廿二史考异序》中称： 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29) 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由此序可知，钱大昕在乾隆三十二年返乡前，已经开始撰写《廿二史考异》。因此钱大昕在给钱大昭信中提到的“刊定《元史》”，与乾隆二十七年悼念周天度诗注中提到的“改修《元史》”，很可能均与《廿二史考异》中的《元史考异》部分有关。 从钱大昕晚年的表述来看，他确实有志于针对《元史》进行一番系统的订补工作，只是最终未能完成。钱氏在《元史艺文志》篇首《元史不立艺文志》中，对订补《元史》的计划有详细说明： 大昕向在馆阁，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30) 这篇文章自署“嘉庆庚申(五年)十二月大昕记”，此年钱氏已经七十三岁。据此文可知，钱大昕在任职翰林院期间，有意重新编定《元史》。然而在乾隆四十年(1775)钱父病逝，钱大昕返乡丁忧，遂告不出之后，这一工作再无进展，后来完成者仅有今天所见的《元史氏族表》和《元史艺文志》而已。这一情况在他的《跋雪楼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予尝病《元史》于宰辅多不立传，欲博考它书，次第补之，而衰疾健忘，聊记一二，以便检寻。(31) 此篇自称“衰疾健忘”，当为晚年所作，具体时间待考。程钜夫《雪楼集》中载有《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及一些宰辅制词，(32)对于补充元代宰辅相关资料有重要作用，故此钱氏作跋以记其事。据此可知，在写作此跋时，钱大昕计划中的补《元史·宰辅传》显然并未完成，由此亦可印证他在嘉庆五年(1819)所谓“归田以后，此事遂废”一语，或许不全是爱惜羽毛的谦辞。 尽管钱大昕本人声明其编次、更定《元史》的工作并未完成，但钱氏致力于元史，且有意在明修《元史》之外另起炉灶等事，却在一些友朋之间流传。比如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云： 闻大著《元史》比已卒业，何时可以付刻，嘉惠后学，争先快睹，引领望之。笔削义例有可先示其要领者耶？无任翘企。(33) 章学诚听到传闻，以为钱大昕的《元史》稿本已经写定，故此在信中询问付刻时间。胡适在《章实斋年谱》中将此信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34)陈鸿森先生在《〈钱大昕年谱〉别记》中据瞿中溶《瞿木夫自订年谱》认为此信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35)根据钱大昕自订《竹汀居士年谱》，他的《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书稿完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36)由于友朋中人都了解他素有重定《元史》之志，听到有关这两部书稿的传闻后，难免会误会钱大昕的新撰《元史》已告完成。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也有类似记载，跋《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云： 乾隆六十年乙卯之夏，偶过东城醋坊桥崇善堂书肆，主人出旧书数种示余……余虽知为元代《题名录》，然所载人名自余忠宣、刘青田外不甚悉。久知钱竹汀先生熟于元代事，且有《元史稿》，必能悉其详。遂携示先生，并乞其跋。(37) 黄丕烈提到钱大昕有《元史稿》在乾隆六十年，与章学诚相去不远，应均是当时传闻略有夸大所致。这些记载与钱东壁、钱东塾两兄弟的《行述》一起，构成了看似强有力的证据链，然而钱大昕却说自己写成的仅有《元史氏族表》和《元史艺文志》而已。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其中矛盾之处呢？ 三、钱大昕“改修《元史》”的真相 前文提到钱大昕自述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即有志于重撰《元史》，“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38)，又在其乾隆二十七年诗作中提到近来正在改修《元史》。然而这与钱东壁、钱东塾在《行述》所谓“重纂一书”，且“纪、传、志、表皆已脱稿”，似有所不同。今本明修《元史》诸帝本纪，均以元代史臣所撰十三朝《实录》为底本，诸志则来源于顺帝朝赵世延、虞集主纂《经世大典》(39)。这些重要史料都在明中期以后纷纷亡佚，乾嘉时固然无从得见，今天也只看到清末学者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部分章节。虽然钱大昕熟稔元代史料，以他所见之书为旧史增入《艺文志》，又以金石碑传文补苴元人传记，但若在明修《元史》以外另起炉灶，大概很难重写纪、志。清末柯劭忞的《新元史》和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也以《列传》部分增加内容最多，《本纪》、诸《志》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而已。由此可见，《行述》所谓的“重纂”及“纪、传、志、表皆已脱稿”云云，或有夸大。钱大昕改定《元史》，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而已。因此毛岳生所借的“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元史》，很可能就是钱大昕在翰林院就职期间，改修《元史》时使用的工作本。 尽管毛岳生只在第一册第三卷的末尾处提到，他于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十七日从苏州返回宝山，借得钱大昕删改本《元史》，用了二十天时间校完此册。但在看过全书后，我们可以确定，毛岳生借得并不只是一册，而是全书。毛岳生从头至尾均录有“钱氏云”或是某处“钱氏删”“钱氏改”，只是《列传》部分间有缺卷。凡有缺卷处，毛岳生均注有“钱氏本阙某传”之类，大概是因保存不善而散佚。在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中，我们不难发现钱大昕“别为编次，更定目录”的痕迹。那就是在第一册“元史目录”上下篇中，毛岳生在目录上标注了钱大昕计划删并的几篇传文(如表1所示)。 钱大昕原书在目录部分可能有所遗漏，故此比较著名的如速不台、完者都一人而两传，以及钱大昕在《元史考异》中考出的几处重出，(40)毛岳生都未在过录本上标出。但从毛岳生标识的几处删并可以看出，钱大昕的删省并不仅限于重出之传，其着眼点更在于体裁与史事上的考量。比如钱氏认为《刘哈剌不花传》可删，是因为该传梗概已见于《泰不华传》。类似这样的删削，我们还可以在《元史·后妃传》中看到。根据毛岳生的过录，钱大昕将《后妃传》中册立诸后的册文进行了大量删削，大概他认为这些文字包含的史料信息冗赘无用。由此可见，钱大昕对明修《元史》的不满不仅在于史事舛讹而已。欧阳修《新唐书》有“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41)之称，钱大昕显然也是以此为目标对《元史》进行改订，与他在《元史艺文志》中所说的“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相合，更说明这部“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很可能是钱大昕“改修《元史》”的阶段性成果。 表1 毛岳生过录钱大昕目录批注表(42)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把握钱大昕“改修《元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钱大昕计划删并的传记反映在毛岳生过录的钱氏批校中，而《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则是钱大昕计划补入的内容——这就是钱大昕准备进行的“更定目录，或删或补”。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注意到，毛岳生过录有钱大昕对于《元史》正文的大量批注，这部分批注学术价值如何，与钱大昕“改修《元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上文已经提到，按照毛岳生批校的体例，凡是钱大昕原本上的批注，毛岳生均以“钱氏云”或“钱氏曰”标出，而毛氏自己摘自《元史考异》与汪辉祖《元史本证》的部分，则标明“钱氏《考异》云”“汪辉祖云”，等等。钱大昕原本批注大体与《考异》内容相似，偶有不见于《元史考异》《诸史拾遗》及《十驾斋养新录》等已刊著作中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钱大昕补苴传记的努力。比如《元史》卷一二三《纯只海传》，传末仅提到纯只海有子昂阿剌，此处钱大昕批注云： 纯只海孙奚加  以泰州万户府达鲁花赤移镇抚州路，子孙世守其地，皆有惠政。奚加 之孙帖古迭儿长身蛇髯，尝征漳州贼李志甫，贼中号为黄胡子万户，相戒逐之。在镇三十七年，以老致仕。徽州人立碑颂遗爱。(43)这段话源自郑玉《师山集》中《徽泰万户府达鲁花赤珊竹公遗爱碑铭》(44)。而《元史考异》此处仅出“赠温国公，谥忠襄”一句称： 案：《郑玉集》称纯直海(即纯只海)为定西王。(45) 此处所谓纯只海为定西王，同样出自郑玉《珊竹公遗爱碑》。可见钱氏的批注是准备日后补入《纯只海传》的内容，而《元史考异》只是考史并非补苴，故未收其他内容。可惜钱大昕批注中补传类的文字并不多见，恐诚如其自述“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另有不见于钱氏已刊著作的批注，也只是尚待确证的推测。如《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有“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一句，钱大昕批注云“南巫里即南无力，速木都剌即苏木都剌”(46)。这部分推测难以在文献上求证，故不见于钱氏的正式著作，只是他阅读《元史》的笔记而已。 钱氏批注中最为多见的一类，内容往往与《考异》相近，但考证与文字表述不如《考异》细密，应只是读书随札，或为《考异》前身。比如《元史》卷一○六《后妃表》“忽兰皇后”以下，钱大昕有一段较长批注： 钱氏云：据《秘史》，太祖征蔑儿乞时，豁阿思蔑儿乞部人答亦儿兀孙以女忽兰来献，又纳乃蛮塔阳罕之母古儿别速，又纳王罕弟札合敢不长女名亦巴合，以次女莎儿合黑塔泥赐拖雷，所谓庄圣皇后也。(太祖忽兰皇后)(47) 太祖平蔑儿乞，以其主脱里脱阿子忽都之妻朵列格捏赐斡歌歹。(太宗脱列哥那六皇后) 太祖以夫人亦巴合赐主儿扯歹，即札合敢不之女。 太祖下泰赤兀取执，锁儿罕失剌匿之，以女合答安侍。(48)(哈答皇后) 太祖征合申种，其主不儿罕降，以女察哈来献。(49) 《元史考异》中与此处批注有关者分别为： 太祖忽兰皇后 案：《秘史》太祖征蔑儿乞时，豁阿思蔑儿乞部人答亦儿兀孙以女忽兰来献，然则忽兰(即忽阑)乃蔑儿乞氏。(即蔑里吉) 哈答皇后 案：《秘史》太祖为泰赤兀所执，锁儿罕失剌匿之，以女合答安侍，疑即哈答也。 太宗脱列哥那六皇后 案：《秘史》太祖平蔑儿乞，以其主脱黑脱阿(即脱脱)子忽都之妻朵列格捏赐斡歌歹(即太宗)，朵列格捏即脱列哥那也。(50) 比较可知，钱氏批注只是随手摘录文献，有些内容与史文本身无关。摘录文献的字句又不甚精准，比如“脱黑脱阿”误为“脱里脱阿”，又有“太祖下泰赤兀取执”等语意不明之处。由于毛岳生将钱大昕《考异》一一移写在下，可见这些瑕疵恐非毛氏笔误，而是钱氏批注原本如此。再如《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儿传》提到壬午石天应守河中府，“金侯将军率昆弟兵十余万夜袭河中，天应遣偏裨吴权府五百兵出东门”等事，钱大昕批注仅称“此条与《木华黎》传复”，并将“岁壬午”至“遂燔其城，屠其民”共八十九字，删改为“金兵陷河中府”六字。《元史考异》则考证甚详： 此事已见《木华黎传》。侯将军者，侯七也，《金史》作“侯小叔”。吴权府者，吴泽也。予谓天应戒吴权府语，当载于本传，若木华黎、按札儿两传，但以“金兵陷河中府”一语了之可矣。(51) 由此可知，这一部经过删改批注的“改修”《元史》是钱大昕的工作底本，而《元史考异》则是在此基础上精细化的考史之作，两者之间精粗高下对比非常明显。 如果所谓钱大昕“改修”的《元史》就是毛岳生所见“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元史》。其中批注或为删省传记，或为改动文句，或为增补传文，或为随手札记，离一部完全写定的新《元史》尚有很大差距。但钱大昕确实将整部《元史》做了详细的批注校改，同时有《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补入之文。因此钱东壁、钱东塾兄弟《行述》所谓“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钱著《元史稿》，很可能就指这部钱大昕批注本《元史》。根据陈鸿森对《养新余录》的研究，钱氏昆仲把乃父在《养新录》中删弃的笔记重新集结为《余录》，在《行状》中称为“补遗四卷”，钱东塾更在《养新余录跋》中把它说成是《养新录》刊刻之后，“续有所得，别记一编”(52)。因此钱氏昆仲把批注本《元史》说成是新撰《元史》稿本，用以褒扬乃父学术之精，并非孤例。在乾嘉学者中，钱大昕可称经史兼修者第一人，又尤以元史见长。在时人看来，若要以一己之力完成新撰《元史》，必非钱大昕莫属。因为钱大昕的子弟友朋中，不少人都知道钱氏确有重新编纂《元史》的想法，故此《行述》之说一出，纷纷信然。这才让学者们花了二百余年时间，去追寻与猜测钱大昕《元史稿》的下落。 四、钱大昕《元史稿》百卷说蠡测 钱师璟在《钱氏艺文志略》中曾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的说法，而《行述》提到钱大昕《元史稿》仅称“若干卷”。钱师璟的“百卷”说影响了后来者如郑文焯《国朝未刊遗书目》、范希曾《南献遗征笺》等书。“百卷”之说从何而来呢？ 若按钱大昕本意，明修《元史》二百一十卷，在此基础上且删且补，最终稿很难仅一百卷。且他的工作尚未完成，体例尚不明确，何况分卷等事。通过文献资料显示的蛛丝马迹，笔者认为钱师璟百卷之说，仍与毛岳生有关。 毛岳生是钱大昕的再传弟子，素有志于元史，意图完成钱大昕的未竟之业，新修《元书》一部，其《休复居诗文集》卷首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练廷璜序云： 生甫于诸史尤长蒙古一代事，以宋濂等《元史》多疏漏，欲撰《元书》百卷。事实具而属文未成，成者只《后妃》《公主》二传，今附《文集》后，亦生甫志云。(53) 毛岳生计划撰写“《元书》百卷”，正与钱师璟所谓钱大昕有“《元史稿》百卷”相合。毛岳生给李兆洛的复信中也提到此事： 《元史》益得统纪，已写出《后妃》《公主》二传。其所由舛错删增，又成《考辨》数卷。诸表皆定，惟须自书，病后颇畏繁赜中止。亟欲就正先生，当率携至也。(54) 此信开头有“《绎志》自病愈始读竟其书”云云，今本《绎志》书前有李兆洛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刊记，(55)可知信写于此后。毛岳生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大概在他生前也未能完成此书。 从毛岳生批校来看，毛氏乃是依照钱大昕体例，对《元史》文字进行删改。过录钱大昕《元史考异》与汪辉祖《元史本证》，也是为保证史实准确无误。不过钱大昕仅在目录部分删去数篇传记，毛岳生则对《元史》分卷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如《睿宗传》注云“当附入《宪宗纪》”，《裕宗传》注云“当入《成宗纪》”，《显宗传》注云“当入《泰定纪》”，《顺宗传》注云“宜入《武宗纪》”。如此按照亲属关系合并列传，从而作到减少卷数，简化文字，与钱大昕追求的“文省事倍”一致。毛岳生希望写作《元书》，无疑是为了延续钱大昕的志业。姚椿所作《毛生甫墓志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君以前辈尝病《元史》冗漏，见詹事所为残稿，因加补辑纂录异册数十种。未已，奔走道路，年又限之，卒未克底于成。此古穷悴有志之士所为抚躬而自悼者也。(56) 此处姚椿提到“詹事所为残稿”，当然是毛岳生借得的“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元史》，“残稿”云云，大约也受了钱大昕《元史稿》传说的影响。可见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并尝试撰写《元书》，在友人看来即续作钱大昕《元史稿》。当时远在河南的汪喜孙在毛岳生病故之后，曾经致信陈奂，要求陈奂代为寻访书籍，“勿却勿缓”，其中一种即为“钱辛楣《元史稿》(毛岳生补)”(57)。 汪喜孙信中并未标明时间，但提到汪氏向杨以增推荐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准备托杨以增刊行时指出： 观察现刻许云翘(鸿盘)《方舆纪要补》、桂氏《说文注》(五十册)。足下惠然肯来，与许印林同校《说文》，并刊《诗》学，千年不朽，其亟图之。(观察属江少泉别驾并遣使赍白金百廿金奉速，属带写字刻工三数人来，书仿宋本，以精为妙，万勿相却。)(58) 同一件事在另一封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廿九日信中又重提一次： 昨杨至堂观詧有刻许云翘《方舆纪要补》及桂未谷《说文注》(书五十册，字百万)之议，并欲刻足下所著《毛诗传疏》，专差致白金百廿两奉速从者来豫，并携三四写手刻工来，仿宋本精椠。足下断勿却之。外具书目，并欲搜罗秘籍，如一时无收，直令其来豫，或定价作约，容俟到豫，差人来取。或由船寄，因此时长路不便多带白金，幸勿推却，是所至祷。专此申怀，余容蒋左仲世兄述之。惟照詧，不宣。壬寅十月廿九日镫下，弟汪喜荀白。(59) 这两封信大体内容相同，当为前信先发，后信由蒋左仲代送，时间相去不远。有关汪喜孙与毛岳生之间的交往，毛岳生在批校本《元史》卷一六三末尾处提到“三日未刻校竟。汪孟慈、王二波来”。卷一六八末尾又提到“八日辰刻校竟。孟慈归扬州”。这两处批校虽未记年号月份，但我们可以判断，此次汪喜孙在宝山盘桓五日之中得知毛岳生正在进行考订《元史》的工作。后来汪喜孙显然误会毛岳生准备写作的《元书》，是对钱大昕《元史稿》的续作。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日毛岳生卒后，正在河南的汪喜孙知悉毛氏死讯，便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拜托陈奂寻访毛氏遗作，提及此书为毛岳生补钱大昕《元史稿》。汪喜孙既然有此误会，想必毛氏友人当中，认为毛氏曾见到钱大昕《元史稿》残稿并尝试续补者，恐怕不在少数。实际上，姚椿为毛岳生所作墓志铭，正是这种误会的体现。如此以讹传讹之下，人们将毛岳生计划中的《元书》百卷误传作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的可能性很大。由于钱师康过世，钱大昕遗稿不知所踪，钱师璟在写作《钱氏艺文志略》时，根据传闻记录了钱大昕《元史稿》百卷，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五、结语 钱大昕在青年时代就计划删定改修《元史》。乾隆二十七年前后，钱大昕已开始进行此项工作，最后形成一部批注本《元史》及后来收入《廿二史考异》的《元史考异》。到乾隆五十六年，钱大昕又陆续完成《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结果章学诚、黄丕烈等人误认为他的《元史稿》已经完成。至嘉庆九年(1804)钱大昕逝世之后，钱东壁、钱东塾为乃父撰写《行述》，称钱大昕有《元史》稿本，“纪、传、志、表皆已脱稿”。此后段玉裁、黄钟、江藩等人均依照此说，认为钱大昕有《元史稿》存世。道光十三年，毛岳生借得钱大昕批注本《元史》，过录钱氏批注于北监本《元史》之上，并拟依钱氏体例，续修此书。毛氏友人遂认为毛岳生有以钱大昕残稿为基础续成的《元史》未竟稿。至道光二十三年，钱大昕批注本《元史》已不知所踪，钱师璟在《嘉定钱氏艺文志略》中，误将毛岳生拟作《元书》之卷数，当作钱大昕《元史稿》之卷数，才有了钱大昕《元史稿》百卷之说。清末岛田翰根据钱师璟之说，又编造出他在江浙访书时，曾见钱大昕《元史稿》残稿之说，并称此残稿仅有后七十五卷。牟润孙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图书馆乙库看到毛岳生批校北监本《元史》，注意到其中过录钱大昕批注的内容，将此事告知杜维运。杜维运将其写入《钱大昕之史学》，认为毛岳生过录之文，出自钱大昕《元史稿》。如此一来，所有关于钱氏《元史稿》的误会与夸大互相证成，似乎越来越坐实了钱大昕《元史稿》的传说。但仔细查看毛岳生的过录本，并通过过录本来推求钱大昕批注的原貌，结合钱大昕的个人经历，就可以知道钱大昕并没有一部完全新撰又比较成熟的《元史稿》。困扰研究者们多年的钱大昕《元史稿》下落问题，似乎也就涣然冰释了。 长期以来，学者对于钱大昕的《元史稿》总是充满期待，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在乾嘉学者都堪称首屈一指，作为乾嘉史学的巅峰，钱大昕不仅精于经史金石，据说还通晓满蒙文字。昭裢在《啸亭杂录》中“钱辛楣之博”条云： 近时考据之儒，以公为巨擘焉。又习蒙古语，故考核金、元诸史及外藩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上书房时，质庄王尝获元代蒙古碑版，体制异于今书，人皆不识。因询诸章嘉国师，倩其翻译汉文，因命吾题跋端末。吾方挥毫，先生过而见之曰：‘章嘉固为博学，然其译汉文某字句有错误者，吾有收藏元时巙巙所译汉文，可取而证之。’因归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误处毕见。故人皆拜服云”。闻其归后，曾著《元史续编》，采择颇精当，惜未见其本焉。(60) 可见钱大昕在元史研究方面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就连现代学者如韩儒林也认为，“倘钱氏书成，则后之改造《元史》者，必不至若是之多也”(61)。 尽管钱大昕天赋过人，在元史方面成果斐然，但他毕竟受限于时代与史料，并非全知全能。如欲以一己之力新撰《元史》，在列传固优为之，本纪、表、志却很难独立完成。与现代学者不同，清代学者诟病《元史》冗漏，着眼点在史家体例的严整与书法的谨饬，钱大昕也不例外。所以钱大昕提出要“改修《元史》”，固然是不满于明修《元史》在史事层面上的疏漏，还在于不满《元史》书写的轻重失当与文不雅驯。现代史学却更加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反而不太看重这些正史体例、书法的问题。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就提出，“史书的价值主要在于是否能求实存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元史》倒是居上乘的”(62)。于是当代学者期待中的钱著《元史稿》，是一部能够提供更丰富的史料与充满精彩考证的新著作。如此一来，毛岳生过录的这部经过钱大昕“改修”的《元史》，或许会令今天的研究者有些失望。虽然如此，作为元史研究的先行者，钱大昕的《元史考异》等作品充满了令人击节称叹的精彩考证。祛除掉钱大昕《元史稿》的传说，呈现出钱大昕元史研究的真实一面，这才是今天元史研究者对钱大昕致敬的最好方式吧。 注释： ①[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访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②华喆：《论岛田翰〈访余录〉中所记钱大昕批校本〈元典章〉之谬》，《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③[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访余录》，第424页。 ④[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访余录》，第425页。 ⑤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收入《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⑥参见范希曾编，方靠点校整理《书目答问补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6页；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4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21页。 ⑦参见方诗铭、周殿杰《钱大昕》“刊定《元史》”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4-145页；张涛、邓声国《钱大昕评传》第4章第3节“重写《元史》的努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2-150页；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序说”第4章“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6、97页；周清澍《钱大昕》，收入《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48页；顾吉辰《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1993年第5期。黄兆强先生著有《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到清中叶》一书，其中第2章“钱大昕”下辟有专节讨论《元史稿》问题，将相关文献与研究状况作了比较清晰全面的整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第185-189页。 ⑧[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⑨[日]长泽规矩也：《书誌隨想·收书遍歷》第11条，《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6卷，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第266页。长泽先生另有《鎌倉室町期に于おけゐ外典の翻刻》一文，揭露了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中的一些“戏言”，参见[日]长泽规矩也《舊刊本考》第2章，《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书誌學論考》第2篇，东京，汲古书院，1982年，第98-106页。[日]高桥智先生亦有《抱殘守闕，責在後人——島田翰の奇书》一文，在长泽先生基础上对此问题续有讨论，见《汲古》第20号，1991年。 ⑩参见钱婉约《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 (11)杜维运：《钱大昕之史学》，发表于《学术季刊》第2卷第3期，1953年；后经修改收入《清代史学与史家》“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2-313页。 (12)牟润孙：《论清代史学衰落的原因》，《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82、683页。 (13)毛岳生(1791-1841)，字生甫，宝山人。毛大瀛之孙，毛际盛之子，著有《休复居诗文集》。 (14)[明]宋濂等撰，[清]毛岳生批注：《元史》卷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 (15)[清]钱东壁、[清]钱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16)[清]钱东壁、[清]钱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第31页。 (17)[清]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经韵楼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18)[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黄钟跋文，《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第314页。 (19)[清]钱大昕撰，[清]钱庆曾校注：《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条，《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第37页。 (20)[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页。 (21)参见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1、322页。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有《跋道山亭联句》称“予顷仿计敏夫之例，撰《元诗纪事》，得之石刻者凡数十家”(《嘉定钱大昕全集》，第6册，第539页)，则《元诗纪事》体例与计有功《唐诗纪事》同，不可能由《元史稿》改作。 (22)[清]钱师璟：《嘉定钱氏艺文志略》，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本。 (23)[清]程其钰：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五《艺文志·史部》，光绪七年(1881)刊本。 (24)[清]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六《过许州追悼亡友周西隒剌史四首》，《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3页。 (25)[清]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七年条云：“三月，束装入都，过清江浦，文定公复留住公署两月，乃买舟送居士与让谷北行。”(第11页)又《潜研堂诗集》卷八《清江浦怀旧》称道周天度“周生媕雅才，胸罗四库无不有”。见《潜研堂集》，第1060页。 (26)[清]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六《过许州追悼亡友周西隒刺史》，《潜研堂集》，第1023页。 (27)[清]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二十七年条，第17页。 (28)[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晦之论〈尔雅〉书》，《潜研堂集》，第606页。 (29)[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廿二史考异序》，《潜研堂集》，第407页。 (30)[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元史不立艺文志》，《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第1页。 (31)[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一《跋雪楼集》，《潜研堂集》，第557页。 (32)参见[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宣统二年(1910)陶湘影刻明洪武刊本。 (33)[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34)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35)参见陈鸿森《〈钱大昕年谱〉别记》，收入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附录，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第935页。 (36)[清]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条，第37页。 (37)[清]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二《元统元年进士题目录不分卷》，《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1-92页。 (38)[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元史不立艺文志》，《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第1页。 (39)参见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第2章“《元史》本纪的史源”、第3章“《元史》诸《志》的史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9-43、74-87页。 (40)《元史》一人两传之事，自顾炎武以下皆有批评。钱大昕论《元史》两传之误，说见《廿二史考异》卷九四《元史考异·雪不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00页。 (41)《新唐书》后附曾公亮《进唐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72页。 (42)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毛岳生批校本《元史》目录部分。 (43)[明]宋濂等撰，[清]毛岳生批注：《元史》卷一二三。 (44)参见[元]郑玉《师山集》卷六《徽泰万户府达鲁花赤珊竹公遗爱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页。 (45)[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四《元史九·纯只海传》，第1302页。 (4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毛岳生批校本《元史》卷一三一。 (47)此处引文括号内的“太祖忽兰皇后”“太宗脱列哥那六皇后”“哈答皇后”为笔者所加，是《后妃表》中对应批注的皇后。 (48)按“太祖下泰赤兀取执”不通，毛岳生过录原文如此，必有误字。 (49)[明]宋濂等撰，[清]毛岳生批注：《元史》卷一○六。 (50)[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一《元史六·后妃表》，第1259页。 (51)[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四《元史九·按札儿传》，第1299页。 (52)参见陈鸿森《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第4分，1988年，第913-926页；又见陈鸿森《考据的虚与实》，收入《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23-125页。 (53)[清]毛岳生：《休复居诗文集》总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 (54)[清]毛岳生：《休复居诗文集·休复居文集》卷三《答李申耆先生书》，第160页。 (55)参见胡承诺《绎志》，《续修四库全书》，第9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56)[清]姚椿：《晚学斋文集》卷八《毛生甫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2册，第469页。 (57)参见[清]陈奂辑，吴格整理《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第65函《汪喜孙致陈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58)参见[清]陈奂辑辑，吴格整理《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第65函《汪喜孙致陈奂》，第236页。 (59)[清]陈奂辑，吴格整理《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第66函《汪喜孙致陈奂》，第239页。“足下断勿却之”句，“勿”字原缺，据文意及前函补。 (60)[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七“钱辛楣之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页。 (61)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穹庐集》，第70页。 (62)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前言》，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