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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邀请，《近代史研究》资深编审谢维为本所学者带来了一场题为《走出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提出新问题》的报告。会上，谢维分享了他对近代史研究最新动向的观察和思考，并与现场学人就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报告交流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分别由胡永恒副编审和吴敏超研究员主持，所内青年学者约40人出席。 “随看、随写、随想” 作为《近代史研究》的资深编审，谢维老师常年从事论文的编、读、审、评工作，学术功力深厚。为了准备此次报告，谢维老师专门从发表于2018年《近代史研究》的论文中摘选十余篇，按主题分门别类，就各类别论文的概念、脉络和问题进行梳理，为大家准备了近十万字的阅读材料。谢维老师表示，这十万字的材料是他平日里“随看、随写、随想”的读后感，他选取的论文未必是“写得最好”的，但却是对他而言具“启发性、令他想到新问题或新角度的文章。他希望这份“语录体”的读后随感能够帮助青年学人从新的视角提出新问题。 “留出时间务虚” 报告一开始，谢维老师就提出，今天的报告是一次“务虚会”。由于所内同仁平时都埋首于各自的具体研究，很容易囿于自己的条条框框。谢维老师表示，青年学人要认真做好“小题目”，但更要思考“大问题”。他说，有些年轻朋友，本科时期还会阅读政治经济等各种时髦的书籍；但一到硕士阶段，视野就窄了很多，博士阶段更窄，导致视阈越来越小。因此，谢维老师建议，本所学人在研究具体问题之余，应“留出时间务虚”。“务虚”的时候不必把自己限制在政治史或经济史某一特定领域，而是多读多看，头脑风暴，打破自己的条条框框。谢维老师还以张海鹏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为例，指出历史系研究生最好不要只做同一个题目，从硕士到博士阶段，应该变换题目；青年学人从副高到正高的几年中，也应该拿出时间来拓宽自己的研究边界。谢维老师强调，学术研究就像“挖坑”和“登山”，原来下的功夫越大，坑挖得越深，未来才能继续挖下去；登山亦然，只有登高才能望远，站得越高，能看到的面相也就越多。因此，史学研究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才能有更长远发展；历史研究者最怕的是“不知不觉的牢笼”，因此青年学人一定要注意转换视角。 “新问题与实践史观” 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解释范式，作为研究视野和工具，两种史观曾推动了一批经典研究著作的诞生。但对于青年学人而言，两种史观的主导地位也造成了“大问题已被前人研究过，自己只能做边边角角”的局面。针对如何摆脱旧有范式支配，做出创新研究的问题，谢维老师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要想问题，不是找问题”。谢维老师认为，青年学人平时就要养成想问题的习惯，不要太功利。不管问题有用没用，想到了就写下来；然后定期梳理自己的想法，再从一堆问题中选择一个最有希望解决的问题。他表示，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应该在40岁以前形成随时思考的习惯。 其次，“要读史料，不要找史料”。谢维老师强调，他反对“找史料”，因为“找史料”代表研究者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结论和论述脉络，只是找资料填补到预设的解释框架里，这样的研究就不可能再揭示历史的新东西。谢维老师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读史料”，从史料里读出新东西来；去发现“反常识”的东西，“抓住了，往前捯，一个一个倒回去解读”。谢老师认为，研究者可以先有所预设，但仍要继续读史料，在史料中检视自己的预设是否成立，这样才比较容易做出新的东西。 第三，“不可不新”。谈到学术创新的重要性，谢维老师用了一种夸张的说法，“宁可不真，不可不新”。谢维老师认为，欧美学界之所以能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视角和作品，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一套成熟的学术机制，没有创新的文章会很难发表，这套机制就迫使研究者必须不断找寻新角度；而国内由于学术机制不同，近代史研究很容易被套在一个“过去的框框”里，一个是革命史观，一个是现代化史观。谢维老师希望大家对于两种史观既要吸收，又要反思。 第四，“构建实践史观”。谢维老师表示，“实践”的视角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体会古人。研究者要有与古人共情的能力，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研究对象；同时，研究者的视野也必须跟上研究对象的视野。以“百日维新”为例，如果不站在实践者的角度，就想不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时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也就无法理解光绪帝“用小臣治大臣”背后的不得已。谢维老师说，共情既是天赋，也是训练。当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可以将自己在生活中经历过的困惑、犹豫、惶恐、牺牲、不甘、忍痛等情绪移情到古人，将心比心，那么看到的东西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带着嘴来参会” 谢维老师在会前就要求，与会者一定“不能只带耳朵，必须带着嘴来”。因此，在一个小时的报告后，本所同仁就阅读资料和个人研究中的困惑与谢老师展开研讨。胡永恒、唐仕春和吴敏超首先就“什么是好的共情”进行探讨，如果研究者总会“情不自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传教士、宋子文）进行辩护，这是否是一种好的共情？谢维老师的看法是，改革开放前的史学研究是“评价史学”，注重评价历史人物的好坏功过；但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经历“重建史学”的过渡，现在已变成“演绎史学”。现在的研究者应更多重视对“研究对象心路历程的重新演绎，演绎出他的矛盾、纠结、困惑和选择，而不在于评价”。针对高莹莹关于审稿和评稿的疑问，谢维老师分享了他的经验。李珊、李俊领和赵妍杰就各自研究中涉及到的北洋时期的话语和概念问题进行交流，谢维老师表示，话语的作用是梳理史实。无论是法统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的，还是五四的话语，都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其内在关系。围绕王波和吕文浩“历史研究怎么利用后见之明优势”的讨论，谢维老师认为，我们的“后见之明”就是去“多重演绎”，把历史研究作为“一场智力游戏”。历史研究要求真，但“真”的标准从古至今一直在变化，真假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外，谢维老师不赞成给历史人物翻案，因为翻案仍属于“评价史学”，而我们现在应该推进“演绎史学”。卢华和彭姗姗就近代的身份政治以及“中心-边缘”问题交流了自己的思考，谢维老师表示，史实都是碎片，研究就是用空间、结构和共识来联结碎片，并且让大家接受；此外，谢维老师还就生活史、身体史和经济史等相关议题与本所同仁交流了他的观察和看法。 读书会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4点，谢维老师妙语连珠，现场气氛热烈。徐秀丽编审表示，谢维老师是一个宝库，我们还需要不断挖掘，今天的分享是“比马上能够用上的技术更具启发性的思考”；胡永恒副编审认为，这次读书会是一场“拨云见日”的交流会；吴敏超研究员总结了谢维老师的报告内容，并表示未来的青年读书会也会更多讨论宏观、理论和跨学科的书籍，让大家可以在读书会的平台上“务虚”。与会学人也纷纷表示，谢维老师对待历史研究的好奇心以及“学问是为己之学”的态度令人钦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