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译介 黄裳 1932年，黄裳考入南开中学，其一生的文学翻译因缘，实缔结于此。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中学，汇聚了张伯苓、何其芳、张中行、叶石甫、孟志孙、李尧林等一批新文化学人。学校里，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教学专业的李尧林是黄裳的英语老师。他的英语课堂活泼开明，会教授外文歌曲、讲解辜鸿铭的英译杜诗《赠卫八处士》；教法独特有效，不要求学生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而代之以直接接触原文从而“猜”出语法规律来。黄裳由此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不仅译书全以英文本为据，那一口漂亮的英文后来还曾惊艳了自己的老丈人。李尧林不单单教英语，还用新文学书刊滋养年轻学子。黄裳在老师的书橱里就看过初版本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以及卞之琳编的《水星》等。学校外，据黄裳回忆，“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地插着新书”[1]，跑书摊儿遇到俄国小说时，当然也不忘通知李尧林老师一声。在新文学的熏陶与英语能力之养成中，黄裳的译业，首先自翻译批评始。 一 1930年代，张谷若以山东方言译哈代小说《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赞助下，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却也引发了萧乾的不同意见。1937年黄裳在《南开高中》发表《最近翻译界的辩争》一文，即是针对这场论争的发语。黄裳认为，张谷若的译文“采用中国鸳鸯蝴蝶派的成语太多。似乎令读者容易看过去，不易觉出原作的伟大，不容易在字句的工拙上多加吟味”，致使原作丰神减损不少。对于争议另一方的萧乾的观点，“借翻译使国内创作的风格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新文艺由五四状态而进展到目前阶段的，这功劳仍是归给那些情节以外还尊重原著的文字排列运用，那些费力不讨好的直译者”，黄裳也不赞同，以为直译的作用未免被夸大，“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先驱者，都有很好的西洋文学根底，作风的转变，恐怕是个人欣赏所得而非由生硬的译文学来的吧”[2]。 1941年，黄裳化名赵令仪，在《宇宙风乙刊》连续发表《读书日记》（文章体式与风格均模拟鲁迅《马上日记》，笔名也是沿袭鲁迅用过的“赵令仪”）。其中数节颇多关涉译坛人事，不妨整段援引，略作申说。 从学校里回来以后，把疲乏的身子向床上一躺，随手就拿过一本书来翻翻。这就是《静静的顿河》的全译本。这本书已经有过几个译本了，这一次是由原文直译的。所以更容易使人注意。直译和意译之争是开始于几年前鲁迅先生对主张意译的论争。直等到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出版，使人认识了直译的面目。那保持了原作中语气和风貌的译笔，毕竟是比但求易解不计错误的意译好得多的。所以这一次看《静静的顿河》也是先翻了后记里所谈关于译法的文章来看。却不料发现了这样的一段：“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由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兄分担的工作。他们为我顺语气，务期使它通俗易懂。”……“及至巴人兄等的改订，更完全是求易懂。现在自己看看，的确和初稿时大不相同了。”以上四兄的懂不懂俄文，我不知道，看样子是只拿了译稿在“顺”，语气的合乎原文与否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入学试验里的国文试题来了。原来那就是某“教授”在某古书里拉取了一段古文，段落不明标点不分的要学生译出白话来。殊不料一九四○年的译介巨帙竟与大学生的试验殊途同归，在令我叹气之余，不禁要发出如下的请求：“但愿再谨严些！”[3] 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最先是贺非由德译本译出第一部的前半部分（第1、2卷），即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该译本经由鲁迅校对并附后记一篇，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之后，黄一然与赵洵合作，分别据俄文本和英文本译出了第一部的第3卷，1936年由光明书局出版。黄裳所言的“全译本”，为金人从俄文原本译出的《静静的顿河》，同样由光明书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读书日记》发表于1941年8月至11月，金人的全译本出版于1941年上半年：可见黄裳对文学译介与出版的实时聚焦。 金人自陈是带着扫荡文坛那种随手摭拾的“半吊子”译本的倾向进行译介，试图纠正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删削修改处（如原书内土语对话的脱落），且舍弃郭沫若（金人认为郭氏是在“编译”而非翻译）、徐懋庸（金人以为徐氏译笔无法维持原作者的风格）的译法，取径鲁迅的译介策略，以“尽量保持原作者的笔调和风格”[4]。这些看法与黄裳并无太大出入。黄裳的不满和指摘则在于巴人、石灵、斯埙、野风四人画蛇添足式为金人译文润饰。务求通顺易懂，便会背离“直译”的初衷，也偏离了原作的意蕴样貌。黄裳由是呼吁，翻译须谨严： 再想一想，这也原非新闻。正应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远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想到这种译法的了。鲁迅介绍了个安特莱夫的《红的笑》的译本在《小说月报》发表。却不料有人提出抗议，说他的译本在上海的书店里放了很多时候不见出版，后来是退回来了，而这另一本《红的笑》却印出来了；校对之余风貌多有似处，大概是从他的译本偷梁换柱的转译去的。那时还不大明白怎样偷换，现在读了“后记”，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拿了一本译文来“顺”一“顺”或“不顺”一“不顺”就成了。设想如此，岂不妙哉。[5] 1928年，鲁迅曾校订梅川所译安特莱夫《红的笑》，该译稿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次年，程鹤西读到梅川的译文，怀疑是抄袭了自己和张骏祥的译稿。鲁迅作《关于〈关于红笑〉》一文为梅川辩护。这一译界风波至今难有“定论”。黄裳似乎是认定梅川确实“偷换”“顺”走了程鹤西等二人的译文，并将之与巴人等修饰金人译文的译写方式相类比，语多揶揄与不屑。循此，黄裳“另外想起了一件颇为有趣的故事”： 耿济之先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这书是原来一段段译出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后来收集单行本的时候，却单不见了载《活骸》一篇的旧报。只好另译一遍。所以现在单行本的《猎人日记》里的《活骸》是后来重译的一篇。我却有这本旧的《小说月报》。同时在一本《俄国文学研究》里，又有着王统照先生译的一篇《活骸》。前者是从俄文译，后者是由英文转译。对读起来，真够得上“良多趣味”四个字。现在用了“归纳法”把一句话的三种译法对照一下看： 法兰西的谚语说道：“干燥的渔夫和潮湿的猎人同属悲惨的景象。”（耿旧译载《小说月报》十五卷第九期） 法国谚语有言：“干的渔夫与湿的猎人，具有最可悲的形状。”（耿译《猎人日记》本） 法兰西有句成语是：“一个干燥的渔夫，和一个潮湿地方的猎者，这是很愁苦的光景”。（王译） 无论是单读哪一种译文都会顺口而下的罢？可是一比较，就马上看出了不同之处。耿先生的完全是外交官派头，满口是官话，王统照先生则不愧是诗人，头两句译得非常美。可是第三句却也像不大“顺”。甚矣哉，译事之难也。[6] 耿济之所译《猎人日记》的单行本于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耿在《译者序》中透漏，徐调孚特意剪下、汇集起的《小说月报》初译稿，独独不见了。曾在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9号的第二十三篇《活骸》。三年前，在《小说月报》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收有王统照译屠格涅夫《活骸》（该期目录中作者署为“杜介涅夫”），译文前有王统照的“译者志”，对屠格涅夫的生平、创作以及《活骸》中体现的“无抵抗主义”做了简短的介绍。这期专号的“论文”部分还有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一文，包括郭克里（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道司托也夫司基（陀里妥耶夫斯基）四人。这里也可衬托出黄裳在新文学书刊收藏上的嗜好（“我却有这本旧的《小说月报》”），以及对翻译版本的留心。 对耿济之官话派头的译文颇有微词的黄裳，此时想必不会预料到，十余年后自己也会操刀翻译《猎人日记》吧。 二 无论是对张谷若、金人译作的评析，抑或是对《猎人日记》众家译文的比勘，黄裳的翻译批评既内在于文坛语境，直面译界纷争，又能出乎其外，包孕着自家的思考，即对译文语言风格的强调。黄裳对语言极度敏感，倾心于忠实而又硬朗生动的译语以呈现原作的风神，认为熟词、套语和滥调只会失去原作应有的气象。 黄裳对鲁迅及其“硬译”，心有戚戚。鲁迅翻译《死魂灵》“根据的是德译本，即二手转译。《死魂灵》后有满涛据俄文原书的直译本，但我喜欢的仍是鲁迅的重译本。我不懂俄文，更不可能领会果戈理的文风。但在我心目中重译本并不比直译本减价。鲁迅的翻译自有他自己的特色：用字、遣词，语法结构……在在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特色。不妨说是德译者提供了果戈理的故事，再由鲁迅复述成文。有点像林琴南的译西方文艺作品。在或一意义上，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译品的风格是作家、译者合作而成的产物。有一百种译本，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译品”[7]。1935年，鲁迅以德译本为主要参照翻译《死魂灵》，同时参考了日译本、英译本，鲁迅多次在信中表露，译此书“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弄得昏头昏脑”，“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8]…… 无须讳言的是，黄裳虽说把握住了鲁迅译文戛戛独造的语言特质，但把鲁迅的翻译当作林译小说式的复述，实在低估了鲁迅对译文忠实性的执着与苦心孤诣。 周氏兄弟的译作，均是黄裳的所爱。黄裳曾收集得有周作人的几乎全部译作，即便是周氏早期译文，黄裳也是如数家珍，“周作人译《玉虫缘》时，译笔较后来与鲁迅译《域外小说》时微异，也许幼稚些，却不那么追求古奥，更多可读性”[9]。周作人译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之《浮世绘之鉴赏》，更让黄裳叹服“这文章译得实在好”[10]。1940年代初，在《音尘》一文中，黄裳借知堂译文，一浇羁旅巴蜀地的块垒，“我捡起了手边的一册诗集。就在这集子的附录里有着一篇题作“尺八夜”的散文，里边引了一段永井荷风的话”：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11] 黄裳一直对卞之琳的附记小品有所偏爱，曾言：“卞先生在文章后面很喜欢作小品的附记，这些小东西是特别值得喜欢的。《西班牙小景》之后有一段‘译阿左林小品之夜’后来没有收集，而这一小段附记又实在是极可爱的……”[12]黄裳手边的这本诗集是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930—1939》（明日社，1942年），自然也不会放过卞氏的附录。在附录的《尺八夜》中，卞同样借知堂这段译文，传达难以言传的尺八的声音：“这段虽然讲画，而在情调上节奏上简直是代我在那里描摹我此刻所听的尺八。”[13]黄裳此文命名为“音尘”，而《十年诗草》所收第一辑就是“音尘集”，二者当非巧合。卞之琳的翻译正是黄裳所钟情的译品，黄裳嵌套式地援引卞之琳所引的知堂译文，恰构成三人间饶有意味的诗性“互文”。 1944年，在《江上杂记》中，黄裳又援引“纪德的一些话，来说明我现在的情感”：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全自然都如此教训。都是求欢乐的努力使得草木萌发，使得蜂房注满蜜，人心注满仁慈。[14] 此处的译文出自安特列·纪德《新的粮食》（明日社，1943年），由卞之琳译并序。由是可知，黄裳随身携带、时时品味的，不仅有《十年诗草》，还有卞译纪德《新的粮食》。1943年致黄宗江信中，黄裳说：“近来看《西窗集》旧书重温，颇有意思。”[15]直至1980年代，黄裳仍对卞氏的译文集《西窗集》赞不绝口：“我至今不忘卞之琳在《西窗集》里译的一篇《中暑》，妙极了。”[16] 黄裳对巴金、萧珊夫妇的译作，亦有贴切、中肯的感悟与评价。对于巴金，黄裳说：“我最喜读的是他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一部难得的译品。”[17]萧珊则“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18]。晚年的黄裳追忆起令他难以忘怀的译作，提及的有：黎烈文译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张谷若译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夏目漱石《哥儿》的译者记不清了，可能是章克标。特别是《哥儿》，后来有了多种新译，但徘徊心头不能去的依旧是从当年译本得来的愣头愣脑的主角形象，这是不可磨灭、不可替代、而为自己认可的漱石风格”[19]。《西班牙书简》被收入梅里美《伊尔的美神》（黎烈文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书前有黎烈文所作的《梅里美评传》）。《哥儿》确实是章克标所译，该篇被收入了《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开明书店，1932年）。 三 黄裳持续关注着汉译哈代。1944年，“最近又看了哈代的一本小说：《微贱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吕天石译，大时代书局出版。此书译得不太好，我在上海时曾有野心一译，但未及三分之一即终止”[20]。黄裳的翻译践行，最终没能由译哈代发其端,他真正成型的文学译介，还得从李尧林和巴金处衍生开去。 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出完当期后，被勒令停刊。供职于《文汇报》的黄裳一时失去了写作和发表的地方。此时，巴金鼓励黄裳续译李尧林没有完成的译作：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黄裳曾回忆：“我向他声述我的语学素养不足承担这样的任务。他只是简单地微笑着说了些什么，就使我不能再表示反对。当然，我的天真与勇敢也是起了作用的。”[21]怀着对李尧林师的感念和巴金温情的鼓舞，黄裳着手译起是书。据《莫洛博士岛》“译后记”，黄裳自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完成了翻译和校改。该书于1948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译者署名为“李林黄裳”（李林为李尧林的笔名）。尽管求学南开时已小试牛刀，翻译过汉学家韦力的英文论文《诗经中关于〈日蚀〉的诗》（韦力原文《月蚀诗及其同类作品》发表于《天下》月刊1936年第3卷），可黄裳仍将《莫洛博士岛》看作“余译书之始”（黄裳为李辉所藏《莫洛博士岛》题跋语）。 在翻译《莫洛博士岛》的过程中，黄裳就某些翻译难题，于书信往还中请教了钱锺书。如“原文中有一句拉丁语，无处请教，想起了他，就麻烦他代译了”。钱锺书的回信为： ……垂询一节，乃极劣之拉丁，代译如左： They are not men, they are animals whom we have vivisected. 兄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甚畏佩也。[22] 翻查《莫洛博士岛》该拉丁文出处，黄裳为之加了注释：“这是初学者的一段幼稚的拉丁文，它的意思是：‘他们不是人，他们是我们用来作活体解剖的兽类’。”[23]这里即挪用了钱锺书信中的解答。虽然没有在书中注明该拉丁语为钱氏所译，黄裳在《莫洛博士岛》出版后，再次感谢钱氏的帮助。钱锺书回信道：“顷奉手帖并惠赐大译，欣感无既。九十五面拉丁文一句，极易译，乃蒙齿及，只益惭耳。”[24]而对于钱锺书“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的赞誉，老友黄裳倒是十分清醒：“默存所作笺札，常有秋水轩式的客气套话，又喜作俳谐语，未可尽信，当分别观之。”[25] 事实上，黄裳对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好像并不感冒。他有过如是论述：“近代的英国文坛泰斗威尔斯，以善作科学小说著名，其实其中有一部分则是利用了想像所写出来的神奇小说。他有一部《野人岛》，描写一个解剖学家在荒岛上实验活体解剖，将一些野兽改造成为人化，结果出了毛病，演了悲剧。这小说在英国或全世界都可以算是颇为奇特的著作，然而在我们看来，却并不稀奇，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是早已有了人化的兽类在扮演着种种的故事了。”[26]自古典说部关照现代科幻小说，隐约流露出“古已有之”的心态，遗漏掉威尔斯对进化论的逆向衍义、对现代科技反噬人类的惊心动魄的展现，似难以切中肯綮吧。 李尧林生前有译出冈察洛夫全集的意愿和尝试。巴金便建议黄裳翻译冈氏的《平凡的故事》，以赓续李先生的遗愿。黄裳的翻译和李尧林一样，主要依靠英译本。至于该书的底本，黄裳后来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是巴金将Garnett夫人的译本借给了他，一是托施蛰存从某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1894年版的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不管英译本来自何处，该书总归断断续续译出，1952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即《一个平凡的故事》，列入“译文丛书”。1956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改题为《平凡的故事》。 据巴金1953年致黄裳的信中所写，“你明年想译托翁的《哥萨克》和《幼年》，我赞成。《哥萨克》字数较少，你不妨先译这本试试”，“屠氏的短中篇除了蕴珍正在译的，我和海岑译过的外，没有什么（徐成时还有几篇译稿未用）可译的”[27]。巴金还曾嘱托黄裳逛书店时代为留意俄文版1949年《屠格涅夫全集》第一册或第六册（巴金已有第二至五册）。黄裳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想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惜乎未能成行。巴金这里提到的屠格涅夫译本主要集中于1950年代，包括：萧珊译《阿细亚》（平明出版社，1953年），萧珊译《奇怪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萧珊、巴金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海岑（陆清源）译介的屠格涅夫有：《三肖像》（平明出版社，1949年）、《两朋友》（平明出版社，1951年）、《多余人日记》（平明出版社，1954年）。徐成时译有《克莱拉·密里奇》（平明出版社，1950年）。面对如此众多的屠格涅夫译作，黄裳选择了翻译《猎人日记》（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对于该书的书名，黄裳觉得，《猎人日记》“就是把一些日常见闻编在一起的。有人说这是极美的散文，有人说这是一束短篇小说，有人说这不应称为《日记》。我看这些话可以不必说。《猎人日记》的译名是俄罗斯文学老翻译家耿济之先生用起的，保留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何况这书名原也译得蛮不坏，很可以表现出作者的原意，他的将这一切都看作平居的‘日常’见闻，用意其实是很深刻的。按GARNETT夫人的英译（我只能看一点英文），书名应该是《猎人速写》才对。那么一来恐怕就更隔了一层了”[28]。英译本的书名为“A Sportsman’s Sketches”,黄裳仍沿用“日记”之名以纪念耿济之先生，这里对待耿译的态度已不同于1940年代初期《读书日记》中那般略带嘲讽。《猎人日记》还有丰子恺译本，丰氏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原文译出，译为《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此处且把《活骸》开篇第一句话的黄裳、丰子恺译文对读一下（可与耿译、王译对照），兴许也够得上“良多趣味”四个字。黄裳连贯长句的处理其实还是靠近耿译，丰子恺的译法则稍显归化气息，确乎符合中文谚语言简意赅的特征： 有一句法国谚语说，“干燥的渔夫跟潮湿的猎人的情景是悲惨的。”（黄译《活尸》）[29] 法国有一句谚语：“干渔夫，湿猎人，样子真伤心。”（丰译《活尸首》）[30] 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在翻译批评上创获不多，偶或在日记中锋芒毕现：“在《人民日报》上读了爱伦堡在记者座谈会上的发言。虽然译文如此拙劣，但是，好极了。”[31]此外，黄裳四五十年代还译有谢德林《哥略夫里奥夫家族》（平明出版社，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以及《数学与你》（开明书店，1948初版，1949年再版）。1950年代初，黄裳、潘际坰作为平明出版社的特约编辑，共同主编“新时代文丛”，该丛书收有诸多著译。 四 新时期以后，尽管黄裳自觉旧译“不成气候”，不想在翻译和译校上多花时间，其部分译作依旧得以重版。1981年，《平凡的故事》“上海已出了别人的重译本。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也无力量修改旧译，上海译文最近拟重印我的一本谢德林小说，我也毫无改动，只写一说明书似的‘后记’而已”[32]。1980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多本从俄文译出的冈察洛夫作品，如周朴之译《平凡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翁文达译《悬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重印的黄裳译谢德林小说，即《哥略夫里奥夫家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该译本被收入《谢德林作品集》（上、下）（张孟恢、黄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时，修订书名为《戈洛夫廖夫一家》。1982年，得知《猎人日记》得以重版，黄裳不掩其高兴：“上海译文出版社来说，拟将我的《猎人日记》重排，因明年是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年纪念，真是可喜。”对于《莫洛博士岛》的再版，黄裳也不无期待，他给杨苡写信道：“《莫洛博士岛》如你有法推荐，当然很好。还是‘科幻’小说哩。作为介绍此类书之先辈，也是光荣的。”[33]在力推重印李尧林、萧珊的译作上，黄裳不遗余力：“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印萧珊译的小说，我讲了几次，希望把李尧林译的《悬崖》再印一下，他们还未决定，原因是原本是个节本，我想，现在什么译本都在出，这书难道不能出吗？”[34]重印的萧珊译本即普希金《黑桃皇后及其他》（萧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收入普希金短篇小说两辑《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 作为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黄裳，在文学译本的搜集、考辨和玩索上，同样兴致盎然。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黄裳对周氏兄弟的译本每见必收，“最为珍重的则是生活书店版的《表》和《译文》终刊号：黄色封面、用好的厚纸印成厚厚的一册，与装帧精美、插图丰富的《表》同为我藏书中的珍物”，“可惜这一切都毁于日寇的炮火”[35]。对待知堂，黄裳的态度前后有变，却也“存有周作人著作原版初印本，自《玉虫缘》《红星佚史》起，毛边本、签名本都有”[36]，买到知堂《两条血痕》精本一册，也会立马写信告诉好友黄宗江。对于译本篇目、版本的变化，黄裳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卞之琳的译品最初发在报纸副刊时，黄裳便已关注，对此后结集的《西窗集》更是爱不释手。1980年代初，施蛰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重编《西窗集》，黄裳立马注意到，该书“曾经译者重订，把蒲宁的短篇《中暑》删去了，十分可惜”[37]。 几部译作之外，黄裳的译评、译论和翻译诗学，均散见于他的散文/杂文中，往往难脱散逸之运命。正如杨苡的评价，“他的头脑里还贮存着一大堆外国经典名著，包括文学作品、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等”，“他也能译书，译文极美，而且也的确成绩斐然”，“拥有考据版本的本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专家；翻译好几本西欧经典名著却从来不肯走进翻译家行列”[38]。不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杂家黄裳，其横亘现代以讫新时期的译事、译业，自有值得珍视的经验和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黄裳：《黄裳文集（5）》，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69页。 [2]黄裳：《最近翻译界的辩争》，《南开高中》第2卷第4期，1937年5月1日。转引自宫立：《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4—178页。 [3]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4]金人：《前记》，[苏]M.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金人译，光明书局，1940年，第8页。 [5]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8—59页。 [6]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9页。 [7]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1年，第125—126页。 [8]分别出自鲁迅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5月17日和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卷408、458、490页。 [9]黄裳：《来燕榭文存》，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第306页。 [10]黄裳：《来燕榭文存》，第184页。 [11]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第52页。 [12]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294页。 [13]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明日社，1942年，第205页。 [14]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第66页。 [15]黄裳：《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6]黄裳：《来燕榭书札》，第64页。 [17]黄裳：《来燕榭文存》，第87页。 [18]黄裳：《榆下说书》，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第233页。 [19]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126页。 [20]黄裳：《来燕榭书札》，第8页。 [21]黄裳：《榆下怀人》，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22]黄裳：《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23][英]威尔斯：《莫洛博士岛》，李林、黄裳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95页。 [24]黄裳：《故人书简》，第183页。 [25]黄裳：《来燕榭文存》，第173页。 [26]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第310页。 [27]万叶散文丛刊编辑委员会：《霞·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8]黄裳：《珠还记幸》，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6年，第382—383页。 [29][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黄裳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第451页。 [30][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80页。 [31]黄裳：《来燕榭文存》，第34页。 [32]黄裳：《来燕榭书札》，第79页。 [33]黄裳：《来燕榭书札》，第90页。 [34]黄裳：《来燕榭书札》,第85页。 [35]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161页。 [36]黄裳：《来燕榭文存二编》，第71页。 [37]黄裳：《来燕榭文存》，第311页。 [38]黄永玉等：《爱黄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33、235页。 （转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