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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9日08:16

http://www.newdu.com 2021-02-19 《鲁迅研究月刊》 费冬梅 参加讨论

    关键词:游记 鲁迅
    近代以来,日本人写下了大量访华游记,这些游记比较全面地呈现了近世中国的形象,虽然这些形象有很多歪曲之处,但也有不少游记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记录。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刻反省。他们通过阅读这些游记,了解异国人士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反躬自省,引起疗救的注意。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访华游记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话题讨论得十分频繁,作为重要的“他者”,这些言论对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致力于改造中国民族性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直接的借鉴或重要启发。
    
    1.涩江保译注之《支那人气质》
    谈及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游记《中国人的气质》(当下通常译名)是最常被人讨论的。该书有多个版本,但笔者在此着重要谈的是此书的日译本,“一八九六年, 东京博文馆出版了涩江保以纽约版为底本的日译本, 书名《支那人气质》。一九〇三年上海作新社根据涩江保日译本翻译出版汉译本, 书名《支那人之气质》。”鲁迅何时读了涩江保译本?鲁迅在1933年谈及日人访华游记之际曾提及史密斯这本书,称“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 40年前,即1893年,《支那人气质》出版于1896年,可见鲁迅的记忆有所误差。鲁迅在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也有回忆,有“二十年前就有译本”的说法,李冬木推断这个“二十年前”的时间指的不是该书出版时间,而是鲁迅的阅读时间,认为“即使仅仅从克服语言障碍的角度看,鲁迅能系统地读懂这本书,也不应是在弘文学院学日语期间(1902年4月至1904年4月),而应是在那以后。”他根据文本对照的情况,推测鲁迅读到此书大概在“1906年前后”。对此推断,笔者基本认同。
    据李冬木梳理,日译本中属于“非原本内容”部分的导读和眉批达547条, 而大大小小的各种注释超过了400条。值得注意的是,涩江保在书前小引中比较了《支那人气质》和其他访华游记的区别:
    我国历来并非没有录写过世支那事情之书, 然多不过记一时之见闻,叙事概止于皮相, 失之简略, 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憾。又,洋书当中, 如威里阿姆斯之《中华》(Williams,Middle Kingdom), 详密则详密,然并非没有稍稍过于浩瀚之感。史密斯之《支那人气质》,往往以东洋人之通习为支那人气质, 因东西风俗之异,取吾人目中并非稀奇之事物喋喋称奇之类,吾人并非没有不满之处,然其要者,描述于彼国社会及家庭之光面、暗面, 透其真相,不失之简,不过于繁,似以此书为最。是乃生译述此书之所以然者。
    《中华》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汉学著作,现译《中国总论》,于1848年出版,后又修订再版。该书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综合性著作,内容驳杂丰富,中国的法律制度、区域地理、建筑、服装、饮食及文学、宗教、商业等皆有涉猎,全书分上下卷,篇幅达上千页之多。的确如涩江保所说,过于“浩瀚”了。从这则书前小引可以看出,翻译《支那人气质》之际,涩江保对欧美及日本国内的访华游记均有所涉猎,并对其优劣处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除了《支那人气质》,当年还有不少西方访华游记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日本支那调查会就翻译过法国人的访华调查笔记,至于日本人,近代以来更是撰写了大量的访华“游记”。在这些日人游记中,也每每提及他们所阅读到的欧美人访华游记。涩江保翻译《支那人气质》之际对这些日人游记有所涉猎,但显然他对这些游记是不满的,认为它们“不过记一时之见闻, 叙事概止于皮相, 失之简略”。而正是介于“失之简略”和“过于浩瀚”之间的《支那人气质》吸引了他,让他有了翻译的兴趣和热情。与此同时,涩江保对《支那人气质》并非没有批评,然而更看中了它的优点,即“透其真相, 不失之简, 不过于繁”,颇适宜于大众阅读以更好地了解中国。
    鲁迅对史密斯这本书印象深刻,曾四次谈论此书观点或倡议将其翻译成中文。显而易见,留学时期阅读到的《支那人气质》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此文本施予鲁迅的影响,学界所论已多,尤其是李冬木先生,对此议题着力甚多,他用丰富细致的文本对照,指出《支那人气质》对鲁迅构成了比较全面的多层次的影响。论及发生在读到涩江保译本之前的鲁迅和许寿裳之间关于国民性的对话,李冬木认为这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处于抽象的概念阶段”。他也指出另一个鲁迅超出史密斯影响之外的重要创造,即对“西崽相”这一性格概念的发掘,认为“‘奴性’,才是为史密斯所忽视的中国人的最大性格特征”。
    对于这两个结论,在一篇名为《支那人之特质》的文章中,笔者找到了一些线索,可以对此做另一番解读。
    2.靺鞨氏的《支那人之特质》
    《支那人之特质》,1901年连载于《清议报》第71、72、73期,由译前记可知,该文译自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人之特质》一书,乃日人所撰,作者为靺鞨氏。
    该文写于义和团兴起之际,作者以在八国联军占领直隶期间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举例论证了中国人存在“乏爱国性而富于自私心”“利益是重、虚礼是贵,计一身一家之私利,忘天下之公义”“服从强者而不可抵抗之”“事强以免害,辱弱以夺利”等积习,并指出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的“奴隶性”——“支那人不独具天然之奴隶性,且善知为奴隶之术,且毫不以为耻”,作者认为正是“奴隶性”这种顽疾导致中国“社会无公德,国家无元气”。
    作者又引证儒家学说中的案例及清朝汉族官僚甘受满族统治的历史和中国人甘受列强奴役的现状,称“支那人之奴隶性,非盛于一代一时,盖自古而然矣”。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作者为列强对中国的暴虐政策辩护,声称中国国民“畏怖威权而不化于恩惠”,“仁政之下,难以服饕餮之支那”。但作者撰此文并非意在单纯论说中国人的国民性,“余论支那人之特质,特指摘其弱点僻质,是岂仅因研究支那民情之故哉,聊资我邦对清政策之一助耳”。在文末,作者提出了几条详细的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该文发表后,虽然言辞犀利乃至刻毒,其“偏见的深刻”之处还是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黄兴涛校注版《中国人的气质》导论中也提到了该文,通过考证,其称梁启超所撰《积弱溯源论》一文,“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吸收了《支那人之特质》里关注全体国民劣根之奴性、认定其由长期的教育和风习等助养而成的观念,从而基本奠定下他改造民族性的‘新民’论之整体思路”。但黄先生只是在论及时代氛围的意义上谈及此文,没有对鲁迅和此文关系做进一步讨论,当前也不见有人关注这篇文章和鲁迅之间的关系。
    那么,鲁迅有没有读过《支那人之特质》呢?鲁迅在弘文学院留学期间,即大量购买、阅读新书报,如《清议报》《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夕》《游学译编》等。在此期间,鲁迅隔三差五便将自己读过的及觉得好的书刊邮寄给国内的二弟周作人,供其学习阅读,这些书刊包括《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浙江潮》等,周作人日记中有记录。其中,关于《清议报》的两篇日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两则日记分别记录于1903年3月6日和3月12日。
    三月初六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仙处转交,内云谢君西园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
    三月十二日:夜,胡君韵仙遣人送日本初五日函至,云西园于四日启行,托寄衣物(目录附后)。又述弘文散学事,姚监督亦以私事逃去,可笑。李君转交来件。看子不语十一钟睡。
    书目:《清议报》八册(除未出),《新小说》一册(3号),《雷笑余声》一册,《林和靖集》二册,《真山氏集》一册,《朝鲜名家诗集》一册,天籁阁四册,《西力东侵史》一册,《世界十女杰》一册,《日本名所》一册,《新民丛报》二册,《译书汇编》四册,弘文同学摄影一张,断发照相一张,玻璃笔二支,共书二十七册照片两张笔两支又衣数件,箱一只入。
    以留日时期鲁迅的好学勤奋,邮寄给周作人的书籍一般都是自己阅读过的,认为其书乃“好书”方才推荐给二弟阅读。周作人3月12日日记提到,当日他收到了“《清议报》合订本八册”,鲁迅到日本之际,《清议报》因火灾已于1901年12月21日停刊,为此,鲁迅特意搜集了《清议报》的合订本。阅读完毕后,他将此合订本邮寄给国内的周作人。
    到此,可以推断,在1903年3月之前,鲁迅大概率是读过了《清议报》上的《支那人之特质》一文。尤其是同期刊发的“本馆论说”栏目发表的《论议和后之中国》中大段摘引了该文主要观点,并且称“要其大旨,其视中人也,非曰个人主义则曰奴隶性质,其诋我也,虽可谓至酷,而内观自省,固无一言不洞中病源也”,对其批判中国之处基本认同。鲁迅留日时期热衷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期刊文章,对《清议报》上重点推出的《支那人之特质》想必也会留意阅读。
    而从鲁迅后来的思想和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痕迹。正如上文所梳理的那样,以“具奴隶性”和“安于做奴隶”“有做奴隶之术”的视角来洞察中国国民性,可谓《支那人之特质》独特的观察模式。结合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可以发现,此文观点与鲁迅作品之间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在此,不妨对照一下具体的文本。
    靺鞨氏在战乱之中的中国,发现百姓和官员依然醉生梦死:
    彼辈四千年来具有一种之积性,因具此种积性,不顾国家之荣辱与同胞之休咎,而惟一己一家之利是求。其积性惟何,无他,“服从强者而不可抵抗之”是也。
    事强以免害,辱弱以夺利。此支那数千年以来之痼性。而非一朝一夕所可破除之也。
    战争之际,清朝士兵却率众乞要顺民证,对此,靺鞨氏感慨道:
    支那人不独具天然之奴隶性,且善知为奴隶之术,且毫不以为耻[……]当战争之时,支那人民恭顺谨悚摇尾乞怜,足知支那人降服於强者之术,最巧而驯也。假使孟子评之,必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矣。今为迎王师之人民,昔为迎义和团之人民,将来必更为迎何国之人民矣。彼辈之向背去从,唯视势力之多少,较厉害之大小而已,善恶义不义之别,不暇顾也。支那人奴隶性之沉痼,诚堪吐舌惊愕也。
    此篇文章中批评的中国人“事强以免害,辱弱以夺利”、“具奴隶性”、“安于做奴隶”和“善知为奴隶之术”这几点在日后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及杂文(如《灯下漫笔》《“题未定”草》《阿金》等)中都得到了体现——鲁迅一生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即是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影响下的“奴隶性”进行暴露和批判——表述最为直接的是《灯下漫笔》: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观点上的相近。靺鞨氏还在文中特别观察了一个群体,即战争期间为外国人所用之中国“使役”,指出这类人“以做外国人奴隶为荣”的行为特征:
    余之入北清也,见彼辈终日嬉嬉然相哗于敌军保护之下,商则幸敌兵之掠夺以获余利,士则为敌军之使役(奴隶),乘秩序紊乱,四民惊惶,不知适从之时,而要索财帛(贿赂)[……]
    支那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应酬语。文士以此数字为拾青紫之灵符,故日日此数字不绝于口,然究其实,则与盗贼之言廉耻娼妓之言节操无异。彼辈不能死君辱臣耻之义,曰忠节于外人也,营私利而为外人之奸细,曰对外人尽义务也。嘻,亦奇矣。彼辈或装敌国最忠诚之顺民,则当外兵祝宴祝节之期,盛装临席以为荣。或欲博外人之赞赏,则暴露己国之恶劣。其最愚而堪怜者,则以己获外人之奴隶,夸耀于邻里[……]
    南清人与北清人,虽性情稍有所差,然此乃境遇使然。而其性质,绝无所轩轾,譬有二支那人,一为支那人之仆,一为外国人之仆,观其风采行为,殆如有异种之观。此其境遇使然也。
    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类人很是接近上文提及的给外国军队服务的中国“使役”这个群体,那就是他经常嘲讽的“西崽”。鲁迅曾对“西崽”这个词做过解释,称“西=西洋人的略称,崽=仔=小孩=boy。因此西崽=西洋人使唤的boy(专指中国人)”。他对这类群体格外敏感,在作品里多次浓墨重彩予以呈现,试举一例,且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不难看出,鲁迅对“西崽”这一类型人物的形象提炼和概括与靺鞨氏对中国平民的现实观察有相似性,换句话说,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而这部分内容,是在阿瑟·史密斯著作日译本影响之外的。此外,如果结合许寿裳所回忆的1902年他和鲁迅讨论国民性的对谈内容来看,线索可能会更明晰。对照《支那人之特质》一文,可以发现,鲁迅和许寿裳所讨论的话题“(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三)它的病根何在?”正是该文所论之主要议题(靺鞨氏已给出了他认为的答案:奴隶性)。由此,推断1902-1903年期间,鲁迅在购买《清议报》合订本后,读到《支那人之特质》一文,深受刺激,继而和同在弘文学院就读的好友许寿裳讨论相关话题,便在情理之中,这个时期他们的国民性讨论很大可能并非只是“抽象概念”层面的探讨,而是“旁观”了靺鞨氏的中国观察和所思所感后的深思。
    《支那人之特质》和涩江保译本《支那人气质》一书有相似之处,都是专门论述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前者目的是给当年的日本政府侵华出谋划策,后者则是为日本国内普通读者做介绍之用。前者话题较为单一,后者则是论述全面之专著。除了分量和论述内容上的不同,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态度上,《支那人之特质》显然更为激烈和极端——某种程度上,也更接近鲁迅后来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态度和立场。
    前文说过,鲁迅阅读史密斯日译本《支那人气质》一书大概在1906年,而鲁迅阅读《支那人之特质》的时间大概率在1903年3月之前。那么,是否可以说,正是受到此文的诱导,导致鲁迅追根溯源,产生了对中国人特性相关文章和书籍的阅读兴趣,从而才顺藤摸瓜发现了涩江保译本《支那人气质》?依照鲁迅彼时对国民性问题关注之切,做这样的推想,似在情理之中。逻辑上,我们可以继续推理下去:鲁迅很可能在发现了涩江保译本之后,继而又“发现”了和《支那人气质》同处日本访华游记出版热潮中的其他游记。
    那么,当年日本这一出版热潮中还出版了哪些游记呢?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12月,《支那人气质》一书由东京博文馆出版。据张明杰先生整理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及其他资料,在此前后,日本国内有多部访华游记出版,如《北中国纪行》(曾根俊虎,1875年)、《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1879年)、《观光纪游》(冈千仞,1886年)、《燕山楚水》(内藤湖南,1900年)等。其中,和《支那人气质》同在博文馆出版的有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作为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博文馆出版《燕山楚水》和《支那人气质》,可以说是时代思潮的折射,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阅读热的发展。这些游记,鲁迅究竟读过哪些?当前自然无法一一找出实锤。但推演出一些阅读的可能性,还是有线索可循的。下面,笔者谈一谈《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
    3.《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
    在鲁迅的留学生活中,嘉纳治五郎可谓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1901年,嘉纳接受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男爵的建议,正式开办“弘文学院”,作为接收近代中国留学生的专门教育机构。1902年,鲁迅作为清朝官费留学生,到此留学,成为嘉纳治五郎学校的一名留学生。“尽管我们缺少诸如两者并肩欢谈之类的叙事素材,但在‘嘉纳-弘文学院-周树人’这个关系结构中,存在诸多嘉纳的影响。两者关联的实质意义,不止于形式上的上下师生关系,更在于,嘉纳和他的弘文学院成为‘现代鲁迅’形成的最早也是最重要、最独特的背景”。而在这背景之中,嘉纳的中国考察记予鲁迅的影响不容忽视。
    1902年7月,嘉纳治五郎受张之洞邀到中国访问考察教育问题,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中国考察学校、与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高官会谈,详细了解中国近代教育现状。其详细考察经过后以《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发布于日本《国士》杂志上。对于这次考察的详情,北冈正子在其著作中有详细的梳理。
    嘉纳回国后,正逢弘文学院首届湖南“速成师范科”留学生毕业,1902年10月21日和23日,弘文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院长嘉纳发表演讲。当时有留学生记录道:“嘉纳治五郎以为支那谋兴教育,因出游于北京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一观其国政民风,以定教育之旨。及其归,而湖南速成师范生六月期满,将辞归国。嘉纳治五郎乃以西历十月二十一日聚众演讲,湖南与各省师范生多来集者,而旁听者惟湖南戴君展诚杨君度至焉。”这两次演讲,可谓《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内容的直接呈现——正如嘉纳本人开场白所自述,“吾新以教育事出游贵国而归,据其观察,窃有所见,今湖南师范诸君方将归国,故愿为一陈之”。
    21日演讲中,嘉纳呼吁,在当前中国特殊情势之下,教育上应重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种。结束后,旁听生杨度提出质疑,因时间关系,嘉纳没有答辩。“二十三日,嘉纳氏又会讲于弘文学院,听者如前。”演讲毕,杨度再次提出疑问。这次嘉纳亦没有多答复,而是邀请杨度于30日夜到其寓所详谈,并称“凡在学院有欲闻者,可与是夕皆集”。而后,于10月30夜及11月5日夜,在嘉纳家中,两人主要就发展中国国民教育的方法等议题展开了两次论争。30日出席者有杨度、戴展诚、译者唐宝锷及浙江师范生一人和湖北所派考求警察委员二人,5日出席者有杨度、译者唐宝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师范生十余人,此外,有湖北所派考求警察委员一人。嘉纳和杨度在讨论中谈及中国国民性,嘉纳指出中国人有善于服从的民族性格,而杨度对此表示认可。嘉纳演讲和两人之间辩论的详细内容而后均收录于《新民丛报》上的《支那教育问题》一文中。
    笔者认为,鲁迅应是读过《支那教育问题》一文的,理由如下:一、鲁迅对《新民丛报》很是熟悉,此乃他爱读刊物之一——鲁迅给周作人就曾邮寄过两册《新民丛报》;二、当年在日留学生社团湖南编译社曾刊出广告,出版嘉纳《支那教育问题》单行本;三、笔者在检索资料中,还发现了一个新材料,《游学译编》上曾刊载1902年12月12日嘉纳院长对广东、浙江、江苏速成师范毕业生的演讲,且允许有旁听。学生时代经常跑会场听演讲的留学生周树人,这次院长面向毕业生的演讲,应该是参加了。这次演讲的主题也是关于中国教育,和之前面向湖南速成师范科毕业生的演讲大旨一致。可以想见,身任院长,嘉纳有条件在多次讲演中及时地将赴中国考察的所思所感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予以反馈。目前,虽无实锤可以证明鲁迅读过《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但可以推测,学生周树人通过聆听和阅读演讲稿的方式,大致了解到了嘉纳访华游记的基本思想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北冈正子是较早注意到这场辩论的,她指出鲁迅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话题的时间在嘉纳和杨度讨论时间之后且两个讨论存在共通点,进而得出结论:鲁迅与许寿裳所谓的国民性议论,受到嘉纳和杨度议论的“直接”影响。但北冈正子虽注意到许周讨论之嘉纳和杨度辩论的背景,却没有注意到,鲁迅留学期间的报刊阅读同样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背景。即以《清议报》为例,在这场演讲之前,《清议报》上就有关于奴隶性的两篇专文讨论,如《本馆论说:说奴隶》(伤心人撰《清议报》1900年第69期)和《本馆论说·说奴隶》(公奴隶力山《清议报》1901年第80期)。鲁迅购入《清议报》合订本后,以两文所处醒目位置,大概率是读过的。加之《清议报》第71、72、73期连载刊发的《支那人之特质》一文,也是集中论说中国人之“奴隶性”问题。这几篇文章都早于杨度和嘉纳的辩论,并且也还更早于邹容的《革命军》。至于嘉纳和杨度辩论中讨论的教育话题,也并非独具,翻阅1902年和1903年的《游学译编》,关于教育问题的译文频频可见,譬如《社会教育》《民族主义之教育》《教育泛论》《军人之教育》《国民教育论》《武备教育》《英法德美现在教育观》《小学教育之淬(教育实验界)》《教育论》等,而这份报纸也正是鲁迅学生时代爱读的报刊之一。故而,说许鲁讨论受杨度、嘉纳辩论的“直接”影响,尚显论据不足。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说,嘉纳和杨度这场讨论和《支那人之特质》一文一样,构成了鲁迅国民性思想生成的思想背景和促发点之一。
    4.《扬子江》和《支那现势论》
    要像有书账记录时期那样复原鲁迅留学时期的游记阅读书目,是不现实的。目前除了分析其著作中所提及的部分书目内容,梳理其藏书是最直接的途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刊印)提到的鲁迅所藏日人游记不多,只有《观光纪游》《支那游记》《西藏游记》《支那南北记》这几本,而这些基本都是归国后所读。但在确定的阅读书目之外,还存在李冬木所提出的“潜在阅读”现象,“那就是不见于‘藏书目录’而事实上鲁迅又阅读过并且在‘鲁迅’当中留下痕迹的那些书籍。这意味着鲁迅实际看到的书籍比他留下来的‘所藏’要多。这种情形在日文书方面尤其突出。”那么,这些“潜在阅读”的书目又从何得知?在弘文学院求学期间,鲁迅并未留下书账和日记等记录性文字,之后也很少提及此段时期的经历。幸运的是,在鲁迅日记缺失的那几年,周作人有日记留存。
    查阅1902-1904年间周作人日记所记载到的全部书目,笔者发现了两本游记类书籍:《扬子江》和《支那现势论》。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15日记载:“看扬子江支那现势论各一卷。”《扬子江》为日本法科大学生林安繁所著,分多期刊于《清议报》,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内容主要是对扬子江周边城市、海陆交通、兵备等情况的论述,是一本深入详实的中国地理调查书。
    那么,《支那现势论》是什么书呢?最初笔者以为周作人所读是井手三郎的《支那现势论》,但在查阅《清议报》之际,又发现了分多期连载的同名文章《支那现势论》,而此文由劫火仙(蔡锷)从日人翻译的法人著作转译而来。前文提及,鲁迅在日本之际,曾购入《清议报》合订本八册,阅后赠送给了周作人。联系周作人日记中将《扬子江》与《支那现势论》并提,不难推断,周作人所读之《支那现势论》应是《清议报》上连载的《支那现势论》,而非井手三郎之《支那现势论》。和《扬子江》一样,《支那现势论》也不是普通的观赏性游记或观察记,而是一本十分详实的综合性调查书,作者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政治和外交等均有十分详尽细致的考察和论述。日人对中国的了解周密细致至此,让国内知识界为之惊叹,蔡锷在序中感慨道:“近岁以来,列强经营支那之急,如火之炽,如潮之涌。故支那之内情,与夫各国之外交,稽查考察,不遗余力。是以数万里外之风云状态,皎然瞭然,如指诸掌。知吾国人所不知,道吾国人所不道。吾国人欲自识本国之真面目,反不得不於外籍求之。”而此书系“日本支那调查会所译法人所著”,“译以示我国民,我国民读之,吾国之地位与夫列强对我国之情形,庶可略窥其梗概矣”。
    鉴于《清议报》是鲁迅惯常所爱读的报刊,连载多期的《扬子江》和《支那现势论》不会不引起他的注意,也可归入他潜在阅读的书目里。但这两本书对中国的国民性话题却并无多少议论,重在比较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内政外交。近代以来,日本人为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不仅自己派出军事调查记者、政客、文人到访中国,撰写调查记,还大量搜集、翻译欧美等国家的访华游记。一些嗅觉敏锐的留日学生便将这些转译的游记再度译为中文,供国内知识界参考。《支那现势论》和《支那人气质》的翻译、传播路径是一样的情况,只不过后者因专论中国人的特性,话题更容易引起人关注和热议,因而更为知名。
    除了以上几本书,弘文学院时期鲁迅还读过其他游记没有?鲁迅读书向来杂览,许寿裳曾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可以推测,很可能还有一些乃至许多未被发现的“潜在阅读”书目存在。在当年的众多访华游记中,作者们最常谈到的就是中国的衰落现状及其产生的缘由,而这也是鲁迅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话题的重中之重。正如《扬子江》译者所感叹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何他国之智于知我,而我华人则不惟不知彼,且竟不自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并他人所知之我,而己亦不知之矣”。这种急切想了解“他人所知之我”的“求知欲”,几乎伴随了鲁迅的一生。
    自然地,借助他者的目光,重新审视故国,通过对这些游记的阅读,青年周树人站在“庐山之外”,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度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多少缓解了他多年后还常感慨的“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那样的“隔膜”感。与此同时,也获得了思想上的启发。
    
    除了受其启发,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展”也受到日本诸多旅华游记的影响,这些游记就有芥川龙之介、冈千仞、德富苏峰、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渗透到海外特别是中国,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汉学的中国知识以及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研究者和评论人群体,他们可以分为学者、‘支那通’和中国问题专家三类。”赵京华指出,第一类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学院知识生产者;而所谓“支那通”,“在于以浅显通俗的或刻意赞美或歪曲丑化的殖民者态度来传播和消费中国文化”;至于“中国问题专家”,“则是能够超越趣味常识的层面而科学地理解中国的少数杰出者”。在归国后对游记的阅读上,鲁迅与这三类人均有遭遇。
    终其一生,鲁迅对日人访华游记都很留意,并对其中涉及国民性问题的文本尤其关注,且常常购买相关作品阅读。据中岛长文的《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一书,鲁迅读过的游记有丸山幸一郎著《北京》(1921年出版)、冈千仞著《观光纪游》(1886年出版)、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1920年出版)。据《鲁迅读过的书》一书,“游记—杂录”类书籍鲁迅共阅读过19种,其中,属于游记类的有《北京胜景》(丸山昆迷编,1923年)、《活中国的姿态》(内山完造著,1935年)、《支那南北记》(木下杢太郎著,1926年)、《支那游记》(芥川龙之介著,1926年)、《中国》(山本实彦著,1936年),《北京之终日》(法国洛蒂著,1925年)、《中国》(美国传教士威廉士著,1926年)、《中国乡村生活断片》(史沫特莱著,1930年)——以上括号内时间为鲁迅文章中出现此书时间。在以上鲁迅读过的游记之中,《观光纪游》(1886年出版)、《支那游记》(1925年出版)、《西藏游记》(1921年再版)《支那南北记》(1926年出版)这几本日文书为《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收录。
    经笔者核查,上述书目均为鲁迅所读过的游记。此外,鲁迅读过的游记还有后藤朝太郎的《支那の体臭》和鲁迅所译鹤见祐辅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中的部分篇章。这些游记基本上都是鲁迅留学回国后所读,可以说,继在留日期间阅读了一些访华游记之后,鲁迅在回国后继续保持了对游记类文字的持续关注。
    1.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
    甲午战后,日本国内的中国观通过游记的方式给予晚清知识界以强烈的刺激,促发他们反躬自省,并启发、诱导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生成。民国以后,日人游记再度成为受关注的热点,则主要体现在文学界。其中,芥川龙之介因为在小说上的成绩,其1921年访华之际撰写的《中国游记》尤其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瞩目。
    鲁迅最早接触的是芥川的小说,先后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两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鲁迅对芥川的小说很是欣赏,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中,称其“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是一篇佳作。鲁迅翻译芥川小说的这个时期,芥川龙之介正好在中国访问(1921年3月至7月间)。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约作者,带着采写中国印象的任务开始了他的旅行,随后他将旅行途中写作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单行本则于1925年在日本改造社出版。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受国内媒体影响,芥川龙之介的这本游记写得十分散漫潦草,为了迎合日本国内受众,对中国的描写基本上停留在负面形象的呈现上,除了很少几处对中国知识分子表认同外,芥川笔下的中国是一个颓败、肮脏、混乱不堪的国度。受到媒体催稿的影响,芥川的游记写作并不自由,时常处于“不得不行”“不得不写”的压力之下,这让他的游记文本呈现出情绪化、片面化和传闻化的特点,属于对中国印象的选择性负面书写。
    鲁迅购买过芥川龙之介的游记,1926年4月17日日记记载:“往东亚公司买《有岛武郎著作集》第十一一本,《支那游记》一本。”那么,鲁迅对这本游记的评价如何?增田涉在《巴金的日本文学观》一文中曾提及鲁迅对此书的看法:“芥川写的游记中讲了很多中国的坏话, 在中国评价很不好。但那是介绍者(翻译者)的作法不当, 本来是不该急切地介绍那些东西的。我想让中国的青年再多读些芥川的作品, 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鲁迅在对芥川龙之介游记的态度上显出了矛盾的一面,他并没有对芥川批评中国主观随意的一面提出异议,而只是指出时机不对。其实,究其实际,芥川龙之介和鲁迅向来所看不上的“支那通”并无多少区别。
    2.“好意的苦言”:《观光纪游》
    如果说,芥川龙之介还属于“支那通”的一员,那冈千仞就是那少数杰出者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鲁迅的杂文、日记、书信、藏书以及日本学者的回忆录中,我们均可以看到鲁迅对冈千仞思想及中国观察思考的评价和吸收,足见两人之间思想的关联。但相比芥川龙之介的广泛知名度,冈千仞与鲁迅之间的关联则较少被人关注。
    冈千仞,号鹿门,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1884年冈千仞来中国游历,之后撰《观光纪游》一书,于1886年出版,游记用格调雅驯的汉文体写成,文中多为在中国游历期间对中国政治、思想及民风民俗等话题的思考。因书中好发议论,且不留情面,当年和冈千仞有过接触的中国士大夫不少表示不满。如王韬就认为冈千仞擅自“上条陈”,实属局外人,不能切中要害,多属妄言。也有一些人,读后深受启发,对冈千仞批评中国深受烟毒、六经毒毒害的议论,深表认同,蔡元培便是意识到其游记价值的学者之一。1899年,蔡元培日记记载:
    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言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皆不可易。时以烟毒、六经毒并言,其实谓八股毒耳。八股之毒,殆逾鸦片;若考据辞章诸障,拔之较易,不在此例也。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
    “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当是1889年,那时《观光纪游》刚出版不久,蔡元培即读到此书。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是否读过此书?如今已不可得知。在鲁迅日记中,此书有明确记载要到1929年。1929年7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观光纪游》出版于冈千仞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886年8月,1892年再版发行,十卷三册,活版印刷。《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对鲁迅所藏本有介绍:“日本明治十九年(1885)著者自刊,铅印本,三册,封面有钢笔题字:‘敬赠鲁迅先生 秉中 十八年七月十日寄自日本”而鲁迅亦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书来历:“小朋友梵儿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
    书头卷尾的牢骚话是什么呢?鲁迅博物馆刘然老师曾专门撰文做过介绍,在此转引一下。书头题跋是:
    偶游夜市,以四十钱得此书,作于明治十七年甲申,即西历一八八四,清光绪十年,著者冈千仞,为硕学通儒,能因应时变,识世界潮流,此书中可觇彼时两国之国情,日本即以冈氏之思想腾而兴,我国则江河日下,八股难去而逸乐奢靡与鸦片之流毒仍未改且加矣焉,而日本则昔时尊视我国之心理已易为轻贱我国矣,使冈氏尚在,能不为我太息乎?
    一九二八,三,十。秉中
    卷尾也有题跋:
    以六小时一气读完此三册书,冈先生之人格道德,于字里行间觑知一二,尤令人可感者,属于我国,纯以挚友弟兄之情,诤言无隐,属望至殷,而迄今五十年,日本已急起直追,奋身强国,我则日堕九渊,命若游丝,先生所论我国弊,不特依然,且加矣焉,其真民族衰老,不可救药乎? 日人对于我国观念,由敬而玩,而鄙,变化消息,可于三月十六日樱田氏之论之矣,呜呼! 今日举国青年,固已尽知科学矣,然国内何睹科学者,且放眼曾见几乃心国事者? 噫,其真将亡乎? 先生犹在,亦不知更作何感想。
    李秉中赠《观光纪游》题跋
    之所以引用全部题跋,是因为这段话引起了鲁迅的极大共鸣,“今日举国青年,固已尽知科学矣,然国内何睹科学者,且放眼曾见几乃心国事者?”,不难看出鲁迅当年7月28日撰写的《“皇汉医学”》一文与此题跋之间的紧密关联。《“皇汉医学”》一文借中华书局“《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起题,表达了对中国传媒出版界热衷传播中医的不满,“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段感慨可说针对冈千仞所发,冈千仞在《观光纪游》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其“诤言无隐,属望至殷”之情打动了鲁迅;另一方面,冈千仞推崇科学和西医,也和鲁迅向来的主张一致,引发了鲁迅的共鸣。
    在《“皇汉医学”》一文中,鲁迅直接引用了《观光纪游》里的一大段文字——冈千仞和中国士人争辩中医书籍和西医译书的优劣和发展前景的内容——并评论道:“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余之刍狗’有一条出路。”鲁迅对中医向来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并将其视为传统中国人思想昏聩的实例之一。1923年,在和日本记者橘朴的谈话中,鲁迅曾称“中国的医术几千年前由巫术发展而来,可至今与巫术的想法没有拉开距离。中国的医术不过是以阴阳和五行之愚昧透顶的迷信为基础,随意掺和了贫乏的经验混合而成的东西”。因而当读到冈千仞对中医和西医译本的评价时,深以为然。此文其实是鲁迅基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引发的,他对冈千仞注重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十分认可,对冈千仞对中国的这些批评表示理解和接受,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好意的苦言”。
    除了在对待中医态度上的一致,鲁迅对冈千仞游记的其他论断也很欣赏。冈千仞对中国的观察十分全面而且细致,涉及中国的政治、外交、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他不仅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还参照日本近代化的先进经验给中国人提出诸多“药石之语”,这种不同于“支那通”的大气象让鲁迅很受触动。1930年5月3日给李秉中回信之际,他将《观光纪游》与王韬的“东游记”作比,高度评价此书:“天南遁叟系清末‘新党’,颇和日人往来,亦曾游日,但所纪载,以文酒伎乐之事为多,较之《观光纪游》之留意大事,相去远矣。”
    3. 德富苏峰和夏目漱石的游记
    除了芥川龙之介和冈千仞,鲁迅还可能阅读过另一个不大为我们注意的日本人德富苏峰的游记。德富苏峰,活跃于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知名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曾两次来中国访问并先后撰写了两部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1926年11月14日,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观点,此后,鲁迅作《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予以答辩。在这则答辩文字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鲁迅称“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可见对其中国观察记是十分了解的,若是客套话,则至少应是阅读过部分内容。
    此外,还有一位作家夏目漱石。夏目漱石1909年9月-10月间游览了大连、旅顺等“满铁”沿线地区,后撰写游记《满韩漫游》,当年10月21日在《朝日新闻》上连载。而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日期间对于夏目漱石十分感兴趣,不仅搜罗其小说阅读,连枯燥的《文学论》都买了,“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定阅《朝日新闻》,随后单行本出版时又去买了一册”。《满韩漫游》连载之际,鲁迅已经归国。但他依然对夏目漱石保持阅读的兴致,并持续购入新书,1935年12月17日日记记载:“得《漱石全集》(四)一本,一元七角”,28日又买一本:“午后买《漱石全集》一本,一元七角”,1936年1月30日日记记载,“晚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十)一本,一元七角”,这一年,鲁迅又购入《漱石全集》多个单册——以鲁迅对夏目漱石阅读的浓厚兴致,《满韩漫游》也可算作鲁迅潜在阅读游记书目之一了。
    
    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许寿裳称鲁迅“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鲁迅一生的文学阅读史中,他对日人旅华游记也一直持有长久的兴趣和关注,平常一直有意识地搜集阅读。而目的很明确,是为了“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对这些游记的关注,归根到底是希望中国人能借助异域之眼,来反躬自省,以达到民族自省和独立精神的诞生。
    然而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入,他对这些游记中负面中国形象的书写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了在“善意的苦言”之外,那些“恶意为之”的因素,认识到了这些游记对于国人进行民族自我反省有益之外,尚有民族自信心遭受打压的恶劣影响的一面。于是,由公然表态欢迎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者,到猛烈批判不负责任的负面“中国书写”,鲁迅对日人游记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其微妙之处,正如杨联芬所说,“对国民性理论的信念和运用这个理论时不自觉的困惑,构成了鲁迅小说难以驱散的阴霾”。
    一方面,鲁迅不喜那些歌颂中国古文明的异域来客,对芥川龙之介游记中常发“恰切的批评”和冈千仞游记中常作“好意的苦言”持认同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外国人的指摘中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不仅不反感,鲁迅甚至欢迎这些批评,对“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的外国人,他还要诚意地捧献他的感谢。鲁迅之所以重视日本人对中国的批评,是他意识到了这些日人游记能做到“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为耻之”,他认为,来自周边异域“他者”的批评可以让中国人揭起疗救的注意。
    然而,“他者”的观看却并非总是犀利而深刻的,更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虽然同处汉字文化圈,存在历史文化同根的因缘,可以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本,包括政治、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且在沟通上有着极大便利,但近代日人游记仍然存在种种先在的偏见。偏见之一在于,一些游记作者往往采用“中国人”这样的全称整体性叙述,来表述他们对在现实中见到的局部地域中国人的印象。因为接触到的大多是中国中下层平民,这些人群的一些局限性就被部分游记作者夸大化,阶层之间的差异被置换为国民性的本质差异,某个阶层的特性被指认为整个“中国人”的特性。偏见之二在于,当年日本国内流行的“脱亚入欧”论及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华侵略政策,对这些日人游记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一些日人来中国后盲目批评和“泼脏水”。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对华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正如《支那人之特质》译者所感慨的,“日本自战捷中国而后,唾骂支那之声漫于朝野。近五年所出之书籍报章,殆有舍是则无以为议论之观。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举国嚣嚣,异吻同鸣”。此外,游记本身的互文性、“忙游”的浮光掠影、一边旅行一边写作的状态、国内媒体的推波助澜等等都是这些偏见产生的重要因素。
    对此,鲁迅也逐渐意识到了。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针对那些对中国怀着“先见”“成见”的游记作者,他多次提出批评。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中,鲁迅批评日人游记的片面性:“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也毫不隐藏自己对这些所谓的“中国通”的批评,称他们的游记是“错误百出”、“穿凿附会”,出版又十分随意。1935年3月5日,鲁迅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作序,文中再度表达了对部分日本人旅华游记的不满。上面的靶子大都指向鲁迅所批判的“中国通”们——安冈秀夫、后藤朝太郎等人。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多次被鲁迅提及,安冈秀夫在此书中总结了一些中国民族特性,但其中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后藤朝太郎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30年代曾到访过中国,1933年出版有《支那の体臭》一书,此书主要记录中国人的生活风俗,呈现的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鲁迅多次表达过对他的不满,1933年10月27日,他给陶亢德写信说:“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
    但欢迎也罢,批判也罢,这些日本人访华游记多少弥补了鲁迅对中国现实生活经验的不足——借他者之实地探察之经验,全方位地观察中国社会,某种程度上,这和他晚年借助阅读大量报刊以保持对社会的关切是一个路径。部分游记中来自庐山之外的清醒客观,正是鲁迅所珍视的,也是他一直想向国人介绍阿瑟·史密斯著作的初衷。要而言之,正是对经过日人转译的欧美观察记的阅读,及对众多日人访华游记的阅读,结合本身经验,并经过本人的自主创造,加强了“周树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青年鲁迅”的思想形成及日后的思想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转载自“近代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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