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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法大学 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是北京中法大学旧址。这所只开办了30年的大学，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留下了波澜壮阔的篇章，并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据点。它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进步思想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在勤工俭学运动中应运而生 眼前的北京中法大学本部旧址，是一处西式结构、中式瓦顶的中西合璧建筑。置身这处位于原皇城东墙旧址上的昔日校舍，回望它30年办学历史，不禁心生敬意。 中法大学的创办源于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那时候，国内一批有志青年远涉重洋，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希望以这种方式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 把法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科技、文化人才，也是李石曾、蔡元培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创办一所正规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大学，是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的路径。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号召和动员中法两国人士，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中法大学。拟议中的这所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后来并未成立）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分别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学校首任校长为蔡元培。 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大环境，如果没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不会有中法大学的诞生，而中法大学成立后，也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校内建立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 1922年，中共西山支部建立。1923年，中共中法大学支部也建立起来，陈毅等人是这个秘密支部的党员。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毅，于1923年秋季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后不久，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4年七八月间，经组织批准，他担任了北京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一职。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年，已从建党之初的50余名党员增长了十几倍。此时，北京中法大学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据点。 北京中法大学党支部建立之初，支部成员最重要的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陈毅经常召集和主持党支部会议，及时传达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的指示，认真总结党支部在校内和附近农村的工作，并向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汇报工作情况。 用文学唤醒青年斗争觉悟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北京中法大学学生中就出现优秀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倡导革命文学。陈毅便是典型代表。 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陈毅这样写道：“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 陈毅的许多杂感与评论文章，旗帜鲜明，泼辣犀利。在《文学家你走哪一条路——劳动文艺的重要观点》一文中，他辛辣地讽刺寄生于资产阶级、博取太太小姐们欢心、垂涎于娇妻美妾朱楼洞府的文学家，称他们是取媚权贵、倚门卖笑、为虎作伥的“文娇”。他大声疾呼：文学家们，你们不要徘徊歧路，快服从大多数，替群众作工。 陈毅主张文学应当宣传革命思想。在《〈失掉了的孩子〉译后记》中，他写道：“资本家们，权力阶级们，利用自己的财力——抢来的赃品，穷人的血汗——来压迫穷人们，穷人们当然要起来收回权利。在这种使天下为公的目的之下，无论何种手段都可以采取。” 陈毅还在《燕风》半月刊、《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小说《她》《归来的儿子》《十年的升沉》《西山埋葬》《生日》等作品，反映了旧中国青年的遭遇，启迪青年觉悟，唤醒青年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为孙中山先生迎丧守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北京中法大学为孙中山举行迎丧会，学生们到碧云寺迎丧，并参加了守灵。 陈毅以“曲秋”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西山埋葬》的散文。他热烈赞颂孙中山：在西山就读期间，一间四壁的小屋，“像一具棺材”，“万幸，西山的道路近数日重光了。民族空前的英雄的遗骸，决定到西山来寄殡。” 然而，孙中山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就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北京中法大学的进步学生们对此义愤填膺。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认识到，直接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工人和农民才是革命主力军。7月28日，陈毅在《京报》副刊发表题为《谁是救国的主力军》的文章，大声疾呼：“工人农民们，才是我们救国的主力军，有智识的爱国之士，与其在都市上出特刊开大会，不如放身归田，或者投身工厂，去从事组织工农，这才是我们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办法。”这种坚决的斗争态度，是对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行为的有力反击，也是在当时形势下对于中国革命依靠对象问题的颇有见地的思考。 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秋季，因交通不够便利，北京中法大学文科从西山碧云寺迁至东皇城根39号（现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成立服尔德学院（以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名字命名，当时译为服尔德）。此后，北京中法大学正式得到教育部认可，除大学部外，还设有4所中学和3所小学。 此时，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已由李麟玉担任，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为学生们参加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其实，北京中法大学在北京各大学校中是最不成规模的，学生人数少，机构也比较松散，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宿舍和伙食单位都没有。但是，由于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作用发挥得好，每次示威游行，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都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一次，学生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们奋勇冲击，使游行队伍突破了警察设立的警戒线。 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期间，陈毅参与了北京医学院“改校运动”的罢课斗争，支持了女子师范大学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又帮助清华大学杜钢百、谭祖尧等人组织了“四川革命青年社”和“革命新军社”等团体。他还组织和领导了支援五卅运动、争取关税自主斗争、反对段祺瑞大示威运动。1925年底，陈毅从北京中法大学毕业，当初怀揣文学梦的他从此正式走上革命家的道路，在漫漫征程中写下了更为壮烈的革命诗篇。 一批英才投身新中国建设 于1921年成立的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首座海外大学。早先，里昂中法大学曾被叫作“北京中法大学海外部”，实际上，更为确切的叫法应该是“北京中法大学的姊妹校”。 里昂中法大学的学制为4年，招考录取的学生先在国内接受两年大学教育，再前往法国继续后两年的学习，但实际上，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习时间为3至7年不等。 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理解为蔡元培、李石曾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在看到战后形势并考虑到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实际情况后，面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事实证明，这所大学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出了一批英才。 我国著名学者、画家常书鸿就是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他学成归国后，创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等一系列工作，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并占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常书鸿也因此获得“敦煌守护神”的美誉。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沈炼之也是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他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培养了很多法国史研究后备力量，平生著作、翻译作品共有14种，文章译文过百篇，贡献巨大。他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是中国人编写的法国史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曾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的还有我国著名科学家郑大章。他是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后回国。应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之邀，他筹建了镭学研究所，成为我国镭学、放射化学研究和应用的拓荒者。 我国近代建筑的先驱林克明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回国后，他参与修建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广州中山纪念堂等重要建筑，培养出一大批建筑界人才，建筑论著也十分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从1921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学生入学到1950年的30年间，到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有473名，大部分学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其中131人获得学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他们中的多数学成之后都回到祖国工作，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量。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 今天，位于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的北京中法大学本部旧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而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旧址——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校舍，也作为中法交流遗迹进行了修缮，得以保护和利用。 历史不会忘记，昔日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为教育改革、培养高水准人才作出的重要贡献，还有这所学校的师生们在教育救国、科技救国道路上一往无前、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毅力，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