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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评论》 王信 记挂那些曾经的往事 ◎陈骏涛 体现学术领域的高端成果 去年秋冬之际，我听说王信得了重病，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问“怎么样”，他说“还行吧”，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这事很难说，没准很快就走了。”我赶忙说：“不至于，不至于！”这回知道他2月2日去世的消息，我还是觉得很突然，有点接受不了。我挺后悔的，觉得事前应该去看望他，跟往常一样跟他聊一会儿天。 回想起来，第一次记住他，还是在五六十年前。 1963年，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面临分配去向的问题。当时复旦想留下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工作的复旦校友邓绍基刚好到学校，他希望我到文学所工作，就此改变了我的毕业走向。 到北京后，没有经过什么考核，所领导何其芳接见了我，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服从分配”。我先做了一些见习性的杂事，在现代文学研究室也待过一段时间。正在这时，所里要筹办一本研究性质的评论杂志，让我参加筹备工作。 王信和我们一起琢磨新刊物《文学评论》的编法，认为它既不是一般的普及文学知识的杂志，也不是类似《文艺报》风格的刊物，它就是单纯的一本研究性核心杂志，知识面要开阔，要能体现学术领域的高端成果。 筹办之初，《文学评论》有没有编辑部的名义和说法，现在有点记不清了。王信很快成为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对外而言他是杂志的主要人物。上面的一层还有邓绍基，他是当时年轻一辈学者中的居上者，很受领导器重。再高一层就是所领导何其芳他们，他们挂主编的名义。 很早的时候，王信作为非党人士，曾被人议论说“政治上不开展”。应该说在文学所这个具体单位，王信受到重用，与何其芳他们的开明领导有关系。何其芳就是注重人的真正水平，看你的业务素质和编辑水准，看你待人处事的能力。在过去的年代，一位非党员，在主要领导岗位上能持续工作这么多年，这在一般机关、刊物编辑部都是不多见的。从这里既可以看出何其芳他们领导层敢于使用人才的胆识，也可以看出王信这个人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确实非同一般，从而能让大家普遍信服、敬重。 他的认真负责在圈内是有共识的 王信在文学所工作几十年，好像没在别的研究室待过，就一直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干到退休。他先是编辑部主任，以后又担任副主编。他做事有条有理，处理问题老到，在工作上勤勤恳恳，细致周到，他的认真负责在圈内是有共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编辑部上午一般都在办公室，日常工作就是看大量寄来的稿件，有一部分稿件是作者亲自送来的，以后就是从电脑上收稿子。编辑部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四个版块，编辑们对稿件要提出用与不用的意见，最后由王信负责复审。遇到重要的敏感稿子，他觉得难于把握时，就请所领导审阅。在他的任期内，几乎没出过什么大问题，他对稿件的界限分得很清楚，谨慎处事。 王信判断稿件的能力是较高的，而且分寸掌握得比较好。他一直主张，一本研究性刊物，编辑发现稿子，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刊发稿件中的观点论述、学术判断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有创新、有发现，实际上决定了刊物的真实水平。 当年编辑部开会不是很多，大量工作都是在看稿件，与作者联系。要发稿时，先开组长碰头会，拿出可以发表的篇目，与会者可对重点稿件讨论一番。在王信的主持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这是编辑部常见的现象。王信也会作总结，也有批评，也会毙一些不适宜的稿件，他会讲出几条理由。这都是很正常的工作状态。 王信处理稿件是讲究原则的，不讲人情，跟他关系近的人投稿，首先也得看文章是否有发表的水平，不以人际关系的亲疏来定。发表的文章或许有高低，但不会发不合格的文章。《文学评论》在这一点上掌握比较好，跟王信等领导的评判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何其芳很早以前就讲过，研究单位要注意礼数。王信会批评人，但不是很严厉。在编辑部内，绝不会高声喧哗，更不会吵闹。碰到工作上、业务方面需要讨论的事情，王信和大家都是讲礼数，平等相待，所以编辑部内部的气氛很好。 实实在在的“班主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现和培养新人，是《文学评论》做得比较好的一项工作，也是王信带领大家坚持做下去的一项好传统。 我想起1985年时，王信与编辑部一起办进修班的事情，进修班办了一届又一届，印象中每届办的时间是一个多月，王信实际上是进修班“班主任”的角色，事无巨细，依旧细心认真，辛苦操劳。 《文学评论》进修班办在昌平小汤山的爱智山庄，它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基地，是招待所的性质，供开会、学习之用。别看它名字雅致，具有文化的味道，实际上设施并不高档，坐落在一个小村庄里，比较清静，村里也没什么大的商店，离市区约有几十公里，有长途汽车经过。原来打算每届招学员九十人，后来报名踊跃，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九十人，后来只好组织一场考试，从中选优。 进修班请的讲课老师，主要以文学所内资格较老、学术研究正旺盛的学者为主，比如有邓绍基、何西来、钱中文、樊骏、林非、张炯、袁良骏等，所外请来的有吴元迈、柳鸣九、朱虹、袁行霈、谢冕、黄修己、王富仁等，还有作家刘心武、学者型编辑李陀等，都是当时一时之选，所讲的授课内容大大扩充学员们的眼界，大家觉得收获不小。还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文学所领导的陈荒煤已到文化部工作，但他还亲自来讲课，并联系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外国电影，在当时都是稀罕之事。 办进修班都是繁琐之事，王信与大家一起承担许多具体工作，依旧是认真负责，每一件小事都是盯到底，尽力完美。像接送学者上课，印象中是学者到社科院来，由院里派车送至小汤山，其间联络、操持都需细致、耐心。 后来参加进修班的学员们都很怀念那段小汤山乡村中的学习生活，感念《文学评论》所给予的学习和切磋的机遇。王信作为一位实实在在的“班主任”，考虑问题细致，做事勤恳，也是学员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时记挂的好班主任、好老师。 他是一个难得、少见的奇才 在《文学评论》领导岗位上，王信是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人，工作了一辈子。他对同事们在业务上、生活上都很关心，给予很多关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会时常被邀请到外面什么地方讲课，参加作品讨论会、作协会议等，社会活动比较多，王信也都是予以支持，没有什么限制，比较放手。 这么多年在一起共事，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好的，工作的时候很少在一起吃饭，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交往是真切的。前些年他爱人身体不好，他在家里细心照看。我曾去他家里看望过，看到他在家忙里忙外。他家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样式，装修和布置都很平常。 王信在文学所是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家都很尊重他，都知道他很有水平。他看稿的眼光极其锐利，辨别文章好坏的水平非常厉害，对来稿的取舍、辨识堪称一绝。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难得、少见的奇才。他自己动笔写文章很少，退休后更不写文章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作为一个杰出的编辑家来说，本身会不会写文章，写出文章的好坏，不是作为唯一的标准。从来没有人用王信少写、不写文章来判断他水平的高下。 许多年来，王信上班都是骑车来去，偶尔会坐公交车。他不算内向的人，也不是信口开河的人，说话有条理有分寸。在所里开会，他很少作大报告、长发言，就是例行传达、汇报，会说自己的意见。私下里，他也会与朋友说一些或锐利或热情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信走了，我们这些老同事格外怀念他，想念曾经一起走过的漫长路程，记挂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曾做过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陈骏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社原副社长、编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普通编辑王信 ◎许子东 最近听到王信去世的消息，看到赵园的文章《兄长王信》，我也很难过，想起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王信，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哈尔滨的现代文学年会上。当时我已经在《文学评论》及《文学评论丛刊》发表（或即将发表）两三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一部分是我的硕士论文），因此也曾和《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有过几次通信。通信都很简短，王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具体什么职务，我都不知道。即使在哈尔滨会上，也很少有机会交谈——因为他总被各地大学的教授们包围着。这些教授有的已经很有名(我当时研究生刚毕业)，他们很惊讶地问我，怎么你已经在《文评》上发文章了，居然还不认识王信？不仅不认识，而且见面还吃了一惊，因为王信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国家级刊物的负责人。我当时觉得他看上去像个钢铁工人——之所以这么联想，是因为不久之前我自己还在上钢八厂当轧钢工人。他沉默寡言，表情刚硬，偶然一笑，就很亲切。 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也对许子东的模样感到奇怪，据一篇王信后来的回忆：“董文（董易文章）刊发后收到许子东文章，我看时很喜欢很欣赏，但考虑到刚刚发了董易长文，是那么大的分量，又发关于郁达夫，会不会使人感到过分？我怕领导有这种顾虑，所以主动提出刊《文评丛刊》。后来我就想一定要从许子东的几篇里尽快选一篇刊在双月刊上。毕竟双月刊影响大些，读者也多。其余的陆续在《文评丛刊》上发早些晚些都没关系。我一直没想到什么时候会见面，只有个印象：他上大学好像是工科，后来考成钱先生的硕士生。王富仁有一次说他当初从他名字上想象，许子东是个大胖子，见到后才知道是个漂亮青年。多年后钱先生招了几次研究生，兰州大学吴小美老师对钱先生说：你招的研究生都是一表人才，你怎么选的啊？” 这是朋友转来他的回忆。想起当年王信等人对我的支持，心里又温暖又难过。去年不知什么机构，在网上拍卖了王信、陈骏涛当年关于我的论文的审稿文件，包括钱谷融先生的推荐信，和我写的说明文章修改情况的信件。还有人就此写成论文，目的可能是讨论80年代《文学评论》如何努力扶持新人——以对比现今学术界的情况。我当年并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能遇到钱谷融先生这样的老师，遇到王信这样的编辑。 最近看到很多同行朋友的回忆，更清楚王信对我的支持，不是偶然个别情况。这几天李庆西、杨扬、刘洪涛、钱虹等等都在微信中，陈述他们在素不相识的王信帮助下，修改发表论文的感人过程细节。更不必说温儒敏、赵园、钱理群等人，后来一直和王信合作，努力将80年代《文学评论》的风气艰难延续下去…… 哈尔滨会上，不仅认识了王信，也初见王富仁。如果说王信像个钢铁工人，王富仁就是个不停抽烟的老农民——但交谈以后才发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懂得比我多，对文学的细腻感受能力令我钦佩。王信称赞王富仁，说他“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因为王信是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书，体会过当年陈涌的影响力，所以这是对王富仁极高的评价。樊骏还带着王富仁和我，去拜访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陈涌。我后来在“三人行”不务正业，常觉得辜负了樊骏、王信他们对我的期望。我清晰记得和王信一起去樊骏家，他们住在同一栋楼，很朴素的旧公房（樊骏后来还匿名捐了一百万给王瑶学术基金会）。我和黄子平还去王信家吃过水饺（或炸酱面？记不清了），坐在狭窄的走廊里，交谈内容却是怎么拿出点干货，哪里出现新人，全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局势，等等。 那不是1980年，就是1985年。 王信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编辑。谈稿子，不留情面，不讲私情。当你是朋友，也不涉及稿件的事。话不多，但心里什么都清楚。绝不让你觉得，发文章是种帮助是种人情。有次到社科院，很多人见了我都怕（因为我从上海去，上海正闹肝炎）。王信留我在办公室吃饭，吃他的饭盒。 1949年以来，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是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有两个刊物有特别贡献，一是《上海文学》理论版，很大程度上因为负责的编辑是李子云，策划1984年杭州会议，引发当年的寻根文学；另一个刊物就是《文学评论》，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王信和樊骏是重要推手。 人们今天纪念王信，不仅是纪念一个高尚的同行，一个纯粹的编辑，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怀念80年代的《文学评论》，当年《文学评论》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培养了整整一代“80年代青年评论家”。今天文学和批评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已经下降，但各地方院校教师能否升教授，《文学评论》却是“金指标”。刊物也越来越向西方学术规范靠拢，必须网上投稿，全部匿名评审（据说洪子诚教授也被退稿）。理论上，讲究程序正义是好事，匿名评审，可以最大限度（希望吧）减少人情、关系和权势的干预影响。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相当怀念80年代的《文学评论》，怀念文学圈中人就文章谈文章的推荐、评论和信誉。我有这种看法，并不仅仅因为我自己个人当年的幸运，也是因为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某种留恋。并非什么都是运作、操控、策略和场域。 王信和樊骏，代表了中国学术界最清洁正直的一种人，第一，他们就学术谈文章，不以人情、权力和关系优先；第二，他们的学术，也不是清人学问，而是有政治承当，有全局观，忧国利民； 第三，他们自己真的不为名不为利，生活朴素，默默奉献。 前两条我完全赞同，第三条我自己做不到，但不会因为自己做不到，就怀疑谁都做不到——因为我认识王信，一个普通的编辑。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