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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汉简中可以看到体现来自内地的吏卒和平民军事与经济活动的资料。其中有关长安人的信息值得长安史研究者关注。河西简牍汉代文书遗存中也可以发掘长安行政史料、长安治安史料、长安交通史料。《肩水金关汉简（壹）》的面世，使得居延汉简研究的学术空间更为广阔，为我们全面认识汉代河西社会，增益了新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反映汉代长安历史文化的资料，学术价值也值得重视。 01 汉简长安行政史料 居延汉简可以发现体现长安行政史的内容。典型的一例，是关于“改火”的简文： （1）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书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寝兵大官抒 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臣谨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10.27） （2）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 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5.10） 劳榦《居延汉简考证》“别火官”条：“右丙吉奏，本为二简，余让之先生察其字迹相同，合为一奏。时在二十四年。前后完整无缺文。”以为“所言为汉代改火事”。[1]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之续》“别火官”条也合为一条，详为考论。[2]大庭脩又将简332.26、10.33、10.30、10.32、10.29、10.31与此连接，编列为《元康五年诏书册》。大庭脩认为，“由8支简连接而成的元康五年诏书册得以复原”，其意义除明确了居延汉简中存在着的又一册文书而外，还在于“明确了诏书桉顺序向下级传达的情形，而且明确了诏书自发出后到至张掖郡边疆的时间”，而“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从简册关于围绕夏至的仪式的通常的内容，可以看到不能见于史书的日常的行政命令的传达方法。”[3]经御史大夫丙吉、丞相魏相、太常苏昌等制定的关于夏至更水火的文书，得到汉宣帝批准（“制曰：可”），于是逐级向下传达，“以闻布当用者”，令有关人员人人周知。我们可以看到逐级“下当用者”的情形；御史大夫—丞相—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诸侯相—属国农部都尉、少府县官—候城尉—尉候长。历经各级行政部门转递，由中央一直传布到河西边境戍防的基层军事组织，历时不过53天。自丞相令史颁下到抵达张掖，相距数千里，历时不过39天。[4]汉帝国自上而下，自长安至于边塞的行政管理方式得以明朗。 居延汉简如下简例： （3)  元康三年十一月中为官市上书具长安（456.2）说到“上书具长安”情形，文书传递方向可能与长安往边地的下行文书相反。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有研究者以为《失亡传信册》（II0216(2)866-869）者，也是发自长安的行政文书。据胡平生、张德芳释文： （4）永光五年五月庚申，守御史李忠随当祀祠孝文庙，守御史任昌年，为驾一封轺传，外百卌二。御史大夫弘谓长安长，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866） （5）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乙亥，御史大夫弘移丞相、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诸侯相：五月庚申，丞相少史李忠守御史假一封传信，监当祀祠（867） （6）孝文庙事。己巳，以传信予御史属泽钦，钦受忠传信，置车笭（軨）中，道随亡。今写所亡传信副移如牒。书到，二千石各明白布告属官县吏民，有得亡传信者，予购如律。诸乘传驿驾厩令长丞亟案，莫传有与所亡传同封弟者，辄捕  (系)，（868）（7）上传信御史府。如律令。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官，官写移书到，如律令。／掾登、属建、佐政光。（869） 论者以为（4）“为传信副本，因传信失亡，录副以追查”，（5）（6）（7）“为追查失亡传信的文件”。关于（4）“御史大夫弘谓长安长”，胡平生、张德芳注文写道：“御史大夫弘：弘即郑弘。《汉书·百官公卿表》：永光二年，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杀。”“长安长：长安县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长安乃京师重地，当万户以上，当置令。”“此简作‘长安长’，不知何故。”[5] 居延汉简确实有出现“长安令”字样的简例： （8） 敢言之 九月辛卯长安令 （340.20A）印曰长安右丞 （340.20B） “长安令”和“长安右丞”，都是发送相关行政文书的责任者。又如： （9）十一月壬子长安令 守左丞起移过 （218.34）（9）与（8）可以作同类理解。 居延汉简又有如下简例： （10） 十万三千卅校一月九千一岁十万八千三岁凡卅二万四千□ 长安宅一二万自给 （113.8） 简文内容尚未能完全理解，然而似乎与财务管理中“校”的制度有关。其中“ 长安宅一二万自给”语意不完整，但是亦可归入涉及“长安”的研究资料。 王莽改制，涉及行政方式的诸多方面。《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王莽结束了西汉帝国的统治，又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政治生活中诸多名号的更改。“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交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都城“长安”也改称“常安”。居延汉简可以看到反映这一政治变化的实际文物遗存： 县 （11）●诏书长安 更为常安 （E.P.T59:117A） 诏书长□更为常安府□□ （E.P.T59:117B）又如： （12）财发京兆史及常安 （E.P.T20:27）（13）常安城中庶士以下谷它予直泉谷度足皆予者而先奏焉（E.P.T59:266） 简文内容似以经济生活为主题，然而对于经济进行控制，是被作为行政任务进行记录的。又如： （14）桼月晦日食常安中阴雨独不见故下（63） 言“常安”，事在王莽始建国元年（9）之后。“桼月”的“桼”，也体现了新莽简的特点。简文内容对应的历史记录是《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天凤三年（16）七月，“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通过简文虽然直接看到的是天象史和气候史信息，从《王莽传中》的记录看，当时人们以为此迹象与行政史有关，予以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解和解说。 饶宗颐、李均明关于新莽简研究的成果，在“考证三：郡县与屯戍组织”部分“常安”条，举列简文，包括上引（11）（12）（14），遗漏（13）。[6] 又敦煌汉简2042A：“都尉姓呂□君家在常安”，“司马□□□家在常安”，也应当补入。 02 汉简长安治安史料 肩水金关简还有出现简文“长安狱丞”、“长安狱右丞印”，即标示以“长安狱右丞印”封缄的文书： （15） □中欲取传谨案明年卌三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父老远 长安狱丞禹兼行右丞事移过所县邑如律令 （EJT10:229A） 长安狱右丞印 （EJT10:229B）这是长安司法部门为长安居民开具“毋官狱征事”证明，使其取得允许通行的证件的文书。按照规定，必要程序是查核是否有“官狱”记录，即治安机关有关过去违法或犯罪行为的记录，即现今通常所谓“案底”。 与（15）格式、内容类同的，又有肩水金关简的另一例，只是责任职官不是“长安狱丞”、“长安狱右丞”，而是“长安守右丞”、“长安右丞”： （16） 五凤二年五月壬子朔乙亥南乡啬夫武佐宗敢言之北阳曲里男子 谨案弘年廿二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里父老丁禹证谒言廷移过所□ 六月庚寅长安守右丞汤移过所县邑如律令掾充令史宗 （73EJT9:92A） 三月壬辰不弘以来 章曰长安右丞 三月壬辰 （73EJT9:92B） 前引（8）“印曰长安右丞”，此作“章曰长安右丞”。居延汉简所见有关“过所”等文书中出现的“毋官狱征事”文字，还有简81.10，213.17，218.2，334.20A，340.6，340.14A，340.41，495.12-506.20A等，也体现了这一制度。 有学者曾经讨论出土于大湾的505.37简： 建平五年八月戊□□□□广明乡啬夫宏假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 延都亭部欲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A） 放行（B）[7]宁可指出：“从简文文意看，此简为过所性质，系乡啬夫客、假佐玄同意丘张自广明乡移家去居延耕种所买的田，简背有‘放行’二字亦可证。”[8]所谓“欲取检”、“当得取检”的“取检”，应是原居住地进行调查过程的体现。而“检”，或是查核验证之后的证明文书，如简文所云“谨案张等更赋皆给”者是。推想“取检”的内容，除了“更赋”是否“皆给”，即对于政府的经济责任已经完满承担之外，应当更重视刑事罪案的记录。[9] 敦煌汉简有言及犯“杀人”罪行的内容，犯罪地点在“长安”： （17）杀人长安臧关东变名易为羊翁数敖五陵希蓬工（784） 杀人者在长安作案，潜逃至“关东”，改换姓名，又曾经在“五陵”活动。简文在敦煌出土，应视作范围广大的通缉文书。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也有署“长安令安国、守狱丞左、属禹”的以治安为主题的文书： （18）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长安令安国、守狱丞左、属禹敢言之：谨移髡钳亡者田  等三人年、长、物、色，去时所衣服。谒移左冯翊、右扶风、大常、弘农、河南、河内、河东、颍川、南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张掖、酒泉、敦煌、武都、汉中、广汉、蜀郡……（II 0111(4):3）胡平生、张德芳将此文书归为“司法文书”。分析说，“此简是长安令为追捕逃犯通告各地的通缉令。所列河西五郡，按顺序当为金城、武陵、张掖、酒泉、敦煌，但此简独无武威。”又解释“年、长、物、色”：“年指年龄、长指身高、物指所带物品、色指肤色。”[10]今按：“长安令”等以同样为地方官身份，似无权向“左冯翊、右扶风、大常、弘农、河南、河内、河东、颍川、南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金城、西河、张掖、酒泉、敦煌、武都、汉中、广汉、蜀郡……”各郡发布“通缉令”。这枚简内容的性质，应是协查通报一类文书。 敦煌汉简又有： （19） □名劫入长安护输□（726）如果“劫”字释文不误，也可能与长安治安史有关。 03 汉简长安交通史料 长安是西汉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因行政指挥、经济领导和社会控制的特殊作用，在汉王朝交通格局中意义重要。居延汉简有涉及长安的交通行为的简文，例如： （20）朝发长安北上诏以力益丘□□山 石□（E.P.S4.T2:21） （21） □子□□□又置官使行之长安卿 □且□□□得上不久负也用 （E.P.T59:189B） （21）另一面即由E.P.T59:189A简文“ 白 自知不当如此叩头叩头□”“善毋恙顷闻閒独劳草草臈□ ”内容，可知是私信。而B面“使行之长安”文字，可以理解为交通过程。性质同样为书信的类似资料，又有：（22） 为书遗 ●长 之米财予钱可以市者 □孙少君遗 米肉廿斤府幸长卿遗脯一□御史之长安□□以小笥盛之●毋以□脯野羊脯赍之也信伏地再拜多问 次君君平足下厚遗信非自二信幸甚寒时信愿次君君平近衣强酒食察事毋自易信幸甚薄礼 □絮一信再拜进君平来者数寄书使信奉闻次君君平毋恙信幸甚伏地再拜再拜 次君君平足下 ●初叩头多问 丈人寒时初叩头愿丈人近衣强奉酒食初叩头幸甚甚初寄□赣 布二两□□者丈人数寄书 使初闻丈人毋恙初叩头幸甚幸甚丈人遗初手衣已到 （帛，大湾出土）（乙附51） 其中“ 御史之长安”文字特别值得注意。肩水金关简可见：（23） 从长安还未（73EJT8:47）“从长安还”是“之长安”的返程的表述。当时，由河西边塞出发的交通行程以“长安”为目的地者，可能颇为多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有反映公文传递接受驿置服务的情形： （24）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御史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六月丙戌，西。(I 0112(2):18) 其中“御史大夫延下长安”，研究者以为是指“由御史大夫签发的过所”。[11] 另一著名简例，则部分记录了长安至居延地区之间西行驿路的邮置里程： （25）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茂陵至  置卅五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 （以上为第一栏）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居延置至䚢里九十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䚢里至  次九十里 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屋兰至 池至十里（以上为第二栏） （E.P.T59:582） 简文虽然只局部反映了长安至居延地区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12]的情形，然而对于认识汉代通信形式，仍然是异常珍贵的资料。长安以交通之便利，统摄各地信息，并使政令军令迅速传达至边地的指挥效力，也得以体现。 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也有关于交通里程的信息，其中也可见与“长安”之间路程的记录： （26）张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V 1611(3):39 A）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V 1611(3):39 B）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多列述西域诸国距中原的空间行程，称“去都护”若干里，“去阳关”若干里，“去长安”若干里。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有两例同时说到“去阳关”与“去长安”里程： 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 则阳关距离长安的里程为四千五百里。由此可以推知（26）“长安四千八十”的位置，应大致在西距阳关四百二十里，东距“冥安二百一七”里地方。相当于今甘肃安西西南的敦煌郡广至、效谷附近，或即宜禾都尉所在。 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还有关于“厩”与“传马”制度的重要资料： （27）制曰：下大司徒、大司空，臣谨案：令曰：未央厩、骑马、大厩马日食粟斗一升、叔（菽）一升。置传马粟斗一升，叔（菽）一升。其当空道日益粟，粟斗一升。长安、新丰、郑、华阴、渭成（城）、扶风厩传马加食，匹日粟斗一升。车骑马，匹日用粟、叔（菽）各一升。建始元年，丞相衡、御史大夫谭。（II 0214(2):556） 这里列举的“厩”，都是中枢地方的重要的管理运输动力的机关。有研究者以为，简文“是研究汉代马政的重要资料”。所谓“长安、新丰、郑、华阴、渭成（城）、扶风厩传马加食，匹日粟斗一升”，即按照《令》有关“其当空道日益粟，粟斗一升”的规定确定的等级。长安与长安以东“新丰、郑、华阴”和长安以西“渭成（城）、扶风”诸厩“当空道”的交通优势地位得到突出强调。正如胡平生、张德芳所指出的，“长安、新丰、郑、华阴，属京兆尹；渭城、扶风属右扶风，均为三辅地区厩置。前者属东线，后者属西线。”[13]然而我们还注意到，“长安、新丰、郑、华阴的排列次序，并不是简单地一律由西向东或者由东向西依空间方位的顺序，而是首列“长安”，随即是长安以东的“新丰、郑、华阴”，依由西向东次序；然后是长安以西的“渭成（城）、扶风”，又变换为由东向西的顺序。完全是以长安为中心。 简文所谓“当空道”，胡平生、张德芳解释说：“《史记·大宛传》：‘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空道’即冲要之道路，亦作‘孔道’。《汉书·西域传》：‘（婼羌国）去长安六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14]今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张骞凿空。”裴骃《集解》：“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15]《大宛列传》所谓“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张守节《正义》：“‘空道’，孔道也。”[16]现在“空道”即“孔道”已经是通常的解说。《汉语大词典》：“【空道】孔道；交通大道。《汉书·张骞传》：‘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颜师古注：‘空，即孔也。’”[17]汉简文字所见“当空道”，可知“当空道”确实是西汉人习用语。可能“空道”是正字，“孔道”是后出的说法。只是以“孔道”解释“空道”，恐未尽达其意。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关于列国方位，又有“当道”语。如：“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看来，“当道”与“当空道”似有区别。然而《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言“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又说：“楼兰、姑师当道，苦之。”大概班固的理解，“当道”和“当空道”没有太大的区别。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颜师古注解释“孔道”：“孔道者，穿山险而为道，犹今言穴径耳。”如果以颜师古注“穿山险而为道”与“穴径”理解“孔道”，似乎不能与“空道”同义。 看来，对于“当空道”以及“凿空”的理解，还可以继续讨论。大致说来，胡平生、张德芳“‘空道’即冲要之道路”的解释应当接近原意。可能人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冲要之道路”称作“空道”。一些学者在对“当空道”的讨论中提示“空”有多种读音，以为在这里应作“上声音孔”，而另外又有“去声音控”者。[18]也许“控”的意义，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启示。 04 汉代河西的长安人 从军至于河西承担防务和劳务的吏卒，许多出身于内地各郡国。标识他们的籍贯的简文，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者和汉代社会生活研究者重视的资料。例如，周振鹤研究西汉政区地理，就居延汉简出现的郡县名有所讨论：“居延汉简有‘魏郡贝丘’之记载（82.9），说明《汉志》清河贝丘县曾隶属过魏郡，但隶属的具体时间不明。”[19]劳榦在《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一文中曾列举居延出土与“戍卒”身份相关的“车父”简[20]，指出：“运输之车运至塞上者，且远自梁国魏郡诸境”，“今据汉简之文，山东之车率以若干车编为车队，行数千里，转运之难，大略可想。”[21] 《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公廉如此。”颜师古注：“苏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这是长安高官子弟亦远戍北邉的实例。交通方式为“步行”，于是被看作“公廉”的模范。生活在西北边塞的长安人，其身份显示屡见于居延汉简。如： （28） 长安宜里阎常字中允 出 乘方相车驾桃华牡马一匹齿十八岁駹牝马一匹齿八岁皆十一月戊辰出 已（62.13） （29） 京兆尹长安棘里任□方 弩一矢廿四剑一 牛车一两挟持库丞印封隔（280.4） （30）京兆尹长安南里张延年 剑一（280.8） （31）□□长就武强卒长安 □□□掾□□□（284.15A） （32）长安嚣陵里尹胜 （340.34）（33） 阎放复致北出 长安假阳里阎丹年十一 三月己巳南啬夫入守亭长出五月 孙昌复致北出 壬申北守亭长当出（502.2） （34）长安有利里宋赏年廿四 长七尺二寸黑色卩（甲附37） 这些简文应当多是记录身份的文书。又有纪事文书： （35） 凡书廿三封合檄一 元延三年五月从史义叩头死罪死罪义以四月 五日书下自罢其六日幼实受长安苟里李□ （E.P.T51:416A）涉及一位“长安苟里”人李某。另一简例，言及“客居长安”事： （36） 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大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者雒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所乘车马更乘骍牡马白蜀车布并涂载布（157.24A） 敦煌汉简有“家在常安”简文者，反映河西军官不仅出身“长安”，而且家庭尚在“长安”的情形： （37） 都尉姓吕□君家在常安 府司马文尹家在缪□ 十人日少□ 司马丞王游房家在□□ 司马□□□家在常安 关候名 （2042A） 其中两人“都尉姓吕□君”、“司马□□□”，简文明确显示“家在常安”，应是王莽时代“长安”人远的河西任职的文物记录。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诏书令》册中，序号为“第十二”和“第廿四”的两枚简，也有长安居民身份出现在简文中： （38） 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正面） 第十二（背面） （153） （39）司马护坐擅召鸠杖主击留弃市长安东乡啬夫田宣坐（正面） 第廿四（背面） （164）[22] 简文内容显然也是我们了解河西汉塞的长安人的有意义的资料。另外，又有敦煌汉简： 长安将作格（1066A）载苇解何 （1066B）吏受□ （1066C）简文出现“长安”字样，但是因残坏过甚，文意不能理解，也许不宜作为有关长安人活动于河西地方的讨论对象。 05 以汉简为资料的西汉长安乡里研究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说王莽天凤元年（14）“分长安城旁六乡”，“莽下书曰：‘常安西都曰六乡。’”据《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王莽地皇元年（20）下书，有“常安六乡巨邑之都”语。而长安乡名，据文献可知有“建章乡”。[23]出土瓦当可见“卢乡”文字。[24]而“东乡”则见于前引（39）。 《三辅黄图》卷二“长安城中闾里”条：“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等里。《汉书》：万石君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戚里见《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尚冠里见《汉书》卷八《宣帝纪》。大昌里见《列女传》卷五《节义传·京师节女》。[25]《文选》李善注引《汉书》解释“修成”里名：“武帝同母姊金王孙女号修成君。”《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可见“陵里”。《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可见“函里门”。《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汉宮殿疏》可见“李里市”。《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孝武钩弋赵倢伃》颜师古注可见“孝里”。 何双全辑录有关长安乡里的简牍资料，列有“里9”，即：云阳，当利，棘里，苟里，有利，假阳，囂陵，宜里，南里。[26]关于其中“云阳”，似认识有误。应据前引（2）简文“在长安云阳者”，误以为“云阳”为长安里名。云阳曾称“云阳都”[27]，地位仅次于长安。由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方长城防线。汉武帝多次长住甘泉，往复云阳与长安之间。何双全列举的长安其他8个里，对应前引简例，即： 当利里（36），棘里（29），苟里（35），有利里（34），假阳里（33），囂陵里（32），宜里（28），南里（30）。 我们又可以补充1例： 敬上里（38） 这样，我们已经知道的长安里名有宣明里、建阳里、昌阴里、尚冠里、修成里、黄棘里、北焕里、南平里、大昌里、戚里、陵里、函里、李里、孝里、当利里、棘里、苟里、有利里、假阳里、囂陵里、宜里、南里、敬上里。共计23个。[28] 06 《肩水金关汉简（壹）》提供的新信息 《肩水金关汉简（壹）》面世，使得居延汉简研究的学术空间更为广阔，为我们全面认识汉代河西社会，增益了新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可以发掘的长安史料，学术价值也是可贵的。 （40）京兆尹长安定陵里公乘况阳遂年卌二长七尺二寸黑色 （73EJT9:24）（41）从者京兆尹长安大原里贾相年十六岁长五尺黑色 （73EJT9:94A）（42）长安新里公大夫张骏年卅五长七尺三寸黑色 五月壬子出 丿（73EJT9:98） （43）妻京兆尹长安长乐□ （73EJT9:188）（44）京兆尹长安长彦里公乘蔡福年卅 （73EJT9:258）（45）京兆尹长安 （73EJT9:280）（46）京兆尹长安青柳里男子欣 （73EJT10:152）（47）长安成乐里张长乐 （73EJT10:289）（43）“京兆尹长安长乐□”，可读作“京兆尹长安长乐里”。这样，除（45）里名缺失外，我们又得到了有关7个明确的长安里名的认识。又前引（16）简文“五凤二年五月壬子朔乙亥南乡啬夫武佐宗敢言之北阳曲里男子谨案弘年廿二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里父老丁禹证谒言廷移过所□ 六月庚寅长安守右丞汤移过所县邑如律令掾充令史宗”（73EJT9:92A）“三月壬辰不弘以来章曰长安右丞三月壬辰”（73EJT9:92B）中，“南乡”和“北阳曲里”似应当理解为长安乡里。如此，则我们认识的长安的乡名和里名，又增益了1个乡和8个里，即：南乡（16）。 定陵里（40），大原里（41），新里（42），长乐里（43），长彦里（44），青柳里（46），成乐里（47），北阳曲里（16）。 我们对于长安乡里设置的了解，已经得知4个乡名和31个里名。而（16）提供的信息，明确告知我们“北阳曲里”在“南乡”属下。 陈直曾经提出汉代里名记载“互有详略”的意见：“居延木简有长安棘里名籍，当即《三辅黄图》及潘岳《西征赋》所记黄棘里之省称。”他以为简文“宜里”“宜字疑宣字之误释”，“宣里”是“宣明里之简称”。“据此《汉书》与木简，在名称上互有详略，木简之梁陵里，即本传之陵里，更可灼然无疑。”[29]“棘里”和“黄棘里”以及“南里”和“南平里”的关系，可能即体现所谓“互有详略”。或许亦反映正式定名和民间俗称的区别。而汉简资料显然较“《三辅黄图》及潘岳《西征赋》所记”年代更早，亦更为可靠。然而对于所谓“省称”、“简称”应在看到确凿实证的情况下作有限定条件的理解。例如“大昌里”和“昌阴里”，“建阳里”和“假阳里”，以及同见于汉简资料的“当利里”和“有利里”等，“省称”、“简称”可能出现混乱。[30]尤其是“长乐里”与“长彦里”、“成乐里”各重叠一字，于是完全不可能“省称”、“简称”。陈直的意见“《汉书》与木简，在名称上互有详略，木简之梁陵里，即本传之陵里，更可灼然无疑”，似可修正。所谓“木简之梁陵里”，即前引（32）“囂陵里”。如果说“陵里”是“囂陵里”的“省称”、“简称”，则难以设想同见于居延汉简的（40）“定陵里”应当如何“省称”、“简称”。 07 有关“长安诸陵”的简牍资料 史籍可见“长安诸陵”[31]、“诸陵长安”[32]以及“长安五陵”[33]等区域代号。正如杨宽所指出的，西汉陵邑应看作构成汉长安城的要素之一。[34]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确实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35]班固《西都赋》：“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万国”“豪杰”“英俊”，于是聚萃于“上都”。实际上“五陵”“近县”，也成为“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的文明胜地。《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李贤注对“浮游近县”的解释是“‘浮游’谓周流也”。长安“四郊”“近县”的特殊关系，使得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36]，或亦可看作“大长安”的有机构成。[37]武伯纶总结五陵人物的文化贡献时曾经指出，“他们都以迁徙的原因而列于汉帝诸陵。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民族）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这无疑是中国汉代历史上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这种人物的流动促成的汉代某些地区文化的扩散和融合现象，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如果加以研究，将会更加丰富汉代的文化史及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并有新的发现。”[38]这些人物“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民族）流动而来”的情形固然值得注意，他们成为“五陵人物”之后向其他地区的“流动”，以及因此导致的“汉代某些地区”例如河西地区“文化的扩散和融合现象”，也是有意义的研究主题。河西汉简的相关内容因此值得关注。 何双全依据简牍资料进行的乡里研究，京兆尹属县列有“奉明里1”：善居；右扶风属县列有“安陵里1”：高里；“茂陵里3”：东进，果城，俑擅；“平陵里3”：德明，长雚，敬事。[39]所依据的简例，据我们看到的已经发表的资料，应当是： （48）奉明善居里公乘丘谊年六十九……（53.15） （49）骑士安陵高里孙非子 弩 疾温（395.1） （50） 车一两 入粟大石廿五石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谭受訾家茂陵东进里赵君壮就 ○ 人肩水里郅宗（E.P.T59:100） （51） 茂陵果城里侯普年卅 乘兰车 十二月丁亥南入 茂陵阳耀里段乘年廿五 骍牝马一匹 （502.6） （52） 名捕平陵德明里李蓬字游君年卅二、三 坐贼杀平陵游徼周攻□□市贼杀游徼业谭等亡为人奴 （114.21）（53） 诏所名捕平陵长雚里男子杜光字长孙故南阳杜衍 多□黑色肥大头少发年可 七八□□□□五寸□□□杨伯 初亡时驾騩牡马乘阑輂车黄车茵张白车蓬骑騩牡马 因坐役使流亡□户百廿三擅置田监 史不法不道丞相御史□执金吾家属 所二千石奉捕（183.13） 如果我们放宽“长安”的视界，则（52）（53）也可以列入上文讨论的“汉简长安治安史料”中。又一简例： （54） 建平三年五月庚戌朔己未治书侍御史听天侍御史望使移部刺史郡大守诸侯相 男子欣相赐茂陵女子纪姣皆有罪疑殊死以上与家属俱亡章所及奸能当穷竟 （E.P.T43:31）同样宜归入“汉简长安治安史料”。有出现“长陵”字样的简例： （55） □□□田三顷庐舍直百五 长陵卖中溉田廿顷庐舍直四百 溉中田卅顷庐舍直二百万 （E.P.T50:33A）丞□ （E.P.T50:33B）从简文格式以及B面出现“丞”字看，内容可能与前引（15）（16）“欲取传”“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以及大湾出土505.37简“欲取检”“更赋皆给当得取检”等有相似处，只不过所证明的，既不是“毋官狱征事”，也不是“更赋皆给”。所言“长陵”田舍买卖记录保留于河西边塞，当自有原因。 居延汉简又可见言及“茂陵”的如下简文： （56）丞相□平陵女子孙止自言弟□□移粟茂陵  □不除 食石二 □□利官材取粟少千五百九十石□米治食□言□□□□ 四月五日乙丑移书七月五日三□（257.30）（57） 以丁酉到令居延令武 书言谨案吏除射师茂陵（290.7）（56）同时出现“茂陵”和“平陵”。其中“平陵女子孙止”简文可以和（54）“茂陵女子纪姣”对照理解。 又有比较罕见的出现“杜陵”字样的简例： （58）北书五封 一封遣杜陵左尉印诣居延封破□□旁封十月丙寅起 卒顺（505.39） 这是“杜陵”与“居延”之间军事文书传递的实例。肩水金关简还有体现家乡为“茂陵”、“长陵”的服役者的信息： （59）茂陵道德里公乘王相年卅五长七尺四寸 黑色 □（73EJT8:4） （60）戍卒长陵西仁里掌谊 （73EJT9:204） （61）大常长陵宜成里工程王尊年卌六岁长七尺五寸 （73EJT10:181） 3例都有里名资料。 《散见简牍合集》所收甘肃甘谷汉简出现“霸陵”简文： 以补正刘奉客霸陵不欲为吏□□召蜀刘饶 遂爵召明给事又乡掾长萌等令又均出廿钱及吏张□□（正面） 第三（背面） （30）[40] 刘奉“客霸陵”，即非正式短暂居住在“霸陵”。又《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收有两例显示“长陵”和“霸陵”里名的简文，： （62）一霸陵西新里田由（29） （63）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30）[41] 这两则简文虽然也并非河西汉简资料，然而告知我们“长安诸陵”人行至较河西更为遥远地方的经历。 这样，我们对于“长安诸陵”的里的认识，可以在何双全工作收获的基础上有新的补充：长陵：西仁里（60），宜成里（61），仁里（63）；霸陵：西新里（62）；茂陵：道德里（59）。《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西书局2012。 [1] 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年10月版，第286页。 [2] 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三，1974年6月，第50页。 [3] 〔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0至第201页，第211页。 [4]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517页。 [5]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9页，第31页。 [6]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9月版，第166页至第167页。 [7] 关于这一简文的讨论，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55页；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6月版，册下第91页至第92页。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74页；有学者还注意到，陈直《汉书新证》1959年版引录了这条简文，而1979年版则予以删除。陈文豪：《〈汉书新证〉版本述略》，《华冈文科学报》第23期，1999年12月。 [8] 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74页； [9] 参看王子今：《汉代“客田”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0]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21页。 [11]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39页。 [12]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3]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7页。 [14]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7页。 [15]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张骞“凿空”，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凿，开也。空，通也。骞始开通西域道也。”颜师古说：“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 [16]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颜师古注：“‘空’即‘孔’也。” [17]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8卷第420页。 [18] 〔明〕杨慎：《丹铅总録》卷一四《订讹类》“空有四音”条；〔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一“苴字十四音”条。 [1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82页。 [20] 关于“车父”身份，参看王子今：《居延汉简所见〈车父名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8.19期；《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1] 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 [22] 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6页至第17页。 [23] 《华阳国志·巴志》。 [24]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观众秦汉陶录提要》，《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1月版，第370页，第394页。 [25] “大昌里”见于居延汉简229.1，但是未能明确是长安里名。故宫博物院藏印有“大昌里印”，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以为“东汉官印”。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89页。 [26] 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51页。 [27]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汉书》卷二二《礼乐志》：“歌云：‘玄气之精，回复此都。’”颜师古注：“言天地之精，回旋反复于此云阳之都，谓甘泉也。”陈直《汉书新证》：“西汉未央、长乐二宫规模阔大之外，则数甘泉宫。甘泉在云阳，比其他县为重要，故称以‘云阳都’。”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5页。 [28] 参看王子今：《汉代长安乡里考》，《人文杂志》1992年6期。 [29] 陈直：《汉书新证》，第283页；《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23页，第427页。 [30] 参看王子今：《汉代长安乡里考》，《人文杂志》1992年6期。 [31]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2] 《汉书》卷七○《爰盎传》。 [33] 《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涉》。 [34]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35] 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2期。 [36] 参看刘文瑞：《试论西汉长安的卫星城镇》，《陕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5期；《我国最早的卫星城镇——试论西汉长安诸陵邑》，《咸阳师专学报》1988年1期；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唐都学刊》1995年3期；《西汉诸陵分布与古长安附近的交通格局》，《西安古代交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7] 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1期。 [38] 武伯纶：《五陵人物志》，《文博》1991年5期。 [39] 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51页。 [40] 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第16页至第17页。 [41] 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