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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月氏的族源、族属、原居地、西迁的时间路线、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关系、以及与大夏、贵霜、中原王朝的关系，都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本文就悬泉汉简中有关大月氏的材料作一些介绍，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悬泉置遗址，本质上是汉晋时期一处官方性质的邮驿接待机构。除了日常的公文信件传递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接待官员、使者和一般商客的行旅往来。由于其地处中西交通的孔道和西出东进的门户，大凡东来西往的各类人士都要在这里停留、住宿并留下他们的登记。其中包括西域、中亚很多国家国王、夫人、质子、贵人、使者、副使以及一般商客前来中原朝贡、通使、受封、纳质、和亲、交游、经商、学习以及汉王朝使节出使上述国家的记录，都曾留在了这里。大月氏的材料即属此类。虽断简残编，弥足珍贵。下面逐一作以介绍。 简一： 出馬五十六匹，送大月氏客張子文付□□□。(Ⅰ90DXT0114③:145) 木简，长24、宽1厘米。柽柳。右侧有刻齿，刻齿内有“五十六匹”字样。同层共出156简，有纪年者27枚，占17%，纪年信息较为丰富。最早为本始二年（前72），最晚为初元五年（前44），跨时29年，主要为宣帝时期简1。此简为汉简中关于大月氏活动的的较早记载，当在此29年时段或者此前此后。宣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来往极为活跃，最突出的是常惠多次出使乌孙，先是在本始年间与乌孙联手，东西夹击，取得了对匈奴的重大胜利；其次是在甘露年间分立大小昆弥，屯田赤谷，迫使乌孙最终走上了归服汉朝的道路。其时的大月氏已定居于阿姆河以南和阿富汗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与汉朝的来往也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简中所谓“出马五十六匹”来护送大月氏客人，说明被送之人至少在数十人之多。 简二：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絶、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Ⅰ91DXT0309③:97) 木简，长23、宽0.8厘米。完整，柽柳。同层出简337枚，纪年简61枚，占18%。而61枚纪年简中，昭帝元平元年（前74）1枚，其余60枚，都是宣帝元康、神爵、五凤三个年号，其中神爵最多，47枚。从元平元年（前74）到五凤四年（前54）总共21年时段。如果除去元平元年（前74）一简，纪年简最集中的时段从元康元年（前65）到五凤四年（前54），12年。此简的时间当在这12年或者21年的时段及其前后。 简中所列派来使者和贵人的八个国家，其中踈勒（今作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六国，在今新疆境内，疏勒在北道即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其他五国都处在西域南道即昆仑山以北塔里木盆地以南，大月氏和大宛在今新疆境外。从简文的时间上无法判断此时的西域都护府是否设立，但从八国的排列上看，大月氏、大宛及其后面的六国，其地位及接待规格似乎是相等的。 简三： 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貴人□一人，男一人，自來龜茲王使者二人，貴人三人，凡□人。 (Ⅰ91DXT0309③:98) 木简，长23、宽0.7厘米。完整，柽柳。此简与上引简二同出一处，时代与前简同。可能为宣帝时期之物。简中言之凿凿，有“归义”二字，说明来者是归顺了汉朝的大月氏；言“归义大月氏贵人”，当是大月氏上层，而不是游离于主体之外的流散人群；同龟兹王使者一同来汉，说明他们代表大月氏国王或者国家意志，而不是个人行为。类似“归义大月氏”的简文在西汉末年的记载中还可见到，说明大月氏与汉朝的关系在公元前的半个世纪里，曾有过类似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或者大月氏的一部分人曾经归属过汉朝。很值得研究。 图片 简四： 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詔侍御史曰頃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諸國客，與候張壽、侯尊俱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御屬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風廏，承書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Ⅴ92DXT1411②:35) 木牍，长23.5、宽1.5厘米。松木。有字两栏，上栏三行，下栏两行。有明确纪年，时为公元前52年5月3日。这是御史大夫府开具的一封传信。要求从扶风厩以西沿途驿站馆舍都要为前送大月氏诸国客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车辆。时御史大夫杜延年以病免，安车驷马回故里，新任于定国夏历五月才到位。所以“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使客郎中”、“都内令”均为官职。超、霸、侯忠、张寿、侯尊、弘等均为人名。简中所谓“大月氏诸国客”者，说明除大月氏使者外，还有其他西域国家的客人。上已言及，从史书记载看，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汉与乌孙的关系可谓浓墨重彩，而汉与大月氏关系却只能在汉简中才能看到。 简五： 图片校尉丞義使送大月氏諸國客，從者一人，凡二人，人一食，食三升，東。 (Ⅴ92DXT1311③:129) 木简，长15.6、宽0.8厘米，上残，柽柳。此简亦为朝廷派人护送大月氏诸国客的记录。义，人名；时任校尉丞。简中记录的用饭人员，只有两人。可能护送大月氏诸国客的使命已经完成，此为二人东返记录。“大月氏诸国客”究系多少人？不得而知。所谓“诸国客”者，说明被送的人员，不仅是大月氏人，还有其他西域国家的人。时在甘露（前53）到永光（前39）这15年的时段里。同层出简354枚，纪年简46枚，分别为甘露、黄龙、初元、永光四个年号，此简当在此段时间及其前后。 简六： 出粟三升。以食守屬因送大月氏客，一食，食三升。 (Ⅴ92DXT1311③:140) 木简，长23、宽0.8厘米，柽柳。此简与简五同层共出，时代与上简同。因，人名。守属，官名。一个人护送大月氏客人，亦当为完成使命后东返之中。 简七： 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屬唐霸所送烏孫大昆彌、大月氏所□ (Ⅴ92DXT1712⑤: 1) 木简，长16、宽0.7厘米，柽柳，下部残断，存字23个。此简内容亦为朝廷派人护送乌孙、大月氏使者的记录。守属，官职；唐霸，人名。简文残断，只留下部分信息。以一食三升计，“出粟四斗八升”，当为十六人次的饭食记录，如果是一人两食，路过者就是八人。此简的时间无法判断，所送西域客人中除大月氏使者外，还有乌孙大昆弥的使者。大、小昆弥分立于甘露元年（前53），故此简所记史实只能在甘露以后。 简八： 大月氏假司馬(Ⅴ92DXT1511④:2) 木牍，上下部均残，长14.5、宽1.5厘米。松木。残存七字。这是朝廷派假司马出使大月氏的记录。时间当在甘露（前53）到建昭（前34）这20年时间里。出土该简的层位没有发现纪年简，参考第二、第三层所出甘露到建昭纪年简，此简的时间大致应在宣帝后期到元帝时代，是此时汉朝出使大月氏的记录。 简九： 初元二年七月戊辰，使大宛□□者□□□中郎丞漢，承制詔侍御史□□□大月氏□□□□副意與候□敞趙□□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 御史大夫萬年下扶鳳廏，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四月□□過東(Ⅴ92DXT1210③:132A) 使大月氏副右將軍史柏、聖忠將大月氏雙靡翕侯使者萬若，山副使蘇賴，皆奉獻言事詣行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 永光元年四月丁酉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傳舍，如律令。四月丙午過，東。(Ⅴ92DXT1210③:132B) 这是一枚完整的木牍，柽柳。长23、宽1.8厘米。上部有裂缝。正反两面书写。两面字体不同，写自不同的时间。前后相隔三年又二百六十一天。正面文字写于“初元二年七月戊辰”，前47年8月27日。文字多有剥蚀，释文或有不确。大意是朝廷派使者出使大宛、大月氏等国。使者总共二人。御史大夫陈万年出具文件，要求从长安以西扶风厩开始，一路厩传提供二封轺传以及食宿方便。是一份传信内容的抄录。 背面文字其实为另一份文件，是敦煌太守府出具的传信。时在“永光元年四月丁酉朔壬寅”，前43年5月12日。四天以后，即5月16日路过悬泉置。这是朝廷派出使者出使大月氏后东返时与大月氏双靡翖侯的使者万若和山国使者苏赖一同路过敦煌悬泉置的记录。他们要“奉献言事诣行在所”，即要面见天子，有事情上奏。至于奉献何物？简中未曾言及。右将军史，官职；柏、圣忠，可能是人名。乘传是四匹马拉的车子，对应于一定身份和级别的客人。有些字意不清，可能有讹夺。但“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赖”是清晰的。大月氏有五翖侯，此简有双靡翖侯派使者来汉的记载，同康居王以下苏薤王派使者来汉的情况相似，他们事实上是康居王、大月氏领属下并有独立外交的地方君长。至于五翖侯的具体位置，下文一并考述。两件事在相隔三年七个月之后，又将另一件类似事件记录在同一块木牍的背面，说明当时的档案管理，在保存时间上有要求；不同内容的档案还要分类保管。只有严格分类，不同时间的同类内容，才便于检索。把不同时间的同类内容写在一块木板的两面，既方便也节省材料。 简十： 四封章破詣府 合檄一詣府掾 一封廣校候印詣府 正月丁亥日未入出西界 西書十四封合檄一 四封都尉印詣府 ·東界毋券刻案之 ·西書三封 一封河内詣郡倉 一封章破詣使送大月氏使者 (Ⅴ92DXT1210③:97) 木牍，松木。残长12.8、宽1.9厘米，下部约残缺10厘米左右。现存文字四栏。十五份西行公文传递交接的记录。按惯例，每件文件发自何处，送达何地，封印如何，何时由何人交接，何时送达出界，都要详细登记。十五份文件中，一封合檄，十四封一般公文。其中一份送往“使送大月氏使者”。说明此送大月氏的使者已经西过悬泉置，当在悬泉置以西的路途上。此简的时间当在初元到永光（前48-前39）的十年间及其前后。该探方出简157枚，其中纪年简14枚，均为元帝初元、永光两个年号。此简当为元帝时汉与大月氏来往关系的记录。 简十一： □□□遣守候李□送自來大月氏休密翖侯□□□貴人□密貴人□□□□□彌勒彌□□□……□□□□□□□□客皆奉獻詣行在所，以次为駕，二乘傳。三月戊申東。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彊、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如律令(Ⅱ90DXT0216②:702) 木牍，完整，长22.3、宽1.9厘米。有文字上、下两栏，上栏四行，下栏两行。字迹模糊，认读困难，但“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以及行文年月是准确的。简中所记敦煌太守府开具的日期是“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前37年4月9日。路过悬泉置的时间是“三月戊申”，4月16日。前后相隔七天时间。上述人等是由西向东，“皆奉献诣行在所”。要提供的车子是二乘传。“李□”是朝廷或西域都护府所派专门护送西域使者的。而简文中所反映的西域客人主要是“大月氏休密翖侯”的使者或者贵人。 上引简九有大月氏“双靡翖侯”，此简又见“休密翖侯”。 按《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关于五翖侯的族属、居地，前人多有研究，也多有分歧3。但大体位置应在吐火罗斯坦东南部山区。 关于休密翖侯，《汉书·西域传》：“休密翖侯，治和墨城。”《魏书·西域传》：“伽倍国，故休密翖侯，都和墨城，在莎车西，去代一万三千里。人居山谷间。”4季羡林先生等人校注《大唐西域记》，把休密翖侯之地比对为《大唐西域记》之“达摩悉铁帝国”（Dharmasthiti）。认为此地在瓦罕之南，乞特拉尔（Chitral）东北约九十公里处。“瓦罕，《后汉书》作休密，为月氏五翖侯之一﹔《洛阳伽蓝记》作钵和，《魏书》称伽倍之国都和墨城，一曰钵和，亦曰胡密。”5《洛阳伽蓝记》对钵和的记载是：“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峯。”《魏书》的记载与此略同：“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唯食饼麨，饮麦酒，服毡裘。”6《大唐西域记》的描述是：“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覩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余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踰一里。临缚刍河（即阿姆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菓。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褐。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7显然，就其地形而言，当为瓦罕峡谷。就其气候和民风习俗，几百年未曾大变，以畜牧为生。翻越葱岭西行，第一个大的族群或君长，就是大月氏所属的休密翖侯。所以《魏书·西域传》载：“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8 关于双靡翖侯，《汉书·西域传》：“双靡翖侯，治双靡城”。《魏书·西域传》：“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翖侯。都双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间。”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将双靡比作商弥。认为“商弥国，《汉书》作双靡，《洛阳伽蓝记》卷五作赊弥，《魏书》作舍弥，《月藏经》作赊摩。《新唐书·西域传》下波斯条后称，商弥亦作俱位。俱位，《悟空行记》作拘纬。其地当在今马斯图吉（Mastuj）和乞特拉尔（Chitral）之间，北与钵和（护密，今瓦罕），东南与小勃律相邻。”按照《魏书》的记载：伽倍即汉时休密，都和墨城，在莎车西，去代一万三千里。而双靡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即双靡在伽倍以西五百里。但按《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意见，“北与钵和（护密，今瓦罕），东南与小勃律相邻”，其地当在瓦罕以南，在今巴基斯坦境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和冯志文所编《西域地名词典》，均同上述意见，认为双靡，在马斯图吉（Mastuj）和乞特拉尔（Chitral）之间。9《洛阳伽蓝记》对赊弥的记载是：“此国渐出葱岭，土田峣崅，民多贫困，峻路危道，人马仅通。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悬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此番描述，显然汉时“悬度”。《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是：“商弥国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间，堆阜高下。谷稼备植，菽麦弥丰。多蒲陶，出雌黄，凿崖析石，然后得之。山神暴恶，屡为灾害，祀祭后入，平吉往来。若不祈祷，风雹奋发。气序寒，风俗急。人性淳质，俗无礼义，智谋寡狭，伎能浅薄。文字同覩货逻国，语言别异。多衣毡褐。其王释种也，崇重佛法，国人从化，莫不淳信。伽蓝二所，僧徒寡少。”10校注者认为：“商弥地区的语言正处在伊朗语族和印度亚利安语族的接壤地带，故保持着这两种语言系统的特征。这一地区使用的语言称为Dardic 语，现在被认是印度亚利安语系的一个支脉。” 关于贵霜翖侯，《汉书·西域传》：“贵霜翖侯，治护澡城”。《魏书·西域传》：“钳敦国，故贵霜翖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魏书》之“钳敦”被认为是《大唐西域记》“昏驮多”的对音。《大唐西域记校注》昏驮多城条下注曰：“昏驮多城,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作Khamdādh。其地在瓦罕山谷中潘扎水（Ab-i Panja)南岸冲積扇上之 Khandūd，這一比定已為學者們所接受。”11 关于肸顿翖侯，《汉书·西域传》：“肸顿翖侯，治薄茅城”。《魏书·西域传》：“弗敌沙国，故肸顿翖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此地，学界大都指为今阿富汗东北之巴达赫尚省首府法扎巴德以东地区。余太山《塞种史研究》认为：“弗敌沙”，即《大唐西域记》的“钵铎创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蒱特山”，《新唐书·地理志》作“拔特山”﹔也可能就是《梁书·诸夷传》的“白题”，《洛阳伽蓝记》引宋云等《行记》的“跋提”。肸顿、薄茅（“茅’，应为“第”之讹）、钵铎创那、蒱特山、拔特山、白题、跋提等均系Badakhshan之对译。12《大唐西域记》载：“钵铎创那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据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逦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麦，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气序寒烈，人性刚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褐。伽蓝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质，深信三宝。”校注曰：“钵铎创那国：即今日之巴达哈商（Badakhshan）地方，《高僧传》作波多叉拏，其范围基本上等于阿姆河上游Panj河及Kokcha河流布地区。沙畹认为，大雪山（兴都库什）之北有城亦名Badakhshan，当是《魏书》之跋底延、《北史》之弗敌沙，其城在今法札巴德（Fayzabad）之东，为昔日大夏、大月氏、嚈哒之故城。”13此地今译作巴达克山。 关于高附翖侯，《汉书·西域传》：“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后汉书·西域传》把高附单独列为一国，而在大月氏五翖侯中加进了都密。云：“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14余太山认为：“此处所谓‘高附’应指喀布尔（Kabul），与《汉书》的‘高附’并非一地，前者在西汉时曾属罽宾。五翖侯数应从《汉书》。”15《魏书·西域传》：“阎浮谒国，故高附翖侯，都高附城，在弗敌沙南，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间。”前引余太山认为：“阎浮谒”，即《大唐西域记》的“淫薄健”，《慈恩传》作“佉薄健”。高附、阎浮谒、淫薄健、佉薄健均系Yamgan或Hamakan之对译；其地在今科克恰（Kokcha）河流域。《大唐西域记》：“淫薄健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土地所产，气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钵铎创那，但言语少异。王性苛暴，不明善恶。”《大唐西域记校注》认为：“淫薄健国：当是Yamgan或Hamakan，位于Kokcha河流域，该河自Jarm以上之上游旧名Yamgan或Hamakan。”16 从上面五翖侯的分布地区看，都在今阿富汗东北、阿姆河上游、瓦罕峡谷、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 简十二 入粟三斗，馬二匹。鴻嘉三年閏月乙亥，敦煌廏官奴章受縣泉嗇夫長送こ大月氏(Ⅱ90DXT0214②:241) 木简，柽柳。下部残，残长18.7、宽1厘米。残失约4.3厘米。简文有明确纪年，鸿嘉三年闰月乙亥，前18年，夏历闰九月，是月庚子朔，无乙亥，可能是原简抄写有误。此简类似一件收据，敦煌厩官奴章收到悬泉啬夫长粟三斗、马二匹而为后者出据的一份收据。此事与大月氏使者的过往有关。简文残废，文义不完，但仍可说明大月氏在成帝鸿嘉年间与汉朝有着正常交往。简中“章”、“长”均为人名。 简十三： 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屬周生廣送自來大月氏使者積六食，食三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Ⅱ90DXT0214①:126) 完整木简，柽柳，长23.7、宽0.9厘米。存字39个。字迹清晰，墨色如新。简中“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27字是该简全文。送大月氏使者的官员是“守属周生广”，周生是当时敦煌复姓。在悬泉置吃过六顿饭（也许是三人食两顿，亦未可知）。简文中间夹小字两行，似与本简内容无关。左行“六石八斗四升”，右行“五石九斗四升”。如果是出粟的数字，总共十二石七斗八升，可供四百二十六人次用饭一顿。但究作何用，不得而知。同层所出纪年简16枚，最早河平四年（前25），最晚为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最多为元始四年和元始五年简，共9枚。所以该简的时段大致可定在西汉末年，公元前后。 简十四： 府移玉門書曰：降歸義大月氏聞湏勒等 (Ⅰ91DXT0405④A: 22) 木简，柽柳，下部残断。残长11、宽1厘米。仅存上部十六字。同层所出纪年简只建平三年（前4）一枚。因而此简的年代可能亦在西汉末年公元前后。此时出现“降归义大月氏”，同上引简三中的“归义大月氏”，一在元康元年（前65）到五凤四年（前54）的12年间，一在公元前后，相差半个世纪。“闻须勒”三字可能是大月氏归义者的名字。也可能“闻”是动词，“须勒”是动词宾语，有错讹。究属何意，尚待研究。 简十五： 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 (Ⅱ90DXT0114③:273) 木牍，左半残失，右半存字九个。残长6.6、宽1厘米。存字虽少，但仍留下了大月氏使者来汉的信息。此简同层出简606枚，有纪年简72枚。时段从宣帝元康（前65）到王莽天凤（公元18），前后八十多年的年号几乎连续出现，无法把时间范围缩得更小。 简十六： □□□屬禹丁良西送大月氏副使者 (《敦煌汉简》1328) 此简是1987-1989年间文物普查时采集于悬泉置遗址。最早的简有武帝元鼎纪年，至于此简为何时之物，尚难判断。简文残缺，大意仍是派官员护送大月氏使者之事。 简十七： 二月丙辰大月氏呼孫從者半大一人，與此五十六人。第一。 此简为敦煌玉门关（即小方盘城）新出之简。与前引十六简不同者，前者是驿置接待记录，而此简则是出入关记录。简中“呼孙”为人名；“半大”，亦人名，抑或对人物形状描述之形容词。此简“五十六人”可能是一同出入关人员或者在一单元时间内总共出入关人数。因为此项出土汉简正在整理中，其他信息无法确知。 图片 简十八： 二月丙辰大月氏伏鉞從者餔比等十一人。 此亦玉门关新出之简。伏钺、餔比为人名。此简所记一同出入关的十一人，都是大月氏人。如同上简，其他信息不得而知。 今天的阿富汗长期处在战争和灾难之中。但回望历史，曾经的辉煌灿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过重要篇章。张骞通西域，选择的第一出使目标就是来此定居的大月氏。张骞的到来，“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 他的所见所闻, 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 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 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17五翖侯中的贵霜翖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壮大建立的贵霜帝国，学术界通过各地出土的贵霜钱币已经建立起一个公元以后从丘就却、阎膏珍、迦膩色迦及其后世的世系王统。可是，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灭亡到贵霜帝国的建立，也就是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到公元前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材料的缺乏，被学术界称之为“黑暗时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阿富汗东北部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具体位置在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与科克恰河（Kokcha）交汇处。从1964年到1978年法国考古队在此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大规模发掘。一座希腊化时代的城市遗址，时代在公元前4-前2世纪。大月氏到来以前，该城已被南下的塞人所摧毀。“它因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治而繁荣, 也因这个王国的衰亡而遗弃。”18远早于上述河西出土的大月氏汉简的年代。 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位于阿富汗帕尔万省的东北部，南距喀布尔60千米。其中出土的“贝格拉姆宝藏”包括了大量象牙和骨雕、玻璃器、青铜器、石膏制品以及少量的铁器、陶器、石器和漆器碎片。城址和出土物的年代，中外学者都倾向于公元之后的贵霜帝国时代。19晚于上述大月氏汉简的年代范围。 1978年，阿富汗和前苏联合作在其北部朱兹詹省的首府希比尔甘（Sheberghan，亦译作西伯尔罕、席巴尔甘等）东北5千米的迪利雅特佩（Tillya-tepe）发掘了古代城市的大墓。时代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六座大墓中仅黄金饰品就出土了20000多件，被称之为“西伯尔罕宝藏”。重要的是墓中同时出现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欧亚北方草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混合因素20。其中出土的汉代连弧纹青铜镜，有铭文34字。此类铜镜，按李学勤先生的考证，西到乌兹别克斯坦、北到西伯利亚、东到日本的福冈都有广泛的流传。21 唯此迪利雅特佩大墓的文化内涵，就其时代和内容而言，当与上述有关大月氏汉简年代相对应。而从出土地点看。朱兹詹省同巴尔赫省东西毗邻，从希比尔甘到巴尔赫（即大月氏都城蓝氏城）100千米。完全有理由认为，迪利雅特佩大墓很可能就是贵霜帝国建立以前大月氏定都蓝氏城时期的贵族墓地。 一般将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的300年时间，称之为希腊化时期22，就是因为文化的嬗递不同步于政权的更迭。因而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塞伽-巴克特里亚之后，在大月氏的贵族墓葬中出现希腊、波斯、印度、塞人以及中国等多种文化因素是极为正常。 大月氏西迁前，中亚北部草原南下的塞人取代了希腊-巴克特里亚，而后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又臣服了占居此地的塞人政权。起初都妫水北为王城，具体地点在飒秣建（今撒马尔罕）23。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迁居蓝氏城（亦称蓝市城、监氏城等，即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六座大墓中出土的文物，当为大月氏在此阶段的文物遗留。 河西出土的关于大月氏的汉简，主要是公元前半个多世纪从宣帝（前73）到新莽时大月氏与汉王朝使节往来的实时记录，真实反映了大月氏西迁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到贵霜帝国建立前这段时间里政治外交的重要侧面。它与阿富汗北部的希比尔甘大墓文化东西辉映，成为这段“黑暗时代”夜空中耀眼的星光。 图片 注释 1 有一简为大始五年（实为征和元年，前92），内容为遗失传信要求追查的文件，可能为后来追述前事的记载。 2《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91页。 3 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4月，第31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225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971-980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0-32页。杨宪益《大月氏五翖侯疆域考》《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4 《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74页。 5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975页。 6 《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80页。 7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974页。 8 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认为，休密之故地当在今阿富汗东北法扎巴德及卡拉查延地区周围。见该书1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9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0-32页；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第405页。 1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80页。 11 冯志文《西域地名词典》认为，贵霜故址护澡城，在今阿富汗东北法扎巴德、卡拉查延等地周围（158页）；而昏驮多城，则在今阿富汗瓦罕地区之瓦罕城（357页）。可备一说。 1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1页。 13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71页。 14 《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21页。 15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32页。 1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972页。 17 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61页。 18 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5页。 19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1年第2期，第68-78页。 20 吴焯《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文化》载张志尧主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20-223页。 21 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第5期，第15页。 22 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第119页。 23 杨宪益《大月氏王都考》，载《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第159页。 原文载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30-643页。引用请据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