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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史学摆脱了学术旧传统的严重束缚，面貌为之一新。经历学术发展的曲折路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 促成这一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包括先进理论的指导，考察视界的开拓，基本史料的整理，考古收获的运用以及科学方法的借取等。这种学术进步的表现，在于秦汉史研究论著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百年，其中亦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应当说，迈入21世纪时，学界对秦汉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已经较前代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当然，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秦汉史研究依然有若干不尽人意之处。而21世纪因新的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新的社会条件的改善，秦汉史研究的新的历史性的进步，已经显现。这一进步，是在20世纪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将近世纪之交的年代，已经有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有意义的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现在重新了解他们的分析，依然是有意义的。 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秦汉史研究概述”部分较早进行了20世纪秦汉史研究的综述，其资料截止于1986年。 张传玺《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是20世纪学术回顾中年代跨度较大，且完成较早的较全面的秦汉史研究概况的总结。20世纪秦汉史研究基本状况，已经被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一文，比较分析了20世纪后期大致近50年面世的12种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分别指出了其成败优劣。对于总体学术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点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的大体概括。作者希望，21世纪的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史学月刊》1997年6期）这样的分析是客观的，所言期待是恳切的。 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是一篇长篇书评，然而其中可以透见作者关于秦汉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鲜明地阐说了作者有关秦汉史研究的一些思想原则。作者开篇就写道，编撰秦汉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不要阐明秦汉时代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只有掌握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一基本线索，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作者认为，不应当反对有些学者在编撰中国通史时采用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历史分期，但是有志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编撰中国通史的学者，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作者看来，“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虽然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可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只有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得到了巩固。”（《史学史研究》1997年2期）作者的观点，显然是经过对秦汉史研究学术形势的认真总结有感而发的。其主张，今天依然值得学界重视。 美国学者张春树《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一文，对西方28年来的秦汉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4期）。这样的总结，显然也有利于大陆治秦汉史者进行有益的借鉴。 新的研究基础 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有关秦汉历史的基本文献资料大多经过整理，为秦汉史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条件。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特别将《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排在正文之下，研读比较方便。“前四史”的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最早出版，成为学者欢迎的工具书。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卢弼《三国志集解》等也有影印本出版。其他包涵丰富秦汉史料的古籍如《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后汉纪》、《华阳国志》、《汉官六种》、《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也都经整理，有标点本出版。《淮南子》、《春秋繁露》、《氾胜之书》、《盐铁论》、《方言》、《九章算术》、《白虎通》、《论衡》、《风俗通义》、《潜夫论》、《四民月令》等古籍的校注出版，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于秦汉古籍的整理校注，郭沫若、冉昭德、黄晖、陈直、王利器、吴树平、周天游等学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考古工作的成就，使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得以面世，使秦汉史研究的资料空前丰富。其中文字资料的价值，更引人注目。简帛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因其内容丰富，数量浩大，有特别值得肯定的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汉代简牍有数次比较集中的发现。楼兰、尼雅、敦煌、酒泉简牍的发现，曾经震动学界。20世纪以来，云梦睡虎地秦简、青川郝家坪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及木板地图的发现，使人们对秦史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阶段。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江陵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的出土和整理，使得汉代历史的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 简牍文书中有大量的政治史资料。特别是以当时政府公文为主的官文书，作为政治史料的价值尤为可贵。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其中的法律文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效律》和《秦律杂抄》三种，均属于秦律。根据文献记载，秦律是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的。据说早期秦律本有《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经过历年增益补充，后来又成为汉代九章律的基础。睡虎地秦简中秦代律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文书，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真切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 对于秦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学界历来看作重大课题，然而始终众说纷纭，甚至多有完全对立的意见。睡虎地秦简中法律文书的出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简牍资料中有许多可以使我们较全面地认识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内容。例如，民间用简牍书写的书信，就是值得珍视的重要的社会史料。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2件木牍，是现已发现年代最早的两封家信。居延汉简中，也可以看到民间私人书信的实例。 简牍资料中包括许多可以反映当时经济形态和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利用简牍资料研究当时的经济生活状况的论著在简牍学成果中占有较大比重。 应当说，能够最为充分、最为具体地反映汉代军事制度和军事活动的文字记录，也正是简牍中的军事史料。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中出土的军事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包括当时的军事律令或作战条例，也就是军法或军令。其中具体的构成，包括有关部曲编制，以及使用金鼓、旗帜等操练士兵陈师部列的规定，也有对军功的爵赏和违反军纪者的惩罚的详细条文。通过上孙家寨汉简简文，可以知道当时军队编制的单位名称有：校，左部，右部，前曲，后曲，左官，右官，前队，后队，伍等。居延汉简中有大批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簿籍文书，可以反映军队的装备情形、编制状况、管理制度、考绩方法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军事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这样具体的军事组织形式，我们仅仅通过史籍中的片断记载，是很难得到如此详尽的认识的。 1957年，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北出版。三年之后，1960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也得以面世。1959年，在陈梦家主持下，据马衡保存的 148版图版，计2500多枚简牍，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甲编》中所收部分简牍，是劳榦的《考释》中所没有的。以以上这两部书，以及贝格曼去世后由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东洋部部长索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om）整理出版的《蒙古利亚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为依据，内容完整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得以于1980年出版。 《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后，使简牍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得到了新的条件，许多研究者相继发表了有关居延汉简的专著和论文，也有简牍学者对这部书的释文提出了商榷意见。《居延汉简甲乙编》比过去各种居延汉简的版本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对《居延汉简考释》和《居延汉简甲编》释文中的许多错误有所改正，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但是，这部书仍然存在若干缺陷。为了更好地发挥居延汉简的史料价值，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三位学者仔细对照不同版本的居延汉简释文，认真研究简文的具体内容，并且尽可能地吸取了国内外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如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等），出版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列入文物出版社的“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中。 1972年至1976年居延考古队调查和发掘所得到的部分简牍资料，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汉简研究文集》所收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若干有关研究成果。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简释粹》（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又选释了一部分重要的简文。1990年，《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由文物出版社以“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之一出版。 文物出版社的“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现在已经出版的数种，都可以称作国内学术界从事简牍科学整理与简牍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亦成为治秦汉史学者的必备书。如： ①《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林梅村、李均明编，1983年版。 ②《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林梅村编，1985年版。 ③《银雀山汉简释文》，吴九龙释，1985年版。 ④《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校，1987年版。 ⑤《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法卢文书（初集）》，林梅村编，1988年版。 ⑥《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1990年版。 ⑦《散见简牍合集》，李均明、何双全编，1990年版。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当时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进行整理，1978年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出版，不过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当时没有收入。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则将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10种简牍资料全部收齐，包括全部照片、释文、注释，其中6种并附有语译。 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发表了银雀山汉简的部分照片。 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收入了自斯坦因以来 8次出土的2485枚简，并附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校释过程中，参考了沙畹、马伯乐、劳榦、夏鼐、大庭脩、林梅村和李均明等简牍学者的释文。 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居延新简》，收录了1972年至1982年于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及三十井次东燧等处遗址所得简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的《居延汉简补编》，将藏于该所的1930年、1931年居延汉简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重新刊布图版和释文，补充了过去的遗漏，澄清了以往存在的疑问和错误。 近数十年出版的影响比较大的简牍研究的学术论著，有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简牍社1976年版）及《简牍论集》（简牍学社1977年版），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的第二十六章“简牍”以及第二十八章“文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其实是对于当时战国时期和秦代简牍资料的最新认识的科学总结。 李学勤主编的《简牍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和广西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多辑。这样一种专门的简牍研究学刊的出现，无疑有益于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简牍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出版，也成为推促出土文献研究的条件。 陕西西安一批秦封泥资料的发现，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学术目光。《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和《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报导了这一发现。《西北大学学报》还刊发了一组文章，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一文指出，这批秦封泥的发现，“对研究当时职官、地理、文字等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这批封泥为秦玺印、秦封泥的断代、确认，也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张懋鎔《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时代和意义》分析了这批封泥的年代和价值，认为这批资料的面世，是100多年来封泥发现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其意义可以与云梦秦简的发现相媲美。黄留珠《秦封泥窥管》、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周天游《秦乐府新议》、周晓陆等《秦汉封泥对读》、路东之《秦封泥图例》等，也都对这一重要发现各陈新见。 刘信芳等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出版，为秦史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编著者“在原报道的基础上，吸收有关讨论的成果，订正失误，并增加简文摹本和检索”，对于认识和掌握这批资料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在发掘者、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下，以相当快的速度，使《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书及早面世。研究尹湾简牍的论著相继发表，成为秦汉考古资料受到特殊重视的又一例证。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在肯定尹湾汉墓简牍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以及论述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的年代断限之外，还就“由吏员配备看县乡亭里制度”、“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与吏员总数的多少”、“盐铁官性质与盐官的数目”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论（《学术月刊》1997年5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一文运用了多种秦汉考古资料，其中也包括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历史研究》1997年6期）。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一文的撰成，尹湾简牍也是基本资料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4期）。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1期）及《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期）、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及《〈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年5期）、刘乐贤《尹湾汉简〈行道吉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等，都体现出积极可贵的研究热忱。尹湾汉简的研究，在今后还会有突出的进步。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受到许多研究者重视。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1期）、刘乐贤等《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6期）、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马青芳《〈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3期）等，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出土简牍的部分内容在短时间内有如此集中的论文发表，已经十分罕见，而研究者的视点不仅限于具体史事，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尤其令秦汉史学界欣幸。 1997年9月出版的《大陆杂志》第95卷第3期，集中刊发了3篇研究尹湾简牍资料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廖伯源《尹湾汉墓简牍与汉代郡县属吏制度》，纪安诺《尹湾新出土行政文书的性质与汉代地方行政》。大陆新出简牍资料的发表在海峡对岸迅速引起的学术回应，似乎象征两岸学术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有关尹湾汉墓简牍提供的政治史资料的研究，还有卜宪群《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高敏《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3期）、黎明钊《东汉郡功曹及五官掾之职掌》（《逯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等。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5期）一文指出，尹湾汉墓出土《集簿》中的户口统计资料，从人口年龄段分布、获流数、性别比，到高年受杖人数，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在使用这些统计数字时，应当慎之又慎。不过，虽然这些资料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失实，但对其价值和意义也还应给予充分估计。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过文献记载所未知的汉代户口统计上计所设项目和内容，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人口数，也证实了史书中有关户口上计中弄虚作假之风的记载是可信的，还进而知道了作假的一些手法。 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都有久远的影响，然而多年异见纷陈，其学术史的真相不能十分明了。高明在《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一文中利用考古发现的汉代简帛经书，澄清了若干疑点，为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 还应当指出，20世纪最后10年秦汉史研究中的不足，或许亦首先表现在一些学者对于及时就新的考古发现展开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敦煌汉简》和《居延新简》出版后，尚少有就此进行研究的学术力作问世。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年代为汉初的《奏谳书》，一部分已经于1993年发表（《文物》1993年8期），另一部分发表于《文物》1995年3期，李学勤同时分别发表了《〈奏谳书〉解说》上篇和《〈奏谳书〉解说》下篇。此外，除彭浩《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3期）外，有关研究成果似亦不多见。这一情形和海外学界的研究热忱的对比，似乎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 主要研究成果检阅 由于秦汉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者，多以相当多的精力关注秦汉史。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论著数量较多。多种通史中，秦汉史的部分都倾注了著者诸多心血，表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王伯祥等完成编集，顾颉刚1935年为之作序的《二十五史补编》，共有22个部分，所采录的著作，一“史记部分”8种；二“汉书部分”28种；三“后汉书部分”27种；四“三国志部分”20种；五“晋书部分”45种；六“宋书部分”9种；七“南齐书部分”4种；八“梁书部分”3种；九“陈书部分”3种；十“魏书部分”12种；十一“北齐书部分”3种；十二“周书部分”3种；十三“隋书部分”7种；十四“南北史部分”7种；十五“两唐书部分”14种；十六“两五代史部分”16种；十七“宋史部分”7种；十八“辽史部分”9种；十九“金史部分”6种；二十“元史部分”5种；二十一“宋辽金元四史部分”3种；二十二“明史部分”6种。另有附录“增补史目表”。在所列244种，“前四史”83种，占总种数的34.02％。然而就篇幅计，“前四史”3300页，占总页数8866页的37.22％。而“前四史”从数量说，是“二十五史”的16％。秦汉时期441年，只占秦统一至明末前后合计1865年的23.65％。由此可以知道顾颉刚所称“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体现的对不同断代关注度的学术取向。顾颉刚说，“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表志补正之作，以《史》《汉》为最富。此自个人工作言之，固为美满之成就，而自史界全体观之，则颇违于详近略远之旨。此后要当留心近古诸史，毋使数十年后，书肆赓续编辑，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用开明书店原版1955年重印版，第3页）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不平均”，与秦汉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有关。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主要研究其他断代史的著名学者在秦汉史方面的成就。著名明清史大家谢国桢，著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还有《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片石零金集》等。著名经济史大家孙毓棠对于中国近代史贡献突出。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致力于秦汉史研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主编。吴树平编定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收入论文20篇，其中14篇是秦汉史论作（中华书局1995年版）。他创作的近800行的诗作《宝马》，被称为现代诗中第一首叙事长诗，是描写汉武帝时代远征大宛战争的名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著名宋史大家漆侠也有《秦汉农民战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传世，被看作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典。宁可的学术成就，“仅就史学而言，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学术领域发表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郝春文：《〈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他以“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闻名海内外，然而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多有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贡献。如《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2期），《汉代的社》（《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关于〈汉侍亭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以及《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等。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副主编。清史大家王思治曾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55年1期）、《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9期）论证汉代社会性质的著名论文。 对秦汉史的重视，体现在多方面。对秦汉历史文化的细致探索和宏观考察，是史家共同重视的学术主题。 即以秦汉政治体制继承关系为例，瞿兑之写道：“通而论之，由秦始皇以至汉宣帝，总为第一期，其治体倾向，大都相似，乃撷取儒法两家所长以成一统之规。”（《秦汉史篹》，鼎文书局1979年版，第327页）何兹全说：“由刘邦和他的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秦帝国的延续。”他也是将汉初情形与秦比较：“不同的是：汉帝国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彻底的废除封国制度，而是采取和分权势力妥协的政策，在统一帝国内，部分的恢复了封国制。另外，汉帝国的统治者起自民间，参加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因之对人民采取了让步的减轻压迫、减轻剥削的政策。”（《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页至第146页）田昌五、安作璋的表述是这样的：“汉初除分封诸侯王与秦有别外，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如此说来，秦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曰：差别还是有的。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戍和兴作在汉初就更少见了。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农民的处境大有改善，他们已是真正的自耕农民了。因此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自秦开始的专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这样写道：“（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六章（b）〕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对于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学者多有论说。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统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秦汉史篹》，鼎文书局1979年版，第318页，第327页）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田昌五、安作璋指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到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时期。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林剑鸣《秦汉史》第一章《绪论》第一节讨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第二，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第三，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最后一点，论者是这样阐述的：“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换句话说：在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和规律，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研究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都具有重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至第11页）对于“封建社会”的概念，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主线的观察和思考，后来的史学论著已经有所超越。 大致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全面研究与综合总结秦汉时期历史的学术专著，陆续有多种出版，并且形成了比较显著的社会文化影响。如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版），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李源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恭禄《中国史》第2册《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劳榦《秦汉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钱穆《秦汉史》（香港九龙1966年版），姚秀彦《秦汉史》（台北市三民书局1975年版），瞿兑之《秦汉史纂》（鼎文书局1979年版），邹纪万《秦汉史》（长桥出版社1979年版），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林剑鸣《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林剑鸣《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林剑鸣《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等。 百卷本《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关于秦汉史的10种由岳庆平主编，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学术影响。这10种专著是：佟建寅《中国秦汉政治史》，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颜吾芟《中国秦汉军事史》，张国华《中国秦汉思想史》，黎家勇等《中国秦汉宗教史》，岳庆平《中国秦汉习俗史》，董粉和《中国秦汉科技史》，肖川等《中国秦汉教育史》，吳炜华《中国秦汉文学史》，岳庆平等《中国秦汉艺术史》。 对秦汉时期某一历史文化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又有：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广业书社1928年版），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版），孔庆明《秦汉法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安作璋《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学刊1997年版），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甘泉主编《秦汉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等。关于秦汉人物和秦汉典籍研究的论著还有许多，不必一一列举。 学术影响比较显著的以秦汉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集，我们还看到：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王思治《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三联书店1980年版），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邢义田《秦汉史论稿》（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陈直《文物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朱绍侯《雏飞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等，都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1981年以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辑的《秦汉史论丛》已经相继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辑，收入论文184篇。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文化论丛》，也受到学者的关注。 学术倾向与研究方法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注意运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历史，得到了新的发现，取得了新的成就。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著名历史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推进了史学的进步。李大钊的一系列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论文，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名著，可以看作新史学的纪念碑。其中关于秦汉史的论述，大多作为论说重心，倾注了作者的颇多心力，尽管许多结论可以因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有所修正，仍然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还应当看到，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史学有缺乏学术原则而强行附和于政治的倾向。史学界曾经纠缠于没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的争论之中，史学研究公式化的倾向形成显著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服务于政治阴谋的所谓“影射史学”曾经盛行一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的这种反常的倾向，对秦汉史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1978年由学界参与倡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史坛也形成了积极的冲击。而史学因此发生的重要进步，思想之自由，精神之自立，也是表现之一。 史学的学术自由，表现为若干学术禁区被打破，若干学术定说受到质疑，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开拓，一些新的学术方法得以采用，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得以提出。当时的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解放思想，推陈出新，成为史学领域鲜明体现出时代风格的学术气象。洗刷极左思想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遗毒，引进世界史学的优秀成果，借鉴国外新的研究方法，一时促成了新的学术风气，随即又催生了一些优异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论题，是传统史学从来未曾涉及的。有些以往讨论过的问题，也因视角和方法有所更新，论证得以别开生面。于是，中国史学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学术形象明显有所改观。中国秦汉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走向新的繁荣的。 史学的学术自立，表现为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已经为多数学者从内心摒弃，史学实际上成为政治的附庸的情形，已经被看作一种非正常的非科学的现象。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也有助于唤醒历史学者追求真正的学术创造和学术发展的意识。 中国史学久有服务于政治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其意义，却往往只局限于政治生活。历史知识的主体内容，是政治史。熟悉政治史，借鉴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得失与成败，记取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以应用于现实政治生活，是中国千百年来相沿已久的历史学的定义。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作现实的镜子。历史知识被看作可以应用于现今的积累与存储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宝库。这样的观念，固然曾经使史学具有显赫的地位，却仍然抹煞、否定了史学的真正的文化价值。古来曾多有史家对抗政治强权以谋求“自立”的事迹，但是其历史视野和学术眼光仍不免为政治史所局限。乾嘉时代一些学者使学术离开政治的倾向，曾经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客观主义”的批评。其实，他们以当时可能的方式表现“自立之精神”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 1978年以来，历史主要是政治史的定式终于被动摇，是史学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就秦汉史的研究来说，秦汉社会生活、秦汉经济水准、秦汉思想文化、秦汉民间礼俗等等，都开始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可以说，史学健康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开阔。一批一批较高质量的论著相继问世，反映了史坛新的学术繁荣。在有些领域，如社会生活史、民俗史、人口史、生态史等方面，学术创新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秦汉史研究的进步，也是突出的。 不过，我们又看到，在政治生活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和限制已经逐渐淡薄的另一面，经济生活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和冲击愈益明显。在经济力量的作用下，学者往往难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学术研究。检点已经面世的史学论著中，可以看到多有次质、劣质的出版物夹杂其中。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者，也常常不得不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较低层次的写作。于是从总体上说，造成了社会学术实力的某种浪费。 秦汉史学者克服这种干扰的努力，通过相继面世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可以得到体现。 20世纪以来，一些史学家注重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史学的研究，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近史商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这种努力的成果。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也进行了发展近代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王国维在史学方法论革新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提出的这一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1934年，陈寅恪曾经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史学方法的文化特征：“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这一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以及“外来之观念”得到重视并加以利用，体现出20世纪的新史学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性超越。陈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说法，对于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既是对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客观总结，也是对20世纪后六七十年的英明预言。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继承了以乾嘉学派为旗帜的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同时又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其内涵得到充实，其原则也实现了理论的升华。现代体现出世界文化影响的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进步，也对中国史学的进步形成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新的学术领域的扩展和新的学术宝库的开掘，特别是因现代田野考古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考古文物新资料层出不穷，使史学得到了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秦汉史研究较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断代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卓然可观的。 中国秦汉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之处，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交流依然有限，海外优秀研究成果往往不能及时译介。这一弱点在大陆学者中表现尤为突出。当然，这种学术交流的不足，表现在互相交往的两方面的欠缺。 20世纪最后10年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秦汉史研究的发展表现出新锐态势。对于以往研究力量比较集中、学术积累最为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由于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有所拓展，研究角度有所变换，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因而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引人注目的进步。面临世纪之交的这一学术特征有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占用较多的篇幅予以介绍。 1. 秦汉政治史 秦汉政治形态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关系至大，对于后世也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秦汉政治史研究长期以来多有学者瞩目的学术热点。而20世纪后期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成果，因视点的调整和方法的更新，更不乏别开生面之作。 徐卫民、贺润坤合著《秦政治思想述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应当说是就这一专题进行全面论述的第一部专著。刘太祥著《汉唐行政管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有关汉代行政管理的内容，比较清楚地介绍了当时高层次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效率，也体现出作者既追求学术价值，又重视现实借鉴意义的努力。唐赞功题为《一代功臣侯的荣辱兴衰：对“高祖功臣侯者”的考察》的论文分析了汉初功臣集团及其家族勃兴—→尊宠—→富厚—→废免—→沦落的历史道路，总结了“布衣”列侯“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逐渐改变作风，其子孙更“忘其先祖之艰难”，奢侈骄逸，迅速向反面转化，相继“陨命亡国”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原因，并且以为这样的考察是有现实意义的，今人应当以史“自镜”。与唐文一同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5期的，还有吉书时的《试论西汉的侠官》。作者讨论了西汉特别是西汉初年政界所谓“侠官”，即一些行为表现出浓重侠风的官吏的存在、影响和消失。同刊同期发表的马彪《两汉之际刘氏宗室的“中衰”与“中兴”》一文，又论述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层面在两汉之际由衰而兴的历史转变，读来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卫广来《论西汉的宫闱政治》论述了秦汉上层政治生活中家族关系影响政体与政制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史哲》1995年1期）。华友根《西汉的礼法结合及其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西汉的“礼仪与律令同录”和因家族关系免罪或加刑等，是中国旧律实行礼法结合的开始。这一形式，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复旦学报》1995年6期）。 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中有关秦汉时期的内容，对于透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的意义（《复旦学报》1995年3期）。这样的研究形式，又使我们看到通过中国2千年政治史的宏观研究认识秦汉政治的特色，同时科学地说明秦汉政治在中国2千年政治史中的地位的良好范例。 朱绍侯《刘秀与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对于政治人物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对于政治事件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5期）等对于政治阶层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5期）等对于政治结构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以及卜宪群《秦制、楚制和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等对于政治体制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都颇有新意。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一文分析了东汉初年刘秀调整上层权力集团中南人和北人、新臣和旧臣、文官和武官的利益关系的策略，以及这种调整对于和平消除政治隐患的意义，使光武年间这一复杂的政治过程明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历史研究》1995年4期）。 吏，是秦汉各级政府机构得以发挥其行政职能的重要人事构成。卜宪群《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一文说，“但是学界对秦汉官僚制度中吏的研究十分薄弱”，于是就吏的渊源、吏的选用与仕进、吏与官僚行政运作等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有关“吏与官僚行政运作”、“秦汉的胥吏之害”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见解（《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 与这项研究有关的成果，我们还看到马育良《俗吏吏风：西汉儒家批判的一种治政现象》。所谓“俗吏”，据作者称，“是汉儒加于某些技能官吏的称谓，其作为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否弃礼德传统、迷恋笃行战国以来得到发展的国家政刑技术的倾向。”“西汉时期不少论者提到的所谓‘文吏’、‘文吏法律之吏’、‘刀笔吏’、‘执法之吏’、‘文法吏’，其内涵同俗吏都是一致的。而其极端，则为时人所指斥的‘酷吏’、‘惨酷之吏’、‘治狱之吏’、‘刻薄之吏’、‘刚猛之吏’。”（《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1期）可见所说的“吏”，所指代的身份与卜宪群所讨论的有所不同。 基层行政组织，是构成传统政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形式和作用，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的许多基本特征。顾炎武曾经说，“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所谓“仁化大行”之世，往往“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日知录》卷八）。可见基层行政结构历史作用之显著。柳宗元曾经指出，“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封建论》）顾炎武于是说，“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日知录》卷八）基层行政体制的构成和作用，对国家政治管理的实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是历代政治史都可以证明的。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一文，讨论了秦汉时乡里构成的若干特征，和作者的其他有关论文同样，为分析秦汉政治管理在基层的运作形式，进行了有益的工作（《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3期）。辛德勇《闾左臆解》一文也对说明秦代乡里制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 对秦王朝衰亡原因的探讨，仍然为诸多研究者瞩目。施丁《再评〈过秦论〉》（《史学史研究》1996年1期）、鲁马《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淮海文汇》1996年8期）、吴刚、刘小洪《秦亡汉兴之因再探》、程远《国家意识与秦的统一和速亡》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吴刚、刘小洪认为，秦所以短促而亡，主因并不是以往所说的“赋税太大”、“徭役太重”、“用刑太极”，而是由于强行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力度和广度不适当，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学术月刊》1996年8期）。程远则认为，国家意识是秦灭六国、完成全国统一的潜在原因；秦统一中国后，它又是促使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国家意识，是长期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即：认同感、归宿感、荣辱与共感等等。其主要内容有对国家领土完整的捍卫意识；对国民安全的保卫意识；对政权统一性的维护意识；在古代还融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意识等等。国家意识的极致，其正面效应是高度的爱国主义，其负面效应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人文杂志》1996年4期）曹智英《从军事经济的角度看秦王朝的兴亡》（《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4期）则从较军事经济这一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汉代执政者将倡廉主张具体化为一系列选廉制度，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多数官吏以廉为荣，社会上下形成了广泛的崇廉的风气。黄留珠《汉代的选廉制度》（《唐都学刊》1998年1期）总结了这一制度成功的经验，并且指出有关史实对于当今政治生活仍然有借鉴价值。 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6期）一文揭示了汉代“秩位职位合一制”的史实，指出了汉代官制特殊的时代特征，对于说明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说，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汉景帝时，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于是此后汉初政治为“黄老之治”或“黄老刑名之治”的说法大致成为定论。李之喆发表《汉初政治非“黄老刑名之治”》（《人文杂志》1998年6期）一文，就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判定一个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标准，只能是看当时所实施的政治措施，而不是统治者本人的某种口味。于是得出“汉初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儒学的‘无为’政治”的结论。李存山在《〈商君书〉与汉代尊儒——兼论商鞅及其学派与儒学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1期）一文中，论证汉代统治者尊儒的思想源于法家经典《商君书》，认为儒家学说是经汉儒吸收道、法、阴阳等家思想因素经过理论调整才适应当时政治制度需要的，而《商君书·开塞》在儒与法的结合上起了某种中介的作用，也提出了与传统认识不同的值得重视的新说。儒学在汉初发生的历史演进，是许多学者共同承认的。《商君书》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可能确实需要认真考论。洪煜的论文《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1998年6期）指出，儒学在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主要因素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马亮宽认为，陆贾援道入儒，相对陆贾来说，贾谊是援法入儒，董仲舒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汉初儒学得以发展，除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儒家化，政治环境的宽松等背景以外，儒家学派具有包容性和关注社会的特质也是重要原因。（《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学刊》1998年2期）上述数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总结汉初正统政治思想的形式与内涵，都可以使读者得到启示。 秦汉政治文化若干以往不为重视的现象也成为学者用心探研的对象，从而有新的历史发现。如王彦辉《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孙家洲、李宜春《西汉矫制考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仝晰纲《汉代官吏“擅为”及其法律责任》（《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6期）、高焕祥《试论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2期）、张景贤《论汉代礼入于法的趋势》（《历史教学》1998年10期）等论文，分别讨论了秦汉政治史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引起学界重视的新见解。 关于秦汉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著，多以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为对象。如臧知非的《吕不韦、〈吕氏春秋〉与秦朝政治》（《秦文化论丛》第6辑）、奚椿年的《李斯入秦是顺应历史潮流吗？》（《江海学刊》1998年2期）、马植杰的《评价陈胜宜放大视野》（《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4期）、夏增民的《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论析》（《南都学坛》1998年1期）、马植杰的《张良论》（《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2期）、张秋升的《贾谊的帝王观》（《求索》1998年3期）、臧嵘的《评东汉光武帝的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98年12期）、黄朴民的《诸葛亮与汉末法治思想的渊源关系》（《历史教学》1998年6期）等，大都各抒新见，使我们对秦汉政治生活的认识得以充实。 黄今言有关汉代军事史的一组论文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学术影响。如《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东汉中央直辖军的改革》（《安徽史学》1996年2期）、《说东汉在军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南都学坛》1996年2期）等，都分别就所论专题提出了新见。1996年秦汉军事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为集中，胡宏起《汉代兵力论考》（《历史研究》1996年3期）和《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讨论了汉代军事史两个极重要的问题。有关成果还有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3期）、武素琴《西汉羽林述论》（《殷都学刊》1996年2期）等。 李开元的专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是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作者采用新的学术视点，首先将建立汉帝国的刘邦集团概括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其次将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抽象为无时态限制的军功受益阶层，推广到二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概念来加以使用。在汉代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军功受益阶层的概念，使刘邦集团的特性得以凸现，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的面貌也清晰起来。汉代政治史的许多相关现象从而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李开元的考察思路，可以使秦汉政治史研究者们受到启发。于振波著《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体，从秦律溯源、汉代法律考述、秦汉刑制的演变、秦汉法律与社会等级、秦汉法律与吏治、秦汉时期的执法诸方面进行论述。特别是“秦汉法律的伦常化”、“秦汉法律与经济发展”等章，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论都有创新之处。 2. 秦汉经济史 经济史研究仍然是许多秦汉史研究者以相当多的心力辛勤耕耘的领域。20世纪最后时段发表的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许多已经突破单纯陈述性的惯式，涉及到新的深度，提出了新的见解。除了前面说到的主要论著之外，一些学术论文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 熊伟华《汉代经济犯罪的类型及惩治的司法原则》说道，汉代以贪污罪和贿赂罪为核心的各种经济犯罪类型史不绝书，在这一经济迅速发展和法制逐渐完备的时代，针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制定了极为苛细的刑事法则和惩治措施，这些制度，对于今天，仍不失其启迪价值（《人文杂志》1995年1期）。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对于汉代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说明和分析。作者指出，农商的对立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法律在这种对立中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 对秦汉经济制度其实际内涵的不同理解，往往引起累年激烈不休的争论。对有关命题提出新的论证的研究成果，有马怡《秦人傅籍标准试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张洪林、李东方《秦汉赋税立法之比较》（《中州学刊》1995年1期），冷鹏飞《汉代名田蓄奴婢制度考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3期），胡大贵《汉代更赋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于琨奇《两汉田租征收方法和数量探析》（《安徽史学》1995年1期），孙中家《西汉商业政策探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 杨师群《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认为，根据云梦秦简及有关史料剖析秦的经济基础，可以发现其国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主要是地主经济。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所谓地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需要重新定论（《史学月刊》1995年4期）。他在《商鞅变法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驳论》一文中又指出，对商鞅变法全面肯定的评价，只是史学理论公式化的产物，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分析商鞅变法的实际措施，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因而变法谈不上代表什么土地私有制经济集团——地主阶级的利益。商鞅变法倡起的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就商鞅变法对后世国家整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历史影响看，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学术月刊》1995年6期）。 孙达人在《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一文中提出了重新认识秦汉时代经济基础乃至社会基础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当时作为社会基石的个体农家的经济和社会特性。他认为，秦能够不断强大直至最终实现统一，主要是因为培育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武装的个体农民。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的命令，废止了东方残存的旧田制。“强大的秦朝尽管很快就灭亡了，它所培育的个体农民经济通过了秦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却更加充分地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农民的性格特征和习惯意识有这些基本特征：一，具有极强的小家庭观念却仍然聚邑而居；二，具有极强的刻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同时又包含着后来越来越缺少的强悍性格；三，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牛耕和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从而具有极强的经验理性精神；四，具有很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这种分析对于真切认识秦汉经济的基础以及以此为条件的秦汉时代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的形成，显然是有意义的。 专意探讨秦汉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论文，还有李根蟠的《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一文。通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认真研究，作者指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民已经比较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的程度和范围远逊于后世，不仅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而且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也不平衡，不从事纺织生产，要从市场购买衣物的农户占有一定数量。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牛耕的推广，个体小农的耕织结合日趋普遍和紧密。分析这一历史变化的原因，不能忽视国家政权经济职能的作用（《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秦汉经济史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林甘泉《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及《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2期）、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杨有礼《秦汉俸禄制度探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施伟青《汉代居延官吏俸禄发放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王亚春《汉代关税小考》（《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3期）等。 20世纪最后若干年，以新的角度考察秦汉经济，多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如王鑫义《司马迁对中国商业地理学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马新《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1期）以及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等。 王彦辉《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3期）一文对汉代经济政策中历来讨论较多的工商官营的积极的性质作了肯定，又指出了这一政策因导致吏治腐败对政治生活形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以往片面强调工商官营对于打击工商豪强的意义，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偏向有所纠正。 王凯旋《东汉“市”考略》（《史学集刊》1998年2期）、罗庆康《汉代盐制特点述评》（《盐业史研究》1998年1期）、陈昌文、肖倩《试论秦汉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南都学坛》1998年5期）、王玉全《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南都学坛》1998年1期）等论文，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丰富我们对秦汉经济的认识。 黄今言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入论文20篇，其中有些论文早已在经济史学界享有盛誉，有的论文则只在学术会议进行过交流而未曾正式发表，有的论文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全书内容以经济史为主题，然而涉及赋税徭役、国家财政、募兵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也与政治史、军事史形成交叉。 3. 秦汉文化史 对于秦汉文化史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新的进展。 人们长期以来多认为董仲舒提议推行的“罢黜百家”，以及所谓“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导致学术凋萎、思想僵化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的学者认为，他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是为腐朽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李定生《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指出，这样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董仲舒继承了齐学之风，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实行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他的“更化”思想，也是要通过“变”而实现“不变”（《复旦学报》1995年1期）。阐述类似观点的，还有汤其领《论董仲舒更化思想及对汉武帝改革之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3期）。赵伯雄的《从〈春秋繁露〉看董氏〈春秋〉学》一文又重点讨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对《春秋》经义的解说形式，同时认为这种解说形式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南开学报》1995年1期）。论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论著，还有钱逊《董仲舒与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1期）、王汉昌《应当怎样评价董仲舒》（《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1期）、张显传《从历史教育说董仲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国华《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刊》1995年2期）等。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认识，庄春波对勘史籍，有以澄清。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孔子研究》2000年4期）一文中指出，此说之根据，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各异，推考史实，不难发现，汉武帝尽管“卓然尊儒”，却并未“罢黜百家”，而是“兼容并包”，“霸王道杂之”。 张强《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文化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张运华《〈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4期），余明光、谭建辉《黄老学术向黄老道教之转变》（《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5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人字篇”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1期），邝邦永《秦汉时期的政治神学思想》（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1期），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黄宛峰《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史学月刊》1995年3期）等，也都是秦汉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 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以所谓“源于东而兴于西”加以概括的新思路说明秦文化的起源和基因，认为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其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征，三者缺一不可。（《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这一见解，对于说明秦史与秦文化的发展走向，有启示意义。 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文子》释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通过对这一重要简帛佚籍文字内容历史变化的分析，又提出了对于汉代学术史的重要认识。作者写道：“从《文子》的演变，可以窥见一些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东汉晚期以迄魏晋，战祸频仍，图书沦丧，其时学者整理流传若干典籍，如古文《尚书》、《家语》、《孔丛子》、《列子》、《西京杂记》之类，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所据古本大都残缺未全，整理时不主保留真相，而是按照主观意图力求成为内涵丰富、价值崇高。《文子》的窜改增益，也是这种学风的产物。”（《文物》1996年1期）1996年6月，台北召开了“《文子》与道家思想发展两岸学术研讨会”。该会论文集收入论文14篇，其中包括大陆学者李定生《韩非读过〈文子〉——谈〈文子〉的年代与原始道家的关系》、陈鼓应《论〈文子·上德〉的易传特色》、李缙云《〈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魏启鹏《〈文子〉学术探微》等论文6篇。相关研究对于充实并更新对早期道家思想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学勤《〈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查屏球《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2期）、唐德荣《王符梦论思想的历史地位》（《武陵学刊》1996年1期）、于迎春《以“通儒”“通人”为体现的汉代经术新变》（《中州学刊》1996年4期）、陈广忠《汉代道家的宇宙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3期）、孔毅《汉晋名士忧患意识比较论》（《学术月刊》1996年2期）等，也都就秦汉思想文化的演进发表了新见。 我们还看到，在秦汉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内，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相继推出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刘先枚《论〈易传〉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兼论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之谜》（《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2期）、黄宛峰《汉代的太学生与政治》（《南都学坛》1996年2期）等，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容。黄宛峰在《儒生与秦政》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虽然少有儒生活动，但儒学的影响依然存在。秦统一后，政治文化开始接受儒学的影响。不过，因为政治形势的严峻，仍保留战国自由议政遗风的儒生受到迫害。不过，总的说来，儒生和秦政权之间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的，双方的关系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学术月刊》1996年1期）。王健《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文达到了值得肯定的学术境界。作者指出，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影响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作者还指出，“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发展，历史影响十分久远。”（《中国史研究》1996年3期） 司马迁的《史记》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全景记录，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学者于是称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为“‘大历史’史观”（黄留珠《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人文杂志》1997年3期）。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就分析司马迁《史记》中反映的汉代社会盛行的神秘主义意识，从若干方面进行了探索。 对于社会生活形态中文化结构、文化形式的作用，也多有学者予以注意。于迎春著《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涉及汉代社会的儒学化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精神的历史特征。台湾学者陈文豪题为《汉代书肆及其相关问题蠡测》的论文全面探讨了书肆的起源及汉代书肆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的书籍的流通，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有显著的影响（《庆祝王恢教授九秩嵩寿论文集》，1997年版）。 张荣芳的《论汉代太学的学风》（《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1期）从教育史的角度分析了汉代太学因重视内在的学风建设从而产生积极的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史实，认为汉代太学严格选择博士、尊师重道、推行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自由研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等，都创造和积累了对于现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有益的经验。有关秦汉教育文化的论文，还有肖世民的《汉、唐学校教育异同论》（《人文杂志》1998年4期）等。 田昌五在《易学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5期）一文中对易学及其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演进之基本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游学，即文人士子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从事学术活动，是反映汉代学术风气的一种重要现象。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源起与作用，认为汉代游学之兴盛，推动了汉代学术的发展，促进了汉代文化的繁荣。 张良才《试论秦之“吏师”制度》（《齐鲁学刊》1998年1期），通过一个特殊角度的考察，也有助于说明秦汉文化的特质。讨论秦汉文化史的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吴荣曾的《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简帛研究》第3辑）、潘志峰的《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河北学刊》1998年6期）、鲍新山的《评汉初黄老之学的消极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5期）等。 4. 秦汉社会史 秦汉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最后阶段成为学界共同瞩目的热点。除了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形式和特点继续多有研究成果发表之外，以民间观念形态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形式和特点也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民间礼俗信仰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情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彭卫的《汉代“大丈夫”语汇考》一文深入分析了“大丈夫”这一汉代男子习用熟语的社会心理意义，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男性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追求，以及这个时代对男性气质和社会作用的定位。作者认为，“‘大丈夫’语汇的流行，既是汉代社会雄阔气象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标志。”（《人文杂志》1997年5期）这种通过对语言构成的解剖，从某一层面探讨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应当说是成功的。 汉代的灾异观是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又具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背景。执政集团因灾异而进行政权修补和政策调整，其实有社会观念方面的因素，即当时社会较为普及的灾异即“天谴”“天诫”的观念所造成的文化压力。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一文涉及到这一问题，阴阳术士们借灾异进行的巫术宣传，也受到作者的重视（《学术月刊》1997年5期）。 赵世超在《巫术盛衰与汉代文化》一文中指出，西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民间文化提供了丰富素养这一重要条件。植根于民间的原始巫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演进的清晰轨迹，也可以说明西汉文化的民间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5期）。胡新生《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否定了巫蛊术来自外国的推测，认为“中原地区的巫蛊术和巫蛊活动自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和很深的历史渊源，汉代巫蛊术的盛行与匈奴习俗基本上没有关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对于文化构成的多元因素的判定，确实应当取审慎的态度。 姜生《汉阙考》一文认为，汉代建筑遗存以及汉代画象资料中所见的“阙”，并不仅是一种汉代建筑艺术形式，还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界与仙界相互交通的神学媒介，是道教神学家为死者提供的引导墓主通天升仙的天梯（《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1期）。此文与作者后续系列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汉代文化的基础表现开辟了新的路径。 吴小强《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1期）、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文博》1997年2期）、马强等《〈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汉中师院学报》1997年4期）、刘钊《秦简中的鬼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3期）、王瑶《原始神话与汉代小说》（《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2期）、傅正谷《〈后汉书〉与〈三国志〉之写梦》（《渤海学刊》1997年1期）、吴宏岐《汉长安城兴起与衰落原因的风水学解释》（《唐都学刊》1997年3期）、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2期）、韩国河《论秦汉魏晋时期丧葬礼俗的宗教性》（《中州学刊》1997年3期）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秦汉社会民间信仰和礼俗生活的若干特征。 台湾学者邢义田的《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94卷2期，1997年2月）、刘增贵的《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94卷5期，1997年5月）、谢昆恭的《鼎瑞与汉武帝封禅刍议》（《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香港学者黎明钊的《西汉中期之三老与豪强》（《新史学》8卷2期，1997年6月）等论文，也都对于深化对秦汉社会的全面认识有积极的推进。 对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研究，方诗铭《黄巾起义的一个道教史的考察》堪称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成功结合的力作。作者指出，黄巾起义是在原始道教教主张角的领导下发动的，“无可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始道教对黄巾起义应该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离开民间宗教的影响来探讨这次起义是不全面的。论文分析了黄巾所奉事的宗教实体的名称、教义，回答了“除社会原因外，为什么黄巾凭借这个宗教能够在十数年间，即拥有道众达数十万之多？黄巾所崇奉的经典是今本《太平经》吗？”等问题，并且联系此后的原始道教及其起义进行了考察（《史林》1997年2期）。 彭卫《汉代行为语言考索》分析了汉代人以特定的体式或体态传递情感信息的30余种方式，如拊手、攘臂、叩心、蹑足等，以新的观察视角，提出了对有关社会文化内容的新的认识，同时也对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境域有所启示。（《人文杂志》1995年2期） 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多所关注的领域。而一些学者研究选题的新颖和论说的专精，使关心秦汉历史文化的人们对于有关论题能够多有收益。如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民俗研究》1996年1期）、时晓红《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东岳论丛》1996年9期）、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2期）等，就以往曾经受到学界注意的社会现象发表了新的见解。有一些以秦汉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以比较新的角度，从若干生活细微之处透射当时的社会风貌，如彭卫《汉代人哭泣说》（《寻根》1996年3期）、黄展岳《汉代的亵器》（《文物天地》1996年3期）、杨孝鸿《四川汉代秘戏图画像砖的思考》（《四川文物》1996年2期）、卢兆荫《玉德·玉符·汉玉风格》（《文物》1996年4期）、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盐业史研究》1996年1期）等，选题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都有新意。秦汉社会生活史研究尚有宽阔的学术空间。青年学者的陆续参与，使得我们可以乐观预期这一学术方向的光明前景。 彭卫的《秦汉时期儿童生活初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是秦汉社会生活研究领域中水平出色的论作。这篇论文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往较少受到关注。作者讨论了儿童年龄的界定，并就儿童的抚养、儿童的健康状况、儿童的教育、儿童游戏等方面展开论述，视点新颖，考论精审，是近年社会生活史研究不多见的学术层次较高的成果。 臧知非《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则探讨了经学对影响社会层面极其广泛的民间风习的文化作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钟永兴《东汉集市贸易略论》又论及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一个重要侧面（《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2期）。 在社会生活诸现象中，民俗观念形态的历史演变也有重要的意义。刘昭瑞《论“黄神越章”——兼谈黄巾口号的意义及相关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汉代民间巫术的风行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历史研究》1996年1期）。 马新的论文《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5期）讨论了汉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指出，汉代乡村中，虽然官方仍强调以里置社，但社已逐渐与官方体系的里相分离，成为民间组织，并有自己的社宰、社祝、社祭等。与此相应，春、秋两社形成了社祭与娱庆的统一，成为民间盛大的公众性节日。作者以汉代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意义的特定社会实体──乡村社会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收获不仅有助于认识汉代社会的总体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社会的深层结构。 秦汉社会史研究有较重要价值的成果，还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年6期）、邵台新的《汉代的养老制度——以〈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为中心的讨论》（《逯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赵志坚的《两汉妇女的贞节问题》（《历史教学》1998年4期）、贺润坤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社会有关捕盗概况》（《简帛研究》第3辑）、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秦汉时期的生殖文化》（《简帛研究》第3辑）等。 值得肯定的学术新气象 通过新的视角进行历史考察，运用新的方法进行历史分析，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在秦汉史研究中取得新成果的成功途径。 1. 心态史 彭卫《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一文，从社会史、心态史和伦理史研究的角度探索了汉代自杀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和意义，许多见解可以发人深思。（《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王世英、朴今海的《秦始皇晚年心理之剖析》（《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2期）、丁毅华的《赵佗的功业、为人和心态》（《秦汉史论丛》第7辑）、张斌荣的《贾谊的心态历程及其特点》（《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2期）、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就秦汉社会心理的若干倾向进行了讨论。 注重心态史的分析，对于秦汉社会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见的论文，还有张立伟《隐逸文化中冷漠的膨胀》（《天府新论》1995年3期），刘厚琴《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齐鲁学刊》1995年3期）等。侯林莉《党锢之祸与知识分子气节》（《历史教学》1999年2期）、孟祥才《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6期）等，也分析了知识人的心态。张振龙、祝瑞《汉末士人自然理性的觉醒》（《商丘师院学报》2000年5期）以及王保顶《从士大夫到名士——论汉末士人阶层政治品格的转向》（《孔孟学刊》38卷11期）等论文，都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后者对于汉代士人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悲壮、凄苦的心路历程”的揭示，有值得称许的学术意义，也有不宜忽视的文化价值。 林富士的专著《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分析了“巫”的社会身份与心态特征。全书分8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又分别论述：释“巫”；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汉代巫者的职事；汉代巫术的观念基础；巫者的社会影响力；巫者的活动范围。在关于“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内容中，涉及“巫者仕宦为吏的情形”，在关于“巫者的社会影响力”的内容中，说到“巫者与叛乱活动”，在关于“巫者的活动范围”的内容中，讨论了“巫者活动的‘社会空间’”和“巫者活动的‘地理空间’”，读者多可获取新知，研究者亦可得到启示。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2期），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学术论丛》1999年3期），也关注了反映社会心态的文化现象。 王陈《秦始皇人格心理探微》（《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1期），曹希舜《李陵投降管见》（《西北史地》1999年1期），孟祥才《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1期），陈忠锋《王莽的个性与王莽改制》（《淮北煤师院学报》1999年2期）等，都不同程度地通过人物心态分析，或作者所谓“个性”、“人格”、“性格”的分析，使我们对秦汉历史人物的认识更为真切，从而也使得这些人物从事历史表演的整个舞台生动起来。 宋超的论文《“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2000年5期）讨论了西汉政治史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作者认为，大将军霍光拥立宣帝，为汉室“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死后不足三年，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究其原因，有多种因素，包括昭宣之际政局的复杂多变，宣帝谨慎周密及外宽内忌的心性特点，霍光权力过度集中及为政严酷的政治风格，以及其继承者缺乏必要的政治才干等等。汉宣帝与霍光各自的心态，是政治事变重要的因素。 2. 区域史 对区域史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历史学长久的学术传统。自《禹贡》以来，行政史视角的区域史观察，因赋役制度的关系自然涉及到经济史，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也与区域文化的“风”“俗”主题密切相关。因而区域史关注很早就形成了运用综合方法的全方位考察的特点。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的相关论述堪称典范。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有所继承。20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的进步，促成许多精彩的论著问世。从20世纪末出版、发表的一些学术成果看，秦汉时期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研究的意义，已经使不少学者就这一方面的研究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中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大学术发明。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2期）对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研究的认识基础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学术同道共同参考的见解。刘军社《秦人吸收周文化问题的探讨》（《文博》1999年1期），就区域文化的渊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王子今《秦汉王朝的区域文化政策》（《光明日报》1999年5月28日）讨论了政府区域文化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并且进行了秦与西汉的历史比较，同时论及大一统政体建设的成败与区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得当有关。 秦汉区域史研究方面影响比较大的论文，有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1995年3期），林剑鸣《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1期）等。其他如张鹤泉《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史学集刊》1995年2期），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王林宝《两汉时期陇南经济发展探因》（《甘肃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禹先明《对贵州夜郎史研究的认识》（《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2期）等，也都分别就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方诗铭《战国秦汉的“赵女”与“邯郸倡”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史林》1995年1期），王永平《田丰的“乡土情结”与人生悲剧：兼评袁绍拒迎汉献帝及其南进战略的失误》（《河北学刊》1995年4期），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都从较深的层次探讨了区域文化特色与政治史的全局的关系。方诗铭《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历史研究》1995年2期）则详尽论述了起源于蜀中的原始道教的深刻的历史影响。 在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的研究似乎尤其受到重视。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收入秦汉史研究论文12篇，其中研究重心之一就是南越社会文化研究。如《略论汉初的“南越国”》，《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论马援征交趾的历史作用》，《汉代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等，都是有关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能够丰富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的论著，还有王汀生《秦汉平南越考》（《广州师院学报》1995年1期），王川《试论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园艺业生产技术》（《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2期）等。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全面论述南越地区历史文化的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其出版，将南越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作为会议主题，又使南越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3期）及李乃贤《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2期）、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求索》1998年2期）、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东南文化》1999年1期）等学术论文，都有益于对岭南地区文化的认识的深入。张荣芳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意义》（《秦汉史论丛》第7辑）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岭南社会在秦汉时期的历史进步及其重要意义。 刘太祥的《试析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南都学坛》1998年2期）讨论区域学术文化特色，然而同时涉及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背景，也是比较全面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手工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8年1期），赵凯《论汉初赵、代二国政治地位的沉浮》（《河北学刊》1999年4期），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城市与商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9年2期）等，各自分别提出了对于秦汉区域文化的新认识。李修松、张宪平《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史学》1998年2期）、杨东晨《秦汉时期的汉中及陕南》（《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1期）、张光全《汉代阜阳农业发展探论》（《安徽史学》1998年2期）、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1期）等，都分别发表了探索秦汉区域经济开发的新的研究心得。 边地的研究受到重视。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西域研究》1998年2期）、肖迎《两汉时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2期）、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3期）、张泽咸《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等论文，都对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有深入的讨论。 关中地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有比较集中的成果。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文博》1998年5期）一文讨论了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军事地理诸方面的条件对于秦立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的意义，区域经济的作用亦受到重视。杨振红在《论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区的兴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论述了关中农业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和基本特征，对于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萎缩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在对关中这一典型区域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扶掖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3条规律性因素。”王辉《秦史三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讨论了“秦讳”、“秦十二郡”、“秦初县说”三个问题，文字精炼，实际上是三篇短文，却可以使读者得到有关秦政及关中地区区域文化的新的认识。侯甬坚的论文《定都关中：国都的区域空间权衡》（《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项别开生面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作者主要以刘邦定都长安史事作为历史标本，将国都定位看作一种区域空间现象，将区位论、博弈论引入历史政治地理中的国都定位研究之中，试图从全局范围内评价所选都城在区域空间中的特殊位置和区位优势，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无疑也从新的角度实现了新的推进。 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问世，使学界看到了秦汉江南地区经济生活及其他有关现象的基本面貌。全书分7章，除概说外，分述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近年来其他断代史已经相继出版类似论著，黄今言主编这部专著的出版，使秦汉史学界的这一缺憾得以补足。 研究区域政治文化的论文，有杨兆贵的《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宛峰的《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南都学坛》1998年2期）及胡秋银的《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1期）等。李志庭的《秦汉政府在浙江的人口政策》（《浙江学刊》1998年5期）则就秦汉区域人口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秦汉边地文化似乎也成为区域文化研究者重视的热点。吴兴彬、李键《东汉末年避乱辽东诸贤活动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刘子敏《“辽东外徼”考》（《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2期）、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期）、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1期）都分别讨论了以往学界注目不多的地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所研究的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关系。 阎晓君在《略论秦汉时期地方性立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3期）一文中揭示了区域文化特征在地方法规中的体现，对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区域文化，也有积极的意义。 3. 科学史和技术史 通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生态史的研究开阔认识秦汉历史的视野，是现今许多秦汉史研究者开始热心致力的积极的趋向。 陈荣等《新莽时期古币金属成分与金相组织剖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2期）等，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果。随着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技术的突出进步，类似研究获得了比较好的学术条件。 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在汉长安城遗址北45公里处发现一处以一口径260米，深32米的巨型圆坑为主体的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这一遗址，可以推测是汉初修建的“天齐”祠。研究者发现，这处遗址与长陵、长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对应，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而西汉朔方郡治和汉中郡治，也恰恰都在这条基线的延长线上。以长安或咸阳为中心，其横轴的东方则指向秦始皇时代确定于朐的“秦东门”。基线各段的比例，正合阳九阴六的格局，自北而南，透露出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体现了秦汉社会意识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观念。（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对于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显然有助于对秦汉历史文化的深入认识。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在中国数学史和世界数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算数书〉释文》和彭浩的论文《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算数书〉》（《文物》2000年9期）的发表，为这一重要的科学史料的研究揭开了序幕。 4. 生态史 对于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有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徐象平、赵建黎《试论秦汉时期西安地区的土地资源开发及其利用》（《国土开发与整治》1995年1期），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等成果发表。研究者注意借用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有关研究资料的尝试，可能是成功的。 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论述了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诸因素对于不同地区社会风尚的影响。其中对地理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有关秦汉气候史研究的论文，还有耿占军、陈国生《西汉自然灾害及气候初论》（《唐都学刊》1996年1期）等。 王福昌《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社会科学》1999年2期）从分析有意识保护环境的政策和礼俗的角度论证了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年3期）则论述了逐步成为正统文化的儒学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杨东晨《先秦两汉时期汉中与安康自然环境的变迁：兼及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2期）除了分析一个地区的生态变迁而外，还讨论了这种变迁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张弘《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以及余明《西汉林政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4期），则涉及当时人类活动以积极形式改变生态条件的历史作用。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两汉时期的天灾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益于深化对于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的社会生活形态的认识。 王玉德《应当创建一门生态文化学》提出，生态文化是一门以人文学者为主体的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生态的学科。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学、地理学、生物学的交叉学科，而应以文化为侧重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一些治秦汉史的学者其实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具有建设意义的探索。有关这一专题发表的论文中，倪根金的《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一文更具有值得称道的学术价值。倪文指出，秦汉环境问题表现在毁林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重。其中第三方面即秦汉都市环境污染明显（包括噪声、灰尘、烟雾、废物和废水污染等）以及矿业开发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等历史事实，以往学界重视不够。作者还指出，对于这些环境问题及其后果，当时人们已经有所认识。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保护，包括土地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及特殊自然资源保护（包括帝王禁苑、陵园和名山胜迹）等。秦汉时期的环境污染防治，包括空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病毒污染防治以及食品污染防治等（《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其中如水井的建设和保护、传染病的防治和隔离等措施，都有值得重视的积极意义。 秦汉生态史研究即对于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史念海的《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朱士光的《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李增新的《西汉关西农业与黄河水患》（《光明日报》1998年6月26日）、王志杰《西汉三辅之园林景观》（《文博》1998年6期）等相继发表。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关注，似乎有愈益增强的趋势。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主体部分是“四时月令”50条（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四时月令”50条的内容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有相通之处。其中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规定，特别引人注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发表了经初步研究提出的认识。陈业新的论文《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4期），在官制史研究中独辟蹊径，为认识当时社会的生态环境意识提供了制度考察方面的基础。以往从这一角度进行有关研究的论著还不多。刘厚琴的论文《汉代“顺天”自然观的生态学价值》（《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4期），则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考察。 朱士光在《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3期）一文中论述了生态环境与人文建设的关系，就西汉关中这一时间空间范围而言，提出的认识之深刻与全面是空前的。讨论生态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论文，还有李清凌的《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天水师专学报》2000年1期），张伟兵、徐欢的《公元11年的黄河大改道与人口问题浅说》（《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2期）等。 5. 交通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观察，瞩目“交往”的发展变化，“奴隶制”与“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的关系，“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均受到关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至第1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全部的历史直至现在”，而乡村的特征是“隔绝和分散”，即与“交往的发展”相“对立”。他们又说：“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最后”可以使得“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4页，第167页，第166页）。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考察有这样的判断：“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据编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和生产力’。”这里“交往”列在“生产力”之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交往”的涵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的注释有这样的说明：“‘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8页）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论“交往”，可能并非“生产关系概念”一语能够概括。他们在这里所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认定与人们通常所谓“交通”近义。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交通受到重视的程度以及交通能力的进步总是大致同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同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的演进呈同步的趋势。而秦汉时期是中国交通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秦汉交通史研究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20世纪最后阶段有颇多学术论著发表。 吴琦《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分析了“漕运”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经济制度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建国《盗徙罪侵犯的是土地所有权吗？》一文不同意通常以为睡虎地秦简有关惩治盗徙封的法律条文是禁止侵犯私有土地的观点，认为所谓“盗徙封”，并不是侵犯了他人土地，而是侵犯了国家道路，或者说是一种带有妨害交通性质的犯罪行为。秦厉行耕战，要求军队兵员、军需给养、军事情报的迅速转运传递，必然依赖于交通道路的整备。惩治“盗徙封”者，与“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同样，都是保障交通效率的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1期）有关秦汉交通史研究的论文，还有黄宛峰《从东巡看秦始皇对统治思想的探索》（《南都学坛》1995年4期），叶华《秦始皇巡游天下及其对后世旅游的影响》（《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2期），郝光陆《秦修栈道的战略意义》（《文博》1995年2期）等。 关于徐福东渡问题，在20世纪最后10年曾经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一文认为，“严格地讲，有关徐福研究应分别属于‘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主要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有关事件的原委，而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后者需要分析这一传说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作为信史对待。”（《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期）中日合作项目的成果，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通过对古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考察，通过“量化和测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临淄周—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作者认为，西部日本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在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作者推测，导致他们迁动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多种因素，在迁动的时间上也可能是多层次的。而渡海迁徙活动大概主要发生在“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相应”的时代。可能正是在这一大变动时期，“促使一些人口四向避乱，或寻求安定生活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则渡海到达邻近的海岛世界，同时也把他们最重要的赖以为生的文化和习俗带到了该地区。”（《考古》1997年4期）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徐福传说的关系，无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6.疾病史与医学史 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4期）一文分析了两汉严重疫情的规律性特征，认为：疫病流行次数后期较前期增多；疫病传播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疫病发生频繁；疫病的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疫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史书所谓“水旱疫病之灾”，反映疫情之发生，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未能协调的表现之一，也对社会生活形成严重的灾难。以往对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疫情，如曹操军在赤壁遭遇的“大疫”，已经多有学者进行讨论，但是对于秦汉疫情进行全面分析，显然还需要投注更大的力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医学在秦汉时期的学术文化之林中丰茸蔚秀，表现出特别蓬勃的生命力。武威出土医简的研究，提升了学界对汉代医学的直接的认识水准。马王堆汉墓出土医学典籍进一步激发了秦汉史研究者对当时医学的关注。《五十二病方》最早受到重视，而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壹）和《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贰）（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版），做了更全面的研究。高大伦《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版），则对张家山简所见相关医学史信息进行了基础整理与学术考察。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汉代医学的研究，注意到哲学、宗教、政治、方士文化与医学的关系。 张显成著《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以出土先秦两汉简帛医籍为主要材料，探讨了这一历史时期医学用语的基本形式，又追溯其历史来源，分析其文化影响。作者注意到，医学用语源于全民语言，又反过来对全民语言发生影响，为全民语言所容纳吸收，从而丰富了全民语言的词汇。这部专著既是医学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成功之作，也具有汉代文化史学者应当重视的学术价值。 严健民《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2期），讨论了医术与医学理论的关系，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7.比较研究 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比较研究成为许多研究者注重运用的方法。李学勤著《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其中《规矩镜、日晷、博局》、《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及《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等篇，都是关于汉代史研究的成果。王振铎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李强整理补注，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的《汉代车制与域外车制的关系》一节，也是进行比较研究的范例。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撰写的值得肯定的论文，还有徐卫民《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黄爱梅《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陈恩虎《两汉外戚特点比较研究》（《淮北煤师院学报》1997年1期）、赵志坚《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1期）、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文史哲》1997年2期）、梁晓云《〈史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吴越历史的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1期）、洪涛《刘曹优劣论》（《学术月刊》1997年2期）、彭文等《秦人齐人尚武精神》（《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康清莲《评张良的黄老之术：兼与范蠡比较》（《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2期）、江力心《刘邦与朱元璋治国方策误区比较》（《晋阳学刊》1997年1期）等。 关于比较研究，应当提到梁作澣著《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如刘家和在该书《序》中所说，这一部书作为“对中外古史作系统比较研究之作”，“在国内尚无先例”。不过，虽然“其中新意甚多”，但还可以再作充实与完善的努力。《序》作者希望“有好学深思之士，读梁先生此书而能得其意，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领域有新拓展”。 高凯题为《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的论文，在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也进行了南越地区越人和中原人的人口构成的比较（《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 8.考古学与秦汉史研究的结合 孙家洲《考古成果与秦汉史研究》（《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8日）一文大略说明了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对于推进秦汉史研究的意义。事实上，及时充分地利用考古成果，已经逐渐成为秦汉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学术手段。我们看到，除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直接借助考古资料论证秦汉历史文化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见。 韩国河的学术专著《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综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丧葬制度的成功之作。其中专有一章题为“有关丧葬制度的考古学观察”，涉及“墓葬形式演变的总规律——第宅化的趋势”、“随葬品变化的主旋律——生活化的趋势”以及“防盗措施”。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根据考古新材料论证，在宗庙的修建方面，西汉统治者虽然也遵循三代之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做出了许多变更。这些变更是“重时君”思想的体现，也是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这两位学者的另一篇论文《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第5期），也利用考古资料发表了涉及汉代礼制的新见。 9.图象资料的发掘与利用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曾经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李凇著《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使有关研究得以深入。作者在进行文献考察的同时，注重对于各地不同风格不同型式的西王母画面的比较分析，是迄今掌握材料最为全面的研究论著，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全新的学术价值。对于神话学方面以及文化交流角度的探索虽然略显薄弱，也提出了若干新见。 信立祥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是目前较新、较全面性、也较有研究深度的一部著作，足以代表中国大陆学者在汉画研究上的新高峰。”（邢义田：《信立祥著〈中國漢代畫像石の研究〉读记》，《台大历史学报》25期）信著首先是一部高质量的考古学专著，而其中有关汉画象石画面题材内容及其象征意义的探讨，对于认识汉代社会文化的风貌，也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王清建、王玉金的《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南都学坛》2000年1期）就题材广泛的南阳汉画像石所体现的民间礼俗风貌，包括礼仪、节庆、宴饮、乐舞、丧葬、墓祀、逐疫、求雨等等，以较宽的幅面生动地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层次。马瑞的《南阳汉代民风士俗》（《南都学坛》2000年5期），也对于汉代南阳地区社会生活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邢义田的论文《汉代画象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同样以汉代画象作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考察则涉及更为深刻的文化层面，其思路也可以对有关研究者有所启示，堪称汉代社会生活研究的杰作。论者认为，一般学者称为“树木射鸟图”的画面，可以正名为“射爵射侯图”。从“立官桂树”榜题，可推知“桂”即“贵”，而画面所见鸟即雀、爵，猴即侯，树下之人射鸟或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了以“爵”、“侯”为目标的人生追求。汉代画象经常出现“射爵射侯图”，反映了当时人的人生愿望普遍向往富贵的特点。 从20世纪最后十数年的成果质量及研究趋势看，可以对21世纪秦汉史研究的新的学术拓进有乐观的估计。当然，有些论著研究选题的重复，研究方法的陈旧，研究结论的平泛，都应当在今后有所纠正。而有些人物评论所表现出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随意过度拔高的倾向，也是应当指出的。 综述100年的秦汉史研究是很困难的事。因见闻有限，资料不足，学识尤其谫陋，以上述评不免多有遗漏，或轻重偏倚，主次颠倒，本末错置，只能仅供参考而已。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论著介绍较多，是因为世纪末可见学术方式与学术倾向出现转折的趋向。而这10年的学术形势，窃以为将对21世纪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发生比较显著的前导性影响的缘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