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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作为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献资料，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经过近三十年的整理与研究，学界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许多重要的简册得到校释，相关的研究专著、文章大量涌现。韩华的《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和马智全的《悬泉汉简二十年研究综述》已经做过相对全面的总结，而随着悬泉汉简的逐步公布，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悬泉汉简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悬泉汉简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更为全面的梳理。 一、概述类 悬泉汉简出土之后，有关悬泉汉简的概述类文章陆续发表。1991年，马啸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惊人》、谢骏义的《大漠瑰宝：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记》等文章，初步报道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以及出土文献情况。随着汉简资料的陆续公布，之后的一些报道内容更加详实，1992年，《中国文物报》报道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出土汉代简牍15000余枚，其他文物2650件。1993年，《中国文物报》报道悬泉遗址发掘又取得新成果，出土汉代简牍五千余枚，其他各类文物六百多件，进一步勾勒了悬泉置遗址发掘的全貌。 1993年，吴昌廉的《汉“置”初探》依据悬泉汉简的出土情况并结合传统文献探讨了汉代的“置”。1995年，吴礽骧的《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敦煌悬泉遗址》对悬泉置遗址发掘情况进行了新的概述，介绍其中部分简牍的内容；1999年，吴礽骧的《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是在前文基础上，对悬泉汉简内容更加全面地介绍。吴昌廉的《悬泉通考》对悬泉置的地理位置、遗址建置以及汉唐时期悬泉灌溉沟渠分布状况做了考述，为研究悬泉汉简做了基础性的工作。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三篇资料性的文章，文章不仅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发掘情况、遗址大小、发掘前后对比，还研究了悬泉汉简的内容、材质等，《释文选》将初步整理的一部分简牍和墙壁题记释文予以公布，这三篇资料性文章，是研究悬泉汉简的基础性资料。 其后，张德芳的《20世纪汉晋简牍第三次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分析了悬泉置遗址发掘的意义以及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何双全的《汉悬泉置遗址发掘重大收获》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遗址的分布、出土器物和堆积状况、简牍数量和种类。张俊民的《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与档案文书的出土——记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和《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以悬泉汉简为研究对象，提出悬泉汉简的文书分类应该以悬泉置的功能性质为依据，才能给每条文书准确定性的观点，为悬泉汉简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何双全的《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和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对《释文选》中部分存疑的释文重新进行考释和修正。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认为简牍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前后跨越218年。 田辉成、王文元的《甘肃悬泉遗址：汉简考古的丝路奇葩》以转述的方式对悬泉汉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叙述，说明了悬泉汉简的重要性，文章更偏向于新闻报道。类似的文章还有王昱的《悬泉置遗址，大漠深处的古文献宝库》、杜洁芳的《揭开悬泉置的千年秘密》、王文元的《伟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往事》、胡杨的《惊世汉简：悬泉置的奉献》，这些文章都是以转述或者纪实的方式撰写的，主要介绍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情况、影响等，文章风格偏向于新闻报道。 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丝路繁华》《悬泉汉简的历史与学术价值》和《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三篇文章，主要从理论高度考察了悬泉汉简对于研究邮驿制度、中原与西域关系、中西文化交流、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有很强的概括性、理论性和启发性，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悬泉汉简研究的专著，亦是不时涌现出来。2001年8月，由胡平生、张德芳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出版，该书将汉简分为六个部分：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1—44号）、经济与地理类（45—71号）、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72—135号）、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136-257号）、典籍文化类（含书信，258—271号）、泥墙题记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272号），该书参考《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考释简牍内容，纠正了部分学术会议和杂志上有错误的相关释文，并且为简文进行注释考证，为悬泉汉简研究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该书在整理校释的过程中，将公布的三百多枚简牍根据内容分类，整理出了十二份较为完整的简册，并将简册按照内容分类校释与考证，这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一。另外该书还收录了《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敦煌悬泉里程简考述》《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四篇文章。 2009年8月，郝树声、张德芳编撰的《悬泉汉简研究》出版，该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悬泉汉简与悬泉置、时称与纪年、河西地理略考、交通与民族、西汉与中外关系、册书汇释，该书首先介绍了出土简牍实物的大小、材质和出土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将汉简按照内容进行分别研究，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的第六部分册书汇释，列举了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十五节重要册书，这些册书结构独立、内容完整，对研究汉代敦煌地区的法律、社会风俗、中西交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认识简牍的行文体制。另外，该书还收录了五篇相关论文，分别为《浅谈河西汉简和敦煌变文的源渊关系》《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未刊部分及其相关问题》《关于敦煌汉简中西域史料的几个问题》《武威“王杖”简新考》《甘肃简牍及相关出土文献要籍选介》。 除以上两本专著外，2008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中“悬泉汉简”一节，和2011年李学勤主编的《当代中国简牍学研究1949—2009》中“敦煌悬泉汉简”一节，都对悬泉汉简的研究成果做了目录索引。另外，关于悬泉汉简的图版，亦在不断的刊布之中。《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2册》图版选下和《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4册》甘肃省下中都有收录，但是收录内容比较分散且不完全。由中西书局承担的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悬泉汉简（1-8）》出版工程已经启动，将对悬泉汉简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公布，届时将会再次引起对悬泉汉简研究的新热潮。 二、简册类 （一）《四时月令诏条》 原题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汉代墙壁题记，属于“国宝”级文物。敦煌悬泉置的《四时月令诏条》为官方诏书文本，在汉代被称为《今月令》，是汉帝国人民奉行的日常生活政令指导。《四时月令诏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和人事活动需要遵循的生产生活准则，反映了开发自然资源需遵守“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思想，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月令诏条》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系统的关注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法律文书，保存的比较完整，对研究汉代公文、书法、农时节令和历法、生态保护思想都非常有价值。 在2001年8月，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收录了悬泉置遗址发掘期间发现的用墨书写在墙上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对《四时月令诏条》进行逐条校释，并且对之前校释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补充，该书对《四时月令诏条》简文加入了标点符号和行次，方便阅读理解，介绍了《四时月令诏条》的内容、颁布背景，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王莽时期的政策有一定的帮助。另外，本书还收录了两篇研究论文，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及《四时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渊源与内容、发现意义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之，该书对于研究汉代月令诏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10年8月，黄人二编撰的《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基础上，对《月令诏条》进行整理和研究，更正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同于前书，本书研究的时期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除了对诏条本身进行校释之外，文章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以及研究文章，考证《四时月令诏条》的形成与传达过程以及汉代经学的家法与师法等问题，这是《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不曾涉及的，此外本书还结合部分河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对我们研究汉代月令政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作者提出的汉代经学的家法与师法也为研究悬泉汉简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出版之后，相关研究文章开始大量涌现。何双全的《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和《敦煌悬泉壁书〈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对悬泉置出土的《四时月令》简文的考释以及简文内容作了系统考证。于振波的《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通过比较《四时月令》和《月令》内容，分析二者的侧重点，叙述《月令》对于汉代法律的影响，指出《月令》不违农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今天具有借鉴意义，文章参考大量的文献，论证充足，对于《月令》的研究具有推进作用。南玉泉的《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以《月令》为论据，探讨了儒家、宋时的程朱理学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刘芳池的《〈悬泉诏书〉整理研究》对《四时月令》的颁发背景、诏书的体式进行论述，由此而引出汉代诏书结构组成、下达方式等问题，通过结合文献对月令的注释做了考证，纠正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从历史学、文献学、法律学对《四时月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说明月令对于汉代政策的影响，是一篇研究价值较高的研究文章。谢继忠的《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释文补证》通过结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对《诏条》中九条尚未解读的文字部分进行新的解读和补证；作者之后发表的《对敦煌悬泉置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解读——兼与冯卓慧先生商榷》结合《春秋》《淮南子》等文献认为冯卓慧先生文章中有关汉代月令存在有误之处，并根据文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两篇文章都是结合相关的文献去解释简牍，这种研究方式也为我们日后简牍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焦天然的《汉代月令制度考论——以出土简牍为中心》结合《月令诏条》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考证汉简的背景、内容，论证早期各家学派思想对于月令的影响，说明月令制度对于汉代政策和法律的影响作用。 《四时月令》反映了汉代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识，因此，学界关于《四时月令》对于汉代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谢继忠的《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汉代的生态保护思想》认为《四时月令五十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汉代的自然时序和生产生活准则，形成保护农业生态和自然资源的思想，说明《四时月令》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明秀的《先秦两汉月令生态观探析——以敦煌悬泉壁书为中心的考察》考证了我国古代月令观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涵。冯卓慧的《从〈四时月令诏令〉看汉代的农业经济立法》通过分析《四时月令》内容，证明了汉代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存，注重发展农业经济中要保护自然生态，顺应自然规律的理念。刘希庆的《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看西汉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结合相关文献，考证诏条所体现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识，突出《月令诏条》的效用性。谢继忠的《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渊源探析》以《月令诏条》为依据，突出《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月令》对于汉代生态保护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学界对于《四时月令》对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以及汉代实施的法律政策是非常重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二）《过长罗侯费用簿》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是反映长罗侯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保存较完整，可弥补史籍的不足，理清过去单凭史籍资料无法理清的问题。长罗侯常惠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在出使乌孙、击败匈奴之后，被封为“长罗侯”。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就是记录元康五年长罗侯常惠经过悬泉置时发生的事情。《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出土对于我们研究西汉与西域关系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此简册公布之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文章也是十分丰富。 学界对于该简册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其一，就是关于这部分简册名字的争论。张俊民的《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分析简册内容，对简册中出现的职官进行考证，认为此简册是“长罗侯在此经过的花销帐册”。王子今的《〈长罗侯费用薄〉应为〈过长罗侯费用薄〉》结合汉代出土的其他相关简牍，分析“过”字在汉代的用法，认为这篇简册应称为《过长罗侯费用簿》。叶爱国的《〈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通过结合相关的文献，则认为此简册应该称为“悬泉置接待长罗侯等支出簿”。关于这篇简册的命名，王子今先生的看法较为恰当，王子今先生指出“过”在汉语词汇中有“接待、供给”的意思，而接待来往官员正是悬泉置作为官方驿站的职能之一，《过长罗侯费用簿》指的是悬泉置接待长罗侯一行人的日常费用登记簿，而《长罗侯过置费用簿》中的“过”则是经过的意思，与简册中的内容记载不符，另外一种命名《长罗侯费用簿》省略“过”字，这也是“经过、通过”的意思，同样不符合简册的记载，因此，最符合的命名应是《过长罗侯费用簿》。 其二，研究汉代中原与乌孙的关系问题。张德芳的《〈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通过结合相关文献和简册的内容，分析自汉遣公主和亲至西汉末期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变迁，认为乌孙与汉代关系变化应以分立两昆弥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原王朝与乌孙之间的往来的历史，是我们研究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参考文章。袁延胜的《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对《〈过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论证的两昆弥所立为“甘露元年”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商榷；作者后来的一篇文章《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则更加注重研究费用簿功能，认为《过长罗侯费用薄》应是西汉政府为了打击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长罗侯增兵西域、增强西域屯田力量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帐目。雷兴鹤的《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社会研究》以《过长罗侯费用簿》为例，论述了汉代河西走廊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主要包括粮食作物、出行工具以及文化生活三个方面，对于我们研究汉代河西地区生活风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传置道里簿》 《传置道里簿》记录了驿站名称和里程，初定名为“里程简”，后被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何双全先生定名为“传置道里簿”。《传置道里簿》所反映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陇西段北线和河西走廊段传舍、建制、路线走向，这篇简册的出土，一方面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另一方面纠正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部分路段走向和地名的误解。 目前学界关于《传置道里簿》简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关于其作为“里程简”的作用。何双全的《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考述》考证《甲簿》和《悬簿》两个简簿的释文内容、驿道地望、建制时代和传置建制，分析了在汉代时期从长安到敦煌东西南北四条主干道的主要走向，并分析了四条主干道各自的特点和作用。马建华的《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对挖掘的汉简按照自然堆积层进行分类编号，考证简册内容，并对武威、酒泉、张掖三个郡所辖县进行分别考察，以此说明汉代对驿站的建制和管理情况。郝树声的《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对里程简的研究较为全面，文章结合悬泉里程简和敦煌里程简，形成一个对河西地区的郡县设置的较为完整考察，考证了两汉时期河西地区郡县的设置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初世宾的《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以悬泉里程简为其中一例，考证汉代时期从长安到河西地区的驿道路线及走向，文章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地区丝绸之路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研究汉代驿道的还有荣新江的《悬泉置与汉代驿道》和张国藩的《居延、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两篇文章都以《传置道里簿》为例，考证汉代时期河西地区驿道的建制、走向以及作用。 （四）《鸡出入簿》 《鸡出入簿》是一份记录悬泉置元康四年接待过往人员时“鸡”出入的账簿，全名为《县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这组简牍的出土，为研究悬泉置钱、物来源和消费情况，过往客人的成分构成和招待规格提供了新依据。张俊民的《“县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分析悬泉驿为过往人员提供的食宿情况、悬泉置的后勤供给水平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探讨了以“劳边册”为例的汉塞系统的差别。文章分析较为透彻详细，但是文章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鸡出入簿中记载的价格较高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汉简资料进一步公布之后研究。王子今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对《鸡出入簿》中鸡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通过对比出土的其他汉代简牍，说明汉代“只”与“枚”的不同用法，为我们提供了汉简研究的新角度。 三、西域问题 悬泉置地处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为西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殷晴的《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依据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并且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对于西域方面的西域都护的建制、戊己校尉等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文章结合大量史料，论据充足，观点明确，对于研究新疆史、西域史具有推动作用。刘春雨的《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通过分析悬泉汉简和其他关于西域使者的简文，从西域国王派遣、康居等属国派遣、王后派遣三个方面分析西域使者多样性的特点，证明了汉朝对于西域的民族政策是受到西域民族拥护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汉朝和西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是主动的、积极的。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丝绸之路》通过研究敦煌丝绸之路的走向、构成与组织形式，揭示以悬泉置为代表的汉代交通路线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作者以个例来展现汉代后期丝绸之路的交通功能，是研究西域中西交通和驿站运作的重要文章。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对悬泉置的挖掘情况和悬泉汉简的内容做了基本的介绍，介绍了悬泉汉简中介绍的汉王朝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葛承雍的《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依据考古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论证了汉代丝绸之路涉及的西域胡商与物品交流的真实性，体现出以官方使节与民间客商混合为代表往来的细节问题，不仅对汉代丝绸之路作了再认识的回应，还指出出土文献既有不可替代的证据珍稀性，又有碎片化疏漏的局限性。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选取了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大月氏等西域诸国的相关汉简，说明悬泉汉简对于研究西域诸国的重要性。以上就是悬泉汉简研究中有关西域问题的总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已经细致的介绍了悬泉汉简对于西域研究的重要性，其不仅弥补了现有史料的不足，为我们研究西域诸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悬泉汉简的出土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新史料，有利于两汉西域关系变迁的研究，从这些汉简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汉对于西域地区的态度变化以及西域在两汉时期的重要程度。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有500多条，涉及到的国家有楼兰、车师、且末、大宛、小宛、于阗、康居、乌孙、莎车、精绝，疏勒、姑墨等24个国家，几乎所有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在悬泉汉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一）乌孙 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资料较为完整，因此，研究悬泉汉简中乌孙的成果相对较多。其中，悬泉置出土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简册《过长罗侯费用簿》为我们研究乌孙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史料。除了上述关于《过长罗侯费用簿》中关于乌孙研究的成果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结合长罗侯常惠的相关材料和《汉书》中的相关文献对当时汉王朝与乌孙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说明了汉朝对西域的管理情况。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以悬泉汉简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汉书》《后汉书》等传统文献，对乌孙历史上的西汉王朝分立大小昆弥之事、划分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等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作了考证。何海龙的《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结合《汉书》、悬泉汉简和其他地区出土的相关汉简，对西汉与乌孙的关系进行梳理，并根据史料将汉与乌孙的关系分为管理和和亲两个方面，文章肯定了在汉与乌孙关系的发展上解忧公主与冯嫽都有巨大的贡献，应给予重视。 （二）康居 康居东临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公元前133年，司马相如告巴蜀民的檄文和董仲舒的对策中都曾言及康居，是最早与汉朝建立联系的西域诸国之一。康居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家之一，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研究进展较小，随着悬泉汉简的出土，为康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张德芳的《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结合了《康居王使者册》等文献史料，分析了汉朝和康居两个国家的交往历程和关系变迁。王素的《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对“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和“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两条十分珍贵的有关康居的文书进行了考释，还说明了康居是与中国交通年代最早、时间最长的西域国家，体现康居与汉王朝交流的文化影响。郝树声的《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考释了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的简牍，说明了康居地理位置、发展等基本情况，论述了汉王朝与康居国交流史。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结合悬泉汉简中出土的14枚与康居有关的汉简和有关文献，分析了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西域的形式、康居与汉朝的关系变化发展，充分解释了悬泉汉简中蕴藏的康居与汉朝的关系。郝树声的《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分析了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大宛方面的史料，介绍了康居和大宛的基本情况，说明了西域地区是民族、人种、文化碰撞的舞台，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西方的交流、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悬泉汉简的出土对于研究西域的内容弥足珍贵。初昉、初师宾的《悬泉汉简中涉及国际诉讼案的案卷——简析〈康居王使者自言书〉册》根据悬泉汉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自言书》介绍了康居的基本情况，同时，从这份简牍我们也可以看出康居与汉王朝关系的变化发展。 （三）楼兰 楼兰是古代西域南道的咽喉，后改名为鄯善，与汉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武帝初通西域时，使者来往都通过楼兰。悬泉汉简中存在少量的有关楼兰古国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楼兰又增添了新的资料。何双全的《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根据出土的汉简和相关的史料，对当时楼兰和车师两国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根据史料考证了汉朝与楼兰、车师两国交往的具体经过。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汉朝同楼兰（鄯善）的关系》结合悬泉汉简和甘肃地区出土的其他简牍，对悬泉汉简中有关楼兰（鄯善）在西汉时期的史料做了一些考证，并说明了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在政治上就已经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朝在此地实行了屯田以加强管理，考证了楼兰和汉朝的关系。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西汉武昭时期和宣元时期经营西域的不同战略》根据出土的悬泉汉简中有关于西域的相关史料，考证了西汉武昭时期和宣元时期对于西域实行的不同政策，介绍了汉朝与楼兰等西域古国的的关系变迁。 （四）车师 汉武帝初通西域时，车师常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汉遣开陵侯率军围攻交河城，车师始降。元帝初元元年，在车师附近设置戊己校尉，用于管辖西域诸国。何双全的《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根据出土的汉简和相关的史料，对当时楼兰和车师两国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根据史料介绍了汉朝与楼兰、车师两国交往的具体经过，该文章对研究悬泉汉简中楼兰、车师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车师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戊己校尉方面，车师国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汉朝设置校尉在西域各国之中，戊己校尉据推测是地方最高长官，悬泉汉简中有大量关于戊己校尉的资料，有关戊己校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悬泉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戊己校尉提供了新的史料，使戊己校尉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高荣的《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说明了悬泉汉简对于研究戊己校尉的重要性，结合悬泉汉简以及传世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文考证了戊己校尉的始设时间、职别、执掌以及戊己校尉和西域都护关系的问题，说明了戊己校尉在西域安辑西域、制御匈奴和保障西域北道畅通的作用。李炳泉的《两汉戊己校尉建置考》主要考察戊己校尉的建制问题，结合相关的文献说明了戊己校尉的职数、属官的设置和编制、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问题，文章结合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孟宪实的《西汉戊己校尉新论》主要针对目前研究戊己校尉存在的相关争议问题进行了考证，说明了戊、己校尉的关系、戊己校尉的屯田地、属下、隶属问题，最终得出戊己校尉属于中央北军并非敦煌郡的结论。王素的《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等系列文章是研究戊己校尉的力作，结合悬泉汉简对戊己校尉设立的背景、隶属、性质、设置员数、组织结构、罢废等问题做了广泛讨论，是我们研究汉代戊己校尉的关键性文章，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贾丛江的《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考证了戊己校尉名字的由来，以及其在五行中的多重指代含义，来表明这个官职实际具有的多重政治职能。李蕾的《汉代戊己校尉隶属问题再探》总结了目前关于戊己校尉隶属问题的三种观点，说明了戊己校尉隶属关系的特殊性，在政治上属于敦煌太守管理日常事务，在军事上属于北军中垒校尉统领，是一种双重统领的模式。王旺祥的《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通过考释悬泉置出土的九枚永光五年的简牍，说明了汉代时期中央与于阗、康居，戊己校尉方面的问题，说明了戊己校尉的设置时间，属官等问题。李楠的《两汉戊己校尉职数再考证》通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相关简牍，说明了两汉时期戊己校尉的设置问题，比较东西两汉戊己校尉的不同。 （五）羌 东周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都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汉代时期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 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存在部分有关西汉时期羌族的资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几年，随着悬泉汉简资料的不断公布，有关羌的研究逐步增多。薛海波的《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结合文献和悬泉置出土的近百枚有关羌的汉简，考察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官吏状况，分析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西汉政府对降羌的管理、西汉政府官吏对降羌的压迫与奴役等情况，介绍了西汉后期羌乱的问题，同时，文章肯定了悬泉汉简对于弥补现有文献不足的重要性，是我们研究羌乱问题的基础性文章。张俊民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主要考证了悬泉汉简中有关羌人和西域人名的汉简，对于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做了简单的分析，对我们研究西汉时期河西地区社会风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汪桂海的《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结合了相关传世文献和河西地区出土的相关简牍，分析羌族的种族、护羌校尉、护羌使者和羌乱等问题，文章涉及的范围较广，是我们研究羌族的基础性文章。高荣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结合悬泉汉简，说明了“归义羌”在接受郡县属国管理的同时，还保持了原有的部落组织和父子联名制，文章对于我们研究羌族的社会风貌具有一定的作用。马智全的《汉简所见汉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依据悬泉汉简，说明汉朝对羌的有效管理，同时根据悬泉汉简中有关羌从汉地购买物品和羌人从事河西地区事务的信息，说明了汉朝后期，汉羌之间的友好相处情况，是我们研究汉朝与西域民族交往情况的重要参考文章。 李正周的《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同时也考证了护羌校尉设置的时间，叙述了汉朝对于羌在内的边疆民族的管理体制，文章对于我们研究汉朝边疆管理措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刘国防的《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以出土的悬泉汉简为主，结合了相关的传世文献，认为护羌校尉的设置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讨论了护羌校尉设置的时间、过程、职责、设置之后的影响等问题，说明了悬泉汉简对于研究羌族问题的重要性。丁树芳的《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评述》主要是总结了学界关于羌的研究，梳理了学界关于护羌校尉设置的时间问题、称谓以及护羌校尉与金城属国都尉关系等问题的不同观点，对于我们日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文章探讨的问题有待悬泉汉简资料进一步公布之后，进行探讨，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六）骊靬 骊靬又名“犁靬”，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和军事要塞。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利用悬泉和金关汉简的相关纪年记载，结和文献论证出“骊靬”城的设置，从而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与罗马史料再探讨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亦引用金关、悬泉置相关汉简说明骊靬城不是罗马人造的。陈宗利著的《采访陇原二十年：陈宗立新闻作品集》中“中国西罗马城根本不存在”中利用金关、悬泉汉简有关骊靬的资料论证了中国西罗马城存在与否的问题。 （七）祭越、折垣 祭越、折垣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古国。罗帅的《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对简文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历史背景考察和语源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地望进行了推断：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Sizyges，折垣简中的狮子名称还揭示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 （八）精绝 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精绝国的材料》结合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四枚有关精绝古国的汉简，结合《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介绍了精绝古国的基本情况，同时说明了在当时精绝国与西汉的关系变迁以及精绝与当时西域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变迁。从以上这些研究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关于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域民族方面，悬泉汉简的出土确实为我们研究这些西域民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推进了西域史的研究，由此亦可见，悬泉汉简的重要性。但是在西域史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在悬泉汉简资料进一步公布之后，结合汉代出土的其他简牍和传世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力图使西域史的研究更加的完善，同时也促进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研究。 （九）西域都护与屯田 在悬泉置出土的悬泉汉简中，除了有关西域民族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很多涉及西域其他问题的资料，例如屯田、都护等相关问题，这些资料的出土，对于研究西汉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风貌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关于西域都护的问题，西域都护是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是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西域都护设立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传入西域诸国，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汉王朝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南、北两条通道上，商人使者往来频繁，大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刘国防的《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结合汉代出土的相关简牍和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始设的年代，说明了西域都护执掌的职责作用问题。殷晴的《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根据近几年出土的汉简并且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对于西域都护的建制、戊己校尉等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文章结合大量史料，论据充足，观点明确，对于研究新疆史、西域史具有推动作用。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与西域都护》考证了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都护的相关内容，研究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职责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域都护的相关资料。刘永强、王飞著的《两汉经营西域研究》中“西域都护”一节，结合相关文献和简牍，介绍了西域都护的相关问题，介绍了汉代经营西域的基本措施和影响。 屯田是汉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的一种农业集体耕作制度。屯田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较高，财政收入率也较高。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结合最新出土的悬泉汉简和相关文献，考察了西域屯田的基本情况，分析两汉屯田的具体区域、屯田状况和汉经略西域农业的历史意义。张俊民的《“北胥鞬”应是“比胥鞬”》根据出土的简牍文书，认为《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北胥鞬”存在问题，在结合了相关文献和简牍之后，认为“北胥鞬”应为“比胥鞬”，指出了《汉书》中记载的错误。李炳泉的《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结合最新公布的悬泉汉简和相关的文献，介绍了渠犁屯田的具体进程，同时还说明了渠犁屯田对当时产生的影响和具有的政治意义。刘国防的《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结合相关文献，通过考证比胥鞬屯田和戍己校尉，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指出了在西汉中期西域屯田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的变化因素等。贾丛江的《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考论了伊循屯田，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是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屯田系统的职官。刘永强著的《两汉西域经济研究》中“西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一节，介绍了西汉政府在西域实行屯田政策的具体过程，说明了西汉政府对西域实行的管理政策，说明了西域屯田对西域经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张俊民著的《简牍学论稿——聚沙篇》中“汉代居延屯田小考”一节，是对居延屯田状况的介绍。 四、制度问题 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有不少是关于汉代制度的相关简文，这些简牍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对西域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实物资料和文献相结合，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还原历史。在悬泉汉简中，有关汉代的制度包括军事制度、财政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军事制度 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之中，有一部分汉简反映了汉代的军事管理制度，一些学者结合简文重点考察了汉代的中垒校尉执掌。“中垒校尉”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官职，主要职责是执掌北军垒门，又外掌西域之事，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职责颇有争议。在悬泉汉简出土之后，学者结合简文的相关内容，对于中垒校尉的执掌进行了考察，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中垒校尉与西域事务的关系上。 李炳全的《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结合悬泉汉简的相关简牍和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西汉中垒校尉确实有执掌西域的职能。谢彦明的《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从相关的文献入手，对于西汉中垒校尉的职责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介绍了学界的几种观点，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事实，并分析了其中的几点原因。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是对前文的进一步说明，认为颜师古对于中垒校尉的解释是符合历史的，而王念孙提出的观点则是相互矛盾的，西汉中垒校尉掌北军，外掌西域。 （二）财政制度 悬泉汉简中有大量的关于西域方面的财政制度的简文，这些汉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时期西域的财政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推动了学界的研究进程。蔡青蓝、黄燕妮的《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从复式簿记的特征入手，结合史料，分析历史背景以及汉简中所描述的经济业务，得出复式簿记起源的新证，即复式簿记产生于我国西汉。刘太祥的《简牍所见秦汉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对简牍中的秦汉国有财务管理制度作了全面的专题论述，以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有财务管理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郭昊的《西汉地方邮政“财助”问题刍议》根据出土的相关汉简和相关文献，通过分析西汉西部这些地区的邮政人员设置以及对于这些邮政的财政支出，说明了汉代贡献制度凸显较强的随意性、伸缩性，其高昂运费实为地方财政之重负。胡一楠的《由丝路汉简看古代的会计核算制度》结合丝绸之路上出土的相关汉简和有关文献，分析了会计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会计制度在当时的重要性，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汉代的经济管理扩大到对西域都护府的经济管理，同时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于当时的经济影响以及会计法的重要性。 （三）法律制度 陈玲的《试论汉代边塞刑徒的输送与管理》结合相关的简牍和文献，初步考察了汉代边塞刑徒的征发与输送、汉代刑徒的管理、刑徒的刑期等问题，文章是对汉代边塞刑徒问题的初步考察。陈玲的《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则是对汉代边塞刑徒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文章简单说明了边塞刑徒的来源作用以及管理边塞刑徒的相关制度，重点分析边塞刑徒的严格的名籍管理、有效的工作管理、简单的生活管理以及刑期管理，体现了汉代对于边塞刑徒的重视，说明了边塞刑徒已经成为了汉代边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丁义娟、于淑红的《从出土简看汉初律中赎刑种类及其发展》结合悬泉汉简和二年律令的相关简文，介绍了汉代的赎刑的分类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内容，考证这两种赎刑的发展历史，对于研究汉代赎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张俊民的《西北汉简所见“施刑”探微》则是通过结合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总结了“施刑”的发展历史，介绍了“施刑”的来由、征发派遣、使用管理和回归故里等一系列问题。 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適”与“適”令》介绍了“適”作为一种汉代的劳逸方式和行政处罚方式，结合悬泉汉简中有关“適令”的简文，对“適令”做了详细的解释，并且对比居延汉简中相关的简文，反映出汉代的“適令”制度，反映出汉代类似悬泉置的邮驿机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待管理制度，文章是我们研究汉代法律、邮驿制度、驿站管理的重要文章；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律令文与张家山〈二年律令〉》说明了悬泉汉简对于研究汉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悬泉汉简的出现弥补了资料的不足，通过结合秦律、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从法律层面研究“汉承秦制”，体现了制度的传承性。牛路军、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说明了“鼓”这种乐器在汉代的特殊用法，文章整理出悬泉汉简中与“鼓令”相关的简文，考证了鼓这种乐器在悬泉置的特殊作用，此外还介绍了“鼓下”的职责等问题，文章简要分析“鼓”与“鼓令”在汉代的作用，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的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于洪涛的《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厩令”——兼谈汉代“诏”“令”“律”的转化》从悬泉置出土的两条“厩令”入手，介绍了汉代由“诏”向“令”，由“令”向“诏”转化的两个过程，得出了“汉代的令是以混乱的形式存在的”和“汉代令文会在使用中对那些政策延续性强的令文进行删减和整合”两个结论，形成了“诏、令、律”关系演变图。 五、驿站系统 目前学界对于悬泉汉简中驿站系统的研究文章非常之多，涉及驿站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研究体系，悬泉汉简的出现推动了我国古代邮驿系统的研究。首先，就是关于汉代驿站制度的相关研究。高荣的《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对二十世纪的秦汉邮驿制度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介绍，文章强调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和悬泉汉简的出土对于秦汉邮驿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高荣的《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结合相关的汉简材料对于秦汉的邮书管理制度做了介绍，利用简牍材料对于秦汉邮书的寄发、运行、签收和考核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高荣的《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考察了目前学界对于秦汉邮驿管理系统的不同看法，分析对于秦汉邮驿组织的管理系统和边塞地区的分级管理制度从中央政府、各郡国以及边塞地区不同层面分析了秦汉时期的邮驿管理系统。高荣的《秦汉驿的职能考述》则是结合相关的汉简分析了秦汉邮驿投递公文、运送物资、为公务往来者提供车马等诸种功能。高荣的一系列文章，对于秦汉的邮驿制度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既有全面的介绍，又有各方面细致的研究，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沈颂金的《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以悬泉汉简和其他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为例，介绍了汉代西北地区交通路线图，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王栋梁的《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的邮驿制度》根据现已公布的部分简牍释文，考察了悬泉置的组织形式、文书签发等运作流程，对其反映的汉代邮驿制度进行阐述，使我们对汉代边塞地区的“置”这个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欧阳正宇的《悬泉置——中国最早的邮驿遗址》讲述了悬泉置遗址的基本情况和发掘成果，说明了悬泉置在汉代起到的作用和悬泉置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张经久、张俊民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以悬泉汉简中出土的“骑置”简为中心，探讨悬泉置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考察其文书传递的功能和作用，说明“置”在汉代的地位，悬泉置对于中西交通线发展的作用，对于认识与了解汉代邮驿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俊民的另一篇文章《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则是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背景介绍了“置”“骑置”“亭”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汉代邮驿系统的基本结构。李并成的《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依据敦煌悬泉汉简等史料并且经过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邮驿系统及其骑置、驿和若干亭的位置和所存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说明了悬泉置在中西交通线和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效谷县的里名》结合悬泉汉简和有关的汉简，对汉代社会生活中最基层的组织形式——“里”进行了介绍，分析了效谷县和悬泉置的关系，探讨了效谷县的社会生活情况，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发展情况。吕志峰的《敦煌悬泉置考论——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结合相关的汉简和文献资料，考察了悬泉置的级别、管理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全面梳理了悬泉置的各种信息，说明了悬泉置的重要作用。张俊民的《悬泉汉简与班固〈汉书〉所引诏书文字的异同》结合悬泉汉简和《汉书》的有关驿站系统方面的内容，详细介绍了驿站制度与制度文书中的“诏书”，分析了诏书的作用、写法、职责与功能，是我们研究汉代诏书方面的重要文书。石明秀的《汉代驿站悬泉置》和阳飏的《我国最早的汉代邮驿机构》两篇文章都是对悬泉置的基本介绍，说明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情况和历史地位，文章更偏向于报道性的文章，文章的文学性更高，学术价值相较于其他的研究性文章来说较为不足。 侯旭东的《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对西北汉简中的传车文书做了分类考释，并对与此相关的政务处理方式作了细密考证，丝绸之路上的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张俊民的《悬泉汉简“置丞”简与汉代邮传管理制度演变》通过结合悬泉汉简和相关的文献资料，以悬泉置中的“县丞”为中心，探讨“县丞”存在的时间、人物编年和发展历程，通过“县丞”一职的设置时间和前后的发展变化，考察了西汉邮传制度的演变历程。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悬泉置》结合悬泉汉简对悬泉置的编制和隶属问题进行考察，并且详细介绍了悬泉置中的传舍、厨、厩、骑置、邮等机构的各项功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悬泉置的运作流程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朱慈恩的《汉代传舍考述》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汉简，对传舍进行细致的剖析，介绍了悬泉置传舍的职能和运作的流程，清晰地表明了悬泉置传舍在汉代邮驿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其在丝绸之路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岩的《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以悬泉汉简为考察中心，考察了悬泉置日常人的食物供应和马的饲料供应的来源、分量等级制度等，文章较之前的研究更加的深入。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介绍了悬泉汉简中出现的有关传舍的名称、设置的时间以及其他传舍的基本情况，整理了悬泉置传舍中工作人员的名字，分析了悬泉置传舍在接待官员和传递文书的作用。王裕昌《汉代传食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补述》利用悬泉汉简等相关材料，细致分析了悬泉置传舍传食制度中的基本情况，说明了传舍的接待等级，传食的钱款来源、构成等问题。 在悬泉汉简的相关研究之中，部分研究方向初具规模，例如在悬泉置中“马”的相关问题，马作为古代交通的重要工具，是驿站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之中有相当多的有关“马”的文书资料，学界对于马政的研究也是比较丰富。张俊民的《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通过筛选出悬泉汉简中有关“马”相关问题的简牍，对这些简牍进行考释，详细研究了悬泉置马匹的数量问题以及这些马匹的来源问题；张俊民的《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爰书及其他》对悬泉置传马病死爰书和骨肉钱相关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主要探讨了当时马匹的管理状况，介绍了悬泉置马匹的管理、死后的处理方式等问题。高荣的《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对汉简中有关“马政”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伊传宁的《由汉简所见西汉马政》则是根据西北汉简中有关“马政”相关文书，详细探讨了汉代传置马匹的管理制度，研究了马匹的来源、登记、饲料供给以及疾病治疗等相关问题。赵莉的《悬泉汉简中的马、马政文书及相关问题》将悬泉汉简中的马与日本学者森鹿三研究的居延汉简中马的基本特征（颜色、身高）等进行了比较，分析二者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 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有一份较为完整的简册文书——《失亡传信册》，《失亡传信册》是一份关于追缴失亡传信册的文书。这份文书的出土，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李永平的《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所反映的两个问题》认为该册书记载的传信丢失和追查事件，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文书管理的粗疏。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分析了《失亡传信册》的册书结构，说明汉代关于追缴失亡册书的相关程序，分析了册书反映出的含义。马怡的《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补考》通过考释《失亡传信册》册书的基本内容，认为册书编绳相连的两个简册在内容上有所关联，并对简册编联的方式作了探讨。初世宾的《悬泉汉简拾遗（二）》补充了悬泉汉简中有关《失亡传信册》的相关情况，对前人的“简册内容有所关联”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且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刑义田的《敦煌悬泉〈失亡传信册〉的构成》与初世宾的文章观点相同，分析了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的构成结构，认为《失亡传信册》是由两个互不相干的简册构成的。杨建的《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中“亡失传的处置”简要讲述了文书管理和处置办法以及追查文书的行政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悬泉汉简中有关邮驿系统的汉简文书资料相当丰富，目前学界对于悬泉驿站既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也有关于部分问题细致的研究，对于汉代邮驿制度的组织机构、发展历程、日常运作、文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以及邮驿系统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可以这么说，悬泉汉简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的邮驿制度的作用是重于泰山的。但是由于悬泉汉简内容之多、简牍数量之大，目前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初步阶段，对于汉代邮驿制度研究的深入，还有待悬泉汉简资料的不断公布。 六、文书学 《元致子方书》是悬泉遗址发现的一份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书信。这份文书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文书、书信提供了较为直接完整的材料，目前对于《元致子方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书的考释和书法方面。王冠英的《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结合《论语》《汉书》等文献和西北地区出土的其他汉简，对悬泉置出土的《元致子方书》进行了研究考释，介绍了这部分简牍的基本情况，同时，文章通过介绍《元致子方书》内容的写法，介绍了汉代分书的情况，从“西汉分”到“东汉分”的过渡，文章是研究《元致子方书》的基础性文章，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饶宗颐的《由悬泉置汉代纸帛法书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与前文不同，文章主要以研究汉代书法为主，以《元致子方书》为例子，介绍了汉代书法的不同特点和汉代敦煌地区的书法家的不同特点。李并成、张力仁主编的《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研究》文章以《元致子方书》和其他汉简为例，证明了在汉代的河西走廊地区的书法家辈出，书法的发展十分的兴盛。 除了对《元致子方书》这样较为完整的文书的研究以外，对于悬泉汉简文书的研究还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这些研究根据出土文书的遗址坑分类，按照文书出土的地点分类，进行系列化的研究。例如，学界对于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的系列研究，李永平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期历史》对新公布的悬泉置遗址F13的相关文书的性质做了分析，对于简牍文书中出现的人物、官职以及东汉官方史学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释，认为其中的“小浮屠”是“汉代里的名称”，文章是对F13简牍的初步解读，为我们研究F13的简牍文书提供了线索。王裕昌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介绍了悬泉置遗址F13出土文书的文书术语和文书种类，对于出土的简牍进行了考释，重点介绍了出土文书中“浮屠简”和《列女传》的相关内容，文章较前文研究的更加具体，是前文的进一步深入。马智全的《敦煌悬泉置F13〈列女传〉简考论》则是研究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的一枚《列女传》的相关文书，对《列女传》文书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并且以《列女传》为例介绍汉代女性思想的演变，另外，文章还针对《列女传》中的部分字词进行考释解读。 张俊民的《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对出土的几万悬泉汉简进行了分类，对悬泉置遗址进行定性，并且根据悬泉置的性质对于悬泉汉简的性质作了初步的探讨，规划分类；张俊民的《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则是根据悬泉置T0309坑出土的简牍文书进行了考释，介绍了简牍文书的基本情况，并且对文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张俊民的两篇文章都是对于悬泉置出土的相关文书汉简的情况进行概述，理清了悬泉置遗址出土文书的相关性质，是对悬泉置出土的文书的初步介绍，是我们在初步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时重要的参考文章。 此外，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赦令文书初探》结合相关文献对在悬泉置出土的有关赦令文书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解读，考释了文书的内容，分析了汉代赦令的发展历程以及影响；张俊民的《有关汉代广至县的几个问题——以悬泉置出土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则是根据悬泉汉简中出土的相关文书汉简，选取了其中有关广至县相关的汉简，分析了广至县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刘希庆的《敦煌悬泉置壁书中所见西汉官文书制度》以在悬泉置遗址以隶体墨书于泥墙上的古文书为例，对西汉从中央到地方均存在的官文书的分抄制度以及官文书的下行路线和报告制度进行介绍，研究西汉官文书布告于特定地点的告示制度，该壁书中出现的习语，说明了悬泉汉简的出现对于研究汉代官文书的重要价值。张春海的《悬泉汉简推进简牍文书学研究》简要介绍了悬泉置遗址发掘的相关情况，对于悬泉汉简对于中国简牍文书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进行阐述，说明了悬泉汉简的重要性。 2015年11月，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出版，该书从四个方面整理悬泉汉简的文书资料，试图揭示其反应的社会问题，第一部分对“亭”“骑置”方面资料的整理，全面揭示了作为汉代中西交通线上重要的一环——效谷县邮驿机构的设置状况，再现了汉代驿站机构——悬泉置的运作状况；第二部分整理了悬泉置出土文书中关于马匹的资料，从马匹的数量、来源、名籍特征、使用、饲养、病死爰书、骨肉钱、窘境和管理制度等九个方面，全面探讨了悬泉置的马匹问题，为认识汉代马匹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第三部分通过有可靠纪年、有纪年可考、无确切纪年三类资料整理方式对悬泉汉简中与物价相关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探讨，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经济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第四部分收录有关律令制度的文章，对于考察汉代的邮驿制度以及其所代表所反映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还收录了有关刻齿文书、文书格式、律令、邮驿制度等方面的文章，是本书内容的扩充，也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另外，该书还根据简牍的内容，分别制成了表格，例如：物价资料表、亭及亭长名表、传马口齿年龄统计表等，作为附表附在每部分研究内容之后，方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些数据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研究悬泉汉简，这也是这本书的创新之处和重要的贡献之一。 七、文字学 徐莉莉的《敦煌悬泉汉简词义劄记》介绍了作者在阅读汉简词义时的心得。朱湘蓉的《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利用《敦煌悬泉汉简》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简文进行对比，对《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并利用相关文献的用例证明《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李小茹的《敦煌悬泉汉简词语札记》结合悬泉汉简和相关的文献资料，对于悬泉汉简中的“折死”“祀祠”“移劵”“遇逢”四个词语进行分析，说明其用法。叶爱国的《敦煌悬泉汉简断句之误》对《释粹》118简、153简、231简的断句提出质疑，并且根据相关的文献对这三个简牍进行重新的断句和考释。刘乐贤的《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与孔家坡汉简《日出》进行比较，认为列举的三条汉简并不属于“建除”，而是属于建除占失的简册，分析了三篇简文的内容。张俊民的《悬泉汉简与班固〈汉书〉所引诏书文字的异同》通过将《汉书》与悬泉汉简进行对比，说明悬泉汉简中的诏书与文献资料中文字使用的不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地实物资料，说明了悬泉汉简对于考证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申砚歌的《悬泉汉简的文字流变研究》以悬泉汉简中的文字流变为切入点，借鉴文字学和书法学的研究成果，将悬泉置出土的简赎文字置于汉字发展的流动过程中考察，梳理字形在历史进程中的流变规律，并从影响文字形态变化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书写时间和地域、文化环境、书写者和书写用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成因分析。 刘晓红的《敦煌悬泉汉简虚词研究》整理了悬泉汉简中的虚词，分析了这些虚词的使用情况以及汉代虚词的使用。张晓芳的《〈悬泉汉简释粹〉虚词整理》以《悬泉汉简释粹》为中心，整理了悬泉汉简中出现的虚词，并且将其分为副词、连词、助词、介词、语气词五个部分，说明了汉代虚词的使用情况。曹小云的《试论敦煌县泉汉简在汉代词汇史上的语料价值》从词汇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说明了悬泉汉简中词汇的收词、书证、释义等方面的情况，强调了悬泉汉简对于补足《汉语大词典》的重要意义。段熙的《悬泉汉简语法专题研究》以悬泉汉简中的语法为切入点，主要介绍悬泉汉简文书的语法使用问题，语法的发展历史。 八、书法与纸张 在悬泉置出土的文物中，除了数量较大的简牍之外，还有不少的帛书，这些帛书是我们研究汉代书法的重要资料，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帛书的材质和书法上。马啸的《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情况，同时说明了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的意义和作用。潘德熙的《这是王莽时期的书迹吗？——与马啸同志商榷》针对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一份文书中的书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对于马啸提出的“王莽残纸”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残纸上的笔迹为魏晋书体。李星的《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墨迹——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与潘德熙的看法相同，同样认为字体是魏晋书体，并且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梳理了书法史书体演变的历史。 陶喻之的《关于悬泉置遗址出土残纸质疑》对于之前报道的纸张的材质提出了质疑，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李晓岑的《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对悬泉纸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对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和加工情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看法。龚德才、李海燕、李晓岑的《甘肃敦煌悬泉置纸制作工艺及填料成分研究》以DX109号悬泉置纸样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古代造纸剪切与舂捣工艺，与悬泉置纸相互印证，来研究该纸张的制作工艺，同时，采用多种检测手段揭示悬泉置纸填料的元素及物相构成。韩华的《由纪年汉简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问题》通过考察Ⅱ90DXT0115、Ⅴ90DXT1712和Ⅱ90DXT0114三个探方纸张和纪年简情况，从同一个探方的纵向和不同探方相同层位的横向做对比考察，利用考古层位学原理得出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最晚时代是早于蔡伦改进纸的时代，比蔡伦改进纸张的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早近90年。 九、其他 郭俊然的《“千人类职官”探析》结合悬泉汉简、《二年律令》等文献资料，对于“千人”的出任人员、级别、做地名使用的情况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纠正了学界对于千人类职官存在片面理解和错误论述；郭俊然的《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根据出土资料，对于邮驿机构中职官的分类进行探讨并分别介绍了置、传、邮、驿系统的职官和政府机构中特设的五类职官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对悬泉汉简中有关职官的几份简牍，说明了汉代的职官制度，分析了驿站的最高长官、守官制度等具体情况。代国玺的《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从悬泉置壁书内容分析王莽时代羲和、纳言的执掌、作用、地位等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汉代职官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侯丕勋的《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对悬泉和悬泉置地名来源、行政隶属、自然地理三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从气候、水文、植被三个方面总结出悬泉置以及敦煌地区在两汉时期的状况。宫宅洁著，李力译的《悬泉置及其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对悬泉置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县治与城郭遗迹以及有关悬泉置的交通路线作了考察。杨永忠主编的《甘肃交通史话》中“悬泉置遗址”一节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环境等。王昱的《悬泉置遗址，大漠深处的古文献宝库》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情况。于凯的《敦煌悬泉置遗址保护规划与设计研究》在分析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状况之后，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了保护措施和管理规划。 韩华的《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研究了汉代河西地区的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自然灾害，并分析这些自然灾害的形成原因。孟艳霞的《汉简所及敦煌地区水利建设与管理》根据出土的相关汉简，介绍了汉代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位置以及管理制度等问题。马智全的《汉简反映的汉代敦煌水利刍论》详细介绍了汉代敦煌地区水利的管理和特色。 张俊民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和《悬泉汉简所见汉代复姓资料辑考——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则是通过梳理悬泉汉简中有关人名的研究成果，研究汉代西域地区的社会风貌。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户籍民”探析》介绍了汉代的户籍制度以及悬泉置的户籍民；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介绍了西汉名将辛武贤在西北地区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事迹；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敬称与谦称》认为在不同的场合中，敬称与谦称的使用问题，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 赵宠亮的《“悬泉浮屠简”辨正》认为“悬泉浮屠简”应该是“请柬”性质的简牍。晏昌贵的《悬泉汉简日书〈死吉凶〉研究》依据各简牍的编号顺序和简文内容，将死吉凶类的简册加以汇总、复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简册所反映的相关问题。 十、结语 经过近三十年对悬泉汉简的整理、研究、校释，学术界已经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悬泉汉简的基本情况逐渐被理清，其中许多重要的简册已被考释清楚，相关的论著不断涌现。例如，有关西域方面的问题，在悬泉汉简中存在极为丰富的西域各国使者来中原朝贡、通使、学习、经商、和亲时途经悬泉置的记录，是研究汉朝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许多研究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对悬泉汉简中出现的乌孙、康居、车师、鄯善等国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基本理清了这些西域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情况，同时，对西域屯田和西域都护也有一定的研究，基本理清了西域屯田和西域都护的设置、管理、隶属、职能等问题，以及这些制度的设置对于中原王朝发展的作用等问题，为研究汉代西域民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虽然悬泉汉简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资料公布的不及时、不完整，我们能接触到的资料只是悬泉汉简众多资料中的冰山一角，因此，目前悬泉汉简研究的成果，其深度和广度都受到材料的局限，对于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具有消极作用，不利于形成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其次，目前的研究呈现出挖宝式、碎片化的特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邮驿制度、西域问题等几个方面，对于悬泉汉简中涉及的其他方面研究就比较少，有的只有几篇研究成果，有的领域还没有涉及，例如上文提到的水利、“户籍民”、敬称与谦称等问题，成果寥寥可数。总的来说，关于悬泉汉简还缺乏整体的全面的研究，一个从汉代的大西域背景下的，认知当时历史的研究。只有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在一个大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我们才会知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故事。 悬泉汉简是一个宝库，是十分珍贵的沧海遗珍，其虽不如敦煌藏经洞声名显赫，但是其内容价值绝不逊色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依赖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西域之地，故而汉帝国时代的敦煌绝不是边远小城，更不是无足轻重的边陲之地，而是帝国之窗口、门户，这也是当时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之地，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中原与西域彼此之间交流、交往的背后，是民族之间的激荡与交融，在这个过程中，汉王朝得到了更多的发展，这也证明西域的经营对于汉王朝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对于敦煌西域乃至丝绸之路的有效经营，使得汉王朝迅速的发展强大，逐渐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帝国。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失传、散佚，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敦煌西域乃至丝绸之路所知不多，甚至对那个时代的帝国运作机制也不甚清楚，好在悬泉汉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注释 1韩华：《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第2~7页。 2马智全：《悬泉汉简二十年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5期，第39~48页。 3马啸：《汉代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惊人》，《甘肃日报》1991年12月13日。 4谢骏义：《大漠瑰宝：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记》，《甘肃日报》1991年12月22日。 5《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出土汉代简牍15000余枚，其他文物2650件》，《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第5版。 6《悬泉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出土汉代简牍五千余枚，其他各类遗物六百多件》，《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14日，第5版。 7吴昌廉：《汉“置”初探》，《简牍学报》1993年第15期，第1~22页。 8吴礽骧：《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敦煌悬泉遗址》，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285页。 9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98~106页。 10吴昌廉：《悬泉通考》，何双全主编：《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2号，台北：兰台出版社，1996年，第239~251页。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第4~20页，第21~26页，第27~45页。 12张德芳：《20世纪汉晋简牍第三次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李文儒编：《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60~465页。 13何双全：《汉悬泉置遗址发掘重大收获》，何双全著：《双玉兰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第30~33页。 14张俊民：《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与档案文书的出土——记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发掘》，《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第7~13页。 15张俊民：《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85页。 16何双全：《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2000年第12期，第63~64页。 17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84~85页。 18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第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75页。 19田辉成、王文元：《甘肃悬泉遗址：汉简考古的丝路奇葩》，《西部时报》2008年12月9日，第9版。 20王昱：《悬泉置遗址：大漠深处的古文献宝库》，《酒泉日报》2011年6月22日，第4版。 21杜洁芳：《揭开悬泉置的千年秘密》，《西部时报》2013年7月16日，第9版。 22王文元：《伟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往事》，《档案》2014年第12期，第29~34页。 23胡杨：《惊世汉简：悬泉置的奉献》，《档案》2015年第11期，第39~41页。 24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丝路繁华》，《人民日报》2018年6月14日，第22版。 25张德芳：《悬泉汉简的历史与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19年2月13日，第11版。 26张德芳：《汉简中的丝绸之路》，《甘肃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12版。 2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8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29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3~197页。 30李学勤主编：《当代中国简牍学研究1949—2009》，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181页。 31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2册》图版选下，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2~156页。 32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4册》甘肃省下，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28页。 33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辑：《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34何双全：《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何双全主编：《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第17~44页。 35何双全：《敦煌悬泉壁书〈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田澍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4~139页。 36于振波：《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22~27页。 37南玉泉：《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3~67页。 38刘芳池：《〈悬泉诏书〉整理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9谢继忠：《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释文补证》，《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6~38页。 40谢继忠：《对敦煌悬泉置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解读——兼与冯卓慧先生商榷》，《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8期，第39~40页。 41焦天然：《汉代月令制度考论——以出土简牍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42谢继忠：《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汉代的生态保护思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4~117页。 43石明秀：《先秦两汉月令生态观探析——以敦煌悬泉壁书为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第86~89页。 44冯卓慧：《从〈四时月令〉诏令看汉代的农业经济立法》，《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9~46页。 45刘希庆：《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看西汉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51~54页。 46谢继忠：《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渊源探析》，《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第122~125页。 47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 48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第76~77页。 49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第68页。 50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1~95页；又载：胡平生、张德芳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0~246页。 51袁延胜：《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20~21页。 52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79~82页。 53雷兴鹤：《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社会研究》，黄贤全、郭芙都主编：《中国史全国博士生论坛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31~39页。 54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第62~69页。 55马建华：《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第37~39页。 56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2~107页；又载：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7~221页；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68页。 57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115页。 58荣新江：《悬泉置与汉代驿道》，荣新江：《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27页。 59张国藩：《居延、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档案》2014年第5期，第27~28页。 60张俊民：《“县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180~184页。 61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考古》2003年第12期，第77~81页。 62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17页。 63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第122~127页。 64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丝绸之路》，《档案》2015年第6期，第35~40页。 65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11版。 66葛承雍：《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7~113、14页。 67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61页。 68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发行：《简帛研究集刊》第1辑，台北：乐学书局，1999年，第507~524页。 69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9~15页。 70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第209~211页。 71张德芳：《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甘肃：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94~209页。 72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62页。 73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53~58页。 74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9~15页。 75郝树声：《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第59~69页。 76初昉、初世宾：《悬泉汉简中涉及国际诉讼的案卷——简析〈康居王使者自言书〉册》，范鹏主编：《陇上学人文存初世宾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4~419页。又载俄军、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文物考古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2~46页。 77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何双全主编：《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2年。 78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汉朝同楼兰（鄯善）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6页。 79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何双全主编：《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2年。 80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页。 81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第25~31页。 82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28~135页。 83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9页；《高昌戊己校尉的组织——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二》，《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57~71页；《高昌戊己校尉的罢废——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三》，《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页。 84贾丛江：《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第33~42页。 85李蕾：《汉代戊己校尉隶属问题再探》，《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76~79页。 86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3~67页。 87李楠：《两汉戊己校尉职数再考证》，《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8~73页。 88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41~44页。 89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 90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1~7页。 91高荣：《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100~106页。 92马智全：《汉简所见汉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38~43页。 93李正周：《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0~53页。 94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第9~17页。 95丁树芳：《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南都学刊》2014年第2期，第17~20页。 96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驪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3~229页。 97邢义田：《从金关、悬泉置汉简与罗马史料再探讨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邢义田著：《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5~315页。 98陈宗利：《采访陇原二十年：陈宗立新闻作品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10~111页。 99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38~45页。 100张德芳：《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精绝国的材料》，《丝绸之路》2009年第24期，第5~7页。 101刘国防：《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92~98页。 102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17页。 103张德芳：《悬泉汉简与西域都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11~1025页。 104刘永强、王飞：《两汉经营西域研究》，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出版社，2014年，第119~131页。 105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3~121页。 106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89~90页。 107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1~9页。 108刘国防：《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7~172页。 109贾丛江：《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15页。 110刘永强：《两汉西域经济研究》，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2~267页。 111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6~105页。 112李炳全：《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第69~71页。 113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第87~90页。 114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52~55页。 115蔡青蓝、黄燕妮：《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会计之友》2009年第3期，第108~109页。 116刘太祥：《简牍所见秦汉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南都学坛》2015年第3期，第1~9页。 117郭昊：《西汉地方邮政“财助”问题刍议》，《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2014年第4期，第1~8页。 118胡一楠：《由丝路汉简看古代的会计核算制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55~158页。 119陈玲：《试论汉代边塞刑徒的输送与管理》，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376页。 120陈玲：《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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