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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自建党之日起，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走出了一条新生的道路，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新中国像一轮朝日，冉冉升起于世界的东方，各族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开启崭新时代，变化日新月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回顾历史，鄂伦春民族取得的飞跃性发展，即是最为生动的实例。1953年，鄂伦春族人口只有2251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达到8659人。改革开放以后，鄂伦春族从传统单一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农业、养殖业、特色产业、旅游业等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 听长辈们讲，我的祖先“吴恰堪”氏，最初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曾经几时，与世无争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和寒冷，长途跋涉，于清朝早期，迁徙到了黑龙江南岸的小兴安岭，逐水草而居。1920年，我的外祖父吴铁山、外祖母莫孙洁跟随整个家族游猎至黑龙江上游和小兴安岭东麓，吃兽肉，穿兽皮，露宿风餐，饥寒交迫。母亲的姐姐里瑶7岁时生病，无医无药，萨满昼夜跳神也未能挽回她的生命。1932年6月，母亲吴云花出生，当时的鄂伦春人被日本人统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母亲的童年颠沛流离。战争、瘟疫、传染病夺去了无数鄂伦春人的生命。母亲11岁时就成了孤儿，由其叔叔养大成人。我的父亲刘本占，1934年出生在小兴安岭深处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奶奶生他时，爷爷已经去世。父亲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是日本人入侵，土匪、军阀混战，加上遗腹子的命运，更使其雪上加霜，只能与母亲、兄长和姐姐们相依为命。在淘金生涯和狩猎时光里，父亲度过了苦难动荡的少年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2000余人的鄂伦春族仍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以狩猎为生。下山定居，是鄂伦春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让鄂伦春族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 1953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鄂伦春人下山定居，建立了鄂伦春定居点——新生村。父亲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委任为国家地质勘测队的向导和新生村生产队队长，开始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1954年，作为远近闻名的鄂伦春歌手，母亲在政府组织下参加了黑龙江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她创作并演唱的民歌《保卫祖国的大森林》《河岸上的百灵鸟》荣获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二等奖。1955年春天，在长辈和族人的祝福中，父母结为夫妻。那时，村子闭塞，通往县城黑河镇的山路惊险崎岖。父亲和母亲在马背上颠簸了三天三夜才赶到县城，照了结婚照。1956年，哈尔滨歌剧院的领导千里迢迢专程来到鄂乡猎村，聘请母亲去歌剧院唱歌，母亲欣然同意了。刚到歌剧院时，母亲非常兴奋，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幻想着能去北京为毛主席唱歌，但仅仅3个月，因无法适应陌生的环境，她主动申请返回家乡。母亲说，她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离开兴安岭她就无法歌唱。此后，我们姐妹几个接二连三地来到人世，母亲陷入到琐碎的家务中，但她并没有放弃民歌创作，歌唱共产党，歌唱鄂伦春人的新生活。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鄂伦春人的今天”。一个大家庭鲜活的日子，就这样在大红大绿里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我的父母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们十分重视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和技能教育。家乡人民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各级政府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一直以来党和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让更多的人得到了上学接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我家兄妹七人，大哥曾经是军人，大姐高中毕业，二姐中专毕业，三姐硕士毕业，大妹本科学历，小妹硕士毕业，我是博士毕业。我们人生命运的改变，与共产党、与新中国紧密连在一起。 1964年12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爱辉县新生鄂伦春族乡。1972年我上小学时，任课教师都是政府从外地选调而来。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但老师们倾心投入，任劳任怨。当时村子里还来了一群上海知青，其中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老师。上学第一天，老师教我们写的10个字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小的时候，除了玩耍和念书，就是跟母亲学画画。母亲天资聪颖，在她的脑子里装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每个故事经过鄂伦春语的加工就会变得美妙无比。20世纪60年代，村子里还没有电灯，我们挤在黑暗的小木屋里，每天都缠着母亲讲故事。如今的家乡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安装了简易的广播喇叭，我们很好奇，喇叭怎么会说话？于是，孩子们就七手八脚，把喇叭取下来拆烂了，想看个究竟。可是除了电线，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如今，家乡的互联网覆盖率达100%。小的时候，如果天黑之后出去玩耍，母亲还会嘱咐我们，不要大声喧哗，花草树木、小鸟飞禽都已入睡，万物平等，不要惊动它们。母亲的教诲使我懂得，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多为他人着想。 在母亲的观念里，什么是幸福？她说：一个人活着，不仅要让自己快乐和幸福，而且要让更多的人快乐和幸福。什么是信仰？她的回答是：敬畏自然、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家庭。 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队长，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工作很拼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创下了爱辉县公分最高的纪录，并多次获得省级护林防火模范称号。在孩子们眼里，父亲就是共产党员的标准形象。 哥哥莫玉生是家里的老大，是父母唯一的儿子。父亲常常对他说，儿子，你不能一辈子在山里打猎，从小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将来对家庭和社会要有担当。哥哥中学毕业之际，正赶上国家征兵，父亲毫不犹豫地把哥哥送到了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哥哥入伍，家里少了一个劳力，家里的负担变的很重，但父亲无怨无悔。父亲说，能为国家贡献一名鄂伦春族战士，他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哥哥不负众望，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作为军属，哥哥就是全家人的骄傲。 大姐莫玉兰精明能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姑娘。高中毕业时，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五个妹妹还小，大姐主动放弃了深造的机会。1971年回到家乡参加工作，成为一名供销社售货员。1975年，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大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到现在，姐姐还记得刚上班的时候父亲对她的教诲：“大丫头，供销社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天天和钱打交道，太阳瞅着，月亮瞅着，咱们可不能干亏心的事，公家的东西，就是一颗糖都不能拿！”大姐说，老爸的话到啥时候都不能忘。 二姐刘扣兰聪明开朗，是家里的开心果。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她上山采集野菜、野果，捡拾柴禾，喂鸡喂鸭。在看似艰辛的劳作中，二姐却有着缓慢而温柔的力量，雕刻着孩子们自由快乐、聪颖随和的美好品德和担当精神。二姐中学毕业考上了黑河卫校，学成归来，扎根乡村，在鄂伦春族乡卫生院行医治病，工作敬业，成绩突出，得到了许多患者的认可。 三姐刘翠兰从小像个男孩子一样，包揽了家里所有的重体力活。1981年三姐如愿考上了多年梦想的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大学期间，三姐学习刻苦，大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三姐深知，她每取得的一点进步，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她的努力也就有了更深刻和积极的意义。教书育人，报效国家，铭记父亲教诲，三姐多次荣获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个人、北京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等称号，更是莘莘学子们心目中的良师益友。 大妹刘晓红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自由撰稿人。她的作品大多展示鄂伦春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鄂伦春，为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努力。小妹刘军，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一所医学院校任教，虽然工作稳定，教学也得到认可，但我心里有着更大的梦想，读研考博。父亲知道了我的想法后，非常赞同，希望我有机会继续深造。1992年我的梦想如愿以偿，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1995年6月，我和三姐同获硕士学位，父亲专程从老家赶来，参加我们姐妹俩的毕业典礼。老父亲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竭力克制着激动的情绪。当时，导师施正一先生希望我继续读博，父亲也说，读博士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荣耀。就这样，在父亲和导师的鼓励下，我成为了鄂伦春族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在读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博士毕业至今，我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22年来的坚守和努力，只为践行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如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长大成人。大姐之女金双双为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政府党委副书记，近年来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第一线。三姐之子吴恰堪奥伦，由他导演拍摄的纪录片《猎殇》，荣获2020年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节纪实类二等奖。我的女儿关伊圯，正在读大二，学习努力。 我的家族与鄂伦春人百年命运的变迁，是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巨变的现实缩影，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解放、谋幸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奋斗路上取得的伟绩丰功。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见证了知识改变命运，更参与了自己与国家发展同命运的伟大时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