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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花城出版社 1981年元月，时值改革开放的春天，花城出版社也诞生在这个春天。 建社初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调到花城出版社负责图书发行业务，直至1992年10月15日退休。忆往昔，岁月峥嵘，万千感慨滚滚而至。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出版界陆续打破了“一个省只有一家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格局（北京当时已有几家出版社）。1980年至1982年期间，全国先后建立了300余家出版机构。广东也先后建立了15家出版社，包括了花城出版社在内。 出版单位数量激增，出版的图书种类和数量（册数）也大幅增加。当时按国家规定，所有图书统由新华书店销售。在出版业空前繁荣的新形势下，作为当时唯一的销售渠道，新华书店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限于业务水平，为确保经营安全，只好采取少进勤添，有些图书看不准就不敢报订数。  20世纪80年代的书市（网络图片） 销售少，严重影响了出版主业，而读者又无书可读。于是，有人想方设法向出版社打听，有适合的马上寄钱到出版社邮购，这令许多出版社的邮购业务压力陡然增加，不堪重负。但这个现象也让社会上部分群体嗅到了自营图书的发财机会，于是自发到出版社按定价购入部分图书，再到闹市零售，每册加价5%~10%，因为利润高，很快积累起资金，进一步提出以批发价购书，数量也不断增大。许多书商因此找到了生财之路，办起书摊，一步一步地发展了起来；后来，还有群众集资，办起集体性质的图书销售公司。 对集体或个体书商的迅速发展，出版社既惊喜也震惊。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多个出版社纷纷产生了自办图书发行的设想与冲动，将图书发行业务再提升一个台阶。 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书发行渠道逐步形成了三种较为固定的模式：一是以新华书店系统为主的发行主渠道；二是出版社自办发行的社办发行渠道；三是集体性和个体书商集合而成的民间渠道，叫二渠道。这三种模式，对于当时的出版文化事业的繁荣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 花城出版社从建社第一天起，就成立了图书发行部，由我和另一位同事负责发行部的具体事务。最初是在广州东山寺右新马路租了一套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房屋。上层办理业务；下层是小型中转书库，办理发运前的相关事务。社里还专门为发行部购买了一辆跑运输的货车。 社领导的重视和充分放权，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大家为设法打开局面而不断努力着。起初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主要有三大困难： 一、没有专业发行队伍。 二、没有掌握图书打包、仓管、托运等基本业务知识。 三、没有图书发行销售网点——这也是最大的难题。 当时虽是改革开放，但一些老规矩、旧思想仍然发挥着阻碍的作用，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但究其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为解决困难打开了思路，找到了门径。为了先解决人的问题，我们迅速谋划了办法： 一、尽可能从社会上招聘、组建发行队伍，以高中学历以上、没有经济负担的女青年为主。而司机、仓管、托运、打包则以男性为主。 二、所有发行人员虚心地到省新华书店，向书店的职工学习图书打包、仓管、托运等基础知识。 三、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首先应从广东范围开始铺设图书销售网点，建立一个根据地，然后再由此向全国辐射。 我和业务员们带上样书，分别前往深圳、珠海、中山、南海、顺德、东莞和虎门等地的新华书店上门送样征订，同时邀请集体和个体书商到发行部看样订货。除此以外，我们还适当地从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江苏、江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兄弟出版社，选进新书品种代销，不断扩大经营的整体规模。这一举动让广州本地书商受益良多，甚至连广西的梧州、贵港、平南等地书商也闻风而动，远道而来批销图书。  三十年前，花城出版社发行部工作照 在广开批销门路的同时，我在广州第二工人文化宫举办书展（多选在星期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以扩大花城图书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甚至有时会到工人较多的工厂摆书摊，很受工人欢迎，每次都能有两三千元营业额；我们还到深圳蛇口，由招商局团委的负责人端木默带我们去找当地文化市场管理处的邹经理，在当地码头停泊的船上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图书展销活动。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广东的市场打开了。我们总结了广东的实践经验，最终开始向全国进军。 我们积极参加各种图书展销和订货会活动，主动与新华书店业务员交朋友，积极地寻找集体或个体书商建立图书销售关系，搭建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发行网。我和业务员出差时尽量步行，以便实地考察当地新华书店的真实情况。新华书店大都设在闹市区（这都是解放初期地方政府重视新华书店发行有关政治书籍的政策而安排的），慢慢地，我们对许多城市的图书销售点及销售能力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努力主攻销售图书的兴盛点。天道酬勤，我们先后与北京市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市新华书店省版门市部（即多售多省市出版社图书）以及天津、大连、苏州、无锡、南京、常州等地的新华书店建立花城版的图书特约经销关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还设立花城版图书专柜。我们还聘请该店负责文学图书销售的业务员王强作为我社图书信息通讯员（聘用书店人员作为出版社的信息员，应该是我们的首创）。她多次以信件方式把花城版图书销售情况和读者的意见告诉我们。  户外宣传售书 我们还逐步与图书批发能力强的多省市新华书店图书批发中心，建立花城版图书经销关系。如成都、南京、常州、乌鲁木齐等，进一步扩大花城版图书的发行量。 为了实现精准销售，我们将花城出版的图书，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图书，销售对象是多级的图书馆、文学研究者、图书收藏家，各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门店，并加强邮购业务。 第二层次的图书，主要是指自费出版、人情出版，印数极少。这一类以作者为销售渠道本身，发行部做好储运工作即可。 第三层次的图书，是挣钱的图书。我们全部精力集中在此。因为这层次的图书很受广大读者欢迎，是可以多次重版的摇钱树。我们大胆采取主动发货的做法（这在当时是比许多出版社先行一步）。主动发货，是有风险的，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信誉上，都存在很大风险。虽然说卖不完可退货，但有可能会被批推销积压图书的坏名声。但，我们做了扎实的调研工作，哪些销点能够销售我们哪些图书，早已滚瓜烂熟。一批又一批书发往各个销售网点，迅速售罄，没有退货，而且反映很好，上海市新华书店省版门市部（设在南京路）的业务主任葛惠英甚至赞扬：花城发行部把我们图书销售情况，看得很准。 广东图书销售网点的建立，虽苦，但所花的时间不长，仅半年多。而全国的图书网点建立比较艰辛，也很劳累，时间长达一年半。到了1983年夏天，我们已在全国（含广东）先后建立了90多家花城版图书发行网点。花城图书销售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1985年花城出版社在北京参加中国书展 我深知虽然改革开放了，但守旧思想并未完全清除。出版社进行图书自办发行必然会遇到阻力和干扰。我们必须向新闻出版署反映，为自办发行寻求政策支持。于是，我主动联系了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河南等兄弟出版社，在庐山举办文艺出版社图书自办发行的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以补充新华书店发行的不足，共同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喻建章社长主持了会议，会后撰写了专题报告呈送新闻出版署（花城出版社办公室主任何立德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三 从1980年起，先后有30多家文学类专业社成立。文学类图书出版品种急剧增多，这自然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并且很多选题雷同，大大影响和制约了图书的销售。我想，如果能把全国文学（文艺）出版社的发行部共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文学图书发行联合体，既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经验，又能交换信息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浪费，进而达成双赢或者多赢的效果。 我们先后到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等地的文学出版社调研，并于1988年秋天，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主持下，召开筹备会，出版署杨雁鸣处长参加了筹备会议。  本文作者朱讯，曾任花城出版社发行部经理 1989年3月15日，在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张洪达社长主持下，我们一致通过成立了“全国文艺图书发行集团”，并确定了有关规章制度。参加会议的社长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次会议参加的出版社，有长江、山东华岳、北岳、百花、漓江、花城、海天等16家出版社的社长和发行部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了上海市新华书店省版门市部经理参加。花城出版社时任社长范汉生和我参加了会议。我有幸被选为第一任的秘书长。 2019年，我拜读了老领导苏晨发表在《随笔》上的《随笔的降生》《巴金〈序跋集〉的由来》，使我想起建社初期，各种艰辛与不易。回想当年，我和发行部的青年人，共同艰苦奋斗，他们把青春贡献在花城出版社的图书发行事业上。他们的笑容、身影，深深刻在我脑子里，一生难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