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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笔谈（二） 【编者按】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孙中山提出了“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都谈到革命与建设两者的关系。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人类的新生活——“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带有建设目标的革命，其对于革命的意义而言，更具有决定性价值。但在人类的历史上，革命与建设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是十分复杂甚至是曲折发展的，其两者的关系及经验教训颇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以为镜鉴。本刊2017年第6期发表了笔谈“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学界反响甚好。这一课题自非一期笔谈的研讨所能解决，而需进行相关的系列探讨。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文组织了本期系列笔谈之二，冀望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革命到建设既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承载着厚重思想内涵的一个时代命题。从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去总结、提炼这一命题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及其思想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都不无意义。 一、时代命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北伐告成，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并创设《中国建设》杂志，以“传吾党建设之主义”，由此一时风行天下的革命思潮转而竞相兴起了建设思潮。孙中山先生特别提示，革命成功，建设方兴。革命与建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历史进程。孙中山思想由革命向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以及其建设思想的体系化，当以1919年《建国方略》的完成为标志。1924年间，孙中山创作的《国家建设》著述，比前三书为独大。这意味着，20年代之际，孙中山的建设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完成：首先，他提出了“革命时代”与“建设时代”。其次，孙中山认为建设事业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其三，建设事业繁复万端，而地方自治建设为其根本。就思想内涵而言，《建国方略》基本上以社会建设、物质建设与心理建设三大部分搭建了他建设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要义主要为：一是以“民权”建设为核心的内容构成其社会建设的主体。四大民权，即选举官吏之权、罢免官吏之权、创制法案之权、复决法案之权。二是以民生为目标，是其建设思想的时代特征。建设的首要在民生。首先是世界各国的潮流；其次，以民生为目标的建设模式，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选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未来新中国建设的目标是解决民生问题：生产、分配。三是对于“民生主义”内涵的阐释和发展，是孙中山一生中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内在动力。 显然，在孙中山思想理论体系中，革命与建设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包含“破坏”与“建设”两大阶段：即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表现为两种方式，即“破坏之革命”与“建设之革命”。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在本质上不容分离。建设既是革命的目标，建设之完成又是革命成功的标志。在其总理遗嘱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实现“尚未完成”之革命。“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正完整地体现并揭示了革命与建设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性。 “革命”与“建设”是共生共存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命题。在各种思想和社会改造方案竞相争锋的态势中，乡村建设思想自成体系，也影响深远。1938年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前途将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的问题；也提出了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构成双方论争的焦点。由此而触及的时代性命题却具有超越眼前利益和短期时势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以来，无论从社会思潮的趋向，还是从实践运行的历程，其实都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尽管这一转变的历史轨迹和时序演化，因政党和权力主体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理论诠释。“革命”与“建设”是共生共存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中的命题，而且就客观历史顽强而执着的指向性（目标性）而言，建设最终构成了时代的主导方向。其中，社会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方向或时代内容，已经被广泛认同。作为“中间道路”的代表性人物，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梁漱溟掲橥的旗帜，对于众多从事各种乡村实验、乡村教育、乡村运动的团体和个人而言，具有了一种方向性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想，事实上是近代以来更是民国以来“建设”发展路向的一个历史性反拨。它预示并体现着两大历史性转折。一是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建设与革命应该是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且建设是革命的必然归宿。革命目标的最终达成期待于建设之完成。梁漱溟提出“中国必将‘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也是孙中山“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思想的深度阐释。二是从“都市建设”到“乡村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洋务运动兴起，近代中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制度层面上的现代性建设而言，从清末新政也已发端了。新中国建设当从方向上逆转，“苟欲建设近代国家亦必有其根本趋赴之道，曰：建设乡村”。 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思想论辩，其实触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对此命题有过思考。他提出，乡村建设与中国革命并不矛盾，而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手段近于社会改良，而其使命则在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这是一个留待未来的却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 二、中共走向建设的历史转折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关于新中国建设的问题，从思想认识上为走向建设的历史转折预做准备。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它标志着一个时代性转折的开始：其一，它开启了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进程。革命胜利后，建设事业成为主导选择，为此毛泽东提出：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中心任务应该转向建设这一个中心。其二，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从此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为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的主题，任务是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其三，新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毛泽东自信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均围绕走向建设的时代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形成了由革命走向建设的基本共识。工业建设必然落归于城市建设，城市建设依托并服务于工业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基本方针。国家建设的中心在工业，重点在城市，乡村建设或农业建设总体上处于附属或服务于建设中心或重点的地位。 1953年，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持续展开，时代中心任务的转变已是势所必然。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建设注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其一，它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明确提出用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其二，党和政府的工作转移到以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议程突出以建设为主题。毛泽东说会议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但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其三，它为新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四化”，构勒出了最基本的蓝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从革命转向建设，既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期盼，也是近代社会历史的必然归宿。这在中共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及党的领导层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首先，以建设为中心，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并且向全党提出：“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他特别强调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他认为自己从革命向建设的真正转向，是在1958年。他说：“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以此明示革命与建设分属于两个时代。其次，建设是一个新的时代任务，学习和探索的任务更为迫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提出：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经验是很不够的。邓小平告诫党的干部，搞建设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毛泽东也特别指出，弄不好我们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八大”会议是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革命时代胜利结束与全面建设时代开始的历史转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建设与革命的历史关联：“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以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转换也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然而，“八大”以后，在实现由革命向建设的时代性转折中，所经历的曲折和“要栽的筋斗”远远超出了曾经的预计，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转变。 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与建设关系，并逐步提出和强化“不断革命”思想。仅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要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以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或者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主要搞建设”的认识，开始有所变化。此后，党的最高领导层基本上都开始强调“继续革命”的思想。建设已不能成为时代中心。新的任务是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20世纪60年代后，整个局势的演进更执着地趋向于“革命”，以建设为主题的思想逐步地趋于弱化。《红旗》杂志编辑部推出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专论，断言现代修正主义特征是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抹杀阶级斗争。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开始将革命话语置于建设主题之前。在1965年的元旦社论中，革命话语已经充斥通篇文字：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从此，“不断革命”的思想和持续不绝的运动式“革命”，消解了以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命题。 三、新时期：以建设为中心时代的确立 “非建设不足以图存，非发展工业不足以固本”，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指向。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更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历史发展方向的新诊释。 然而，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后当“不断革命”的理论在一波又一波“运动式革命”进程中持续升温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所中断。“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性转折又重新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所说的，八十年代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成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尽管思想理论界有过多次争论、交锋，政治层面上也有过多次波动和变化，但以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主题却贯串始终。新时期的建设内涵与时俱进，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一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接续发展，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的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 9%。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演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对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所做的评价指出，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一指数是评价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指标数在0—33时表示一个国家工业化处于初期，33—66时表示工业化中期，66—100则表示工业化后期了，而当这个指数大于100，则表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在2015至2018年完成工业化，最晚将在2021年完成工业化进程。二是2005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战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实施城乡协同的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农村短板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剧变，也有多次选择和多向发展的机遇。20世纪伊始，革命即迅速成了时代主题；二三十年代之际，建设命题开始渐次呈现。此后革命与建设命题交错递进，在思想理论的探索与论争中、在社会主体力量的不断选择中，从更持久的意义上影响和规定了历史运行的基本方向。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革命与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历史，也非冲突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统一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时代命题。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长程上看，建设历史长于革命的历史，建设内涵远大于革命内涵；从历史进程的统一性而言，革命与建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无论是孙中山提出的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的思想，还是梁漱溟的以建设而完成革命的伸张，或者如毛泽东所言“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的论述，都表明革命与建设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离的时代主题。而我们的近现代史学术研究，多年来却只是聚焦于革命史研究主题而相对疏离了建设史主题。在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进程中，如何拓展和深化近代中国建设史论题，是我们必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