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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周琼)：自然灾害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也从早期的恐惧、逃避，到上古时期的面对、习惯、共生共亡，再到中古及近代的救治、抵御、求生，最后到现代预防手段及能力的提升。不同时代、区域对灾害的记录、传统观念、记忆、习俗、社会心理等文化层面的价值，就在于其对现实所具有的启迪作用。传统灾害防御及救治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展现了防灾技术及经验传承与改进的重要性。经验及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传统灾害文化的发掘及研究正当其时。本期笔谈的五篇文章，探讨了灾害文化的内涵、形式、特点及范式转换的问题。周琼教授《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界定了灾害文化的内涵，认为灾害史研究必须打破对固有路径的依赖及思维惯性，从文化起源及传承的防灾、减灾、避灾动因重新审视、思考灾害历史及其内涵。方修琦教授《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认为历史继承性是灾害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灾害长效性影响的体现，灾害文化隶属于社会文化空间，是社会—生态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明方教授《继往开来：新时代中国灾害叙事的范式转换刍议》认为中国灾害史研究出现了内在的学术困境，应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即灾害的生态史叙事，人文精神是灾害叙事的本位。余新忠教授《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认为中国传统瘟疫叙事，有关于瘟疫自身的叙事和瘟疫应对的叙事两种，灾疫文化的关注点聚集于瘟疫的反应和应对，人类应避免恣意妄为，才能减少疫病冲击。马俊亚教授《灾荒文化视阈下的“差序格局”》认为灾害文化存在以血缘关系确定的差序格局，使整个社会缺乏动能和生机；袋状格局则体现了弱肉强食式的人际交往方式，使社会更加处于无序状态，应多面相观察才能全面地认清中国古代社会。五篇论文虽然视角不同但特色鲜明，期待能够借此开创中国灾害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明清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18ZDA17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的阶段性成果。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1]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2]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尽管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害本身具有较强的自然属性，不过只要其发生在文明社会中，对社会造成伤害并引发社会应对，就必然会被赋予显著的文化属性。其被记录和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为更好地应对和防治灾害，学界从灾害防治的角度提出了灾害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是指通过“给个人及组织的灾害经验定位，促进以防灾减灾为目的的心理准备并采取恰当行动，提高组织的维持功能和适应能力”，可以说其是人们为了防灾所共同拥有的“生活智慧”或文化现象。[3]探究灾害文化就是要通过对与灾害相关的“生活智慧”或文化现象的研究，更好地防灾减灾。尽管灾害文化主要是现实的对策性研究，但由于文化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故灾害文化研究若缺乏历史的维度，显然会对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灾害文化作为一种存在，由来已久，从历史角度展开研究，无论对灾害文化还是灾害史、社会史等研究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目前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了灾疫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做了一定探讨，[4]但从历史角度展开的探讨尚付阙如。笔者试图对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反映的灾疫文化做一探讨，进而思考其对当下的启示。 一、中国传统瘟疫叙事述略 叙事简单来说就是叙述事情，亦即讲故事。随着文本分析等研究的展开，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人对故事的叙述，不仅不可避免会受到叙述者所处情境与立场、文化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且有意无意都有追求意义的一面。故叙事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进而发展出“叙事学”这一专门的研究。[5]一般而言，“叙事(narrative)是指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时间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6]即叙事者有意或无意地依赖(借助)其可资利用的话语模式，通过在对事实进行加工编排基础上的讲述(书写)，来呈现其诉求或意义。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有关瘟疫的记载，大多可视为瘟疫的叙事文本，即对不同时期瘟疫的发生及社会应对等故事的叙述，这无疑是灾疫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的信息也是多元丰富而不断变化的。 现代一般将瘟疫或疫病等同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不过这实际上是人们以现代观念对历史上瘟疫概念的一种界定。[7]在历史语境中，瘟疫或疫病着重要表达的是这类疾病的流行性，虽然传统时期对瘟疫的传染性已有认识，但其传染性及其控制并未成为古人关注的重点。传统文献中疫病有非常多的名称，内涵或侧重点多有不同，本文统以瘟疫相称，指代传统时期造成比较广泛的流行，且一般也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中国在传统时期并无专门负责疾疫应对和防治的机构，缺乏比较集中收录相关记载的文献，瘟疫叙事文本往往散见于政书、实录，官方或民间史书及方志、医书、档案、文集、笔记和小说等多种史料中，我们可以从瘟疫自身和疫病应对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1．瘟疫自身的叙事。传统时期对瘟疫相对较多的记载主要出现在正史、方志等文献的“五行志”或“祥异”“灾疫”等条目之下。这类条目的设置，显然与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灾异”或“灾异天谴”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观念在汉唐以后，虽然有一定的演变，但整体上一直是传统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在这类记载中，疫灾虽然与水灾、旱灾和蝗灾等灾害相比，记载较少，但细致搜集，数量也相当可观。[8]这些记载大都非常简单，往往只有“疫”“大疫”“疾疫”等寥寥数字，偶尔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其中地方志中比较详细的记载相对较多。 这些白描式的叙述看似客观真实，实际上仍蕴藏着传统时期人们对瘟疫的基本认识。当时人们对瘟疫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瘟疫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瘟疫的严重程度和后果、朝廷或官府对瘟疫的救济及导致瘟疫的可能原因等方面。这类叙事一方面要告诉人们瘟疫的可怕后果，另一方面则要表明官方的仁政。另外也隐约地想通过隐晦或直接的对瘟疫原因的叙述来告诫后人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关于瘟疫的成因，传统时期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种主流的认识。鬼神降疫是因为阳间人事不修，上干天和；疫气致疫是人自身正气不足，或气候异常、环境秽浊及人们不适当的行为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差异显著，甚至有近乎迷信和科学之差，但往往同时存在于当时人们的头脑中而并无违和感，诸多专门论述瘟疫的医籍，往往也讲述大量鬼神致疫的故事。原因就在于，疫气虽然可以被视为瘟疫的病原，不仅其本身颇为虚无缥缈，若有若无，且其成因也多由气候、天象异常、天灾等超自然因素引起，故尽管具有包容更多人为致疫原因的空间，也相对有利于开展实际治疗实践，但整体上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瘟疫叙事基本甚少关注瘟疫的本质，而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瘟疫相关的议题特别是瘟疫的应对上。 2．瘟疫应对的叙事。传统时期诸多有关瘟疫的文献多涉及瘟疫应对，这类叙事就其意欲表达的主旨而言，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展现官方的仁政。对灾害的救济向来是历代王朝展现自己仁民爱物、采行仁政的主要渠道，虽然中国古代对瘟疫的救治并不像对待水灾、旱灾等灾害那样，具有非常严密的制度性规定，但往往也会开展慈善性救疗。故诸多官方记录中，这类叙事非常多。不仅如此，即便叙述传统时期很少采取的强暴性驱除隔离时，也往往要凸显王朝的仁政。 二是表达官方或个人的自省。古代占主流地位的灾异论观念认为，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异的发生，是上天对于人事不修的谴责和警示。唐代文宗大和六年(832)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唐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9]这种认识直到清末仍存在，光绪二十年(1894)粤港鼠疫大流行，从督抚到县令都自省并希望通过消解有违天和之事来平息瘟疫，《申报》上的相关记载，反映了叙事者对此类省思的认同。而地方志的一些叙事，显示叙事者省思的对象不仅限于神灵，也包括现实性因素。 三是彰显孝道伦常等道德力量。古人对瘟疫的不确定性有着深刻的感受，往往从超自然力量来理解瘟疫，并以孝道等道德因素来解释瘟疫的流行和感染。这类叙事在古代文献中可谓汗牛充栋。 四是宣扬不畏传染、勇于救治的英雄义举。在古代瘟疫救治的记载中，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叙事。如顺治九年(1652)，江苏如皋大饥继以大疫，灾民死亡接踵，名士冒襄(辟疆)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带仆救助。清中期镇江吴北海急公好义，博施济众，屡在瘟疫救治中建功。 五是告诫世人节制顺时、注意养生平衡。这是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的疾病和养生观念，延续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传统时期面对瘟疫的不确定性，除了强调道德的巨大力量外，也都认为正气充盈，邪不可干，维护好自己的身体是防治感染瘟疫的有效途径。古人认为瘟疫以气相染，防不胜防，是否中招，实乃命数，如果要防，最重要的是注意养生：“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10] 二、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探析 灾害文化是从灾害防治角度提出的，指一个社会应对灾害的文化反应与应对智慧。作为灾害文化一份子的灾疫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人类生存的自救文化。[11]现有研究指出，灾害叙事实际就是灾害的“文化化”，将自然、兽性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破坏力转换为文化创造的力量。[12]就此而论，从上述有关中国传统瘟疫叙事的论述中，不难概括出灾疫文化的以下特点： 首先，对瘟疫自身缺乏本质性关注。瘟疫无疑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面对危害，人们不可能不关注其源由和实质。在了解瘟疫实为病原微生物所致之前，人们不可能真正理解瘟疫的物质属性。传统中国对瘟疫源由的认识，也一直未超出鬼神和疫气的范围，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发展，渐渐认识到疫气不只是四时不正之气，是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即秽恶之气，已相对具有了一定物质性内涵，但对其难以捉摸、不确定性的感觉和认识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当时的瘟疫叙事较少关注瘟疫自身的实质，而且关于瘟疫的救疗也较少去叙述其具体成效，往往以活人无算或数千上万等模糊笼统的方式来表述。 其次，关注点主要聚集于对瘟疫的反应和应对上，希望借此来建构社会的价值和秩序。这种建构既不乏叙事者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是时代认知观念的体现，具有符合构建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人伦价值和道德秩序需求的特性。可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展现慈善和仁政，来强化王朝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合法性。传统时期对瘟疫应对主要以慈善性救疗为主，若从实际成效来说，控制疫病效果必然差强人意。当时的瘟疫叙事不太关心救治举措的实际成效，着重要表达的是施济者的仁爱之心，至于结果，只要表明有效即可，多大程度有效、如何取效、对瘟疫最后的平息和减缓损失究竟有何作用等具体细致的追问，几乎是见不到的。但此类叙事，在当时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这其实也符合当时统治者对待瘟疫的心态和逻辑，其真正关心的主要并不是民众的生命与健康，而是如何将灾害或危机尽可能地转换为展现其仁政爱民和统治合法性的契机。 第二，借由瘟疫的不确定性和超自然力量，强化或重构主流的道德和价值体系。瘟疫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巨大危害，给社会伦常和道德秩序带来严重的破坏。历史和现实均已一再表明，瘟疫带来的灾难不只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诸多文明和人性的幽暗往往由此浮出水面甚或大行其道，导致人性中的沉渣泛起。最明显的是民众对染疫者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将至亲之人也弃之不顾。这无疑会造成人道危机和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引发诸多士人精英的严重关切和批判。如宋儒程迥有感于此，从个人的经验出发，从医学理论上否定疫病的传染性，他说“考古验今，是知决无传染”，故没必要避疫。[13]大儒朱熹则进行了严厉但相对理性的批评，他说若因可能传染而躲避不照顾亲人，则“伤俗害理，莫此为甚”，出于恩义，即便可能感染也不当避，何况“染与不染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14]传统瘟疫叙事对人伦道德的彰显，和对不畏感染、勇于救治的义举的宣扬，以及对凸显官方和个人的自省等，均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努力和追求。 第三，利用人们对感染瘟疫的恐惧，建构“正确”行为规范和生活纪律。虽然瘟疫的发生与个人的感染与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在传统时期的疾疫认识中，都会认为保持自身正气充盈，病邪自然无法侵害自己的身体。所谓的正气主要指人在生理上保有与病邪相对的正气，但也隐含道德上的正气之意。通过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医学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在认识瘟疫病因和传播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颇为正确的认识和经验。在当时的瘟疫叙事中往往通过如何避疫的论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避免感染瘟疫，从而确立在叙事者看来“正确”的行为规范和生活纪律。 三、余论：当下的启示 近代以降，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及现代医学和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明白，瘟疫既非鬼神所致，也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气”，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是与人同处一个自然界中的病原微生物。站在今日的立场上，我们当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传统时期的瘟疫防治基本是无效的应对，很多认识和思想也往往建立在所谓迷信观念上。如果希望通过钩沉历史的经验来寻找对今日防疫具体的技术等方面的启示，大概也近乎缘木求鱼。不过，若能尽可能地摒弃现代性骄傲，进入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它们，则不难发现，凡此种种的灾疫文化，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重视家庭、孝道人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还充分展现了古人的智慧。虽然当时的应对举措对控制疫情可能无法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但通过灾疫的“文化化”，却对限制最高权力、维护统治秩序、强化和重构社会主流道德和价值体系，以及确立相对正确的行为规范和生活纪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对社会稳定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时期的具体防疫举措，可能难以较大程度地有效保护民众健康，但却通过灾疫文化的建构，起到了消解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所遭受的冲击，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瘟疫所带来的影响也远不止对健康和生命的危害，更多地体现在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冲击。当下仍在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尽管真正感染新冠之人在总人口中只是极少数，但疫情显然已深刻地影响到世界上每个人。今天我们肯定获得了比传统时期更科学有效的疫病防控知识，但人类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感和恐惧心理依然没有消失。疫情之下，极端本位主义和以邻为壑等人性中的沉渣泛起，疾病污名化背景下的歧视与偏见泛滥成灾，人性的弱点及道德和价值的危机依然存在。面对凡此种种现象，我们也依然必须努力通过瘟疫叙事等“文化化”手段，去消解其危害，并尽可能通过反省和批评来化危机为契机。就此而论，谁又能说历史的经验和智慧，不是人类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呢？ 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的瘟疫应对观念整体上经历了从避疫到防疫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世人对瘟疫、人与瘟疫及自然关系认识的巨大改变。在人类观察到病原微生物之前，显然不可能科学有效地认识和分析瘟疫本身，面对捉摸不定而又令人恐惧的瘟疫，以“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尽可能地避之，自是最合理的选择。在传统瘟疫叙事中，对于瘟疫本身，无论采取回避抑或人为建构的策略，都会将其视为客观存在且实际有助于社会自我警省的力量。近代以降，随着现代病菌和人工免疫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人类对付病菌的能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抗生素的发明、天花的灭绝等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伟大成就，则一时让人类对征服传染病信心爆棚，并逐渐自然而然将瘟疫视为意欲且可征服的敌人，瘟疫叙事的关注点也从“文化化”转向了科学化。 就局部来看，近代以来，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无疑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若整体而历史地思考，则似乎必须承认，以对抗的思维将导致把瘟疫的病原微生物当作征服对象的认识，这是20世纪后才出现的新认识。其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抗生素发明和通过人工免疫消灭了天花这样具有指标性却未必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近代以来，尽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冲击依然存在。这提示我们，瘟疫虽然不是我们喜欢的对象，但必须承认它和我们一样，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如果简单地以对抗和征服的态度来对付它，或许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却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梳理来进一步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人类不应该以凌驾一切、唯我独尊的心态来看待自然世界。对抗和征服实际上就是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对此，费孝通先生晚年已睿智地意识到，现代出现的功利主义，“更把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成了科学的目的”，“到了目前，我担心它已走上了转折点，就是由于形成了人和自然对立的基本观点，已经引起了自然的反抗，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人们已感到的环境受到的污染确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难”。[15]面对这一现代困境，显然我们有必要像费老那样去重温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放弃防控传染病的努力而任由自然界的他者予取予夺，而必须更加努力，尽可能减轻瘟疫的伤害和冲击。不过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和理念启示我们，如果不能转换战略思路，以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观念来应对自然界的病原微生物，未来在与瘟疫的抗争中可能会付出更多代价，遭受病原微生物更大的报复。相反，如果能克制饕餮之欲、避免人类的恣意妄为，保持生物链平衡，让自然界的病原微生物生存空间少受人类干扰，那么人类也就会更少受到疫病冲击。同时，要以防疫为手段防止有害微生物对人体的侵袭，如果不把SARS的暴发和神奇消失这样的特例当作常态，而意识到侵入人类的病原微生物常驻人间是大概率事件，不一味以绝对歼灭的思维来指导防疫，而采用“快速响应，精准防控”这样的常态化防疫策略，那就可以在防疫中节省大量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无疑，在传统时期，无论是科技、管理还是制度，与现代社会相比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人却利用自然的调适能力和灾疫文化的建设，整体上经受住了瘟疫的冲击，实现了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传承，“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改变不了的，是人类对寄生物的脆弱性”。[16] 如今，尽管早已拥有了更多应对瘟疫的能力和手段，但显然建立在反省和批判基础上的灾疫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瘟疫自是令人恐惧的危险，但应对适宜，未必不是人类进步的推手。人类的文明和理性，虽然让我们学会了一定的自省和自律，但经验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常常不足以抑制自身的贪欲和自我中心主义，而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强化这种抑制力。我期待通过灾疫文化的建设，能以日益减少的代价自觉地去获得更多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启益。 注释： [1]中国疫病史已有较初步的梳理性著作，如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和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等。 [2]目前研究成果颇丰，如[美]班凯乐著，朱慧颖译：《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日]饭岛涉著，朴彦等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广西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医疗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 [3] [日]大矢根淳等编著，蔡图片、翟四可译：《灾害社会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7－189页；[日]田中重好等著，潘若卫译：《灾害文化论》，《国际地震动态》，1990年第5期。 [4]唐代兴：《为何研究灾疫文化？——探求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5]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尚必武：《叙事转向：内涵与意义》，李维屏主编：《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371页。 [6]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7]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复旦学报》，2021年第1期。 [8]龚胜生：《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书社2019年版。 [9] (宋)王若钦等：《册府元龟》卷一四五《帝王部·弭灾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755页。 [10] (清)熊立品：《治疫全书》卷六，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第8页b。 [11]唐代兴：《为何研究灾疫文化？——探求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12] [日]蔵持不三也：《ﾍﾟｽﾄの文化誌－ﾖｰﾛｯﾊﾟの民衆文化と疫病》，朝日新闻社1995年版，转引自张世闪、李松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6》，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 [13] (宋)程迥：《医学正本书·辩四时不正之气谓之天行即非传染第五》，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4页。 [1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偶读谩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7页。 [15]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下)，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527页。 [16] [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