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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史 洪子诚 1958年，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三十几位学生响应“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夺取资产阶级占领的学术阵地的号召，用了40多天时间，集体编写了上下两册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9月出版。第二年，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做了大量修改，扩展到120万字的四卷，修订本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集体编写这部文学史，在当年是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我在提供给研讨会的两篇资料性文章（《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一则材料的注释——1967年杨晦等人关于文学史的谈话》）中，对事情的经过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第一，这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不少学科史研究者在论著中已有谈及。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学科史角度的，主要不是针对这部文学史的内容，而是将它作为当代的文学/文化事件来对待。由于这一编写行为和产生的成果，是试图以阶级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在当时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光明日报》社论）。出版之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发表过社论，两年时间，《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刊登的赞扬这部文学史或者介绍编写经验的文章多达20多篇。当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给他们的信中赞赏说，通过这部书，证明“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像《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说明“新生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编写组的代表，也因此被推荐出席第二届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学生第17届代表大会、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作经验介绍。我觉得，这个具有典型意味的事件，这一个案所蕴含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让我们对当年的思想氛围，青年革命者的激情，特别是当代知识生产与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政治潮流之间的关系，获得更充分、且有更多感性细节的了解。 第二，“红色文学史”的编写，作为“事件”不仅存在于一个时间点，而且具有连续、延伸的性质。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余波”延伸到1960年代，到“文革”，以至后来。“红色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和具体内容，已经承接1950年代前期古代文学界讨论的成果。这部文学史1959年经过修订再版，减弱了激进的“左”的程度。而19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版、编写方式改为主编负责制的《中国文学史》，也和“55级文学史”存在关联。这三部具有关联性的文学史，即1958年的“红皮本”，1959年修订的“黄皮本”，再到1963年的文科教材的“蓝皮本”，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演变、复辟，红、黄、蓝的封面装帧色彩的变化，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当年1955级的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先生，既参加、主持了“红色文学史”的编写和“黄皮”文学史的修订，又是1960年代文科教材版文学史的五位主编之一。“文革”期间，北大工宣队就曾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一从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资产阶级反扑的“和平演变”，并不点名指责工人家庭出身的费振刚，“本来是红皮的代表人物，却变成了蓝皮的主编”。这个事件的延伸过程，勾连了云谲波诡的当代政治、思想风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丰富历史内涵、值得仔细探究的“故事”。 第三，值得注意的还有集体编写的方式。三四十人的学生群体，在40多天时间里完成一部文学史的编写，不论是时间、编写者资历，还是具体“作业”方式，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写作上，都具有“首创性”。在观念和组织方式上，可以看到他们有意识地从大工业生产的观念和组织方式上获得灵感；他们确实也使用了“大协作机器”“螺丝钉”“产品检验”等工业生产的术语来说明他们的工作，并将这种分散的个体作为螺丝钉组装成严密运转的“大协作机器”的方式，称为人文研究的“新方向”。这种方式，后来虽然未见完全的复制，但对当代中国人文研究可说是影响深远。今天，人文学科名目繁多的各种集体的课题、项目、工程，都留存有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痕迹。其中带来的可供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多。譬如如何处理个人经验、观点与集体意志之间的关系。组装进机器的个体没有疑问可以获得超越一己的知识，智慧，但反过来，个人也可能被强大的“集体”孤立，事实上是被碎片化，灵感、想象力在“正确的”、强大的集体的压力下磨损，甚至碾碎。“55级文学史”编写者确立了要“严格遵守”的“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正确’意见”的原则。但是，“集体正确意见”如何形成？“集体”是否就意味着“正确”？从另一面说，排除了差异性经验，排除个体的奇想、偶然性的“集体”，它的“正确”是否会走向空洞、僵硬和平庸？这都是留下的问题。 第四，我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另一个感想是，1950、60年代的中国作家协会与后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当时作协这样的文学界领导部门，不仅重视、关注当前的文学创作、批评，而且也重视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和建设。这里有一个视野的问题。1950、60年代，中国没有中央一级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当时唯一的平台是《光明日报》的每周一期的“文学遗产”专刊。这个专刊属于中国作协的古典文学部，主编为既是作家也是学者的陈翔鹤先生。195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虽然被撤销，“文学遗产”专刊被划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作协仍然关注学术研究领域。1958年，周扬等还试图在北大建立文艺理论的“基地”，他和邵荃麟、林默涵都到北大来讲课，也让教师、学生合作编选系统性资料。1959年上半年，北京学术界讨论“红色文学史”的四次大型讨论会，就在王府大街的中国文联小礼堂举行，并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邵荃麟轮流担任主席。上海同时间讨论复旦大学学生编写的三卷本文学史，也是由作协上海分会召集主持。这一制度和工作方式，所表达的理念是，当前的创作、批评，当代文学的发展，需建立在与历史、与深厚的精神遗产关联的基础上。而那个时候文学界的一些领导人，也具备了相应的学识和艺术积累（虽然其中不少杰出者在当时和后来被边缘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的作协，也包括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既是当代潮流、运动的推进器，但在激进的车辆可能失去控制的时候，也承担制动、刹车的功能。我在资料性文章中谈到1959年何其芳对“红色文学史”的尖锐批评，谈到周扬1960年劝阻这部文学史继续朝“左”的方向修订，就是发挥“制动”功能的几例。1961年，周扬在一次关于文科教材编写的讲话中说到，有的地方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连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都被说成是宣扬战争恐怖论。周扬说，第一，造成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政治斗争太过激烈，形成了这样的紧张情况。第二，说明我们的文化水平太低。“文化水平太低”这句话真的触动了我，它是否也与“斗争太激烈”形成连带的互动关系？最近我在读1950年代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的材料，对曾经担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的斯洛文尼亚作家维德马尔《日记片断》的批判，对比刘白羽、罗荪和苏联美学家里夫希茨的批判文章，就会明白它们之间在“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差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