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琉球（今日本冲绳地区）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早期的历史甚为迷茫，有神话传说琉球国是从“天孙氏”开始的，传至25代，到舜天时代（1187—1259）。舜天之后为英祖王时代（1260—1349），1350年，开始了琉球国的察度王时代。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招谕四海，中国与琉球建立了宗藩关系，清承明制，中琉友好交往500多年，直到1879年琉球国为日本所吞并。琉球王国虽然一去不复存在，然而500多年的中琉交往历史，以及由于琉球国灭亡带来一直影响至今的诸多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最近40年来，中琉历史关系的研究涉及广袤，成果丰硕。 1891年，清人王锡祺编纂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有关于中琉关系历史的著作。吴汝纶亦将日本吞并琉球时期的中日交涉史料编入《李文忠公全集》。这些都可视为清代学者开始注意琉球历史，中琉关系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许多学者撰写发表了一些关于琉球的政论性文章，旨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号召国人奋起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开始研究对日和约问题,琉球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国内舆论的主流意见是收回琉球,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主张中国单独托管或中美联合托管，以及主张琉球独立者均有其代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外交部虽然已经确定了对琉球的政策,但仍组织了三次座谈会,听取各方对日和约意见。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部关于琉球研究的专著：胡焕庸的《台湾与琉球》、吴壮达的《琉球与中国》。胡焕庸作为地理学家参加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的座谈会，他主张中国收回琉球，他认为中国若不收回琉球,就不能成为太平洋国家。琉球若给日本拿去,台湾就危险了。这些观点都反映在他的书中。吴壮达的著作多采用了日本方面的资料，在一些地名的标注上留下了遗憾。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东西方冷战的开始，两岸对峙隔绝，还由于中国国内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中琉关系的学术研究沉寂了好长一个时期。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唤醒了沉寂多年的中琉历史关系的研究，生机盎然。这40年来，中琉关系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琉球的历史、中琉宗藩关系、“球案”始末、战后琉球问题、琉球史料等。而其中中琉宗藩关系又衍生了诸多的问题，譬如中国对琉球的政策、册封琉球、琉球进贡、航海造船、贸易往来、飘风海难、琉球闽人、琉球留学生、文化交流等。 一、关于琉球历史与中琉关系的综合研究 研究中琉关系，首先要了解琉球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仍为学界争论不休的琉球历史问题，即历史文献上的“琉球”究竟是台湾？还是琉球古国？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明代以后文献上的“琉球”是琉球古国，而明以前文献上的“琉球”多指台湾。学者依然热衷这一问题撰文探讨，有丌玉花撰文从《隋书》“流求”的地形地貌考述，梳理了前人的研究，倾向冲绳说。张崇根撰文则认为古代史籍记载流求多指台湾，明代琉球群岛为大琉球，台湾岛为小琉球。这种说法是传统的大小琉球之辨。有冯钺撰文，提出历史上“夷州”与“流求”的解读。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人航海实力远达台湾与琉球群岛，学界不应将“夷州”、“流求”地理位置仅确定在台湾，应该包含琉球群岛。实际上作者没有解决史籍上“流求”争论的问题，而是着重强调地理认知对今日领土和海洋权益斗争的关系。有学者亦从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阐明其地理意义与政治属性。可以想见，这种争论将一直存在。 学界还从宏观角度探讨琉球国的历史发展，主要研究成果论及琉球民族与华夏民族之关系、琉球演变成“守礼之邦”的进程、琉球国时代变迁的复杂性、琉球古国海洋文化的历史特色，以及中国人眼中的琉球社会。通过这些宏观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琉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在中国的帮助和影响下实现的。 学者们还从微观角度研究琉球国的历史，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譬如琉球王国的官制印信、贵族服饰、猪肉祭祀、蔡夫人信仰、儒学传播、漆器制作、疾病防治、农业耕种、古币流通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琉球社会的发展。有的学者侧重琉球国与朝鲜、日本，琉球与东南亚诸国交往的研究，深入探讨了17世纪初萨摩入侵后的琉球社会的变化，以及琉球在东亚国际关系地位的变化。当然研究最集中的是中琉关系的综合研究，这类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有中琉友好关系概述的，有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中琉关系专论的，有从史迹论述中琉关系的，有从一个群体论及中国与琉球关系的。 关于琉球历史与中琉关系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也陆续推出，谢必震撰有《中国与琉球》，该书从史籍琉球文献考释、移居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中国册封琉球、琉球进贡使团、琉球留学生、中琉贸易、文化交流，以及“球案”与中日琉关系探讨明清两朝中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资料丰富，论述全面；米庆余撰有《琉球历史研究》，该书从古代琉球社会的发展，从琉球王国体制的建立与变化，从近代中日琉关系的演绎，勾勒出琉球社会发展的历史全貌，实为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頼正维撰有《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是书围绕康熙朝对琉球的政策、三次册封琉球、琉球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和科学技术在琉球的传播诸问题展开讨论，见解独到，分析透彻，可取处时见；纪连海撰有《琉球之谜》，是书论及琉球的历史，论及围绕琉球问题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唐淳风撰有《悲愤琉球》，是书从琉球古代文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之脉络，琉球的风土人情，探讨被日本吞并后的苦难和抗争，旨在阐明琉球历史问题对今天国际政治的影响；袁家冬撰有《琉球群岛的地缘关系》，是书讨论琉球群岛的地缘关系要素、地理环境与空间特征、琉球群岛人类起源诸问题与政治属性的关系；徐勇、汤重南编有《琉球史论》，，是书从客观的历史研究角度，系统阐述了琉球王国的历史，刻划了琉球王国兴亡之历史轨迹，论述琉球国被日本吞并后遗留的历史问题对今天的影响，提出琉球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诸多思考；杨邦勇撰有《琉球王朝500年》，该书探讨了琉球古国的兴衰，着重探讨其兴衰的原因，从中国对琉球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与变化的影响来探讨中琉宗藩制度的衰亡和终结，耐人寻味。概而言之，这些学术专著的出版，体现了学者们坚守客观、平实的学术原则，在戮力搜求史料史实的前提下，在精心爬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科学缜密的逻辑思路，秉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推动了琉球历史和中琉关系的研究朝更全面、更深入的发展。 二、关于中琉宗藩关系的研究 40年来的中琉关系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中琉宗藩关系的研究。中琉交往所发生的一切事由，都是在宗藩体制下展开的，这才有了册封与进贡、移民与贸易、造船与航海、文化与教育。 宗藩关系涉及的面很广，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政策调整是一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吴元丰撰文论述清初中国对琉球的政策；谢必震从康熙时期如何选派册封使，如何确立接贡制度等来论述康熙对琉球的政策；朱淑媛从道光皇帝收回琉球四年一贡的诏勅谈清朝对琉球政策的调整；周典恩从儒家文化探讨明朝对琉球的政策；朱法武撰文就雍正皇帝优待朝贡国政策论述这一时期的中琉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措施来讨论中国对琉球的政策，譬如探讨护送琉球贡使制度、安抚航海遭劫的琉球贡船、处置中琉交往的违法事件等问题。 中国册封琉球是中琉关系研究的重点，与其它国家相比研究中琉关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古代中国出使琉球，使者们留下了许多使事著述，多达20多种，这成为研究中琉关系弥足珍贵的财富。学者们通过这些史料，能够详细地知道册封琉球的过程，包括册封使的选派、使团的组织、册封的过程、使臣的活动、册封琉球的各种规定和制度。相应的研究论文有方宝川的《明清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的历史作用》；谢必震的《明清册封琉球论略》；傅朗的《汪楫使琉球及其著述论略》韩行方的《明崇祯册封琉球始末考辨》；孙薇的《关于册封?朝贡―围绕中琉的册封? 朝贡关系》；米庆余的《明代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李金明的《试论明朝对琉球的册封》；邹爱莲、高换婷的《清册封使赵文楷李鼎元赴琉球册封活动浅析》；冯尔康的《清代出使琉球官员的情趣》；修斌、付伟的《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等。 中琉关系研究的专著也都涉及到中国册封琉球，而专门论述册封琉球的专著不多，惟有朱端强撰有《出使琉球：萧崇业》一书，是书记述了明朝册封琉球的云南籍使臣萧崇业的生平以及使琉球的过程，并对萧崇业与副使谢杰撰写的《使琉球录》的史料价值做了切中肯綮的分析。 宗藩关系的另一重头戏是琉球来华进贡，40年来中琉关系研究亦围绕着琉球进贡发表了不少论文。有的学者从总体上研究琉球的入华进贡制度，如杨彦杰的《明清之际的中琉关系——以琉使入贡为中心》、李金明的《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尤淑君的《明末清初琉球的朝贡贸易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等；有的学者研究琉球的接贡制度，如徐恭生的《清代琉球接贡制度》；有的学者从琉球进贡表文探讨朝贡制度，如王庆云的《明清时期琉球中山王表奏文的内容与体制》；有的学者研究与琉球贡使交往的相应机构、在京居留的馆舍、福州的琉球馆等，此类论文有陈培坤的《琉球人来华与清朝中央政府各机构之关系考》、戈斌的《清代琉球贡使居京馆舍研究》、李莉的《明清福州琉球馆考》；有的学者论述琉球贡使进京的贡道与中国政府的护送制度，如徐恭生的《清代琉球贡道考》、赖正维的《清代福建委派官员护送琉球使臣赴京考》；有的学者研究中国赏赐琉球贡使的制度，如郭美兰的《清朝赏赐琉球国王及其来华使节制度初探》。明清时期琉球人来华，其主要活动在福建与北京，因此有许多琉球的贡使、留学生死葬在中国，在北京有通州张家湾琉球墓园，在福州有仓山琉球人墓园。在福建沿海以及福建到北京的贡道沿途亦有琉球人的坟墓，学者们根据史料和实地考察撰写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琉球墓碑上留存了他们身份和来华的目的等信息，譬如墓碑上镌刻有琉球的地名、官职名称、爵位等级、家名唐名、名乘等，显见琉球墓的研究可弥补一些文献上的不足。此类研究有徐恭生的《福州仓山琉球墓初探》、牧英的《淮阴王营的“琉球国使臣郑文英墓”》、谢必震的《兰溪琉球墓碑考释》、林金水的《近年来福州仓山琉球墓碑的新发现》。 中琉宗藩制度产生了中琉之间的册封与朝贡，伴随着册封进贡的活动就是造船航海、经贸往来和飘风难民，这也是中琉关系研究比较集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学者关于中琉航海交通的研究集中在造船与航海方面，若再细化，航海研究有航路针路、海神信仰、航海生活、航海组织等论题。这方面相关的研究论文有朱文的《明清时期中琉往来与福州造船业》、赵建群、陈铿的《明代使琉球“封舟”考述》、赵建群的《明代出使琉球的“册封舟”》、谢必震的《明代福州造船对中琉关系的影响》、吴永宁的《略述明代福建对琉球造船发展之影响》、曹凛的《清代册封舟》、王文楚的《明朝与琉球的海上航路》、武尚清的《琉球古代航运初探》、郑志锋的《明清中琉往来航路考略》、张文绮的《册封琉球使团渡海之艰难历程》、孙靖国的《清代册封琉球航路地图: <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 》、黄后杰的《福州往琉球针路变化考》、侯甬坚的《由沧水入黑水——明代册封船往返琉球国的海上经历》、谢忱的《程顺则<指南广义>中的海神信仰》。 关于中琉海上交通的专著不多，有谢必震撰写的《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是书专论中琉贸易，亦涉及到造船航海。该书的第二章论及“中琉造船与航海”，分别论述了明清册封舟的建造、中琉航路变化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琉航海过程中敬奉海神的活动、中琉航海中的航海生活等。该书论述中琉贸易主要从中琉贸易机构与制度的演变、中琉贸易的形式、性质及贸易商、中琉贸易的商品、贸易额与利润率、中琉贸易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 中琉贸易细分起来有中国册封琉球的贸易，除了赏赐贸易外，册封使团也都夹杂着私人贸易。有琉球的进贡贸易，有中琉民间贸易，还有琉球的中介贸易。中琉贸易研究史料丰富，史籍记载的贸易物品多达千余种，琉球历朝进贡的贡品还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有各种漆器、纺织品、折扇、雕漆围屏、马具、盔甲、倭刀等。可见，中琉贸易研究在古代中国贸易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40年来，学界对中琉贸易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中琉贸易综合研究、不同时期的中琉贸易研究、中琉贸易政策的研究、关于中琉贸易物品的细化研究和琉球中介贸易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林仁川的《明代中琉贸易的特点与福建市舶司的衰亡》、俞玉储的《清代中国和琉球贸易初论》《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三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郑国珍的《中琉历史商贸交往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兰青的《论清代中琉封贡与贸易的关系》、陈智为的《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贸易关系探析》、徐斌的《郑和下西洋与琉球海上贸易》、陈汉诚的《明代福州市舶司的兴废与中琉朝贡贸易》、徐晓望的《明代漳州商人与中琉贸易》《明清中琉贸易与福建经济》、赖正维的《清康乾嘉时期的中琉贸易》、柳岳武的《康乾年间中琉宗藩贸易研究》、丁春梅、林京榕的《清政府对琉球朝贡贸易政策初探》、俞玉储的《清代琉球贡船进出口贸易税率考析》、王雅萍的《从遗留在琉球的中国古物试论琉球的中继贸易——一个海上交通史的考察》、朱淑媛的《试析琉球铜在清乾隆朝前期的补充作用》、毛宪民的《故宫蔵日本刀具与琉球贡刀考》、张舒、张正明的《从一则史料看清王朝与琉球王国的贸易》、李健的《“联动”与“调控”：洪武七年李浩往琉球“市马”考述》、谢必震的《试论明代琉球中介贸易》、聂德宁的《明代前期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的兴衰》。 中琉航海不可避免有飘风海难事故。日本学者赤岭诚纪撰有《琉球大航海时代》，对明清时期中琉航海飘风海难做了具体的统计。台湾学者刘序枫专门致力于中琉飘风难民的研究，有系列论文发表。40年来，中国学者对中琉航海飘风难民的研究多有涉及。关于飘风难民所论及的内容主要有飘风难民的事件记述、中琉双方对飘风难民的抚恤护送制度、飘风难民所引起的“台湾事件”等，相关的论文有李少雄的《清代中国対琉球遭风船只的抚恤制度及特点》、徐艺圃的《乾隆年间白氏飘琉获救叙事述论》、朱淑媛的《有清一代救护琉球国难民考》、李国荣的《从历史档案看雍正朝中琉难船互救关系》、米庆余的《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修斌、臧文文的《清代山东对琉球飘风难民的救助和抚恤》、岑玲的《清朝官员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乗员的言语接触》《清代档案所见琉球漂流船之船货——以芭蕉布为中心》、史复明的《乾隆二年琉球遭风至象山难民获救始末考——兼论《清史稿·属国“琉球传”指误》。\r 三、关于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与留学生的研究 40年来，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和琉球留学生来华学习亦是中琉关系研究的热门话题。若说琉球研究有什么谜，明朝是否有赐闽人三十琉球给琉球就是最大的一个谜。都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给琉球，可是你若将《明实录》二十五年从头翻到尾就能发现，《明实录》并无“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记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琉球的史料又有许多闽人三十六姓的记载，包括琉球闽人族谱，那些郑氏、梁氏、金氏、林氏、蔡氏、毛氏、阮氏、王氏、陈氏、红氏的族谱，开宗明义地告诉世人，琉球这些姓氏的先人都是洪武年间从福建迁来的。不仅如此，今天的冲绳地区，还有闽人宗亲总会——久米崇圣会，下面还设有各个姓氏的宗亲会，譬如阮氏国鼎会、陈氏我华会、梁氏吴江会、王氏槐王会等，这些宗亲组织与福建福州、长乐、龙海、漳州等地的祖祠已建立了联系。这一切又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历史上确实有闽人移居琉球。“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确是个谜，这个谜不仅仅是有无赐姓的谜，还有赐哪些姓氏的疑问。学者们围绕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衍生出来的课题展开讨论，方宝川撰写系列论文《明代闽人移居琉球史实考辨》《关于明初闽人移居琉球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福建家谱与琉球久米村家谱比较及思考》，对明赐是否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进行考证，方文认为，明朝赐姓确有其事，但是《明实录》没有记载也是事实，原因是当时的条件下并无一次赐姓的可能，而是在长期的中琉交往中，闽人早已移居琉球，明朝政府赐姓是为了将其身份合法化，以利于中琉之间的朝贡往来。谢必震撰有系列论文《略论明代闽人移居琉球的历史作用》《明赐琉球间人三十六姓考述》《古琉球的华裔伟人》，谢文主要从明朝赐姓给琉球的原因，以及移居琉球闽人在中国文化向琉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加以阐释，证明移居琉球闽人是琉球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傅朗撰文《<明实录>确有明洪武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记载》，该文基于《明实录》有多种的版本，尤其是参与《明实录》编纂的清人汪楫在其出使琉球后，撰有《中山沿革志》一书，书中明确记述明洪武二十五年赐闽人给琉球，以此证明汪楫编纂的《明实录》有洪武赐姓的记载。更多的学者从移居琉球闽人的具体人物、琉球闽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相关的论文有庄景辉的《明清赐姓琉球的蔡襄后裔》、傅金星的《泉州人在琉球及其贡献》、白晓东的《略论琉球的中国移民问题―从谱牒数据记载移民琉球谈起》、赖正维、黄珊的《闽人与琉球》、陈宜耘的《从“琉球家谱”看清代琉球人赴闽勤学》、叶恩典、陈丽华的《明代冠帯琉球通事林易庵家史考略》孙清玲的《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性——东亚朝贡体制下的海外移民个案分析》、陈创的《琉球与明三十六姓》、王立芳的《移民琉球与东南亚的闽人》、李冰的《东渡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吴永宁的《关于“闽人三十六姓”姓氏源流问题之探讨——闽人旧族谱研究》、杨邦勇的《明清闽人三十六姓与琉球宗教文化的发展》、夏敏的《寻找琉球“闽人三十六姓”》、黄颖、李湘敏等《琉球闽人家谱研究的几个问题》、张沁兰、赖正维的《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论》。 在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研究上还有一桩谜案，16世纪初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z）撰写了他的游记《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书中第四章琉球，记述了从琉球来的“Guores”。500年来，学界不知“Guores”指何人。该书的中译者何高济先生在这一注释中认为“Guores”是“高丽人”；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却认为 “Guores” 是日本人，而多数的欧洲学者认为“Guores”是葡萄牙语琉球人的音读。有连晨曦撰文《琉球闽人与Guores关系考》，解开了这一直困惑学界的谜团。1512-1515年，葡人皮列士在马六甲看到来自琉球的Guores，书中描写这些人衣着阔绰，善于经商。连文从琉球《历代宝案》中梳理了那个时期到东南亚贸易的琉球人，从行船执照确认他们就是所谓的琉球闽人，琉球闽人来自福建，而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自古以船为生的船民（疍民）被世人称之为“曲蹄”。这些以船为生的疍民，许多就是当年被朝廷赐给琉球的善操舟桨闽人，即福州的疍民，“曲蹄”这一贬称也就被他们带到琉球。人们仍习惯称呼琉球闽人为“曲蹄”，事实上，“曲蹄”的福州话音读就是“Guores”，连晨曦的论文通过这一环环紧扣的论证，破解了这个历史谜团。 目前专门研究琉球闽人的著作有两部：陈硕炫的《琉球闽人家谱资料研究》、赖正维的《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两书集中考释了移居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姓氏源流，对闽人三十六姓的著名人物作了细致的论述，对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强化王权、社会变革、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对外关系诸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见解独到，史论结合，值得一读。 来华琉球留学生是中琉关系的研究的一个亮点。由于《国子监志》《南雍志》、国子监琉球馆学教习的著述、来华琉球留学生的诗文著作这些史料大量的存在，使得来华琉球留学生的研究颇为引人瞩目，关于赴华留学生的研究，这是其它国家的留学生研究无与比拟的。 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向中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直到琉球王国，先后一共派遣了25批，80余人，这是指派往国子监学习的，史称“官生”。另外琉球还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在福建各地学习，历史上称这类学生为“勤学”。来华留学的琉球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开创了琉球社会诸多的领域，他们与宗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关系密切，他们是琉球王府政治集团的骨干，他们强化了王府政治，建立了琉球职官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在琉球传播了儒学、传播了先进的中国生产科学技术、传播了中国文化，学者们就是围绕着琉球留学生在华学习，以及学成回国后的历史作用展开研究的。中国对于琉球留学生的培养，给予生活方面的待遇，教习的配备，活动的安排都是学者们研究的范围。这些方面的研究论文有谢必震的《明清时期中国培养琉球留学生述略》、秦国经的《清代国子监的琉球官学》、刘耿生的《明清国子监的琉球留学生》、朱淑媛的《清代琉球国贡使官生的病故及茔葬考》、赖正维的《福州先生与琉球学生》、黄新宪的《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后裔在华留学考述》《封贡体制与琉球来华留学生教育》杨冬荃的《明代国子监琉球官生考》、林少骏的《潘相与清代国子监琉球官生》、何兰萍的《清代中国培养琉球医学人才的个案研究——以《琉球百问》为中心的考察》、王庆云的《清代国子监师门对琉球官生诗文创作的影响》、张明明的《清代琉球官学教育的嬗変与革新——以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为中心》、张明明、程芸的《清代科挙生态与琉球官生的诗歌创作——以孙衣言《琉球诗课》为研讨中心》、许可的《琉球对华派遣留学生的政治动因与作用探析》、文円的《清代琉球勤学人与“临时通事”》、周朝晖的《琉球官生与国子监的湖南教习》、林少骏、章敏的《略论明清琉球来华留学教育、对“一帯一路”倡议下国际教育交流的启示》。从上面罗列的关于琉球来华留学生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形之下，学界对同时期的朝鲜、安南、俄罗斯等国来华留学生的研究都不及琉球。 四、关于中琉文化交流的研究 毋庸置疑，文化的传播是人口移动形成的，上节闽人移居琉球与琉球赴华留学生固然是中琉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琉球进贡中国使团也是中琉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此外中琉双方的飘风难民，民间私人贸易商的往来也是文化交流的渠道。我们从40年来的学者研究成果看到，中琉文化交流研究涉及的面极其广泛有儒学、教育、生产技艺、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 儒学教育方面，主要研究有谢必震的《明清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对琉球的影响》、崔军锋的《儒学与明清琉球教育事业的发展》、赖正维的《程顺则与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陈威瑨的《琉球儒者蔡温儒学归属再探》 生产技艺方面，主要研究有赖正维的《略论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明清时期福州手工技艺在琉球传播与影响》、王晓云的《福建番薯在琉球的传播》、吴永宁的《略述明代福建对琉球造船发展之影响》、杨建军、崔笑梅的《琉球红型与中国印花布的关系探究》、李晓丽的《中国漆器与琉球的文化交流》、曹建南的《冲绳茶文化的历史与发展》。 医药卫生方面，主要研究有朱晟的《北京同仁堂二百年前与琉球交流》、傅朗的《清代中国药材输入琉球考》、冯立军的《浅谈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中医药交流》、何兰萍的《从《琉球百问》看清代中医在琉球的传播》。 文学艺术方面涵盖的内容比较庞杂，我们大致梳理一下有诗文、语言、音乐、舞蹈和绘画等。 诗文研究方面有两部专著，一为黄裔的《学海探骊：中国现代文学及琉球汉诗研究》；一为夏敏的《明清中国与琉球文学关系考》。 这两部著作通过对琉球汉诗的解读，从题材、格律、意境阐释琉球汉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就汉诗在琉球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做出客观的评判。关于中琉诗文的研究，相关的论文亦有不少，有陈福康的《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一段文学史——琉球汉文学概述》、钱志熙的《蔡文溥与<四本堂诗文集>——一位古琉球国人的汉诗文创作》、郭丹的《论琉球中山诗的汉诗传统》、王振忠的《琉球汉文燕行文献的学术价値——以晩清蔡大鼎的<北上杂>》为例》、方宝川、吴永宁的《清代册封使与士大夫相关交游诗文考论》、王庆云的《清代国子监师们对琉球官生诗文创作的影响》、张明明的《文学书写中的晩清邮驿场景——以琉球文献<北燕游草>为中心》。 语言研究方面有丁锋的三部著作：《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球雅集―汉语论稿及琉汉対音新资料》《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丁锋通过对大量的古日语、琉球语与古汉语的对照性语音记录文献进行了比较，通过汉语官话音系、日语语音史的梳理分析，探讨琉球语在词汇和读音上是如何受汉语、日语，以及福建方言影响的。 李丹丹的《清琉球官话课本〈人中画〉语法研究》，将琉球官话课本与同时代的北方官话读本、南方方言读本进行共时语法比较，得出琉球官话语法实际上是与中国南方吴、闽、粤、客四大方相对应的，可称其为 “南方官话”的结论。 李炜等人撰写的《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一书，考察琉球官话课本几个重要的语义语法范畴，与同时期的不同地区的官话、方言材料进行比较，从而较为深入地认识到琉球官话的语法性质。 关于琉球语言研究方面的论文有郭芹纳的《对日本琉球的中国语课本<广应官话>一文的一点商榷》、董明的《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王琳的《清中叶琉球官话的反复问句研究》、范常喜的《赤木文库蔵琉球官话课本<广应官话>中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考述》、范培培的《琉球官话课本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琉球音乐、舞蹈和绘画方面的研究，有王耀华关于琉球音乐的专著：《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该书从文化整体来研究音乐和音乐考证的多重证据法，即根据现存的活的音乐，诸如乐器、曲调、音阶等探索琉球与中国音乐的关联。王耀华的另一部著作《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全书从琉球的御座乐之乐器与中国乐器、御座乐演奏形态与中国音乐、御座乐曲目、御座乐曲目之源流等方面，论证中国音乐对琉球御座乐的历史影响。 刘富琳的专著《中国戏曲与琉球组舞》，该书从中琉历史关系的发展过程探寻琉球组舞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剧本内容分析,考察琉球组舞与中国戏曲的关联，分析琉球音阶及组舞表演特征与中国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等问题，从而论证中国戏曲对琉球组舞形成的深刻影响。 琉球音乐研究论文方面有王耀华的《琉球三弦“一扬调子”考》、王州的《中琉音乐文化交流之花——日本琉球的三弦》、郑长铃的《乐流东瀛根在中国―读<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黄婉的《手“啭”心语:琉球古典音乐安富祖流记谱法及其演奏实践中的身体认知》、杨丽霞的《“琉乐”受容“闽戏”二题》、细川周平、周耘的《冲绳的音乐文化》。 琉球舞蹈戏剧研究方面有余秋萍的《琉球“组踊”名剧<执心钟入>的创作特色及其周边》和《琉球“组踊”名剧<执心钟入>的创作特色》、刘富琳的《论琉球组舞的形成》《从“使琉球录”看琉球宫廷舞蹈的发展变化》、韩春雷的《以组踊为中心的中国琉球芸能交流》、陈志勇的《琉球演剧与明清中国戏曲之东渐》、叶长海的《明清册封使记录的琉球演剧》。 琉球绘画研究有郑工的《琉球绘画与禅》、梁桂元的《福建画坛对琉球画派的影响》。 还有的学者对中琉之间的武术略有研究，此类论文亦有林伟功的《造就日本冲绳刚柔派空手道宗师恩纳寛之中国师傅ルールーコ即福州技击名家——谢如如》、高楚兰等系列论文《从福建南拳到琉球唐手——体育文化流変的考察》。 在中琉文化交流中，宗教民俗之间的交流也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的佛教、道教在琉球广为传播，福建各地的民间信仰和习俗也都渐渐地传入琉球。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徐恭生的《海神天后信仰与中琉友好往来》、徐晓望的《琉球与福建的女神崇拜比较》、任翔群的《水部尚书?镇海王?册封琉球》、张文绮的《明清册封琉球使者的妈祖信仰》、张正军的《日本冲绳的御岳信仰及其祭祀》、王海冬的《满族与琉球的海洋女神崇拜之比较》、李学玲、单承彬的《道教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何振良的《中琉交往与妈祖东渡琉球》、李宏伟、阳阳的《琉球王国妈祖祭祀活动之研究》、林希、谢必震的《论祝女在琉球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林晓玫的《琉球民间信仰文化社会功能的演进》、张恩强 、呉巍巍的《诸神的舞台——从《指南广义》看福建民间信仰与中琉航海的关系》。 关于中琉文化交流，学者还以人物、文献、碑刻或建筑作为出发点，来论述中琉之间的文化关系。诸如徐恭生的《从浦添碑刻看中琉文化交流》《程顺则与中琉文化交流》、谢必震的《从清朝档案看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李少雄的《略论明清时期中国物质文明对琉球的传播和影响》、陈进国的《坟墓形制与风水信仰——福建与琉球（冲绳）的事例》、李金明的《明清琉球册封使与中国文化传播》、徐斌的《浦城驿站与中琉文化交流》《首里城与中国文化》、韩结根的《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崔鹏、江静的《关于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瓷器的几点思考》、张荣蓉、秦大树的《琉球王国时期中国瓷器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还有的学者从地区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对琉球的影响，相关的论文有谢必震的《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张紫晨的《日本冲绳与中国南方若干习俗的比较》、张俊红的《明清时期中国南部文化对琉球文化的影响》。 五、关于“球案”与中日琉关系研究 中琉友好交往500年，是以琉球为日本吞并而告终的。中日围绕着琉球的存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称“球案”。围绕着日本侵吞琉球的问题，中国求助于欧美各国，据理力争。琉球国有识之士也四处奔走，救亡图存，宗藩体制伴随着琉球王朝的灭亡而终结。40年来，学界围绕着“台湾事件”、“球案”之争展开讨论，推出了一批论著。 2002年，何慈毅出版了《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近世日本对琉球关系转换之考察》，2016年又出版了《明清时期日本与琉球关系史》，这三本书，主要以当时亚洲的国际秩序，即中华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为背景，探讨琉球王国与日本长达五百年的相互关系，其中涉及到日本吞并琉球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指出“球案”是此后日本不断蚕食和侵占亚洲各国的一个起点。 2014年，李理出版了《日本“吞并琉球”与出兵侵台关系探析》，是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论述了美日勾结，出兵台湾。指出日本侵台目的是试探中国的综合国力，从而一举侵吞了琉球，迈出了日本脱亚入欧，对外扩张罪恶的一步。 2018年，孙晓光等出版了《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一书，本书围绕琉球救国请愿书的整理、点校与研究工作展开。1876年10月，琉球王族向德宏等开始不断地向清廷上呈救国请愿书，历时10年之久。整理“琉球救国请愿书”，有助于了解“球案”的影响，以及宗藩制度终结的历史原因。 除了上述几本专著外，40年来，学界就“球案”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入探讨，发表了许多论文。有的学者研究“球案”的起因、过程，这类研究往往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综合起来讨论；有的学者以清朝“球案”外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尤其结合李鸿章、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等外交大臣的思想主张加以阐释；有的学者探讨“球案”的历史影响，探讨琉球人的复国运动。 关于“球案”综合研究的论文有李希言的《琉案述略》、司徳坤、刘文龙的《日本呑并琉球始末》、朱淑媛的《清末日本并呑琉球原因初探》、刘兰青的《晩清中日琉球案浅论》、戚其章的《日本呑并琉球与中日关于琉案的交渉》、邹爱莲的《 “台湾事件”与“琉球案”》、马钰的《日本呑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渉》、陈在正的《驳日本琉球处分的借口》、谢必震的《有关“球案”的几个问题》、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琉球处分＂的历史》、陈福康的《中国属邦琉球国是如何被日本呑并的》、宋子玉、于全收的《近代日本呑并琉球对今天中国的危害性分析》、何慈毅的《呑并琉球王国：明治日本蚕食亚洲的第一歩》、李理的《 “琉球处分”与“出兵台湾”的关系探析》、杨邦勇的《近代日本呑并琉球考》、焦润明的《甲午战前中国文人的日本观——以“琉球事件”为中心》、李细珠的《清末中日琉球案尚未悬案考》、刘刚的《强行册封废琉设藩悍然出兵废藩置县日本十年间两歩吞并琉球国》、李生、孙志爽的《清末琉球群岛被日军侵占始末》、 蔡群的《琉球事件与<北京专条>》、陈新妍的《中琉宗藩关系终结的原因探析》。 关于清朝“球案”外交政策的论文有殷敦新的《从琉球群岛的丧失看清政府的外交策略》、陈铮的《清末辨理“球案”决策浅述》、赵东明的《略论清政府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对琉球主权处理的失误》、林伟功的《清廷对“球案”处理严重失策的反思》、荘文一的《1874年“台湾事件”日本的政经谋略》、范春昕的《地缘政治视野下的琉球交渉》、左世元的《清政府对日交渉关于宗藩态度差别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鲜为中心》、朱莉丽的《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王宗运的《论晩清在琉球事件中的延宕外交》、谢必震的《李鸿章与“球案”》、 李庆的《<琉球三策>作者考——再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他与李鸿章、何如璋的关系》、黄俊华的《李鸿章的国际法意识与琉球宗主権的丧失》、胡沧泽的《陈宝琛与“球案”》、戚其章的《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渉》、戴东阳的《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渉》、许海华的《近代中日琉球交渉中的旧唐通事》、王瑛的《格兰特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李鸿章居间调处法的典型运用》、姬凌辉的《 “琉球案”与黄遵宪对日认识之转折》、戚文闯的《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渉》、刘韶军的《李鸿章与何如璋的“球案”三策》。 关于“球案”的历史影响和琉球人的复国运动方面的论文有頼正维的《 “球案”与近代中日关系》、雁旭的《中琉宗藩关系终结考析》、孙易红的《 “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修斌、姜秉国的《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修斌、常飞的《琉球复国运动的历史回顾》、胡飞的《1880：一个琉球人的自刎——林世功的激愤与无奈》、頼正维的《清末琉球王国在华的复国运动》。 “球案”的研究实际上牵扯着诸多的问题，主要是中日两国的关系。实际上“球案”一直影响到今天，尤其是琉球独立的问题、中日钓鱼岛之争端、战后琉球归属与中日美关系的演变、琉球问题与东亚国际秩序等都和“球案”有关，当然这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六、关于中琉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中琉交往500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档案文献史料。40年来中外学者精诚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的史料编纂工作。如明清宫藏的中琉关系档案、国家图书馆藏的琉球资料、散见各地的中国古籍中的琉球史料，以及珍藏日本各地的琉球汉籍文献都陆续出版了。中琉关系档案文献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中琉历史关系的学术研究。 从1990年开始，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始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的整理及出版工作， 在日本冲绳企业财团的资助下，1993年出版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其后陆续出版了续编和各编，共整理出版7部资料，收有明清中琉关系档案4000多件。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整理出版了《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清朝历代皇帝对琉球国王的册封；第二，琉球国王派遣各类使团到中国进行朝贡、接贡、请封、谢恩、庆贺等活动的情况；第三，清廷官员接待护送琉球使臣入京及回国等情况；第四，琉球国在国子监官生及福州勤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第五，中琉两国朝贡贸易、册封贸易及文化交流活动的情况；第六，中琉两国对双方漂风难民的救助、抚恤及遣返护送情况；第七，清廷惩治违法官员及打击危害琉球贡使的海盗情况等。 2000年，《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7册）陆续出版；2012年-2015年，鹭江出版社先后推出两辑《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50册）；20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2册）；2014年，方宝川、谢必震共同主编《琉球文献史料汇编》（2卷）；2016年，董为民等编有《清季琉球交涉档案》。 40年来，学界对中琉关系史料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大致有三类：其一，关于中琉关系档案的研究，其二，关于使琉球著述的研究，其三，关于中琉关系史籍的研究。限于篇幅，今择要述之。 关于档案研究的专著有丁春梅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研究》，该书主要研究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的分布、收藏和档案的史料价值。在档案学研究的视域下，注重公文的结构、用语、抬头制、避讳制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档案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中的空白。 在中琉档案方面研究的论文有徐恭生的《崇祯二年“皇帝勅谕”考》、秦国经的《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呉元丰的《新近发见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値》、屈六生的《谈满文档案与中琉关系史料》、邹爱莲的《清宫档案中有关琉球的舆图》、张小鋭的《试述内务府《奏销档》有关中琉关系之档案》。 关于使琉球著述的研究论文有武尚清的《明清琉球使录述议》《<琉球国志略>的修撰和价値》、徐恭生、谢必震的《论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的史料价値》、胡新的《周煌<琉球国志略>考述》、邱洪瑞的《300年前的使臣和<使琉球杂录>》。 关于中琉关系史籍的研究论文有谢必震的《琉球<冠船に付评价方日记>的史料价值》、徐斌的《张瀚<松窗梦语>中琉球史料的介绍兴解读》、岑玲的《<遐迩贯珍>所见之清朝与琉球间交往关系》、徐斌的《从客林煕及其诗集<中山纪游吟>考释》、张明明的《琉球汉籍<球阳>与<遗老说传>关系考》。 40年来，中琉关系的研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资料系统化、数据化程度不够，研究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没有新资料新思路新观点的论文时有出现。事实上中琉关系研究尚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譬如大小琉球之辨、闽人三十六姓之考证、中琉宗藩体制兴衰的真正原因、琉球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随着老一辈学者渐渐淡出，新的研究力量似乎面临着断层的窘境。如何将中琉关系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新的广度，从而使中外关系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发展的学科，这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