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先生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达17年半，其中在日本9年半，占54%。这一时期，孙中山进出日本16次，其中8次是临时进出日本的。[1]是故，孙中山自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1911年其在致宗方小太郎信函中说：“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2]  作者唐德鑫在松本楼考察留影 日本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重要摇篮之一。在日本，一以贯之对孙中山革命支持的，政治上有日本政府幕僚犬养毅；经济上有九洲煤矿的平冈浩太郎、“浪人”宫崎寅藏、实业家梅屋庄吉；后勤战备和武器供应上有“黑龙会”、三上丰夷等人。 2019年1月，笔者赴日考察，在东京专程寻访几处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址。但因时隔百年，加之二战美军对日“东京大轰炸”，沧海桑田，一些遗址已无法寻觅。本文就笔者寻访的几处遗址及其历史渊源，展开论述，以期探窥“孙日关系”中更鲜为人知的历史事迹。 01 寻访“对鹤馆”——“中山”之名的诞生地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始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其流亡日本神户，终于其病逝前夕1924年底对日本的访问。1894年，在夏威夷相遇的菅原传，是孙中山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1897年9月27日，孙中山在平山周、可儿长一的陪同下，首次赴东京面觐日本政友会领袖犬养毅（1931年当选日本第29任首相）。这三位日本友人为孙中山早年旅日策划革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这次极其重要的会晤，犬养毅成为了孙中山日后在日本活动的重要政治保障。也无意间催促了“孙中山”名字的诞生。 据平山周回忆录[3]载： “（当晚）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胁（旁）的对鹤馆内，在这馆内姓名簿子上写名字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来写一个假名字；于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会，才想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为中山，名樵。我们决定之后，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 据笔者走访，今天的对鹤馆已不复存在，但根据回忆录中提及的“数寄屋桥胁（旁）”，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查询到，其大致位置，恰好在现今日本“皇居”（天皇御宫）旁边，距离上述另一处地方“有乐町中山侯爵家”也不远。中山侯爵，即日本中山忠能公爵，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父亲，也即明治天皇之外祖父。 据史载，中山忠能位于麹町区（今千代田区）有乐町一丁目，原迹也已湮没。笔者经实地走访，该遗址大致位置，距孙中山另一处重要活动场所——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也仅500-800米之间。  今天的有乐町一带已是高楼林立，百年前的此处，对鹤馆、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都错落在此；笔者/摄 据上述回忆录可知，1897年9月27日当晚，孙中山拜谒完犬养毅后，平山周等安排其下榻在附近靠近日本皇居的对鹤馆。入住时因需要登记姓名，而孙其时尚遭满清海外通缉，不想以真名示人，于是平山周想到，出门后经过中山忠能侯爵官邸（今东京有乐町日比谷公园附近），遂以“中山”两字为姓登记，而据可儿长一的史料载，当时的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为名，孙以“樵夫”自嘲。于是“中山樵”成为孙中山在日本最早的化名。后经章太炎在国内大肆宣传，“孙中山”之名始定格。 02 寻访“琢也家”——孙中山在东京的最早寓所 1897年9月，孙中山首赴东京期间，平山周、可儿长一两人奉侍左右。可儿长一也是最早将《孙文伦敦蒙难记》翻译为日文的第一人，据其回忆： “孙中山刚到日本时，受犬养毅的介绍，住在东京牛込鹤卷町高桥込的一处房子里。当时很困难，一面有警视厅早晚监视，一面又为生活费发愁。不过在当时有位好义之士，名叫渡边元，他是个矿主，生于长崎，他直接间接在物资方面帮助孙文”。[4] 笔者在东京文史学者的帮助下，查到上述提到的“高桥込（迂）”，现今位置在新宿区早稻田马场下町。又据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梁启超对“国家”认知的心路历程》[5]中提及，1898年梁启超避难东京时，犬养毅即安排梁下榻在“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込）琢也家”，而此处正是犬养毅一直用于接济中国政治流亡家的过渡秘密处所。可儿长一等人的资料中，也经常提及与孙中山在“琢也”家中会晤的文字，可以确认此处也正是孙中山在东京最早的寓所。1897年9月，犬养毅安排孙中山临时下榻于此；次年10月，梁启超避祸东京，犬养毅亦接济梁启超于此。“琢也家”成为中国政治流亡家的隐蔽集散地。  今天的早稻田马场下町街市；路标处显示“高田马场駅（站）”，毗邻早稻田大学；“40番地高桥（込）”的“琢也家”已无迹可寻。笔者/摄 如今的早稻田马场下町，毗邻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女子大学，而且距离另一处孙中山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也仅仅7-8公里路程。 从此，位于“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込）”的“琢也家”，成为孙中山最早的革命寓所，成为其与日本社会各阶层重要人士接触地和民主革命思想孕育地。 03 松本楼：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议事厅” 从孙中山的寓所“琢也家”到东京日比谷公园（Hibiya Park），约6公里路程。公园毗邻日本皇居以及上述提及的“中山忠能侯爵官邸”、“对鹤馆”。公园开创于在1903年，是东京最早的西式公园。开园之初，园内一座法式餐厅也诞生应运而生——松本楼。  1913年3月1日，梅屋庄吉在松本楼为孙中山（后排正中）举行“日华同志恳亲会”纪念酒会时合影。前排右二为宋庆龄父亲宋耀知。拍摄人署名：大武丈夫（Otake Takeo）；笔者/摄于松本楼展厅 早在1895年仲春，29岁的孙中山，“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6]，经其在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执教的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ne）恩师引荐，孙中山到位于香港中环的“梅屋写真馆”，首次会晤了后来影响孙中山一生的日本革命友人——27岁的梅屋庄吉。 虽是短暂的首次会晤，但梅屋庄吉却对孙中山的革命情怀，备受鼓舞。此后数日，孙中山再次登门拜访，两人于相馆二楼密谈，纵论天下，引为知己。后来孙中山向梅屋庄吉表露了有意发动“广州起义”的行动方案，梅屋庄吉当即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7] 于是，孙、梅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合作：广州起义。此际的梅屋庄吉只是27岁的青年，在港生活并不宽裕，经多方筹资，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并多次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并委托他代为筹措步枪2.5万支、手枪1000支。后因电报走岔，泄露风声，起义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队在广州港口被一网打尽，陆皓东、朱贵全等起义领袖罹难，梅屋庄吉费尽心血筹集来的600支手枪也被悉数收缴。[8]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海外流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之间的7年里，梅屋庄吉不忘继续为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倾囊相助。辛亥革命爆发后，梅屋庄吉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9]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据梅屋庄吉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载，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45.6万日元。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庞大的经费。 1906年6月，阔别日本故国12年之久的梅屋庄吉又返回日本，并已积累了逾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约4亿日元）的巨额财富，时年36岁。同时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创立“日本活动照相株式会社”，转身成为日本电影业奠基人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访日考察实业并募集资金，14日晚抵达东京，并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梅屋庄吉。在东京火车站恭候孙中山的梅屋庄吉，在久别重逢后的现场动情的说道：“孙中山是盟友， 是生死与共的友人，是我的师友。”[10]此后两周，梅屋庄吉马不停蹄的为孙中山安排各种宴会。 1913年3月1号，梅屋庄吉在位于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为孙中山安排了盛大的“日华同志恳亲会”并留影。在此之前的两年，另一位孙中山重要日本革命义士头山满，也在日比谷公园内召集“浪人会”大会，声援“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爆发，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表演讲筹集革命经费。10月17日，日本秘密社团“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三浦梧楼、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和铃木天眼等二百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内召集“浪人会”大会，商讨如何支援中国革命。日比谷公园一定意义上，就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1913年3月20日，尚在东京访问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被杀，国内政治形势转危，一时间乌云密布。3月25日孙中山由日本匆匆返回上海，不久孙中山等发起“讨袁之役”，史称“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年8月17日晚，孙中山再次避走日本，秘密登陆日本神奈川县。梅屋庄吉立即将其接回东京，住入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海妻猪勇彦家中，并一住3年，直到1915年8月。[11] 在这3年之中，位于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就成为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等仁人志士的重要“议事厅”。  如今位于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外观；笔者/摄  松本楼内展示着当年宋庆龄在梅屋庄吉家时常弹奏的那架雅马哈钢琴；笔者/摄 如今的松本楼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而是属于第三代翻修的了。此楼曾于1971年被烧毁，重建后于1973年9月25日重新开幕。笔者踏足松本楼，其餐厅内设置有小展厅，展示着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交往时留下的少许历史物品：1915年宋庆龄在梅屋庄吉家时常弹奏的雅马哈钢琴、孙中山书在和服外褂上写赠与梅屋庄吉的“贤母”两字书法、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等。 1903年，小坂梅吉开创了东京首家法式餐厅——松本楼，由于毗邻天皇御宫、国会议事堂等，松本楼成为日本政治家和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1913年以后，更是成为了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等革命友人的“议事厅”和“根据地”。 就在孙中山和梅屋庄吉辞世半个世纪之后，松本楼小坂家族的第三代执掌人，竟与梅屋家族成了姻亲。现松本楼的执掌人小坂文乃女士，正是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12] 04 寻迹“大武照相馆”：兼对“孙宋结婚照”之考证 此前，笔者在研究孙中山旅日期间档案时，发现孙中山一些历史照片，常有“大武”字样。在那张著名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照（上图；原件藏于今上海孙中山故居）上，照片原件卡纸左下角有“东京日比谷大武丈夫谨写”的凹凸印文字，照片的右下角则是英文“T Otake. HIBIYA-PARK TOKYO”。此处的“T Otake”落款即大武丈夫之英文名“Takeo Otake”简写，而“HIBIYA-PARK TOKYO”则表明了拍摄地——东京日比谷公园。  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右：孙宋结婚照；两张均摄于1916年4月24日；东京大武照相馆；左：笔者/摄于松本楼展厅；右：该照现藏于今上海孙中山故居，转自官网； 大武丈夫是日本大正（1912-1926年）初期有名的摄影家，1909年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内、毗邻松本楼的麹町区有乐町一丁目三号，开设了“大武照相馆”，后又长期被指派为皇室拍照。今天的“大武照相馆”，虽有遗址，却无踪迹了。 1913年春，在父亲宋耀如的催促下，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的宋庆龄，来到东京与父母同住。1914年9月，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工作的宋霭龄，因和热恋中的孔祥熙准备返回上海结婚，于是宋庆龄接替英文秘书工作。孙、宋爱情故事，也正诞生于这段时间。 1915年8月底，在梅屋庄吉的安排下，孙中山从百人町搬迁至千驮谷町字原宿一百零八号居住。[13]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和宋庆龄由热恋阶段，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大武照相馆也成为了孙、宋爱情故事的“拍摄地”、“见证地”和“档案地”。包括上述的几张孙中山历史照片，也都是大武丈夫所拍摄。 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签署了婚姻《誓约书》，并委托其到东京市政厅为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天下午，孙、宋二人在梅屋庄吉家中举行婚礼，梅屋庄吉夫妇担任他们的证婚人。[14]次日，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结为义兄弟，而宋庆龄则和梅屋夫人香椎德子结为义姐妹。于是，史学家一直误以为“孙宋婚照”摄于此时，实则舛误。 引发历史性误会的原因之一，是1916年孙、宋回国后，宋庆龄将其中一张“孙宋婚照”冲洗件（该照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赠予了好友柳亚子，并附注道“在东京结婚时照一九一五年十月”。于是史学家一直误以为“孙宋婚照”摄于孙宋结婚日：1915年10月25日。 据王耿雄、俞辛焞等人考证，认为相片的拍摄时间，应当是孙、宋婚后次年1916年4月24日。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旅日期间的一举一动，一直受到日本外务省的监视并记录。后来，史学家将日本外务省关于孙中山的档案，编撰汇成《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15]一书。 笔者据上述日本外务省档案，查询到1916年4月25日有名为《孙文动静》[16]的记载： “4月24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梅屋庄吉夫人来访。······下午五时，孙文偕宋庆林（龄）和来访的梅屋庄吉夫人乘车至麹町区有乐町一丁目三号大武照相馆合影。”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东京返回上海。由此推断，在孙、宋返国前夕，于4月24日，孙宋夫妇和梅屋夫妇，前往大武照相馆合影留念，并补拍了一张“孙宋婚照”。据上述档案“4月26号”条目载：“晚八时四十分，麹町区有乐町照相馆的大武丈夫来访，约五分钟后离去。”记述了大武丈夫亲自将照片送抵孙中山寓所的史实。 就在“孙宋婚照”拍摄后，孙中山同时还在大武照相馆拍了一张单人照。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此照成为孙中山最广为人知和宣传的“政治照片”之一，然而该照却一直被人误以为是民国十年（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职“大总统”前夕拍下的照片（下图）。  此照最早见于1930年上海民智版胡汉明编著的《总理全集》（1930年版）插图，附注是：“民国十年（1921年）在广州就大总统职。”然而据王耿雄先生在《伟人相册的盲点》[17]中考证，此说当是讹误，此不赘述。该照的拍摄地点，也当是东京大武照相馆，时间是：1916年4月24日。 05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 日本“大陆浪人”（日本破落的武士阶层）宫崎滔天（即宫崎寅藏），则是孙中山另一位重要的革命友人。1897年8月，孙中山第二次踏足日本，与陈少白一起避难日本横滨。经菅原传介绍，陈少白见到了曾根俊虎，又经曾根俊虎介绍，9月中下旬，宫崎滔天登门拜访了孙中山。[18]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宫崎滔天像 据宫崎滔天孙女宫崎蕗苳回忆： “宫崎滔天家很穷，孙先生也很穷，宫崎滔天的夫人把自己的衣服送去典当，买来布缝制了一套内衣送给孙先生，后来孙先生穿着这件内衣辗转世界各地好多年。[19]” 1900年，宫崎滔天协助孙中山，在日本筹备军械，募集资金，支持并参与策划了的“惠州起义”。1902年，宫崎滔天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详述其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成为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孙中山亲自为是书作序，序言中孙中山高度评价宫崎滔天： “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20] 1905年，在宫崎滔天等人的介绍下，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取得联系，并决定将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与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 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末永节三位日本人，也成为中国同盟会仅有的三外外籍会员。  原件现藏于宫崎滔天后代家中 宫崎滔天完全投入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与宫崎滔天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不仅称他是“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非凡”，后来并题字“推心置腹”赠予宫崎滔天。[21] 06 彗星划过之夜：在白山神社断言“革命成功的吉兆” 笔者在东京寻访的另一处孙中山革命遗迹，是位于今东京文京区的白山神社。沿着文京区白山5丁目的一条小路，尽头处是一小山丘，陡峭的石阶盘桓而上，抬头可见斑驳的“白山神社”牌坊。  笔者在白山神社“孙文先生座石”处留影  日文撰写的碑文内容；笔者/摄 牌坊一旁伫立着一座“孙文先生座石”，为何应钦亲笔。正面中间是孙中山的半身雕像，底下是碑文。石碑下的黑色长方形石块，正是当年孙中山曾经坐过，并目睹哈雷彗星扫过之处。 日文撰写的碑记，落款为“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六月一日，白山神社官司清水·司”。碑文记载着这样的历史细节：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夜，孙中山与挚友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一起坐在这块石阶上交谈中国革命的未来，抬头并看见夜空中拖着尾巴的彗星光芒，照亮长空。于是孙中山向宫崎龙介断言：“这是革命成功的吉兆”。 据考，孙中山当时寄宿在位于白山神社附近的小石川原町宫崎滔天的家中。据宫崎滔天孙女宫崎蕗苳回忆录： “当晚有个行迹可疑的中国人来到家中，母亲以为是清朝的间谍，急忙让孙文从后门逃走，并让当时还是学生的龙介陪同带路。结果，两人一起跑到了白山神社，正当在那里打发时间的时候，巨大的哈雷彗星横过夜空，孙中山目睹这番壮美景观，对龙介说道：‘这是革命成功的吉兆’。”[22]  笔者在东京走访考察并绘制的“孙中山行迹简图”（谷歌地图） 另据宫崎蕗苳女士丈夫、早稻田大学教授宫崎智雄回忆： “我父亲（岳父）龙介在世时常讲，他曾陪同孙文先生躲避侦探。一天傍晚，侦探进了我家的大门，我祖父滔天叫龙介和孙文先生从后门走出，到附近躲一躲。他们两人在街上绕了一阵，最后到白山神社里休息。夜深了，突然看到天空一颗彗星光芒四射。孙文见此情景，高兴地握着龙介的手说：‘革命一定成功’！”[23] 从时间上推算，当时孙中山所见的“流星”，当是1910年出现的哈雷彗星。据记载，当年5月19日的东京，流星出现在连续降雨之后的东方天空，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照亮整个夜空，为时长达十天之久。 小 结 因年代渐远，孙中山当年在东京的革命活动足迹，大多已湮没难寻。笔者走访东京以上几处，结合历史档案，以期更好的还原当年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史实，并从中更好的理解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特殊的东方时空中，是如何孕育产生的。更期望能够为后来者留下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和线索。 1922年12月6日，宫崎滔天正准备访问中国前夕遽然去世，孙中山没能参加他的葬礼。为此，孙中山特于第二年的1月，在上海举行了“宫崎滔天追悼会”，称赞他为“日本之大改革家，对中国革命有重大的功绩”。[24]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先驱孙中山与世长辞。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当时日方代表除犬养毅为政府特派使节外，孙中山生前的日本友人头山满、萱野长知、平山周等80余人也都在受邀之列，其中即包括了梅屋庄吉一家及宫崎滔天的遗孀前田槌子。 注释： [1] 《<孙中山与日本>评介》俞辛；见《近代史研究》p270；1998年第4期； [2]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与日本友人》；邵宗海，白中琫；《“孙中山：历史·现实·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494；2006-10-28； [3]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日]平山周；人民出版社；1986；p83-84； [4]《日本人与孙中山》；[美]马厄利尔·詹逊；吴伟明 （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p101； [5]原载于《南国学术》；澳门大学期刊；2016年第3期；p38； [6]《梅屋庄吉：孙中山的“幕后金主”？》；刘柠 ；《看历史》 2012年05期 ；p32 [7] 同上； [8] 同上； [9]《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金满楼；《中国报道》杂志；2012-07-05；p95； [10] 《同仁：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著；孙娟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版；p46； [11] 同上； [12] 《松本楼的中国缘》；[日]加藤隆则；《国际人才交流》杂志 ；2009年05期；p30-31； [13]《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俞辛焞 王振锁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p429； [14]《1916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纪念照，是怎么拍出来的？》；龚毅；上观新闻；2016-11-01 ；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35157； [15] 《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俞辛焞 王振锁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16] 同上；p582； [17]《伟人相册的盲点--孙中山留影辨证》；王耿雄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8] 《孙中山的日本情结》；高强；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1月；第28卷第 1 期；p81-82； [19] 《宫崎滔天倾家支持中国革命——宫崎蕗苳访谈录》；李长莉；《团结报》；2014年2月20日第5版《文史周刊》 [20]《三十三年之梦》；[日]宫崎滔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1] 同18； [22] 同18； [23]《三代珍藏──记宫崎一家保存的辛亥革命历史文献》；吴学文 王守荣；2001年9月28日；http：//www.people.cn/BIG5/shizheng/252/6534/6559/20010928/572490.html； [24]《东京白山神社：孙中山确信“中国革命必将成功”之地》；[日]信太谦三；2015.01.15；“走进日本网”；https：//www.nippon.com/cn/column/g002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