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祝贺江西"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开园 引言：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重要文化考试中，如高考，某地级市的考生所取得的累计成绩，不仅是考取的人数最多，而且全国前五名的考生人数第一，且这个第一的人数相当于包括省会城市乃至京城在内的全国所有城市中第二名至第七名之和，您相信吗？本文主要讲的明初江西吉安府的科举成绩，就属这种情况。这一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至今，记录仍未打破；来日，恐怕也不会再现。很有可能将成千古绝唱。真是叹为观止，不可思议！ 摘 要：明初江西吉安府人文之盛，尤其是进士和巍科人物、宰辅、会试主考官，以及稍后的思想家群体等在全国的占比，不仅明清时期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也几乎都是绝无仅有的。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本文断言，明初江西吉安府，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辉煌之最，没有之一。此外，元代吉安路各州县的进士密度也为全国之最，且明中叶，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仍是吉安府。"吉泰民安"，独领风骚三百年，在中国文化史上谁与争锋？由于目前揭示的，如经济（传统）发达、移民因素、科举传承、书院众多、会试主考官扎堆等，还不足以诠释其不可思议之成因。故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还有待求证的假设：作为近代以前长江下游与岭南交通纽带的赣江，其中流的吉泰盆地，在明初可能形成了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物资集散地兼中转港，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使吉安人富甲天下，这对本将喷薄而出的吉安文化高峰的形成起了"临门一脚"，或锦上添花的作用，以抛砖引玉。文未，对"绝后"，即此后中国文化史上不再出现一府独秀的现象作了扼要分析。也谨以此文祝贺江西"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开园。 关键词：明初 吉安府 人文地理 空前绝后 海内外贸易物资集散地 一、二十年前的一个发现 我国自古就有赞誉某地人文鼎盛或物产丰富的传统。典型的如唐王勃的《滕王阁序》，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赞美"豫章故郡"，"洪都（今江西南昌）新府"。再如，北宋词人柳永，在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中，有脍炙人口的"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等句，来形容杭州的繁庶。可是，真正从地理学的角度讨论地域文化，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然后，迄今为止，相关的重要文章，几乎都是以省，或城市为单位进行比较的，忽略了府一级的行政区。所以，长期以来，吉安府明初人文鼎盛的现象，并没有广为人知。晚近三十年来，虽然已有人不断提及， 但几乎都就事论事，仅注意到明初吉安府的科甲和仕宦盛况，既没有把此投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来考察，也没有从当代人才学的角度作人才史的比较。 20年前，笔者曾发现明清时期全国的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其中，明初的科举中心和稍后的人才中心均在江西吉安府。[1] 对此，当初我就感到非常惊讶。但由于自己不久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解决"钱学森之问"等上，既未在明清史上做进一步的深化，更没有把此放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加以考察。而二十年来，学术界似乎也没有对以上研究有多大的推进。 然而，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前几年，由于笔者重返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尤其是当获悉，为原属江西吉安府的吉水"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开园营造学术氛围，2020年度的科举学盛会，将在吉水县召开的消息后，直接促使我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一个发现，做专题讨论，兹将明初吉安府"空前绝后的辉煌，不可思议的成就"之人文景观，展现于世，并提出一个还有待进一步求证的假设：作为近代以前长江下游与岭南交通纽带的赣江，其中流的吉泰盆地在明初可能形成了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物资集散地或中转港，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使吉安人富甲天下，这可能是明初江西吉安府，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具有独特地位的直接原因，以抛砖引玉。 也谨以此文祝贺江西"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开园。[2] 二、空前绝后的辉煌, 不可思议的成就 在切入正题前，我们先要解决在吉安历史上，是哪个朝代最辉煌的问题？大概是宋代的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的名气更大吧？有人在专题介绍庐陵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时认为："庐陵文化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宋代，二是明代。尤其是宋代处于顶峰"。[3]说庐陵文化在宋代和明代形成两个高峰期不错，但认为"宋代取于顶峰"，则似是而非。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位于吉安本地最高学府——井冈山大学的邱峰老师等，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说明当代一些吉安学人，还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家底"真正搞清楚，可能会影响当地政府对庐陵文化的定位和学者的研究重心，故必须指正：庐陵文化的顶峰是明代，确切地说是明初。详见下文。 窃以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区域人文盛衰的主要指标，是科举人物、仕宦（主要指文官，下同）人物和专家学者三项。下面就分别展开。 （一）明初吉安府创造了明清乃至中国科举史上的多个第一 宋以降，著名的文化人物大多是科举出身；士气强劲之处，便是进士汇集之地。科举人物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和人才兴衰的一个最客观的指标，拿何炳棣先生的话说，进士分布是人文地理分布，乃至广义社会"力量"研究的"最佳资料"。[4]应该强调的是，明清乡、会试实行区域配额政策，故科举人物（主要指进士）不仅要看数量，也要重质量（名次）。所以，本文从进士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考察。 1. 明代前期吉安府进士全国占比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属第一。 ① 明清各期进士领先三府人数及同时期全国占比。 由表1可知，明代前期江西吉安府一支独秀，出了425个进士，竟占全国同期总数5016人的8.5%。而且，与明清其它五个时期相比，这个占比都是遥遥领先。这一实绩，是明初吉安府所有人文现象的基石。还要指出的是，吉安府是江西中部的一个普通的府，而其它时期获第一名的府，都是省治乃至京师所在地的府，这更显得令人惊叹。 顺便提及，洪武至天顺朝，江西共进行了30次乡试，其中，吉安府夺得了20个解元，[5]正好是三分之二。这个占比在中国乡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作为当时科举第一大省的绝对强府，这一实力也显示着，吉安府在殿试中一枝独秀是毫无悬念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吉安籍考生在春闱中录取率高，与吉安籍会试主考官多无关（详后）。 表1 明清各期进士领先三府人数及同时期全国占比  资料来源： 明代：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清代：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 说 明: 笫一，明代共举办88科会试，虽然，洪武三十年（1398）殿试分春夏两榜，但由于其中夏榜非全国性录取，本表不计；崇祯＋三年（1640）263名"赐特用出身"者，本表不计；本表仅计88榜中有姓名、籍贯可考者。因明代的进士籍贯有户籍和乡贯之分, 并有者, 本表均按乡贯计算。按：明代前期吉安府的"双籍进士"（8个）若按户籍计，则总数为417人。又据邱进春的《明代江西进士考证》（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统计，此期吉安府的进士为411人（双籍者按户籍计），但为保持本文相关数据取舍的统一，本文不便对20多年前研究方法和统计数据作全面修正（仅作个案修正），明初吉安府的总算仍按425人计。我想，即使取邱文的411人，[6]与本文也仅相差3.3%，在全国的占比相差0.3%，包括相关的其它问题，不会影响结论。 笫二，清代共举办112科，计114榜会试、殿试，本表包含其中的两榜满榜进士。与表内其他的府所属仅10来个州县甚至更少不同，清代河北顺天府有24个州县，故这个府平均每州县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② 唐宋元进土的集中地。 由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清朝进士题名录》等工具书的较早问世，为人们研究明清进士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方便，故当前学术界对进士的时空分布讨论，集中在明清，其它朝代鲜有成果。但我们仍可以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大致梳理出唐宋元进土集中地之眉目。由于两宋疆域甚小，非大一统王朝，故我们先讨论唐、元。 ②.A唐代进土的集中地。 唐代共产生进土6658人，[7]有学者从中析出有确切籍贯记载的846人，并揭示，河南道、河北道、江南道是唐代进士的"密集道"，这三道中进士最多的府（州）分别为河南府（35人）、定州（28人）、苏州（38人），全国占比最高的苏州也仅是4. 5%。倒在"一般"的京畿道（原文为关内道）中，有59人的京兆府，[8]全国占比7.0%，若把唐代也分三个时期，京兆府某期人数的占比有可能≥8.5。可致细分析，唐代的京兆府，不仅是京畿之地，而且其辖21个县（741年行政区划），[9]这相当于唐代－般的四五个府、明清的二三个府。故严格地说，不管京兆府在唐某期的人数占比是否≥8.5%，都不具备可比性。换句话说，唐某期一"府"进士人数的占比≥8.5%的可能性没有。 ②.B元代进土的集中地。 元朝科举制度实行的是族群配额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双重配额制。前者指考试录取蒙古、色目人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和南人为另一榜，称左榜。四等人的乡试和会试配额均各为总数的四分之一。本文对右榜和区域配额不与讨论。仅讨论左榜——汉人和南人进士的籍贯分布。与元史上一般所指的"汉人"，主要是北方汉民族和女真、契丹、高丽等北方民族，原来金国统治范围内的汉民；"南人"为南宋统治范围内的汉民概念不同。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南人名额，集中于江南三省（江浙、江西和湖广），再加河南行省的南部。该省北部，及四川、云南与北方各省及征东省（高丽），归为汉人名额。[10]现据萧启庆的《元代进士辑考》统计，[11]结合萧氏的《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12]一文，已知元代有籍贯可考的左榜进士为572人，南人为298人，其中，进士最多的三个路（含府、州，下同）是江西吉安路（22人/30人，前者为萧文数据，后者为本文修正数据，含河南寄籍吉安路吉水州1人）、抚州路（17人）、 江浙绍兴路（15人）、湖广天临（长沙）路（15人）；汉人为274名，其中，进士最多的三个路是中书晋宁路（31人）、河南汴梁路（26人）、中书大都路（16人）、山东济南路（16人）。这里，汉人的进士貌似更为集中，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汉人区的路所辖的州县，数倍于南人区的路。如晋宁路所辖58个州县、汴梁路所辖42个州县，[13]都相当于东南地区的大半个省，而吉安路仅辖8、9个州县。[14]故实际上，南人区的前3路，各州县的进士密度远大于汉人区的前3路。[15]但即使按晋宁路的计，其全国占比也仅5.4%，远远低于明初吉安府的全国占比。 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吉安府进士全国占比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属第一。 ②.C两宋进土的集中地。 北宋全国有籍贯可考的进士总数12779人（不考虑"宋代不确定时期"的899人，南宋同），[16]又据贾志扬先生统计，北宋全国进士的前三州（相当于明清的府，下同）是福建路建州809名、福州550名、两浙西路常州498名，其中最多的建州占全国的6.3%。但限于条件，贾志扬据地方志统计的两宋进土，[17]相对于乔亦婷按《宋代登科总录》（龚延明、祖慧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统计的，是不完全的，如贾文中福建路总数只有2600人，而乔文有3503人，故应考虑这个差额，即在6.3%的基础上，再剩以1.347（3503/2600)，则建州占全国的8.5%。名义上正好与明初吉安府的占有率持平。 南宋全国有籍贯可考的进士总数25258人，[18]再据贾志扬先生统计，南宋全国进士的前三州是福建路福州2249人（这应该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个朝代一州/府进士的最大值，福州也因此确保其历代进士总数全国遥遥领先之地位）、两浙东路温州1125人、明州746人，[19]其中最多的福州占全国的8.9%，已超过了明初吉安府的比值。与北宋一样，应再乘以不完全因素的比例1.694（福建路总数乔文7667/贾文4525），即15.1%。 但要说明的是，第一，宋代非大一统王朝，与北宋并立的政权还有辽，西夏，吐蕃等国；南宋则仅是半壁江山。第二，两宋是中国科举史上南北比例最悬殊的时期，其中北宋整个北方的进士才1404人，仅占全国总数的11%；而南宋区区91个北方籍进士，[20]应该是流寓南方的北方籍考生而已。所以，北宋建州和南宋福州这两个占比，与明初吉安府的占比含金量是不同的。 2.明代前期吉安府巍科人物全国占比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对的第一。 虽然会试也是全国性的考试，但从政治等角度考虑，元明清多数时间内的会试是分区录取的，尤其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后，分省取中；会试录取的各省贡士及其参加无黜落的殿试后成为的进士，其数量只是分区乃至按省分配的结果。所以，会试上榜者的文化不一定代表全国的水平。而殿试的名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所有参加的贡士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这才真正代表全国的水平。由于目前学术界对进士名次的量化讨论，仅限于巍科人物，即会试中式的第一名（会元），殿试中式的一甲第一名（状元）、一甲第二名（榜眼）、一甲第三名（探花），二甲第一名（传胪），也即会试第一名、殿试前四名的合称，每科共5人。研究表明，从宏观上讲，巍科人物的分布，更能反映明清的社会文化地理，这也可反证：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及其成绩排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21] 由表2可知，明代前期，吉安府共获得了34个巍科人物的席位。他们分别是泰和10人：杨自立、尹昌隆、宋琮、杨相、陈循、曾鹤龄、康琰、陈宜、曾蒙简、罗璟；吉水10人：胡靖、王艮、周述、周孟简、邓珍、周叙、王鑑、刘俨、夏积、彭教；永丰6人：吴观玄、曾棨、刘素、朱缙、钟復、刘定之；庐陵3人：李贯、肖时中、陈文；永新2人：江永琳、刘升；安福2人：彭 时、彭华；万安1人：刘哲。 这个数据，相当于同时期全国第二至第七名，即福建福州（10个）、浙江台州（6个）、福建兴化（6个）、江西抚州(4个)、浙江杭州(4个)、江苏苏州(4个) 等六个府之和。[22]可见，明初吉安府巍科人物在全国的占比，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此外，明初吉安府在巍科人物上的建树，创造了明清史上的多个第一。 明清史上，一省包揽巍科的，仅建文二年（1400）和永乐二年（1404）的江西省；一府包揽一甲和一府连续二科包揽一甲的，仅建文二年和永乐二年的吉安府；一府包揽巍科的，仅永乐二年的吉安府。也因吉安府在明初的辉煌，不仅使吉安府巍科人物的全国占比，在明代处于第一，而且在明清两代都处于第一。 整个明代，吉安共产生了47个巍科人物，超过了第二名苏州（24名）和第三名常州（20名）之和；吉安的泰和（15名）和吉水（14名），一府两县（更不要说是非府附郭县了），包揽全国县级前两名等，这些都是在明清史上仅有的。 由于会元和传胪的专用名词在明代才出现，[23]则巍科人物专指明清，且即使把宋代的省试当成会试，把宋元（辽金不论）的殿试第四名，当作传胪，我们也无法统计宋元的"巍科人物"的姓名及其籍贯，故明初吉安府在明清时期巍科人物各项第一，除了一府包揽一甲外，[24]其他指标也应该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 综上所述，明初吉安府科甲之盛是空前绝后的。这里要强调，明清全国进士与巍科人物双双领先的地区，等于具备了人才辈出的"双保险"。凡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必然会成为全国的文化、人才重镇！ 表2 明清各期巍科人物最多的三个府人数及全国占比  资料来源： 明代：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清代：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 说 明: 明代。①明代共举办88科会试，虽然，洪武三十年殿试分春夏两榜，但由于其中夏榜非全国性录取，本表不予采纳，故仍按88榜计，理当产生440名巍科人物。但其中有49名会元，在殿试中又名列一甲和二甲第一名（简称会元复出者），本表统计中予以排除。另，万历四十四年（1616）会元沈同和因作弊除名，故该科无会元。则本表实际讨论的明代巍科人物为390名。②除了辽东的盖州卫是"实体卫"，无法归入当时的地方州县，仍保留卫名外，本表已把其它卫所的进士都划归所在的地方州县。③因明代的进士籍贯有户籍和乡贯之分, 并有者, 本表已均按户籍修正。 清代。清代共举办112科，计114榜（其中两榜为满榜）会试、殿试，产生了 570名巍科人物。但其中有31名会元复出者，本表统计中予以排除，则本表实际讨论的清代巍科人物为539名。 （二）明初吉安府籍仕宦人物之多全国难出其右 虽然，场屋出身者，是通过教育培养的，但科举制度的实质是文官选拔制度。故区域仕宦的多少，不仅能检验科第竞争的成功与否，而且，一般地说，某一地区、某一家族在文化上升初期，读书人首先考虑的是入仕。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周期内，区域及望族的文化大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来举托的，甚至有的家族的经济也有这些人来保护和维持。故仕宦人物的多少和品秩的高低，就成为丈量某一地区、家族人文升降的另一个标志。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新朝之初的大吏多为开国功臣，一代后，就大都被科举出身者所取代，明前期也不例外。明前期，江西学子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从永乐至景泰，先后形成了以解缙、杨士奇、王直为首的京职江西籍士大夫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政坛，而赣地又以吉安府为翘楚。如这时期入京担任要职的江西籍官员有42人，其中吉安籍的33人，竟占78.6%。[25]又据对《明代江右闻人》（马宗礼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明初（取1303-1416出生的）人物的统计，吉安籍的有17人，占该时段江西总数33人的半数强。这两个占比，可是一个人才大省在鼎盛时期的占比！以下，我们撷取两个更具量化比较意义的文官群体来说明。 1.明初吉安府籍宰辅之集中在中国宰辅史上极为罕见。 文官以宰辅为至上，故在文化地理研究中，张家驹、陈正祥和谭其骧都把此当作重要的人文指标。[26]据对建文至成化[27]的39个宰辅的统计, 江西籍的有12人, 其中属吉安府的10人。他们分别是：吉水胡广（1370-1418）、解缙（1369-1415），泰和杨士奇（1366-1444）、陈循（1385-1464）、萧镃（1393-1464）、尹直（1431-1511），安福彭时（1416-1475）、彭华（1432-1496），庐陵陈文（1405-1468），永新刘定之（1409-1469）。[28]区区一府，在八十多年的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宰辅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这不仅在明代是独一无二的，恐怕在中国宰辅史上也是唯一的。 2、明初吉安府籍会试主考官全国占比，至少在明清两代遥遥领先。 会试是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名目之一。会试"是士人能否及第的最后和最关键性的考试"。[29]会试主考官是主持会试之官员。担任会试主考官"是极为荣耀又取实惠的美差"。所谓"荣耀"，皇帝往往把委派会试主考官，作为极大的恩宠给某阁臣，或曾经做过他的老师的翰詹官员，[30]是崇高政治地位的象征；所谓"实惠"，是一任会试主考，即放二三百名进士为门生，则考试官与考生在科场外演变为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这种师生名义在人情中国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会试主考官本人大多是进士出身。即使对"三途并用"为主体时期的明洪武至成化的54个会试主考官统计，有38人，即70%系进士出身。且这些人从进士及第到任会试主考官，平均又经历了20年，这时他们的学问已达到高峰。另，明代会试主考官当时的品级，由从一品至从五品的占九成。[31]故明代会试主考官兼备儒林领袖或准领袖，以及较高官衔的两个特征。如，山西河津人薛瑄（1389-1464），以礼部左侍郎（正三品）及河东学派创始人的身份，出任天顺元年（1457）会试主考官。所以，当代专题研究者认为：观察一个地区考官数量的多少，便可"窥知一个地方的文风"之升沉消长。[32]据对明洪武至成化时期有籍贯可考的会试主考官（一人多次出任者不重复计）的统计，全国总数54人，其中最多的江西省21人，而吉安府达15人之多，竟占全国27.8%。而整个明代会试主考官第二多的苏州府，才9人。冯建民对清代顺治至道光朝的会试主考官的籍贯做了统计，[33]笔者把其中的"江南"析分出江苏与安徽，又完成了咸同光三朝会试主考官的籍贯统计，结果表明，清代历朝出会试主考官最多的省，也不到明初吉安府在全国的占比。[34]由此可见，明初吉安府的会试主考官的全国占比，至少在明清两代遥遥领先。 （三）明代中期吉安籍的思想家之集中在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 以上指标是传统价值观的反映。用当代人才学理论来衡估，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即使由翰林至位极人臣，也不一定是人才，所以，全面讨论区域人文的高下，还要观察其地有否形成专家学者之群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区域科举人物、仕宦人物与专家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迭现的高峰期不是同步的，而是依次后退，相距数十至百年不等，学术大家往往是殿军。 舞文弄墨对于文人来讲是相通的，写作更是文人的基本功。所以，进士、文臣与文学家不少是"三位一体"的；与区域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几乎同时崛起的，往往还有作家群。明初的江西及其吉安府也不例外。泰和刘崧（1321-1381）是洪武时期在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后流行的文学载体是"台阁体"，江西文人是台阁体的主力，而吉安作家群在江西又举足轻重。台阁盟主杨士奇、台阁中坚胡广、台阁重臣解缙（明初第一才子）和梁潜，就是其中的代表。[35] 但在地域文化的比较中，文学家的权重不是很大。哪么，专家学者里怎样的群体更能代表区域的文化水准呢？笔者认为是思想家。由于我国古代重文轻理，而且那时的思想家不仅是学术流派的宗师或领军人物，也同时往往又是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文臣，乃至封疆大吏，故在专家学者中，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最高，对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最大，甚至远远超过名相。所以，笔者认为，思想家及其群体是古代地域文化拼比中最重要的砝码；了解中国文化中心转移轨迹的捷径，似乎可以看思想家的出处及其主要活动地的变迁来观察。所以，吴松弟先生在讨论靖康乱后北人南迁对南宋文化的关系时，首先并重点讨论的就是南迁的思想家，及其他们在我国思想文化中心转移中的重要地位，是很有见地的。[36] 王蘧常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辑录了西周至近代的264位思想家，几乎囊括了由19世纪末上溯公元前1100年，整整三千年间华夏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其中明中叶（取出生为1465-1517时段的）全国思想家有18人，江西籍的就有9人，正好占一半。内吉安籍的有8人，他们分别是泰和罗钦顺（1465-1547）、欧阳德（1496-1554）、胡直（1517-1585），永丰聂豹（1487-1564）、何心隐（1517-1579），安福邹守益（1491-1562），吉水罗洪先（1504-1564），永新颜钧（1504-1596），竟占全国的十分之四强。与之相映生辉的，是作为唯"得其传"（黄宗羲语）的"江右王学"大本营，以及新科进士还处于季军的实力，可以说，明中叶，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仍是江西吉安府。此外，前已揭，元代吉安路各州县的进士密度也为全国之最。 啊，"吉泰民安"，独领风骚三百年，在中国文化史上谁与争锋？ 在这不太长的时间内，－个府集中产生了这么多的思想家，不仅在明代是天下无双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见所未见的。在这三千年间，即使以省为单位，在百年内的时间段，也仅浙江省在南宋（取出生为1132-1212时段的18位思想家），出现过8位思想家（如果取出生为1053-1156时段的18位思想家，则有7个是福建籍的），此外，比较突出的是近代（取出生为1810-1873时段的18位思想家），广州府因得风气先（广州同时也是晚清全国的科举重镇），出了6位思想家，而广州府辖14个县。由此可见，明代中期吉安籍的思想家在全国的占比，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如果把这里浙江、福建和广州的情景，投放到中国文化史上，是否也可以悟到思想家集中出现的地域背景吧？ 也许有人会说，明代中期的思想家与明初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出人才的规律说起。据本人三十年的研究与揣摩，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聪明人首选的、也较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只有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相当繁荣时，该地人们的价值观念才会发生变化，不少尖端人才才会把做学问当作毕生的追求。所以，一个地区或家族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的人才类型先后常常是科举人物→仕宦人物/文学家→学者→著名学者。则一个地区学问大家的涌现，距离科举高峰期数十至百年是一种常态。如江浙的进士数早在明中下叶取代赣闽，稳座前二把交椅，并在康熙朝达到项峰——占全国的30%，此后一路下滑，嘉庆时跌止17.8%。与此同时，17世纪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并业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可是江浙的精神文明对全国学术、思想所产生支配地位的时期，还在紧随其后的乾嘉（1736-1820）时期。如庄存（1719-1788）、王鸣盛（1722-1798）、赵翼（1727-1814）、钱大昕（1728-17804）、汪缙（1725-1792）、段玉裁（1735-1815）、章学诚（1738-1801）、彭绍升（1740-1796）、汪中（1745-1794）、洪亮吉（1746-1809）、张惠言（1761-1802）、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李兆洛（1769-1841）、刘逢禄（1776-1829）等考据学中坚和思想大家，以及汉学吴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等握有学术话语霸权的地域学派，都诞生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的近百年间。[37]而没有此前二三百年间江浙科举一元中心地位的铺垫，乾嘉时期的江浙文化就不可能如此辉煌。同样，没有宋元，尤其是明初独步天下的进士群，吉安籍的思想家群体就不可能在明中叶集体亮相。其实，这与唐中叶的中国经济已经转到南方、北宋南方的进士已占压倒优势，但南方的文化中心在南宋才确立的道理是相似的。 综上所述，以府论，明初吉安，诞生了明清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辉煌之最，没有之一。其成就令人惊叹又不可思议。 三、明初吉安人文辉煌原因讨论回顾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贞元年（1295）取"吉泰民安"之意，改称吉安。[38]她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踞温度适宜，土地肥沃，河流密布的吉泰盆地，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对明初吉安人文景观进行综合评估的论著似尚未出现，但专题的硏究，尤其是明初科第蔚盛的报告已有不少，汇总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明初吉安文化成就的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经济（传统）发达、移民因素、书院众多、科举传承、会试主考官扎堆等。下面，我们逐条解读。 1. 经济（传统）发达。 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的发展相对滞后。江西在汉代被称为"蛮荒之地"，直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江西的经济才有起色。随着唐开元四年（716）大庾岭路的拓宽，赣江与岭南的水陆联运更加顺畅，江西成了中原连接岭南的主要通道，尤其是鄱阳湖和赣江中下地区，区域开发已全面铺开。故当安史之乱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时，那温度适宜，土地肥沃的吉泰盆地吸引了较多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及其大量的劳动力，加快了吉安的发展，到了元和（806-820）间，便成了江南"富州"。[39]经过宋元时期的进一步开发，至明初"吉安城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在传统中国，评估一地的主要经济指标是人口和赋税，事实上，许多学者也从这两方面进行讨论的。 ①人口众多。人口众多，不仅是农耕社会经济繁荣的标志，也是科举时代竞争功名的一大优势。我们从曹树基的"洪武26年分府（区）人口密度"获悉，该年吉安府的人口为172.8万（含军藉人口，下同），是江西人口最多的府，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从这个角度讲，明初吉安府"辉煌的科举成就"，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40]但又不尽然。因为，在全国来讲，吉安府的人口次于苏州府、应天府和青州府，居第4位。再如，明初进士第2名的福建福州府，其人口在全国已排在30开外。[41]故人口数量与进士并无必然的关系。 ②粮税较重。税赋多寡是农业社会衡量经济水平的又一指标。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绘制的《明天顺年间各府州额数》分析，赋税与进士之间的确有一定的关系。吉安府应征税粮44万石，仅次于南昌府而居江西全省第二位，这说明吉安府是当时江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为科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42]但很难说是最主要的关系。因为天顺年间吉安府的赋粮毕竟仅排全国第15位，尤其还不到第一位苏州府250万石的五分之一。[43] 由此可见，用传统的经济因素，不足以诠释明初吉安府科举的簪缨鼎盛。 2.移民因素。 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北转换，是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及其伴随的三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分不开的。三次大移民又是从北到南波浪式推进的。由于江西的地理位置关系，第一次大移民仅涉及该省北部的少部分地区，移民对吉安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安史之乱后的这次。吉安虽然在唐初已有相当大的开发，但直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元年（742），庐陵郡的户数才37752，在全国并不突出，到了北宋初年（980-989），吉州的户数陡升至126453，跃居东南第一，全国第四。[44]显然，增加的相当部分应该是移民。正如吴松弟先生所谓："唐末五代吉州是移民较多的地方"。还应提及，此阶段，移民上层进入江西地区的南部极限就在吉州地区。[45] 到了北宋中期，江西已成为人口输出区了。但因距首都临安相对较近，交通方便，靖康之难后，江西接收的移民仍仅次于江南，而吉州是南宋初期江西南迁移民进出的中心。这与隆祐太后率官民迁入有关。建炎三年（1129）七月，由于金兵即将大举入侵，高宗安排隆祐太后率 "半个朝廷"逃往江西，金军渡长江后沿赣江一路追来，兵至庐陵时，幸亏太后因神祇入梦示警，连夜启行。可船到吉安泰和时，护送军队叛变，仅太后等几人弃船上岸，狼狈逃窜到虔州，随太后逃亡的大批文官、宗室和更多的百姓，就在泰和冲散了，仅宫人便丢失160余人，派送的万名护兵，此时尚不足百人。而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批人的许多应该无奈地留在吉安了。[46]如曾任徽宗侍御的奔仕能和时任邢部司门郎的夏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分别在安福和吉水安家的。[47]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吉安不仅迁入了较多的移民，而且迁入了较多的上层移民。[48]更由于"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葛剑雄语），南下的中原移民，其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必将促进吉安进一步发展，包括科举的竞争力。 如吉水带源王氏，始迁祖王朗，自五季迁居带源，到了宋代，出了国学生鼎可，鼎可的孙辈，分别出了至治元年辛酉（1321）科进士王相，和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进士王充耘。充耘的孙子，就是建文二年榜眼王艮，此后王氏家族又出了不少进士和生员，在明初形成了吉水的科举望族。[49]再如，南宋大臣、文学家周必大祖籍河南，北宋末年，祖父诜任吉州通判，因而在此安居。[50] 然后，正如吴松第先生所说："全国或某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移民只是因素之一。"[51]如临安（杭州）府，不仅是南宋移民最多的府，也是北方的上层移民更多的府，[52]但明代杭州府的进士在浙江省也仅排第四位。从《吉安市志》等新纂的吉安地区的多种地方志的《人物卷》分析，明初吉安的著名人物，如解缙、彭时等，大都不是唐宋移民的后裔。可见，唐宋北方移民对明初吉安科名逢掖有较大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3.书院众多。 书院众多，是人们探讨明初吉安科举成功的又一因素。如郑建明在江西历代人口、书院与进士的比较中发现，明代，江西各府（路）的人口、书院和进士，吉安均排第一，并认为前两者是"确保了吉安府进士全省第一的牢固基础"。[53] 吉安的确具有兴办书院的传统。吉安书院，不仅起步早，在唐朝就萌芽了，而且数量多。历代的占比，不仅在江西，而且在全国也很高。据统计，五代十国至元朝，吉安修建的书院占全国的占比是11-23%，这是"全国其他同类行政区无法比拟的"，明代更迎来了新建书院的高峰，共修建书院170所，超过了明代以前吉安府修建书院之和，占明代全国修建书院1962所的8.7%。[54]众多的书院提高了吉安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也无疑增加了科举的竞争力。如果从历代书院在全国占比的表征看，明初吉安府的科名特盛，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后，书院虽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机构和载体，且与科举制度相始终。但是，在清中叶前，我国的书院几乎都是民办的，办学场所和师资力量缺乏体制的保障，一般也不能形成教育的规模效应。而科举考试是高水平的智力较量和高投入的经济拼比。所以，书院多寡与学风盛衰的关系，从宏观上来说，如南方与北方、黄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或各省级的行政区作比较，一般是对应的。但具体到府州，关系并不密切。除了个案意义上的书院对科举有直接的影响，在淸代中叶省级书院兴起前，[55]在我国古代的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的考察上，尚缺乏数据的支撑。即使一些著名的书院，也与所在地的科考实绩无多大的关系。如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以及作为江西四大书院的鹅湖书院，她们坐落的星子县和铅山县，宋、明、清的进士数，在江西都属中偏下水平，在元代则都颗粒无收。[56]以明代的吉安论，其明初却却是书院修建的低谷期，而当书院进入高峰期的嘉靖朝时，吉安的科举早已下行。再如，明代吉安府的四大书院：白鹭州书院、青原会馆、复古书院、西原会馆，似乎都与明初无关。[57] 所以，虽然历代众多的书院提升了科举时代吉安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拓宽了人文底蕴，增强了综合竞争力，并在明中叶促进了"王学"的传播，成为吉安文化的一个特征，但与明初科举的独为翘楚，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4.科举传承。 早年，何炳棣感叹"最不易解释的现象是明初百年之中，科第以江西省为最盛，江西省中尤以吉安一府为最"时，曾"揣测这现象或与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无关系"，并列举了科举出身的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等名人。惜当时"两宋进士名单仍有待辑补，进士籍贯尚无全盘的统计"，"有赖于今后各位学人深度发掘"。[58]但今天，统计历代进士的条件已具备，本节就讨论吉安的科举传承。 一个地区科举高峰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吉安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吉安比其他地区幸运，自北宋初露锋芒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具体来说，北宋266人，据江西第二，跻身全国前十；南宋643人，据江西第一，晋升全国第四，[59]元代30人，[60]据江西第一，摘取全国事实上的桂冠（详见上揭）。据比较，在北宋进士全国前十州（府）中，历南宋、元朝，进士排名一直在上升的，唯吉州一地也。 从这一角度来看，明初吉安的进士云集，似乎是宋元科举高峰的自然延续，或者说，两者有继承关系。但关系并不密切。因为，元代吉安路的30位进士，除1 人科试不详外，有21人出现在前7科（1315-1333），占70%；后期9科（1342-1366）仅8人，占26.7%。而事实上，最后6科（1354-1366），一个也没有产生。其原因上已揭。此距明代开科的洪武四年（1371）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再说，明初吉安府的进士，并不是一开始就独占鳌头的。虽然在洪武朝，吉安府就出现了46个进士，全国占比5.2%，但排第一、二名的分别是福建福州府（59个）和浙江绍兴府（51个），到了建文二年，全国第一的是江西南昌府（10），吉安府屈居第二（7人）。吉安府真正的进士高产期，是从永乐朝开始的。这一朝，吉安府产生了173个进士，全国占比9.5%。至宣德朝，全国占比11.3%，达到顶点。这显示，从元代前期的高峰期至明初的鼎盛期，中间隔了半个世纪，整整有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说，元代科举发达，并不是明初吉安府进士发飙的直接原因。 5.会试主考官扎堆。 近年来，在明初吉安府科举成绩斐然的原因讨论中，流行了一个这样的观点：明初吉安府蟾宫折桂者多，与吉安籍会试主考官扎堆有很大的关系。[61]虽然论者指的大多是"文风的契合"，但给人以有"人情"因素，乃至作弊的联想，这不仅有损吉安进士的声誉，还涉及到科举制度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故必须辨析和指正。 ①制度层面。 会试主考官主要职责是出题、决定录取名单和名次，并上报礼部。考试后，经糊名、訾录、校对后，由同考官分房阅卷并进行预选，预选出来的考卷送主考官，再由主考官决定录取并排出名次。 我们分析这个程序：糊名，宋时封弥就包括籍贯；[62]訾录是专职书吏誊抄试卷，为的是防止笔迹和试卷上做记号；校对是为了保证訾录准确无误。这说明，同考官在阅卷前，就把考生的姓名、籍贯、笔迹、记号等常规形式的作弊可能性排除了。而明初会试的平均录取率是8.7%，[63]即使同考官预选的名额加一倍，那么，意味着80%以上的卷子到不了主考官手上的。故时人所谓"去取在同考，参定高下在主考"，[64]即从淘汰的角度讲，同考官的权力比主考官更大;考生先在同考官手里出局了，接下来还有"戏"？明初的同考官平均8人；主考官一直是2人，两者合计10人。这些说明，明代在会试现场，仅通过主考官作弊的可能性几无，那么，主考官作弊的条件，似乎仅存入闱锁院前的泄题了。可是，宋代开始，主试官一经任命，就立即入贡院，"以避请托"，[65]明代应该更严格些。此外，参与会试的"内外入场官，有家族子弟及翁婿入试者，皆应回避"，[66]那么，主观上欲通会试主考官关节的，主要就是朋友、熟人了。任何制度都是人制定的，也都有人破解的可能。我们并不排除个案意义的主考官，受贿后指使同考官等联合作弊的可能，但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影响到一个地区，如府一级的行政区呢？除非主考官利令智昏，防范措施又形同虚设？事实上，在中国科举史上，官员公开为区域争名额的事有，北宋司马光与欧阳修关于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就是各为北方与南方士子代言，可官员舞弊，为一地谋私的例子似未听说，至少我们在李兵教授的科场舞弊案研究中，除了洪武三十年，朱元章为了笼络北方士子，搞了一个"南北榜"案外，尚未发现因乡、会试主考官作弊造成的影响某地士子录取的案例。[67]至于明代考卷的文风，大致每时期各有趣向，这本身就是需要考生通过学习程文掌握的。 ②实录分析。 明初吉安府籍的会试主考官，自永乐二年开始出现，该年至天顺7年（1463），共进行了21科会试，其中，永乐4年（1406）、正统七年（1442）、正统十三年（1448）、景泰二年（1451）、天顺元年（1457）、天顺四年（1460）等6科无吉安籍会试主考官， 相应的这6科的殿试录取吉安籍进士101人，占全国同期总数1169人的8.6%。而永乐二年等15科，都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其中永乐十九年（1421）的主考官杨士奇、周述和正统元年（1436）的主考官王直、陈循均为吉安人，相应的这15科的殿试录取吉安籍进士271人，占全国同期总数2855人的9.5%，即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科年的录取比例，比没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科年的录取比例，仅高了10.5%。[68]可见，即使从实际录取的比例来看，有无吉安籍会试主考官，对明初吉安籍进士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哪怕除掉上述所谓"受益"会试主考官因素的26{271-（2855×8.6%）}人，吉安府仍是遥遥领先。 我们再从明代吉安府的进士与举人在江西的比例分析，明代吉安的进士是938人，占江西进士总数3113人的30.1%；吉安的举人是2515人，占江西举人总数8934人的28.2%，[69]两者的比例是很接近的。同时，明代吉安共出解元38个，占江西总数89个的42.7%（按明初计，这个比例是66.6%），[70]高于举人的占比51.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吉安府的举人水平，远远高于江西全省的平均水平，则进士的比例高于举人的比例6.7%，完全正常。而本省籍人士是不能担任乡试主考官的。故如果说，会试主考官多，使吉安人在明初会试中占了便宜，哪何以诠释吉安人在乡试中的出类拔萃呢？再如，会试录取后，如果在殿试中考得一塌糊涂，排名都很低，这可能有作弊之嫌，可这一群体在殿试中考得更好，那我们可以把作弊的可能忽略了。 总之，从永乐至景泰，先后形成了以解缙、杨士奇、王直为首的京职吉安籍士大夫群体，客观地说，他们对"乡人"不遗余力地提拔和运作，对明初吉安籍会试主考官群体的产生，应该有直接的影响；这些会试主考官登台，又加大了吉安籍官员的势力，并有可能对其家乡的举人会试产生个案的影响，但不可能产生批量的影响。明初吉安府科第蝉联，是因为吉安籍的会试主考官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同样，明中下叶吉安府进士锐减，是因为吉安籍的会试主考官少，[71]是一大原因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说会试主考官"操纵着明代科举选举的权柄"，[72]更是对明代科举制度不甚了解。 四、明初吉安人文辉煌最重要原因假设 据上分析，除了最后一个原因可忽略不计外，其余四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叠加起来，为明初吉安文化高峰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根据长期浸淫于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社会流动和进士地理分布的我来说，深知科举制度玩得是顶级的智力测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天大的神话或忽悠。一个个进士背后，几乎都是每个中产以上的家庭乃至家族，数代人的实力——智力与财力加运气的累积。则地区之间的竞争，更是综合实力的拼比，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对决。如在我国中部地区，明清时期还有一个非比寻常的科举、学术优胜地区——安徽徽州府，其背后站着的就是财大气粗的徽商。学者们还应告诉大众的是，科举制度废止时，为什么我国社会总体的反应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何怀宏语）？一个非常重要而简单的问题是，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层大众本身就没有多少人进过这个富人俱乐部。既然不曾参与，那也就谈不上得失。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制度是否公平、程序是否公正无关。这是当时社会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其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等诸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高度。 所以，就明初吉安科举文化臻于极盛而言，应该还有一个超乎寻常、乃至千年一遇的经济因素。我觉得这个因素，除了业已存在的国内外物资集散地兼中转港外，是在明初的吉安，可能还形成了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物资集散地兼中转港，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使吉安人富甲天下，这可能是明初江西吉安府，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具有独特地位的直接原因，但由于本人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我这里仅提出假设，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限于篇幅，本节论证从略。 （一）科举人物本身就是经济的产物，无论个人还是聚集地 1.科举人物几乎都是富民。 最近，有学者提出了"'科举社会'的实质是'富民社会'"的概念，[73]这与笔者此前提出的"科举人物的基本'成分'是地主阶级或'衣冠户'"[74]的观点异曲同工。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张显清先生就明确提出，科举制度的开创，本身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三十年后，张先生又重申了这一观点。[75] 同时，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对进士地理分布起决定作用的，除了国家的宏观政策，就是经济因素了。如何炳棣在分析明代进士第一省，先由浙江取代江西，再有江苏超越浙江的现象时，主要也从经济角度论述的。[76] 所以，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对进士及其群体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故对吉安明初进士群体的形成的原因，也应对此作重点挖掘。 2.南宋后，我国外贸港口对区域发展影响巨大。 历史人文地理学者、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曾提出："最重要的区位，在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中，当然是与首都和外贸港口的相对位置"。[77]换句话说，对人文地理，外贸港口具有与首都同样重要的作用；外贸港口的兴衰，对港口腹地、物资集散区位和交通沿线，都有直接的影响。我不仅完全赞同张先生的论断，而且，还觉得南宋后，我国外贸港口对区域发展，至少对进士分布的影响，比首都的作用还大。 唐至北宋，进士主要麇集在农业发达的府州。可到了南宋，随着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分布发生了变化，进士萃集之地分布开始与外贸港口及其腹地、内陆交通线路关系密切起来。如南宋进士最多的三个府：福州、温州和明州，都属外贸港口地区。明代也有此特征。如明代进士最多的10个县：莆田、晋江、余姚、鄞县、华亭、南昌、闽县、安福、慈溪、武进，至少有7个县与海外贸易港口有直接的关系。[78]值得引起国内同仁反思的是，至迟在1980年代初，国外学者已"证明了外贸产生的繁荣与帝国科举之间的直接关系"。[79] 那么，明初吉安是否可当作重要的外贸中转港来理解呢？ （二）明初吉安具备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条件，并可能形成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1. 明初广州港的一港独大和外贸物资赣江的一江独揽。 吉安"自古以来就是赣江流域物资的集散地" 、"赣中经济中心"、"江西重镇"，明初吉安城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80]这说明，作为国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中转港及其交易场所的地位，是不需要论证的;唐代大庾岭开通后，赣江便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通道，故作为外贸物资的集散地或中转港，也是长期存在的。那么，何为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或中转港，并形成市场呢？这就涉及到我国海外贸易的重心和赣江的作用两个方面。 ①明初广州港的一港独大。 从西汉到近代，多数时期广州港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贸港，若干时期还属"一口通商"。不过，即使在狭义的"一口通商"时期，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人们对除广州港以外的港口真的都已停止了一切对外贸易？也是持不同意见的。[81]事实上，"一口通商适用的范围，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来华商船，至于中国东南沿海商船的出口及南洋地区商船的进口通商，均不受此限制"。[82] 所以，本文把历史上广州港的"一口通商"，并称为"一港独大"，即广州港在我国海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或压倒性地位的时期。 据笔者疏理，南宋至近代，除了狭义的"一口通商"时期外，广州港真正"一港独大"的时期，只有明初。[83] 明初的海禁政策，使朝贡贸易成为明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洪武年间，在浙江、福建、广东设三市舶司，其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84]据考证，"广州为占城、暹罗、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柯支、浡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国"，[85]以及西洋各国的入境口岸，正如王元林先生所说，朝贡时期的广州港，"是宁波、泉州无法比拟的"。[86] ②明初赣江几乎独揽了广州至中原的物流，而清中叶则不是。 明初海禁时期，广州港的外贸物资进出，海路是断绝的，只能走内陆。 在我国南方的纵向较大的河流中，唯赣江和湘江有舟楫之利，这两条大河通过五岭通道沟通岭南至中原的物流。湘江和赣江的作用，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更迭和大庾岭通道的开辟而变化。自秦汉至隋唐以前，湘江为交通重心；唐张九龄主持开拓大庾岭通道始，赣江的作用逐步取代了湘江，成为中原勾通岭南的主通道。[87]明代，因朝廷实行"时禁时开"的海禁政策，且仅对广东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这客观上使赣江航运更加繁忙。 在明代的朝贡贸易中，"厚往薄来的进贡方物仅占极少的一部分，而占绝大多数的自进物和附搭物却完全是用来进了贸易的"，这些货物进港，由市舶司"抽20%的货物税后"，准许贸易。[88]尔后，无论朝贡的方物由市舶司遣官随同贡使运送至京，还是抽分后交易的北上物资，几乎都是由广州沿北江至韶州，再溯浈水至南雄，然后舍舟陆行过大庾岭，在江西大余下章水，至赣州，入赣江北上的。加之更多的国内贸易物资的南来北往，以及官员的调动、举人的赴京赶考等，使大庾岭商路十分繁忙。时人桑悦在《重修岭路记》里提到"庾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踏，冬无寒土"。[89]这是赣江几乎独揽广州至中原物流的一种写照。 需要说明的是，清中叶的"一口通商"时期，虽然梅岭道更趋繁荣，入赣江的货物也更多。但是，赣江承运的、进出口的商品的占比下降了，我们不论国内海路的分流，仅说广州经内陆至中原的物流，有很大的－块，被湘江承揽了（详后）。也就是说，赣江历史上垄断我国海外贸易的物流，仅明初而已。 2、明初吉安具备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条件，并可能形成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①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吉安外贸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 五岭不仅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分界线。因此，五岭南北农作物的种类和生长期有所不同，而古代中国流通的商品，无论内销和外销，几乎都是农业及加工产品，这就决定了，广州至中原的物资集散中心必在岭北的江西。而大庾岭北上的江西南安府和赣州府，当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物资集散中心就自然落实到了吉安府。 ②赣江上中流的航道条件决定了吉安中转港的地位。 笔者从事过相关职业，据初步研究，当时万安以上的赣江及章水，常年通航的船舶比较小，可能在5-10吨之间，而吉泰盆地以下的赣江，可通行20吨以上的船。因此，与万安以上的货物主要仅是过境不同，南来北往的物资到了吉安（含泰和与吉水），可能几乎都要换船中转，部分商品还要上岸，重新分流或组合，这就自然形成了市场。对几乎所有的船舶和部分商人来说，吉安既是它、他们行程的终点，又是起点（回程）。而商人和船员在吉安逗留期间，需要在当地消费，这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又为改善经商环境创造条件，形成良性循环。 ③吉安众多的人口支撑了可能形成的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从理论上说，广州北上商路上的任何码头、集镇、城市，都可以交易。但交易要形成规模才有效益，要有经济，尤其是人口为支撑。可广州府至吉安府之间的府，分别是广东的韶州府、南雄府和江西的南安府、赣州府，当时人口都稀少，以洪武二十六年计，这四府的总人口才66万，不及吉安府172.8万的四成。正是江西第一，全国第四[90]的人口规模及绅士，富人众多的人口及结构，支撑了可能形成的较大的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同样需要交待的是，清中叶的"一口通商"时期，人口分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为例，仅赣州府（含明时属赣州的宁都直隶州）的人口已超过了吉安府，包括南安府、韶州府及南雄直隶州，吉安以上四府（州）合计人口521万，是吉安297万的1.8倍。[91]这时吉安府的人口已毫无优势。这也说明，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离外贸中心港近的地区，发展更便利。也可以这么说，"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港的外贸物资集散地逐步南移和多元了。 综上，明初的吉安府是处于赣江黄金水道、黄金地段的发展黄金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地位，在吉安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外贸"一词，是因为虽然相对于国内贸易，明初的"外贸"肯定是比较小的一块，但"在我国封建社会，海外贸易的商品大多为高级消费品，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珠宝、药材等，用于满足朝廷官僚及大地主阶层的享受。这些商品物轻价昂，经营者可获厚利，因此，凡是从事对外贸易的港口一般都比较繁荣"。[92]同时，出口的商品价格也自然较高。这个"获厚利"的"经营者"，不仅仅是指从事外贸的商人，也包括沿途为之承运的船主和苦力等物流线上的所有人员，收费都相对较高，这就提高了所有从事外贸业务的商人，以及为之服务的谋生者的收益，使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发展再生产，或改善生活，促使一个地区，尤其是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致富。这与今天的一些地区的发展是相似的。 3、寻觅史料。 历史学是讲证据的。以上仅是理论分析，需要史料来证明。 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经济史的资料是比较难找的，不要说六百年前的明初，就是近代，如宁波港开埠最初的十八年（1843-1860）间，相关的地方史中，"绝无'洋人夷务'的踪影"。[93]一篇与本文有关的、涉及吉安属下吉水县明代商业的硕士论文，作者也坦言:"直接描述吉水在明代的经济情况目前没有看到"。[94]《吉安市志》"第七章对外贸易"，是从民国开篇的。[95]然而，凡历史总有痕迹的，我们不妨从地方志的相关章节切入，寻觅证据。 吉安府城有旧市、小市和新市（略），"旧市在城外、自习溪桥至通州坊，南北相距五里许，东滨大江，西沿小溪及上下后街，比屋相联，市肆稠密，俱商民往来交易之处。小市在城内，自嘉禾门至遵义坊，南北相距一里，从前民居与贾肆竝列，今止民居"。[96]这是《乾隆庐陵县志》说原城外的"旧市"，热闹的街道"自习溪桥至通州坊"，有"五里许"。作为府城，城外五里长街已属罕见。可《康熙庐陵县志》云：曾经"自习溪桥至神冈山，绵亘十余里，烟火数万家，车马填咽，货物充轫"。[97]徐霞客在《江右日记》中道:"出南门，见有大街濒江，直西属神冈山，十里阛阓，不减金阊也"，[98]即赣江边的十里长街，可与苏州媲美。 如果说，上面反映的是赣江边南北纵向的十里长街之繁荣，那么，通赣江的后河上的桥梁密度，则是市肆东西宽度及稠密的写照。宋代，吉州城池外兴建的南街和西街，分别坐落在后河的东西两面，为来往方便，人们在后河上架了九座桥。令人惊讶的是桥的密度。如嘉靖时，福善桥在南湖桥上流三十余步，市西桥又在福善桥上流三十步，[99]即在约百米的距离间，竟有三座桥，这在今天也是罕见的。这不仅仅是商业繁荣了，而且是竞争十分激烈了，否则没必要如此紧密的。 结合相关地图考察，笔者觉得，当时仅在吉安府城之南，形成了南北纵约五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即约五平方公里的贸易和居民区。 如果说，以上描述的是吉安城商业街的规模，那么，笔者有幸检得的《吉州南城行》一诗，折射的则是商贸的十分兴盛和繁荣： "……憶昔升平市易开，[100]车毂驰骤声如雷。美轮美奂比屋盛，妓舘笙歌夜漏催。郁孤台下章水渡，螺川中绾江城路。百货魚盐捆载来，千箱粤果星轺赴。此时江桠正鲜妍，鹭渚烟凝九月天。舳舻衔尾蔽江下，水阁风火燈火连……"。[101]如雷的车声、蔽江的舟楫，昼夜不息；东海的魚盐、南粤的瓜果，在此交汇；妓舘笙歌，通宵达旦……，犹如当代都市一般。 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一是超乎寻常的"旧市"形成和存在的时间，二是"旧市"与海外贸易有否关系？ 笔者案头较早的吉安方志，只残本《嘉靖吉安府志》，该志已有"东通旧市，西通城隍冈"的记载，这说明热闹的"旧市"发生在嘉靖（1522-1566）前。又据该志获悉，习溪桥，始建于唐天宝七年（748），原叫楮木桥。"至元壬年"（十九年），即1282年"更名习溪"。[102]所以，我们初步分析，吉安"旧市"的盛况，至迟在元初（也许更早[103]）就产生了，明初应该在鼎盛期内。 国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中转港及其庞大的交易市场，无疑是吉安商都形成的前提，但"旧市"与海外贸易有否关系？笔者尚未找到直接的证据，须另辟蹊径。 （三）清代"一口通商"时期湖南湘潭港外贸物资集散地的佐证 吉安至广州相隔千里，当中又有五岭横亘，较顺利的水陆行程，恐怕也得一个月左右，说吉安是广州外贸港的物质集散地，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当人们获悉了湖南湘潭曾是广州港的外贸物资集散地时，对明初吉安港的功能就会有新的认识了。 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一度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1859年4月15日，他到湘潭"收买生茶"时写道："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104] 容闳以无庸置疑的口气，讲述了湘潭港曾作为广州港的海外贸易物资集散地的地位，似是大庾岭/赣江商道繁华的复制。鉴于较多的学者对这一史料的引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和说明。首先，容闳说的湘潭港作为海外贸易物资集散地，主要是指"一口通商"时期，而非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下游的水路交通大受影响的非常时期，[105]因为，容闳紧接着道:"予等……分往各处收买生茶，以备运往上海"。[106]事实上，一口通商开启的当年，"内地丝、茶多在湘潭装箱运往广州出口"了。 [107]这也折射，湘潭作为湘江流域的物资（包括外贸）集散中心，早在清初，甚至明末就形成了。[108] 其次，文中的"南风岭"，即古都庞岭隘口南风坳，今广东连县（连州）西北、湖南蓝山县南的两省交界处，[109]也就是说，容闳讲的湘潭至广州的物流，走得是湘粤交通走廊上的连江-舂陵水通道。具体是:广州沿北江到英德入连江至连县，转陆路，越古都庞岭隘口南风坳，抵湖南蓝山，在舂陵江下船，于常宁市与衡南县交界的菱河口进入湘江。[110] 再次，"交通皆以陆"，是指南来北往的物资，皆需舍舟越古都庞岭，而不是全程走陆路，且以水路为主。 笔者之所以藉湘潭港来佐证，是因为清中叶的湘潭港与明初的吉安港有极大的相似性。 1、水陆联运路径相仿。 都是经五岭通道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水陆联运。 2、至广州的路程相近。 据百度搜索，湘潭至广州620公里，吉安至广州580公里，虽然，现在百度上的公里计程与明代的水陆路程不可相提并论，但两地到广州的距离相差不会太远。 3、航道条件相似。 湘江湖南段干流，株洲以上的四个航段，共有险滩、浅滩130个，其中十余处的水深只有0.5米左右，且较均匀地分布在各航段，这说明，清时湘潭以上的湘江航道，常年可能只能航行10吨以下的船舶（而由湘江第三段下段接纳的舂陵水的航道条件更差），[111]湘潭以下的湘江，方能通航较大的船舶…… 4、商业重心都在城外。 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县级以上的行政区所在地都设城（墙），一般地说， 行政区的商业重心都在城内的，但也有－些城市，尤其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却相反。如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在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清代乾嘉年间，湘潭港"从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商船来往不绝，帆樯蚁集20里（市里）。沿岸水运码头37处"。[112] "新市区"远比旧城区热闹。[113] 5、经济地位相似。 清中期，湘潭的"转口贸易在中南地区一时无二";[114]嘉庆时"湘潭富饶，为湖南第一";光绪《湘潭县志·建置》篇中，豪言湘潭称之为"天下第一壮县"; 湘潭以一县之地，在承担国家赋税方面，"其在湖南乃至整个湘鄂赣地区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也略等同于江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与作用"。[115]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说明"一口通商"时期，湘江的地位似已高于赣江；湘潭的经济地位也高于明初的吉安。 6、湘潭人文也盛。 清代鸦片战争前（1841年），湘潭人文也盛，其中出进士50人，[116]为湖南全省之最；人才更以较大的优势超越省城长沙，为湘省之冠。[117]此同样也可以反推出这样一个命题："一口通商"时期湘潭港外贸物质集散地的形成，是湘潭在清中期确立湖南在人文建树上坐头把交椅的主要原因。 作为非省城、府城附郭的湘潭县，能取得如此非凡的佳绩，实有赖于"一口通商"时期，湘潭港所处的外贸物资集散地的"异常繁盛"。 由于明初至清中叶，我国的交通工具，赣江、湘江航道，以及出口物资品种等并无多大变化，清中期湘潭港大型的外贸物资集散地能形成，那么，比她条件更优越——广州港的一港独大和赣江的一江独揽时期的明初吉安港，其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的存在，就没有理由怀疑了！一般来说，相对于经济，区域文化是滞后的。但当已发展起来的区域文化，一旦注入了新的或更大的经济活力，就能迅速增加其地的文化竞争力。这与虽然鸦片战争前，我国的多元文化中心已初露端倪，但近代上海港崛起后，支撑江浙十九世纪下叶仍执全国学术人才之牛耳，并影响至今的道理是相通的。 同时，也说明，从唐中下叶始，历北宋、南宋、元朝，吉安社会发展长盛不衰，起决定作用的也就都是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这个因素，明初只不过千年一遇的风云际会，对本将喷薄而出的吉安文化高峰的形成起了"临门一脚"，或使吉安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已。同时，赣江的交通枢纽地位，也是近代以前的千年间，江西作为中西部地区文化大省的基石。历史给江西及吉安予机遇，江西及吉安没有辜负历史的赐予。 因此，明初吉安形成的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海内外贸易集散地兼中转港，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使吉安人富甲天下，这是明初江西吉安府，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具有独特地位的直接原因。但由于本人还未掌握直接的证据，[118]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我的这个推理仍是假设，而非定论，旨在引起大家的关注。 五、余论：何谓"绝后"？ 明初吉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空前辉煌的记录，其原因上面已述，但还要补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吉安从唐中叶崛起后至明初，没有遭遇大的战事，更没有出现诸如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等文化名城，在两宋之际承受过金人屠城之痛，[119]实属幸运。 本文所谓的"绝后"，并不是说，明初后我国社会进程中没有出现如宋元至明初吉安那样发展良好的府（城市），客观地讲，明中叶后，出现了一批比吉安当时发展水平更高的府，至少苏州府、杭州府、顺天府就如此。笔者说的"绝后"，是指从明中叶开始，在我国的区域人文生态中，不再出现如明初吉安那样的一府独秀现象。以进士分布为例，明成化后，江浙互相颉颃，迭为雄长；苏、常、绍、宁诸府几乎同时比肩鹊起，杭、嘉、松紧随其后，明万历朝至清乾隆朝，在太湖流域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当时, 也是明清全国区域面积最大、登科人数最多、巍科人物最集中、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佳的科举中心。但这里有十来个府。清嘉庆朝至光绪朝，各省的中榜名额趋向均匀, 科举人口向大中城市特别是省城倾斜, 形成了十来个省大中城市科举重心并存的格局。[120] 所以，明中叶至晚清的四百多年间，虽然出现了不少发展良好、甚至长盛不衰的府，但由于不同时期至少有四个以上势均力敌的府，同时存在，则不要说综合考察，就是单一的人文指标在全国的占比上，也不再出现如明初吉安那样一骑绝尘的现象。 故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初吉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上空前绝后的记录，或者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一府独秀的现象仅诞生在明初吉安府。这就是吉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了"钱学森之问"。 注 释 [1]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2] 江西"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于2020年9月29日开园。 [3] 邱峰等：《庐陵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兰台世界》2007年第7期。 [4]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等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16-221页。 [5] 资源来源：李天白：《江西会元、解元名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 邱进春的博士学位论文做得非常扎实。但进士分布统计中的数据失误几乎无法避免，邱文也不例外。如洪武朝吉安府的进士本人统计是46人，邱文是45人，但笔者据其"附录2.明代江西进士小传"核计，也是46人，只不过，其"分科统计明细表"（153页），把洪武27年安福人彭汝舟（193页）漏掉了，导致洪武朝吉安府的总数少了1人。所以，本文与邱文之间的实际误差，有缩小的可能。 [7]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8] 吴树宝:《唐代进士群体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9] 张明庚等:《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10]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2012年版，第13-15页。 [11] 较近出版的沈仁国先生的《元朝进士集证（上、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对萧著作了修正和增补，收集的进士更多、资料更全面。惜限于时间，本文未能利用（本文采用萧著，还在于萧氏对南人进士统计的数据可以利用），今后若有机会，定以沈著为蓝本，对元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做专题研究。 [12] 载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571-615页。 [13] 张明庚等:《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第342，346页。 [14] 由于江西在至正十六年（1356）后，不再举行乡试（见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第366页），也即吉安路是在没有参加有元一代总计16次科举考试中的近五分之一的情况下，取得事实上的第一的，这说明，吉安在元代科举竞争中已显示出天下无敌的实力。 [15] 这也等于，江西实际包揽了元代进士的前2路，一省包揽进士前2路（府、州），在大一统时期的科举史上，也仅此一例。 [16] 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7]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9-298页。 [18] 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9] 贾志扬：《宋代科举》，第289-298页。 [20] 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21] 沈登苗：《百年树人 一脉相承——清代巍科人物与当代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基本一致》，载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沈登苗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161页。 [22]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考试的优胜者如此密集地分布在一个府（今天的地级市），恐怕迄今为止，任一形式的全国性文化考试都未曾出现过。也即本文说的空前绝后，也包括当今中国。 [23] 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 [24] 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一甲进士由福建路福州包揽，详见方慧：《宋代福建科举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5] 曾繁全：《明代江西士大夫群体——以永乐至景泰时期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6]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 三联书店1983年版, 第1-22页；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 [27] 本文之所以把宰辅统计的下限截止成化朝，是因为从进士及第到官至宰辅，一般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祥才能对天顺及以前的进士的实绩作充分的讨论。下文的会试主考官的时间取舍也可作如是观。 [28] 张廷玉等：《明史》一0九卷《宰辅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46页。 [29] 何忠礼：《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中国史硏究》1988年第1期。按：何氏论及的是宋代省试。但宋之省试与金元明清的会试性质相同——都是参加殿试的资格考试。 [30] 周丹：《明代会试主考官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会论文（2016年）。又见张希清等主编，郭培贵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31] 资料主要来源：周丹：《明代会试主考官研究》。 [32] 冯建明:《清代乡、会试考官的地域分布状况研究——基于〈清秘述闻〉的统计》，《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周丹：《明代会试主考官研究》。 [33] 冯建明:《清代乡、会试考官的地域分布状况研究——基于〈清秘述闻〉的统计》，《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 [34] （清）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上、中册），第130-149，685-766页；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3-2880等页。 [35] 熊娜娜：《明初江西文人的台阁文学创作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6]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495页。 [37] 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8] 《吉安县志·大事记》称"相传意取'吉泰平安'之义"。笔者臆想，"吉安"不仅仅是取"吉泰民安" 或"吉泰平安"之意，朝廷可能还有更深的含义。 [39] 引自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40] 郑立勇：《明代吉安府科第状况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1]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6页。 [42] 邱进春：《明代江西进士考证》。 [43]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355页。 [44]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86-94，132-137页。 [45]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292页。 [46] 泰和已过赣江的吉水、庐陵段，从地理位置看，已属吉安的南部，根据当时船舶逆水上行的航速，估计太后一行在吉安已航行了三四天，至少官方的随行应该基本上都入吉安境内了。 [47]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327-330页；另见（台）刘静贞：《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3期。 [48] 联想到南宋至明初全国的文化中心大致在浙江南部、福建中部和江西中部，并从那里折回往北，我们可否认为，在唐宋时期两次北人大规模的南迁浪潮中，沿赣江南迁的一路，其上层移民的主体到了吉安就停滞而不再往南了？ [49] 郭文安：《从科举到商业——明清时期江西吉水县望族形成的内因考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第199，79页。 [50] 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市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891页。 [51]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第457页。 [52]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78页。 [53] 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54] 邓惠兰：《明代吉安府书院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55] 至清下叶，各级官办书院，尤其是省级书院的学生，垄断了中高级功名。详见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 [56] 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57] 邓惠兰：《明代吉安府书院研究》。 [58]〔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 第217-218页。 [59] 贾志扬：《宋代科举》，第289-298页。 [60] 有些学者按《江西通志》等地方志统计的元代吉安路进士人数，远大于此数。但地方志收录的元代进士，许多是乡贡进士，即举人，本文不予采纳。。 [61] 如郑立勇等：《论明代江西吉安府的科第盛况及其原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肖梦瑶：《明代中后期吉安府科举由盛转衰的原因初探》，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62] 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词典》，第123页。 [63] 据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353页）统计。 [64] 引自李义英：《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会论文（2014年）。 [65] 何忠礼：《宋代省试制度述略》，《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66] 引自李义英：《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研究》。 [67] 李兵：《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李兵：《血榜：中国科举疑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68] 此外，明初，也是整个明代，吉安籍的进士全国占比最高的科年——景泰二年（1451），吉安籍进士29人，占全国总数201人的14.4%，会试主考官却却不是吉安人，而是四川江津人江渊和福建莆田人林文。 [69] 曾小欢：《明代江西举人群体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会论文（2015年）。按：进士和举人的占比，若按明初比较更好，惜笔者目前尚未掌握明初吉安和江西举人的资料，只能做有明一代的比较。 [70] 资源来源：李天白：《江西会元、解元名录》。 [71] 肖梦瑶：《明代中后期吉安府科举由盛转衰的原因初探》；郑立勇：《明代吉安府科第状况研究》。 [72] 郑立勇等：《论明代江西吉安府的科第盛况及其原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73] 董雁伟:《社会流动论争与"富民社会"视阈下的科举制》，《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 [74] 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75]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1页。 [76]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87-289页。 [77] 葛剑雄主编《河流文明丛书》，张伟然著：《湘江》，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78] 详细原因，本人另撰专文阐述。 [79] （美）施坚雅著，新之译：《中国历史的结构》，《史林》1986年第3期。 [80] 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市志》，第185、199、1036、403页。 [81] 详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廖声丰：《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以清代前期海关税收的考察为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2] 廖声丰等：《试论一口通商"时期闽海关的商品流通》《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83] 广州历史中名义上曾经有过三次"一口通商"时期。另两次分别是嘉靖年间（1522-1566）、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但明中下叶，民间海外贸易已取代朝贡贸易，且浙江、福建的贸易一度十分兴盛，故这两个时期，均不存在广州港事实上的"一港独大"现象。 [84] 张廷玉等：《明史》八十一卷《食货志·五》， 第218页。 [85] 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86] 王元林：《广州、宁波等中国沿海外贸港口比较刍议》，载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3页。 [87] 梁国昭等:《历史交通地理视角下的南岭古通道》，《热带地理》2018年第3期。 [88] 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89] 引自大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余县志》，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 556页。 [90]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6页。 [91]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3-278页。 [92] 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93] 水银：《天下开港：宁波港人文地理史述考》，宁波出版社2018年版，第228页。 [94] 郭文安：《从科举到商业——明清时期江西吉水县望族形成的内因考察》。 [95] 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市志》，第259页。 [96] （清）平观澜修:《乾隆庐陵县志》，卷之五《舆地志四·墟市》，第9-10页。 [97]（清） 濮应台:《康熙庐陵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志·词林》，第46页。 [98] （明）徐弘祖著，唐云校注：《徐霞客游记·全本上》，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99]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31《史部·地理类》，《嘉靖吉安府志》，卷六《舆地志书·关津》，书目文献出版社，第572页。 [100] 我国的集市贸易很早就有了。这里的"市易"，又与明代开中商人的食盐卖买无关，那么，诗中的"市易开"，不知指代什么？ [101] （清）濮应台:《康熙庐陵县志》第二十六卷《艺文志·词林》，第46页。 [102] 《嘉靖吉安府志》，第572页。 [103] 南宋末年，习溪桥边已"歌钟列妓，长街灯火，饮者争席，定场设贾，呵道而后能过" ，见（宋）刘辰翁：《习溪桥纪事》，载《吉安市志》第三十四篇《艺文录》，第989-990页。 [104]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05] 张伟然著：《湘江》，第34页。 [106]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页。 [107] 湘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湘潭县志》卷二十三《商业》，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6页。 [108] 周磊等：《明朝时期的湘潭城》，载张显清主编：《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520页。 [109] 梁国昭等:《历史交通地理视角下的南岭古通道》，《热带地理》2018年第3期。 [110] 参阅王飞：《明清时期南岭湘粤走廊及其毗邻地带社会发展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梁国昭等:《历史交通地理视角下的南岭古通道》，《热带地理》2018年第3期。 [111]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十卷《交通志·水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0，37-39页。 [112] 湘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湘潭县志》第500页。 [113]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1860-1916)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84页。 [114] 王毓伟：《转口贸易、开埠通商与清代湘潭药市的变迁》，《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15] 引自肖嘉平:《清代湘潭的社会状况——基于光绪〈湘潭县志〉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6] 据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统计。 [117] 陶用舒:《湖南古代人才纵横谈》，《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118] 事实上，数十篇论证清中期湘潭港外贸物资集散地的论著，所引的核心史料，都是上揭的容闳一番话，因此，学界同仁只要找到类似的一条史料，明初吉安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就成定论。 [119]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333页。 [120]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黄明光教授、毛晓阳教授、刘希伟教授，章广博士、林介宇先生、张纪岩先生等帮助。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周尧云先生、王清毅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 本文为参加"第十九届科举学与进士文化学术研讨会"（江西吉水2020年12月12-13日）提交的论文。 2020-11-25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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