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汉唐是奠定中华形象认同核心内涵和凝聚力的重要王朝,也是东亚古代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最强的两个王朝。西汉王朝在开通西域过程中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汉代国家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保障了汉王朝的幅员辽阔,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唐王朝踵继秦汉北朝而充分发挥了“胡苑之利”的地理资源与技术优势,促成恢宏壮阔的大唐气象,并持续影响了周边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扩大了汉文明儒家文化圈的世界影响力。“汉唐气象”的生成,是以成熟丰繁的中华古代文明积淀的深厚辐射力为基础的,而以国马资源演进为基础、以高度移动性为特征的国家管理能力的增强,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同时,汉唐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往往以国之名马作为象征性标志,汉画像石中大量的西域天马谱系的汉马,表征着汉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认同;而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等为代表的突厥马谱系的唐马形象,则书写了大唐王朝的雄浑气象。 关键词：移动性资源; 汉唐气象; 中华形象认同; 西域天马; 东亚古代世界;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史学家将它们恢宏的气势、壮阔的局面、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生活和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称为“汉唐气象”。1“汉唐气象”生成的关键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筑了具有自身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文化共同体,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2当我们回眸“汉唐气象”这个内涵深厚的中华文化历史形象认同核心时,寻找或选择一个象征意义鲜明的节点就显得相当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儒道思想的外传、汉文典籍的流布、物质文明的交流、华夏制度的外移、外交活动的丰富,都被当做汉唐文明璀璨光芒的重要事项。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汉唐气象”的果而非因。笔者在这里选择的国家管理“移动性能力”的增强,则是“汉唐气象”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之因,也是认识汉唐何以成为“时代气象”的一个关节点。 古代国家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依靠的重要资源就是国马。在蒸汽、煤、石油等能源驱动的机械动力诞生之前,马匹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或驮兽,它事实上具有“能源”的性质,是超大国家以尽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和治理力量的唯一高效“动力”来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政制度建设及国马资源谱系优化,对于汉唐国家成就其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前贤从推动中外交往的角度立论,注意到了以西域和北部草原为中心的马匹输入对王朝外交等方面的影响。3丹尼斯·塞诺指出马之于内亚文明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骑马的弓箭手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建立历史上那些最大国家的真正力量。4而马的历史图像与其同时代马的品种显然是有一定正相关关系的,学术界也试图从图像变化中探讨欧亚大陆上尤其是中亚及其周边地带国马资源的历史演变。5虽然这样的努力因为图像的非连续性而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至少从图像方面,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用途的马在时人认知体系中的独特形象——这也正是一种国马资源谱系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 一、畜牧之盛与汉代国家移动性力量的增强 在古代世界,只有主动掌握和极大程度上发挥移动性能力的国家,才可能拓建和管理辽远庞大的疆域。对移动性能力的把握,是汉唐国家的开创者最为重视的问题。对于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国家兴盛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夫之作出了精确有力的概括。他在历数秦代以来各王朝的边政与养马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国以马为强弱”的观点,并重点强调:“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6王夫之的这一论断,是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历史以来存在的大帝国之所以能建立并壮大的力量基础相吻合的。在古代社会,在以北方欧亚草原为大背景的国际舞台上,骏马是强势国家的经典象征符号。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牛头(ox-head),7到秦始皇的遗风、8汉武帝的天马,直至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它们作为欧亚大陆上庞大国家的象征,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意义上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一种军事实力与技术储备的表征,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国家体系内对相应的育马技术知识及其实践体系的学习、吸纳、整合与应用。 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机动作战,还是和平时期对超大疆域的管理,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马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项,9是军事力量的重要保证,国家通信系统的唯一支柱。10然而,对于马匹在军事征服与国家疆域管理方面的强大机动性特征,并非所有古代国家都能意识到其重要性,如古代波斯帝国虽然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战马培育和骑兵技术传统,但其骑兵的壮大却是在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作战过程中不得不扩大的应激性反应。11同样,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其重视马匹的培育技术和骑兵的机动能力,也是在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国家的军事打击下迫生出来的被动反应。 这种以大批量国马养育为基础的骑兵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古代国家最典型的显然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这只是局部的军事改革;而强秦王朝以战车与步兵对抗中原及南方、东方的国家,以长城战略与强大的骑兵对付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2秦朝虽短祚而亡,但是“秦马”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素和政令通信手段,在构建超大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崛起于秦雍之地的秦人族群,自其先祖非子始,就以替周王朝牧马而兴起,所以这个族群及其建立的秦国,其文化潜意识中就有着对骏马和骑兵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13但是,兴起于楚汉之地的汉王朝及其统治者,则对马匹培育、骑兵建设、机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认识。应该说,汉帝国及其统治者对于骑兵及国马重要性的认识,始于“白登之围”的惨败。公元前200年,轻敌冒进的汉高祖刘邦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虽然此役最终因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而得以解困,但是匈奴强大而精良的骑兵使得汉帝国及其统治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14 从表面的描述看来,匈奴王身边集中如此多的纯色马,好像是一种权力的排场。然而,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据现代动物学的研究,动物行为和毛色之间的关系是动物生化作用产生的结果,动物的毛色色素先质和神经传导介质之间存在着可以共享的路径。动物的毛色无论黑白都与驯化行为有关,白色或黑色的动物能承受较大的压力、不容易受到惊吓、比较忠诚且组织结构较为松散。15在古代战场上,如乌骓或枣骝等纯色的马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因素在内。因而,匈奴冒顿单于集中如此阵容庞大的纯色马,这种貌似排场的表象下面,其实蕴含的是北部草原部族精良的马匹育种技术和选择标准,是一种知识含量极高的技术体系和国力储备。 “白登之围”这场惨败之战,对汉帝国而言,无疑是一次从步战方式惊醒过来的军事启蒙、技术启蒙。匈奴王规模恢宏、马种精纯的骑兵队伍,使在农耕技术背景下以驾车负重而养育的种群混乱的汉代国马,在草原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的远途快速骑乘军马面前,顿时成为不堪一击的劣马。因而,汉帝国初建之年的和亲政策,正是这种天壤之别的军事技术体系和国马储备下的明智选择。 西汉王朝认识到了“车骑者,天下武备也”16的重要性,汉景帝时期,在秦代国家牧苑的基础上“造苑马以广用”,17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大批培养国马。18此外,对马匹的买卖与使用也作出法律上的限定措施。汉律九章中的《厩律》及《金布律》《津关令》都对马匹的外流与买卖作了严格规定。19由于关中秦陇之地自战国以来就是优质军马的主要培育地带,因而控制关中地区马匹的外流,就成了西汉政府控制战略要素的重要举措,诸侯王和各级官员在未获得特许之前不得买马关中。20这些措施,一方面保证了西汉国家发展骑兵的战马需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非国家势力拥有良驹的能力。 汉代国家马苑中大量培育的国马,在种群谱系上主要是本土的秦马和代马。秦马是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祖先在今甘肃、陕西一带培育豢养的蒙古马。21在《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中,秦人的祖先就是因为在渭河一带为周王室养马而起家。秦国的军队之所以统一天下,一定程度上也与其拥有大批的良马有关。而传说中的周穆王所得到的“骅骝、绿耳”等名马,也是源于今陕西地区的桃林,其地界西至潼关,22也是秦地。至东汉,将军马援正是因为在秦地养马而积累了丰富的马匹豢养技能和军事才能。23 代马则是指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的古代代郡、雁门郡一带生长的蒙古马,随后则发展成为北方匈奴等骑乘的蒙古马的一个泛称,相当于“胡马”。在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天下的过程中,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大量进入秦军之中,成为主要作战马匹。所谓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24则说明以“代马”为主的北方草原蒙古马已经成为秦军的主要战马。在西汉早期,西域未通,皇帝能得到的名马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如汉文帝拥有号称“九逸”的9匹良马,25就是来自燕代地区。 对于优良秦马的记载与描写,最早记录在《战国策》张仪劝导韩王的说辞中,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之概括为:“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6这显然是张仪夸张的说辞,但是秦国拥有大批优良的代马,则是不争的事实。27在西域马没有大批输入之前,代马在先秦时期是中国北方草原天字第一号的名马,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是当时赵国的三宝。28在春秋末期三家分晋的赵家赵无恤占领代地后,就用代马武装其主力车骑,为后来的胡服骑射打下基础,吃苦耐劳的骡子也是在代马的基础上由狄人培育而来的。29 大批代马的融入,是汉代国马改良换代的开始。汉初,中原农业地区大都是以蒙古马为母本的地方改良品种,其奔跑速度、耐寒能力、自然适应能力显然远远无法同草原游牧民族养育的良马相匹敌。汉文帝时,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30中原农耕地区养育的蒙古型战马体尺小、速度慢,在以先秦车战为主的战争中尚显不出劣势,但在激烈冲突的骑兵相接中劣势非常明显。31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不得不寻求大力引进优良马种,代马当然是首选。 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培育的“代马”系国马已经发展到“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而不得聚会”32的地步,汉军终于有足够的马匹来与匈奴骑兵相对抗了。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连续打击匈奴,不但威服西域各国,而且在自酒泉至玉门关之间,修筑了连绵如链的亭鄣,保证了西域道的畅通和对匈奴的制约。在战争中马匹的损伤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以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卫青与霍去病分路出塞远征匈奴为例,出征时有14万匹马,回来时剩不满3万匹,损失达11余万匹。33然而,这场在马背上长距离旷日持久的战争,却验证了汉帝国在建国初年育马举措的巨大成功。 汉初国家马苑的制度性育马,大幅度提高了国马的种群质量,汉军的移动性能力随之增长,使得其突破长城的保守型防御而北上西进,构建了汉帝国的幅员辽阔。同时,这场战争也使得汉帝国的骑兵意识进一步觉醒,正如司马迁所云:“为伐胡,盛养马。”34连年战争使马匹损耗巨大,更是激起汉帝国培育马匹的动力。35当然,彼时的汉武帝和汉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对于培育国马的热情和要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本土的种群了,以“天马”为蓝本的西域名马成为更高的追求目标,乌孙马和大宛马随之被引入进来。 乌孙马是西汉王朝最早大批引进的“天马”系西域良马,主要产地就是以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为中心的天山、乌孙山盆地, 与乌孙马有密切血缘关系的现代品种就是伊犁马。乌孙马的输入,源于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络乌孙国,夹击匈奴,但无功而返。不过乌孙王在张骞临行之际,赠送了数十匹乌孙骏马作为礼物,36这是文献记载中乌孙马第一次被引入中原,开启了乌孙马进入中原的先河。 乌孙马的大批引进始于此后不久乌孙与汉朝的和亲。乌孙派使者求婚,聘礼中包括1000匹乌孙马。37这1000匹乌孙马的输入,已经足以作为种马来改良或优化本土马的种群。它同秦马、代马一起,成为中原马匹演化与改良的种群源头。而公元前104年,西汉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贰师城,3万多军队出征,不足3000人活下来,然而却从贰师城获得3000匹大宛“天马”。38这3000匹马输入中原,使大宛汗血宝马成为汉马的引入型种源,39不但对西汉帝国的国马改良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深刻影响了汉唐时期国马谱系的改良和演化。 据育马专家王铁权先生研究,在大宛汗血宝马引入中国之前,国马谱系的主干为蒙古马系统,体高130厘米左右。大宛马体高可达150厘米,外形漂亮、奔驰速度快,是远远优于蒙古马的名贵马种。从汉匈之战之前对秦马、代马的大规模选种培育,到引进乌孙马、大宛马等西域种群,使得汉代的国马谱系无论从种源的多样性,还是选育技术的精细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40出现了大批体形优美的良马——汉马。41我们在汉画像石及武威雷台铜奔马等各类两汉美术作品中,都能见到这种明显不同于蒙古马体形外貌的优良马种。42 汉代国家马政的发展与国马谱系的改进,从其细致的边关马匹管理制度,到马援的《铜马相法》,43以至发展到北魏《齐民要术》中所收集整理的《相马经》等文献,44都深刻影响到后代王朝的马政与国力建设。唐人在评价汉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说:“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实百当今。”45这个评价虽然是对汉武帝的一个负面定性,但是由此可见“厩马”之数量,在唐人的认知中,仍然是汉武帝时代西汉帝国强盛的经典性标志。 正是由于西汉王朝大规模培育繁殖汉马的国家实践,中国古代规范的马政制度和优良的国马资源谱系才得以建立。由此,保证了汉王朝有能力以相当快的“速度”,在超大疆域内传递统治信息、输送治理力量,使得朝廷、地方、边疆、属国、四夷不同层级之间的政令行使、行动协调、诉求传达、矛盾消弭,达到了一个适恰的状态——这是汉代马政制度与国马资源建设之于国家管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汉”作为国号和民族文化象征符号得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唐代国马资源谱系优化的地理与技术背景 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46这一点在其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发展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唐王朝的疆域不但延伸到漠南和漠北,其对西域地区的制度化管理也更为有力。宽阔丰沛的蒙古草原、天山草原、祁连山草原和不断输入的西域马种,为保证国家的移动管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国马资源保障,古人有“秦汉以来,唐马最盛”47的评价。现代育马专家也认为,我们在唐三彩等唐代文物造型中见到的那些神采奕奕的高头大马就是“唐马”——这是一种体型较重、四肢细强的重型乘用马,是适应于驮乘身穿重型盔甲的唐代骑兵而培育出的国马新品种。48 画像石中的汉马形象是以龙颈上扬、体型细长的中亚大宛天马为形象塑造的,骏马口阔唇张、嘶鸣奋蹄的形象,极具奔腾飞扬的动感;49而北朝以来的鞍马或重装甲马即所谓“具装甲骑”,则以沉稳厚重、肥美丰腴为主要特征。在艺术表现中的这种差别,正是汉马与唐马的种群差别在艺术创作上的真实表达。50 唐马是在汉马的基础上历经骑兵战争的洗礼而产生的。晋隋之际,匈奴、鲜卑等部族先后入主中原地区,五胡十六国及北朝诸王之间强大的骑兵对抗,催生了对重装甲马的大量使用。这种残酷厮杀激起的军备竞争实践经验,51体现在北朝时期的育马理念中,就是以健壮结实、负重能力强的重型战马为主流标准。这种育马理念,显然也是建立隋唐王朝的关陇集团所欣赏和秉持的,唐人对名马的要求和描写是“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52因而“技艺绝伦,筋骨合度”的突厥马才能成为唐人最中意的作战用马,对其有“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 53的高度赞美。 唐代的军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马匹养育史上的高峰。这个时期不但是以大宛马为代表的中亚骏马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的时期,也是一个以蒙古马类型为主的华夏马与突厥马、中亚马杂交融合的时期。唐马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育马技术与国力的积累达到巅峰的标志。根据文献统计,唐初战马的核心种群是突厥马2000匹、隋马3000匹;贞观之后的40年间,官马群总数达706000匹;天宝以后,唐代战马种群庞大,仅天宝十三年(754)的统计数字就达到325700匹,54“秦汉以来,唐为最多”。其中原因,明代的育马专家认为乃是“息耗虽因时,而尤在牧养得其法欤”,55这就指出了唐马之所以为盛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牧养得其法”,表明唐代的马匹养育技术已经达到古代社会的一个巅峰,其背后所蕴含的是自汉代以来就不断积累的国马培育技术的改进与实践知识的积累。 优良的马种既是一种具有非常典型的地理性质的自然资源,又是一种严重依赖于人工选择、培育与养护的技术性资源。唐马之所以达到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巅峰,就是这两个条件的完美结合。 第一,地理条件方面最关键的要素是,自汉代以来,上层统治者就认识到了“胡苑之利”的重要性,牢牢地控制住优良马匹的主要产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骏马。 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中国古代马与17个现代种群的遗传距离自东向西增加,56这个结果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秦马、代马、突厥马是其古代东亚种群的主体后代,也是汉唐时代国力强盛、文明远播的重要运动载体和育种之本。这三种马的生长地,正处于欧亚大草原的丝路线上,处在以马的“中亚策源地”57种群东向而来的生长点上。历史时期自西向东而来的西亚、中亚马种的输入,不断地为东亚马输入新的品种改良基因,这也正是秦马、代马和突厥马在历史上保持其作为优良战马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58 汉马与唐马的培育,正是与这一地域密切相关。在这个事关国马生长与培育的特定地理点问题上,历代谋士有着深刻的认识。苏秦游说诸国,对秦惠王的说辞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59在苏秦看来,秦地之北的代马,乃是秦国可以一统天下的重要战略要素。无独有偶,继秦而起的汉代政治家刘敬、张良也持同样的远见,当山东诸大臣都劝刘邦建都洛阳时,他二人则建议“都关中”,其理由是:“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0所谓“北有胡苑之利”,按北魏政治家崔浩的说法,那就是北地、上郡这些关中之北的汉代边疆“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 61很显然,在古代政治家看来,马匹是建立和管理庞大国家所需要的重要战略要素,其养成与培育深受特定地理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以燕代、秦陇为代表的地域一旦不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不但优良军马的培育失去了重要的安全基地,也很难从北部草原部族获得外来马种作为补充,国家实力就不可能在北部边疆得到伸张。 唐马之所以达到了中国中古时期马匹培育的一个巅峰,与掌控突厥马这个“胡苑之利”相关联的北边地理带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陷于吐蕃,唐朝的监牧马场自此由于失去优良牧地而一落千丈,及至中唐以后,与回鹘的绢马贸易给唐王朝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代之宋、明诸王朝正是在牧场上受到极大限制,欧阳修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62可惜的是,宋代这些地区“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63已不可复得。王夫之梳理隋唐以来国家养国马的措施,指出宋代“举汉唐之故苑置之于蔓草田畴之中,而强赋之民以保马”,结果是宋军“视金、元,如鼠之遇狸,诚不敌也”。明代将养战马之事散布于黎民农家,“使民牧而责其驹”,然而“家无三尺之驹而岁贡孳生之马”,再加上“刷马、印马之繁,折价之苦,计户坐征,加赋外之赋,而民弊极矣。其为国患也,民贫而诡,则以驽羸之马应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饬”。造成的后果则是“边警以来,人持短兵以当万骑之冲突,责之以不败,必不可得已”。所以他认为,应该继承汉唐国家之养马传统,“牧苑之法行,国马取给于牧地,而通其法以广公私之畜”。64应该说,王夫之抓住了国马培育的要害所在,汉唐之所以能管理超大的疆域,大量战马、驿马的养育是其行政、军事良好运转的前提。 此外,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会忽略连续而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对战马培育的重要性,而习惯性地将战马等同于牛、负重马或驾车马,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培养军事骑乘用马之“三五日一次调习”“骑习驰骤”65等草原驰骋训练,都是农业性养马所忽略和没有场地完成的关键细节。正如丹尼斯·塞诺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国家虽然意识到了马匹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草场和相关的技术,使得军马的养殖与改良不能取得军事所需的进步,其国家军事实力就无法得以加强。66所以,“马生于胡”67的重要性之所以被西周以来的汉唐政治家、军事家所强调,就在于优良的马匹首先是具有高度地理条件限制的自然资源。 汉代边关马匹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也正是来自秦陇地理带,如悬泉置的传马补充,主要就是来自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农牧交界地带,如其中一次性就从天水郡、安定郡调拨给敦煌郡614匹马。68而唐代的国家养马场,主要设在此河陇之地、岐陇之间,所谓“国马四十万匹,皆牧河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西……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69因此,在具有“胡苑之利”的汉唐北部边疆地带,岐山陇原及其与之相连的河西走廊地区更是重要位置,它不仅是汉唐国家骏马的主要培育之地,更是在军事上隔断北部草原部族南侵、文化上源源不断接受西亚中亚直至欧洲地区文明因素的通道。 岐山陇原之间,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域、大秦国家的崛起之地、两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隋唐关陇集团的血脉所在,将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地的骏马——在冷兵器时代最具决定性的动力资源。根据目前发现的匈奴墓葬,可以将整个北部草原划分为中心区、边疆区和互动区,70出产代马的北地、上郡等地域处于农牧力量互动区的最前沿地带,是胡汉军事交锋地域,从地缘上显然不利于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养马。而岐山陇原之间则不但是汉唐国家军事腹心之地,而且是一个具有发动机特征的交接性地理地带,中原农业生产资源与儒家文化传统、漠北胡马利箭与尚武风气、渡过西极流沙而来的西亚中亚物种与异域风尚,在这里交汇融合,成为一个绝佳的既有本土资源又不乏外来资源的生长之地。71所以,前贤曾断言,大唐与突厥、吐蕃争夺这一地区,实质上就是在争夺宜牧之地。72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73此即所谓“唐室多胡气”,正是以“胡苑之利”“胡马”为战略要素依托的大国气象。 第二,唐代的马匹培育知识更为成熟务实。汉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完备的国家马牧体系与养护技术,经过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胡族国家的战争考验与历练,披沙沥金,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总结性的巅峰阶段。 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国古代育马技术标准就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以伯乐等为代表的先秦育马专家极度注重形体学的骏马鉴定知识体系,被战国激烈军事冲突中所形成的战马选择体系所取代。以军事家的实践经验技术为主流的汉代相马术,是对先秦相马技术的过滤与转折。此前所流行的一些车马技术,如《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74等单一形体学相马法被淘汰,马匹的养护技术逐渐占到了主流。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战争的进一步历练,这种育马技术的务实精神到唐代建立前后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峰。以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为代表,大量来自一线养马人或马夫口口相传的养马技术口诀从民间被发掘出来,如《伯乐针经》《造父八十一难经》《王良百一歌》《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等口诀韵文,被正式编入国家专业文献,突破了形体学知识的局限,使得关于马的“养护学”或兽医学的知识成为马学文献的主题内容。这是一个养马育马技术文献编纂方面的转折性变化,也表明唐代对马匹的培育更为务实,“相马”不再是重要问题,如何“养马”才是关键。出身于李唐皇室的李石所搜集整理的养马兽医学歌诀,是保证群养马匹大量繁育的技术知识前提。正如五代时期的军马专家所言:“良马千万无一,若骏者即可得而选。”75先秦诸子文献中那种如九方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的文学性理念,被唐人务实的“牧养得其法”76所取代。 从育马技术资源的角度而言,唐王朝甫一建立,武德九年(626)就将国家养马场“从赤岸泽徙之陇右”, 77强兵与壮马同时进行,78牢牢掌控了大规模育马的两大技术优势:一是占据了具有历史资源积累的优良草场;二是进入了育马技术传承有代的人才集中之地。 其一,岐陇与河西走廊之地,不但是地理、气温等方面适合养马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域是历史以来马匹优质草料的出产之地,所谓“瓜州饲马以薲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79 “薲草”作为岐陇瓜沙草原的主要优质草料则是毫无疑问的,清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云:“郁尔呼草,牛羊驼马食之最宜,以此称佳。”此郁尔呼草就是冰草,80包括沙生冰草、沙芦草等品种在内,都是中国北方草原最重要的禾本科优质牧草。81况且,张骞出使西域带来的原生于波斯、为波斯名马所最嗜食的草料苜蓿(medicago),82在岐陇之地的繁育最为广布,唐人颜师古曾云:“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83可见汉代留下来的苜蓿草场,为唐代北边养马提供了优质的草料基础。 其二,从地理资源位置来讲,岐山陇原区域不仅仅是自先秦以来就出产军事名马的地理带,更是不断革新养马育马技术的核心技术集聚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唐以来的养马专家之出身及其知识传承得到证明。中国古代相马技术之传承,同秦人、秦马及秦陇与燕代等特定的地理因素密切相关,唐宋之前主流的相马技术也与特定的族群——以“马服君”赵奢为族号的“赵—马”血缘家族有显性关联,从为周人牧马而起家的秦人祖先非子,到“马服君”赵奢直至其后裔东汉《铜马相法》的作者育马专家马援,都是在这一地理带成长起来的育马技术人才。84十六国时期帮助羌人姚苌在乱世之中崛起建国的天水人尹纬、尹详、庞演等,也是该地域的马牧技术世家。85唐代飞驎监姚恭就是秦州成纪人,祖上世代在秦陇任职,86也应该是马牧技术世家。 唐代马政制度及其技术体系,是以汉代边关马牧体系的完备建立与不断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是这一国家体系为育马技术的传承提供了持续的制度保证。汉代对于战马和驿马的选择、培育有着严格的官方标准,至少在西北边疆邮驿系统中,每匹官马都有详细的记载,包括马的岁齿、身高、颜色、来源等信息,并且如士卒一样,每匹马都会有相应的在籍名字。87虽然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与北方胡族占据中原地区,汉代建立的这些马牧机构的管理措施,仍然被持续性地传递到了隋唐国家的养马机构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晋牧帅汲桑叛乱、石勒以十八骑起家、88姚苌积聚实力,89都是借助于北边西鄙马牧机构的力量。直至北魏契胡尔朱荣尚“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90可证汉代马牧机构传承的技术与管理体系并未因汉帝国的崩溃而断绝。到开元十三年(725),时任陇右群牧使的张说报告:“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仍命太仆卿张万岁葺其政焉。”91赤岸泽在关中大荔地区,至迟在北周时期就可能是马牧机构所在之地,隋代因袭。唐代的牧监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完备的专业人员配置,所谓“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马牛之群,有牧长,有尉。马之驽、良,皆著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岁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以仲秋上于寺;送细马,则有牵夫、识马小儿、兽医等。凡马游牝以三月,驹犊在牧者,三岁别群。孳生过分有赏,死耗亦以率除之。岁终监牧使巡按,以功过相除为考课。”92 至为重要的是,唐代官方迅速吸收了北方草原部族突厥的马匹培育与骑兵训练技术,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就选拔唐军中的善骑射者,“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93这种“情景式”的特殊训练,再加上对马匹的精心选育,唐军骑兵的质量迅速上升。94而随着对突厥养马练兵之“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 95的野外适应机制的学习,唐代国家牧监机构也对马匹采取了“舍饲野牧”相结合的技术体系,96即盛夏在野外草场奔驰放牧、秋冬在监舍精心喂养;春夏野牧、秋冬舍饲当然是受北方草原盛枯季节性影响的必然选择,但唐代官牧体系中明确将马牧机构分为“诸系饲”与“诸牧”两个系统,97则是这一国马养育体系的制度化选择,在技术上超越了北部游牧部族以野外放牧为主的育马方式,使唐马的繁育更为快速、健壮。 此外,唐代牧监体系对于马匹烙印分类的做法,充分反映出其技术性分类的完备程度,这是保证优良马匹种群繁殖的重要方法。唐代官方的马印分为两种:诸监马印、诸蕃马印。印诸监马印者是国家养马机构交配选育出来的马匹,其马印有统一的标准格式,包括飞字印、龙形印、三花印、风字印等,这些印标识的是马匹的身体指标层级秩序,马匹的强、弱、杂及细马与次马的差别,就以印的不同而得以分等和识别;98而印诸蕃马印者则是来自周边部族进贡或购买的马匹。99显然,唐代马监牧场中培育的马,同周边部族进贡的马,在种群上可能是分开管理的,真正做到了“牝牡种类,各随所宜”。100马印制度101首先是一种区分财产归属的管理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先进的分种群繁育技术,有利于杂交马的种源保护。如此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与育种,是唐代官方养马得以功绩卓著的重要保证。从武德三年开始,唐军由六军扩展至十二军,其中羽林军由贞观初设的百骑扩展到千骑万骑,天宝年间,哥舒翰在西北设神策军,更是唐军轻骑兵壮大的象征。102正如汪篯先生所言,唐军之所以能竞胜隋末北方群雄者,正是因为其精心培育出“速度甚大与威力极猛之骑兵”,103此乃延续汉代国马培育谱系基础上进一步优选演进的结果。要言之,若无唐马之盛,则无“大唐气象”。 三、“汉唐气象”的形象塑造与符号象征 托马斯·爱尔森指出:“前现代世界的政治形象与现代世界的政治形象一样,都经过了人为的设计与加工。”104他还将亚述宫殿浮雕上的狩猎场面、萨珊波斯铸造于银器之上的国王狩猎图像称为“狩猎宣传”。105所以,无论是图像还是器物与装饰,都包含着古代国家有意识地强大形象塑造的举措。 骑马是权势、财富与身份的象征,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马师所言:“是骏马将皇帝、贵族和骑士从芸芸众生中分别了出来。”106对这一点,汉唐王朝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体会更深,他们对马匹的现世使用不但有各种严格的等级规定,还在死后的地下世界里,极尽所能地描绘了一个以各类骏马为主要表现或象征符号的生活场景,把他们这个尊贵的权势群体从芸芸众生中鲜明生动地分辨了出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汉唐时代”或“汉唐气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印象。 汉代养马专家马援所言“行天莫如龙,行地莫若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107正是对马之于超大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构建的恰当总结。而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铜车马出行队伍、108画像石中表现的骑乘和驾车马场景、北朝墓葬壁画、109大量的唐三彩骏马雕塑、《虢国夫人游春图》、110《北齐校书图》、111李贤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马球图》、112韦贵妃墓出土的《献马图》,113既是汉唐统治阶层对“汉唐气象”自信塑造的真实体现,更是我们理解“汉唐时代”不可或缺的生动直观的历史场景。 隐含在这种气势磅礴、华丽奢靡的车马出行图像背后的,其实是国马谱系优化与社会风尚的巨大变化:一是汉代以来痴迷以“天马”或“波斯马”等龙种马为追求的风尚,激发了人们对骑马与勇武之风的追慕;二是汉代以来养马技术的进步,使得大批形象英俊的西域马或突厥马成为可供骑乘的马匹;三是经过胡人南侵和晋室衣冠南渡,北方草原的刚健勇武之风逐渐成为唐王朝上层社会的时尚追求。由此,农耕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些礼仪制度、社会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在政治权势系统内,“礼”作为一种表明等级秩序的外在显性规定,自先秦以来在朝拜、祭祀、服装、车驾等方面就有严格的制度,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华夏贵族以乘车为尊,用华贵的封闭或半封闭车厢,构建出一个隔离于普通民众的类似于高阁深院的出行空间,如何乘车、乘什么车、乘几匹马拉的车、车马如何装饰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明确规定。然而,北朝胡汉制度演变到唐代,车马制度开始侧重于马,114如官员出行的等级开始依据马的优劣、导从多少和鞍辔材质来体现;115乘马作为一种特权和身份的制度性标志被频频强调,规定“商贾、庶人、僧、道士不乘马”。116由此,等级礼仪中最重要的车驾制度被“胡风”骑马潮流所代替。117对此,《大唐新语》有非常清晰的总结: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靗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118 此种“胡风”之最典型标志就是对于马的高度推崇,它植根于匈奴、鲜卑礼仪中“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119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个随着时代迁移而不断开放的过程,唐代宫人贵妇从“着幂罗”出行,到“颈为浅露”,发展到“着胡帽,靗妆露面”以至“衣丈夫服”,经历了整整百年。这种随着骑马风尚而发展的唐代贵族服装潮流,正是“汉唐气象”开放包容社会风气的一个最好表征。 唐代贵族此种孜孜不倦地摆脱《周礼》旧仪、崇尚胡服骑马的时尚背后,所蕴含的是统治阶层保持马上雄风、追求遒劲气势的时代努力。这既是魏晋南北朝乱世怆痛促成的大趋势,也是唐人张扬国家实力的社会表征。 唐朝建立之初,迫近唐都长安渭水桥的“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120的猖狂景象,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臣对“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121情势的精准总结,无不时刻提醒唐朝统治集团——优良的战马才是遏制北部胡族、保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战略要素。其实,这一点乃是汉唐以来的通识,汉帝国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雕以“马踏匈奴”,122而唐代则在唐太宗陵前“刻蕃酋之形, 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123这都是以优良国马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符号。 如果说“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124是唐人不忘马上驰骋的正面警醒,那么华丽的南朝贵族狼狈于乘马的悲惨景象,则是唐代统治阶层记忆犹新的反面历史教训。无论如何,与乘车相比,骑马是一个风险性较高的移动出行方式,所谓“乘船走马,去死一分”,125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唐代中书舍人杜彦林就是在上朝途中马惊套镫被践踏致死。126但是,六朝贵族不善乘马的前车之鉴,时时萦绕于唐代上层的脑海之中,唐太宗在贞观二年(628)曾告诫臣下:“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27这种保持遒劲气势的时代努力当然难能可贵,但可能也是一个双刃剑,后继之唐玄宗之所以重用安禄山,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所谓“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夫蕃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于阵敌,此天性然也”。128此段话虽然出自李林甫之口,唐代历史学家判断其乃奸佞祸心之见,129但是,由此可见对于草原骏马与胡人雄风的孜孜追求,是贯穿唐代历史的重要社会心理和时代风尚。唐代西北民间传唱“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边关蕃将哥舒翰传奇,正是这种时代风尚的最好象征。 汉唐两代的兴盛与衰落,也同其国马在信息传递速度和治理移动性力量方面所起作用息息相关。汉马成为西汉时代国家移动性治理能力增长的重要表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汉代国马在远距离奔驰速度与耐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马匹,以至于在汉匈之战中,匈奴曾多次低估了汉军的奔袭能力。典型战例有二: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军马匹无力抵达其核心区域而醉酒,被车骑将军卫青包围,俘虏“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 。130元狩四年,匈奴大单于“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结果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所率轻骑兵打败,一直追到了“阗颜山赵信城” 131——此乃汉代国马速度与耐力急剧增长的结果。其二,自河西四郡开始,汉代设立的“骑置”成为管理边疆、传递信息的重要信息系统。据张经久、张俊民的研究,在汉代的亭、邮、驿、传的邮驿系统中,骑置是速度最快的一种紧急政令和军情消息的传递方式。《汉官六种·汉官旧仪上》所记:“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132那就是一骑昼夜行三百多里,是皇帝知晓局势的最快捷方式。 到了唐代,大量优良国马培育前提下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备。其信息政令传递体系,制度设置上是“凡三十里一驿,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而监牧六十有五,皆分使统之”,133优良国马与驿站密切配合,使得“朝廷万机,非无事也,机事之动,恒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134其最快的特别传递“飞驿”传递,135速度极快。据《新唐书》,贞元三年(787)闰五月辛未日,浑瑊与吐蕃在平凉会盟,当日晚上三更时分关于会盟情况的报告就由飞驿使送达朝廷,可见其快递系统的速度之高。136而据《新唐书·房琯传》的记载,当房琯的孙子房启被朝廷任命为桂管观察使时,由于他们贿赂使用了“飞驿使”,结果先于朝廷使者5天就得到了消息。137 安禄山使用朝廷特别驿传系统的记载,可以给我们认识唐代官府紧急消息传送的速度提供一个参照。安禄山“充闲厩使”,“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138掌管唐王朝北边马牧机构,其在长安的内线耳目所用最好的国马,可以使得“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139而他在反叛前从长安回范阳,骑楼烦监的国马,“疾行出关,日行三四百里”,140而民间的好马一般仅可以“日行三百里”。141所以,汉唐国马对于管理超大国家的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盛唐之兴与其快速信息传递体系的建立关系密切,而其逐渐走向势衰,也与国马资源缺乏和驿站功能破坏有关。安史之乱后,河湟牧地沦陷于吐蕃之手,优良国马短缺,快马驿站系统陷入“馆递匮乏,鞍马多阙”142的境地,地方分镇官员之间、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政令传达速度与协调能力日渐下降,所谓“戎虏驰突,迅如风飚,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143造成的后果是“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144国家上下信息不通或迟缓不透明,成为导致唐王朝由盛唐走向衰败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将国马视为汉唐时代象征的一个原因。 当然,汉唐墓葬和文学作品及绘画等各类形象作品中对骏马的极尽赞美和夸耀,也正反映出历经开疆拓土之后的超大国家,其战马的和平利用达到了一个极致境界,是该时期政治强盛、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从战争用马到贵族用马,存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关联性逻辑。其中的逻辑脉络是:当一个超大国家在拓展其边疆和保护其漫长边疆线的努力中,在保持中央腹地与地方政权之间政令畅通的过程中,本着“欲立奇功为报,但恨无入阵马”145的迫切需求,大量的马匹被培育和生产出来,“天宝以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146不仅如此,随着唐王朝疆域的扩大和外交活动的展开,北部草原和西域中亚诸地如大食、康国、吐蕃、党项、回纥的贡马与互市购马数量剧增。147但是,正如丹尼斯·塞诺所言,马匹是一种耐用品,其“使用价值”并不与数量成比例增长。148远距离作战的消耗会为马匹培育提供政治上的正当性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可是一旦战争停止,国马的数量就会快速而成倍地增长成为过剩产品,此时马匹主要在两个方面被消耗或使用,一是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被大量使用,二是作为通信手段或维持漫长边疆线的驿马、军马。此时,国家就会感受到马匹过多的困扰,唐王朝面对回纥贡马,即有“人欲帛无厌,我得马无用”149之慨叹。大量的优良骏马进入贵族之家、成为炫耀的资本就不可避免了。其实,从汉武帝的《天马歌》到李白的《将进酒》《天马歌》,正是这种国家养马加速惯性所导致的社会现实、文化产物及心理表达。 汉武帝的宣扬之辞“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50表达了其借神骏之马征服和管理超大疆域国家的勃勃野心;151而其“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152则已经由“万里归德”的心理渴求发展到“骑马登仙”的形上状态,达至游神山昆仑与天帝之门的飞跃畅想。这正是我们在汉代墓葬中见到那么多“天马系”龙颈马的缘由——汉代人心中的“天马”,已经不仅仅是可以同北部胡族相抗衡的战略工具,而成为穿越天地之间的卓越媒介。 唐太宗对突厥马的赞美之辞,则类似于汉代人对“李广射虎”153的那种功业心情,所谓“喷沫则千里飞红,流汗则三条振血。尘不及起,影不暇生。顾见弯弓,逾劲羽而先及;遥瞻伏兽,占人目而前知”,154是对唐帝国重要战略资源的形象描述。而从唐人王翰的“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骐■前殿拜天子,走马为君西击胡”155的骑马尚武之风,到诗仙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156的豪气,再到其《天马歌》:“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冀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哺秣越,神行电迈摄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157其中所蕴含的,当然不是简单的浪漫夸耀,而正是骏马的大量使用所带给人在时空掌控能力方面扩展的自信与豪情——这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时代最本质的内在文化力量。 对于“龙驹”的想象性描述,对于“天马”跨越人间、冥世、仙界的形象塑造,就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故事” 158或“宣传”,是古代国家皇权和贵族有意识地强大形象塑造的举动。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是王公贵族显示其在世与往生的权威标志;而兴起于北朝时期的葬俗,在墓室壁画或随葬陶俑中,盛装备鞍而没有骑手的高头大马或威武健壮的仪仗成为标配,被认为是受萨珊波斯风俗的影响。这些神采奕奕、眼色水灵动人的“鲜卑马”所引领的时代潮流,一直穿越唐朝,直至辽代墓葬中,尚遵仪如故,等待它们墓中主人的骑乘。159因此,汉代画像石中嘶鸣的车驾与导从骏马、北朝壁画中眼睛灵动的鞍马、北朝陶俑中全副武装的具装甲骑,是我们今天理解汉唐雄风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资料。 在3—9世纪的欧亚格局中,当萨珊波斯的王者在银盘等雕刻品中将自己塑造成“骑马猎豹”或“骑马猎狮”的英武形象之时,160这种宣扬国力的喜好也被远在东方的汉晋艺术家所欣赏。十六国时期墓葬中“李广射虎图”161就采取了同样充满张力的图样,骑在健壮飞驰的骏马之上的汉将军李广回身弯弓射虎,162汉马与边将的雄姿由此而定格了汉帝国历史辉煌的瞬间。163而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为代表的突厥系唐马,则书写了大唐帝国的雄浑气象。在强盛国力与开放心态主导下的大唐王朝,不但典籍、制度、城市规划、宗教文化等要素被日本等东亚古代国家大规模地接受和吸纳,而且其以唐诗、唐乐为体系的声乐文化,更是成为那个时代最璀璨的文明象征。当唐玄奘在640年前后见到印度戒日王时,他们之间的那一段对话,最能体现“汉唐气象”之声乐艺术的影响力: 王问曰:“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法师曰:“秦王者,即支那国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极之前,封为秦王。是时天地版荡,苍生乏主……应天策之命,奋威振旅,扑剪鲸鲵;杖钺麾戈,肃清海县,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怀恩,故有兹咏。”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164 《秦王破阵乐》是唐代铁骑武功“宣扬”与声乐文学结合的最典型代表,它在武德年间就有了最初的版本,到贞观七年之后就传到了印度,165由此可见大唐王朝的“政治形象宣传”是非常成功的,汉人石刻的“马踏匈奴”所不能达到的远方,声乐传布的《秦王破阵乐》达到了。因而,帝王、国家或文明的力量型形象塑造,一定是蕴含了技术型实力在内的。汉唐时期的各类古代图像中,无论是帝王之马、帝国之马还是权贵之马,都是对那个时代最典型象征物的夸耀性展示。166 结语 综上所述, “汉唐气象”之生成,当然是以成熟丰繁的中华古代文明积淀的深厚辐射力为背景支撑的,但是,以高度移动性为特征的帝国外向性拓展能力的增强,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在先秦以中原为中心的西周社会或以小国割据为特征的春秋战国,狭小的疆域内马车的速度就足以应付这些需求。但是秦帝国建立后,快马驰道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否则政令的畅通、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受制于传递“速度”的限制。无论是统一中原的秦、两汉、大唐等王朝,还是境跨欧亚的元王朝,都非常重视驰道、驿站的建设,那就是要以最基本的动能资源——马匹为中心,加快超大疆域内统治管理信息的传递和治理力量之输送的“速度”,尽可能使朝廷、地方、边疆、属国、四夷之间运行协调,减少矛盾。 汉唐王朝移动性能力的增强,建立在以马政制度建设与国马种群培育为中心的知识积累、创新与国家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汉帝国在汉匈骑兵之战中对先秦育马知识的集成与过滤,魏晋南北朝时期残酷骑兵战争的实践检验与经验总结,使得国马培育技术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集大成的总结性时代。从以大宛天马为模本的体型优美的汉马,到南北朝时期残酷战争中诞生的重装甲马,发展到唐代以突厥马为本的健壮肥硕的唐马的国马谱系演进路径,167也同时反映了育马技术从注重形体学的“相马”到注重“养护”的兽医学体系的转化。此种技术与制度的积累与发展,是促成“汉唐之所以能张”168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移动性增强, 助力汉唐成为实力雄厚、空前统一的超大国家和儒家核心文化共同体,并由此而影响了古代世界的文明进程。 注释 1参见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复旦学报》1991年第4期;周伟洲:《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2参见高天民:《汉唐气象与中国美术话语》,《美术观察》2014年第9期。 3参见芮传明:《推动中外交往的域外骏马》,《丝路古史散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2页。 4参见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页。 5参见Uif Jäger,“Some Remarks on Horses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s Depicted on Monuments of Art between Gandhara and the Tarim Basin(3rd-8th century),” in Bert G.Fragner et al.,eds.,Horses in Asia:History,Trade and Culture,Wien: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9,pp.75-82. 6王夫之:《噩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页。 7参见Catherine Johns,Horses:History,Myth,Ar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8《史记》索隐:“乘遗风而射游骐。”《汉书音义》释“遗风”为“千里马”,而《古今注》则指出“遗风”是秦始皇所乘马名。(参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10页)此名也可能与阿拉伯马来自风的传说有关联。(参见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621页)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Leiden/Boston:Brill,2013,p.232;Peter Upton and Hossein Amirsadeghi,“Drinkers of the Wind,” in Hossein Amirsadeghi,ed.,The Arabian Horse:History,Mystery and Magic,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10,p.10. 9参见Ralph Kauz,“Gift Exchange between Iran,Central Asia,and China under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in Linda Komaroff,Gifts of the Sultan:The Arts of Giving at the Islamic Court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15-121;Ranabir Chakravarti,“Equestrian Demand and Dealers:The Early Indian Scenario,” in Bert G.Fragner et al.,eds.,Horses in Asia:History,Trade and Culture,pp.145-157. 10战马与驿马是帝国军事与通信系统中的关键支柱,有非常严格的编籍管理系统。(参见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00—383页)而中亚、西亚地区古代皇家养马也主要来自驿马。(参见内扎米·阿鲁兹依·撒马尔罕迪:《四类英才》,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8—79页) 11参见Louis A.Dimarco,War Horse:A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Horse and Rider,Yardley:Westholme Publishing,LLC,2012,pp.18-22. 1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0页。 13参见尚永琪:《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丝路文明》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4页。 15参见H.Hemmer,Domestication:The Decline of Environmental Appreci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lizabeth J.Reitz and Elizabeth S.Wing:《动物考古学》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Dr.Ben K.Green,“Insight into Horse Color,”The Color of Horses:The Scientific and Author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lor of the Horse,Missoula,Montana:Mountain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1-17. 16《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3页。 17《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9页。 18秦汉马政的系统考述,参见陈宁:《秦汉马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9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5—86页。 20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88页。 21参见袁仲一:《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3页。 22参见《史记》卷43《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正义]《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 (第1779页) 23参见《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27—841页。 24苏秦:《上书说秦惠王》,《全秦文》卷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6页。 25刘歆:《西京杂记》卷2《文帝良马九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26《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293页。 27参见陈宁:《秦汉马政研究》,第149页。 28参见《史记》卷43《赵世家》:“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第1818页) 29苏秦相燕,燕王“食以■■”,此“■■”,《字林》云“北狄之良马也,马父驘母”。(参见《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第2472页)“■■”亦被认为来自费尔干纳,参见H.G.Creel,“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0,no.3(Apr.1965),pp.647-672. 30《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1页。 31参见赵新平:《汉马图像形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0年,第118—119页。 32《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0页。 33参见《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8页。 34参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5页。 35参见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36参见《汉书》卷61《张骞传》:“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第2692页) 37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第3172页) 38大宛“天马”即今之阿哈捷金马,据说在帕提亚时代的老尼萨壁画中就有其形象。(参见L.K.Glazovskaya,Akhalteke:A Great Racer of History,Ashgabat,2003,p.37) 39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第3177页) 40汉代西域良马的输入问题,参见石云涛:《汉代良马的输入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 41参见王铁权:《情系马学五十年——王铁权先生作品选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42参见芮传明:《“胡马”与中国的文化生活》,《史林》1994年第3期。 43马援的《铜马相法》文本,参见《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0—841页。 44参见贾思勰撰,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3—517页。 45刘肃:《大唐新语》卷4《政能》,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7页。 46许倬云认为:“隋唐中国是脱胎换骨,堪称第二期的中国。”参见许倬云:《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47《新唐书》卷5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8页。 48参见王铁权:《情系马学五十年——王铁权先生作品选编》,第327页。 49参见《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版”,第1—44页;画像石中的汉马形象,参见金维诺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1—2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50汉唐出土文物雕塑品中的汉马和唐马形象,参见VictorChoi,Horses for Eternity:Terracotta Equestrian Tomb Sculpture of DynasticChina,Hong Kong:Dragon Culture Ltd.,2007. 51马镫、肚带等骑兵战具的完备,应该同北朝时代激烈的骑兵战争密切相关。(参见Pita Kelekna,The Horse in Huma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3-164)鲜卑、柔然的骑兵对抗是马镫产生的重要背景。(参见王铁英:《马镫的起源》,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6—93页) 52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02页。 53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6页。 54参见《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8页。 55《新刊校正安骥集序》,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1页。 56参见蔡大伟:《古DNA视角下中国家马起源新探》,周慧主编:《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及相关家养动植物DNA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5页。 57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9页;Stanley J.Olsen,“The Horse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 in Some Other Area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vol.140,no.2,1988,pp.173-174. 58作为秦马、代马与唐马之间的蒙古马优良战马种群,“鲜卑马”也常被学界讨论,尤其是北朝时期兴起的重装骑兵,其主要种群应该就是鲜卑马,这应该也是唐马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Shing Müller,“Horses of the Xianbei,300-600 AD:A Brief Survey,” in Bert G.Fragner et al.,eds.,Horses in Asia:History,Trade and Culture,pp.181-193) 59《史记》卷69《苏秦传》,第2242页。 60《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61《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6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奏议集》卷16《唐监牧剳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03页。 6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奏议集》卷16《唐监牧剳子》,第1703页。 64王夫之:《噩梦》,第12—13页。 65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第390—392页。 66参见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08—109页。 67《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68悬泉汉简ⅡT0216:123,参见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第311页。 69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2页。 70参见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226页。 71李锦绣在对粟特胡人史诃耽及其家族对唐初马政贡献的考察中,提醒要“重视突厥对唐代马政的影响”。(参见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2—274页) 72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 73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74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恃君览·观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79—580页。 75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非意致祸》,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8—219页。 76《新刊校正安骥集序》,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第1页。 77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2页。 78参见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第261—276页。 79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35《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29页。 80参见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81参见侯向阳:《中国草原科学》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8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第3173页)关于苜蓿的育种史及其分布,参见侯向阳:《中国草原科学》上册,第274—275页。 83《汉书》卷96上《西域列传上》颜师古注,第3895页。 84参见尚永琪:《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丝路文明》第1辑。 85参见《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4页。 86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18页。 87参见张俊民:《悬泉汉简马匹问题研究》,《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第300—383页。 88参见《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08—2709页。 89参见《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3004页。 90《北齐书》卷1《神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页。 91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2页。 92《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第1255页。 93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页。 94参见汪篯:《唐初之骑兵》,《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8—81页。 95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2页。 96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40页。 9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厩牧令》卷第24,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8—400页。 98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厩牧令》卷第24,第400页。 99参见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5页。 10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奏议集》卷16《唐监牧剳子》,第1703页。 101关于马印制度的脉络,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卷第62—64页、第3卷第148页。 102参见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291—1297页。 103汪篯:《唐初之骑兵》,《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第29页。 104托马斯·爱尔森:《欧亚皇家狩猎史》,马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8页。 105托马斯·爱尔森:《欧亚皇家狩猎史》,第219—223页。 106Stephen Budiansky,The Nature of Horses:Exploring Equine Evolution,Intelligence,and Behavio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p.73. 107《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0页。 108参见《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编辑委员会:《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第44—49页。 109参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娄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第12—19页“出行图”、第46—56页;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徐显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第46—47页“备马图”。 110参见实践经典编辑部:《唐代人物画2》,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22页。 111参见实践经典编辑部:《唐代人物画1》,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13页。 112参见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珍品·章怀太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38页。 113参见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图版”,第153页图版3-14。 114参见华梅等:《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4—201、252—254页。 115参见华梅等:《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第253页。 116《新唐书》卷24《车服志》,第532页。 117骑马文化对隋唐社会影响的讨论,参见Shing Müller,“Horses of the Xianbei,300-600 AD:A Brief Survey,” pp.181-193. 118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第151页。 119《魏书》卷108《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 120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121《旧唐书》卷62《郑元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0页。 122参见赵超:《铁蹄驰骋:考古文物中的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图版”,第82页。 123李好文:《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潔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124吴兢:《贞观政要》卷9《征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6页。 125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非意致祸》,第218页。 126参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非意致祸》,第218页。 127吴兢:《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第195页。 128刘肃:《大唐新语》卷11,第173页。 129在李林甫的推动下,玄宗时期任用了一批蕃将守卫边镇,不仅仅是安禄山,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河西节度使安思顺等人,而高仙芝是曾同阿拉伯军队远距离作战的唐将,哥舒翰则是西北边关的传奇将领,可见这是一种时代大势。(参见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58—159页)蕃将之于唐代骑兵的重要作用,参见马驰:《唐代蕃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6—21页。 130《汉书》卷55《卫青传》,第2475页。 131《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4页。 132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133《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6页。 134《旧唐书》卷94《李峤列传》,第2993页。 135参见邓沛:《唐代“飞驿”制度说略》,《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136参见《旧唐书》卷125《柳浑列传》,第3555页。 137参见《新唐书》卷139《房琯列传》,第4629页。 138《旧唐书》卷106《杨国忠列传》,第3245页。 139《旧唐书》卷186下《酷吏列传下·吉温》,第4856页。 140《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列传》,第5369—5370页。 141《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献马,肉鬃鳞臆,嘶不类马,日行三百里。” (第953页) 142《旧唐书》卷165《柳公绰列传》,第4303页。 143《旧唐书》卷139《陆贽列传》,第3814—3815页。 144《旧唐书》卷139《陆贽列传》,第3815页。 145陶岳:《五代史补》卷1《梁·朱瑾得战马》,忏华庵丛书,光绪壬午刻本,第4—5页。 146《新刊校正安骥集序》,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第1页。 147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70—79、130—140页。 148参见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15页。 149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3页。 150《史记》卷24《乐书》,第1178页。 151王子今指出,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精神。参见王子今:《秦汉名物丛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68页。 152《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60—1061页。 1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9—80页。 154王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马》,第1302页。 155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6页。 156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62,第383页。 157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62,第383—384页。 158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页。 159参见Shing Müller,“Horses of the Xianbei,300-600 AD:A Brief Survey,” pp.181-193. 160参见Prudence Oliver Harper,The Royal Hunter:Art of the Sasanian Empire,The Asia Society,Inc.,1978,pp.33,39,46;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粟特银器》,李梅田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页。 16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79—80页。 162此种骑马回身的“安息射”,也是射猎狮、虎等大型猛兽的一种经验技巧,所谓“射虎逆毛则入,顺毛则不入”。相关记载,参见谢肇淛:《五杂俎》卷9《物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155页。 163杨泓考察文物中马的艺术造型,亦认为“昭陵六骏”承袭着西汉霍去病墓冢石雕的传统,以战马雄姿象征英雄伟业。参见杨泓:《束禾集:考古视角的艺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 164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6页。 165参见张远:《戒日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0—261页。 166参见Stephen Budiansky,The Nature of Horses:Exploring Equine Evolution,Intelligence,and Behavior,p.185. 167中国古代的骑兵由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发展到唐代轻骑兵的原因,参见王援朝:《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68王夫之:《噩梦》,第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