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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毅传》(《洞庭灵姻传》)是中古时期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界得到长期关注，而历史学者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提出对历史的新解，也有顾颉刚和陈寅恪的研究作为典范。倘若先不从文本入手，而从生活世界出发，观察前人很少注意到的社会-文化现象，然后再来重新审视耳熟能详的文本，会发现一些新的方法路径和问题假设。由此，可以发现《柳毅传》的内容包含了对中古时期南方湖区水上人/商人的社会-文化情境的隐喻。以田野工作作为文本解读的基础，也正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柳毅传》；水上人；历史人类学 作者简介：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唐传奇《柳毅传》(原称《洞庭灵姻传》)所讲“柳毅传书”故事，在民间脍炙人口，后被视为中国最流行的民间故事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柳毅传》进行了分析探讨，除了对其故事来源、主题思想、内容结构、叙事手法等传统的文学分析之外，还有对故事的发生地“洞庭”究竟在湖南洞庭湖还是在江苏太湖的争论。近年来黄景春的相关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讨论了柳毅从小说人物到民间神灵的变化，认为后世通过话本、戏曲等方式的传播，使柳毅完成了这样的蜕变。由此，他认为，以民间故事和讲唱文艺为基础，文人小说中更加丰富化和形象化的人物角色往往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祇来源。 显然，研究视角的转换导致了传统的文学文本变成了宗教文本，同样地，这个文学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历史文本。不同的是，我们从唐传奇《柳毅传》中看到的并不是后世的大众宗教或民间信仰，作为宗教文本，它已经被再创造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文本，我们则应努力从中看到以往未曾注意到的唐代的历史。换句话说，本文并不试图完全溢出《柳毅传》文本之外，而是依然以分析《柳毅传》的文本为旨归。那么，《柳毅传》这样一个不甚长的奇幻故事究竟是关于怎样的历史、以及关于什么人的历史文本呢? 一、研究路径的转换 中国的历史学者对文学文本进行历史解释的经典研究有两个，一个是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另一个是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前者是从后世的孟姜女故事文本出发，剥离出《左③参见黄景春、师静涵：《柳毅：从小说人物到民间神灵》，《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廖明君、黄景春：《作为宗教文本和文化写本的古代小说——黄景春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4年第3期。传》中的杞梁妻故事、战国至秦汉的哭城故事和北朝时期的哭长城故事等成分，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历史层累过程，并进一步发明出“层累地制造古史”的分析方法。后者以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传》为中心，上及《莺莺歌》与《莺莺传》，下及《连昌宫词》，讨论了变动社会中的典章制度、习俗文风，系以“诗文证史”的个案，其意义在于通过琐细的考证，发现个性化的文学文本中隐含着的传统历史文本中忽略或遮蔽的史事。 虽然这两个经典文本距今分别已近百年和七十年，但仍然极具启示意义。可惜的是，后之学人沿两位先辈开辟之路前行并发扬光大者并不多见。顾颉刚的研究虽系长时程的研究，并未集中针对某一历史时期深入讨论，但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从后世或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即从当世妇孺皆知的民间口头叙事入手，理出一条基本的情节线索，再对各个重要的情节节点进行“定时”(timing)，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文本分析的新路。陈寅恪的研究虽被论者讥为“繁琐考证”，但其细节辨析往往指向重大的时代问题，特别是这些辨析往往三言两语，并无太多铺陈，只有明白人才懂得那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 单纯从文学的角度看，《柳毅传》是一个“人传神书”的故事，学者们指出，《搜神记》中胡母班替泰山府君传书给河伯妇的故事、《异苑》中质子传书于江伯的故事，以及唐代《广异记》中三卫替北海神女传书、《续玄怪录》苏州客替龙子给龙母传书、《酉阳杂俎》邵敬伯替吴江使者传书济伯的故事等，与《柳毅传》同出一源，也指出东晋时佛经中的“龙女报恩”故事或许对《柳毅传》产生了影响。人们往往从情节母题的相似性去寻找某个故事文本的渊源，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故事文本的作者是否读过创作时间更早的某个同母题文本，也很难证明更早的文本是否广泛传播或持久传承，能为千里之外或数百年后的某个相同母题故事的创作者所知。所以，以情节相似确定文本间的渊源关系，并由此确定某一母题或类型，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史学方法，甚至不是文献学方法。 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些故事中的收信人都是水神的共同点，也有人进一步将此类故事定义为“水神托人传书”，但都没有对此予以解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故事产生和最初流传于哪些地区，但这类故事的语境都与水域有关，这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搜神记》胡母班的故事内容涉及泰山和黄河，《酉阳杂俎》邵敬伯的故事涉及今山东北部的平原县、长白山(在邹平)和济水，《广异记》中的故事涉及北海，北海在清代以前于陆上无庙，历代于济渎庙(在今河南济源)望祭，清乾隆间才建北海神庙于山海关。《异苑》《续玄怪录》中的故事及《柳毅传》则与长江流域有关，而《酉阳杂俎》所记故事中的“吴江使”及刘宋灭南燕慕容氏政权的背景也涉及长江流域。因此，我们对包括《柳毅传》在内的这类文本的解读，应该抓住“水”这条主线。 假如我们暂时放弃文本分析的方法，试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去思考呢?假如我们并非学者，只是历史上的普通人，不通文字，并不能接触到这些文字文本，只可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听到或传诵这些故事，我们对这些故事会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多半不知道也不会关心听到的故事与更早的某个类似故事有关联，我们更不会去争论《柳毅传》中的洞庭究竟是在哪里，而只会把这个故事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听到了，也许还会传，甚至还会丰富它和改造它，如此而已? 多数人应该同意，上述各书的编者并不是这些故事的原创者，只是收录者，至多是改编者。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故事的原创者是谁，无论他(她)是否文人。《柳毅传》的作者“陇西李朝威”因其在文中留名而见知于世，但通常人们只是猜测他生活在8-9世纪之交，据说除《柳毅传》外，他还有一篇《柳参军传》传世，此外人们对此人一无所知。有人依据《柳毅传》中的只言片语，敷衍出李朝威专门拜访了柳毅的表弟薛嘏，听后者详细讲述传书故事，回家后精心创作的情节。实际上在《柳毅传》中，作者只是说“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即说这个叫薛嘏的人到处给别人讲这个故事，而且他只讲，并不写下来，而李朝威为了表彰柳毅的义气，就记录了这个故事。其实，无论是薛嘏还是李朝威，我们都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人，只能把“薛嘏”当作一个故事讲述者，而把“李朝威”当作一个故事记录者，仅此而已。 基于以上，我们或许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并未听说过这个故事的普通人，对这类故事最基本的情境——水乡做一些了解。换句话说，我们并不从故事文本本身入手，而从这类故事文本的情境出发，从而改变以往的研究路径。事实上，虽然我对柳毅传书的故事早已熟知，但在我对江南地区如何从水乡成陆进行研究之前，甚至在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都从未想起过这篇脍炙人口的《柳毅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