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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柳毅传》中的“洞庭” 关于《柳毅传》中的“洞庭”何在历来就有争论，而对于一篇源于民间故事的文学作品来说，坐实文中的人名、地名也未必有太大意义。尽管如此，也远未像有的学者所说，这个“洞庭”已被“公认”为是指湖南的洞庭湖。 南宋范成大是吴县本地人，他在所编《吴郡志》中记载：“柳毅井在洞庭东山道侧，按小说载毅传书事，或以谓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说有桔社，故议者又以为即此洞庭山耳。”他并没有表现出倾向性，并举两说，可见争论从宋代就开始了，亦可见故事在当时已非常流行。 《岳阳风土记》是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范致明所著，是他在岳州(今湖南岳阳)监商税时所作。他并非本地人，只在此处为官，所以态度应该是中立的。该书中记：“君山崇胜寺，旧楚兴寺也，有井曰柳毅井。按《灵姻传》始言‘还湘滨中’，言‘将归吴国’，固无定处。然则前人因事阙文，后人遂以为实，此亦好事者之过也。”他的意思是，故事一会儿说柳毅回“湘滨”，一会儿说他回“吴国”，前后矛盾，是因为作者因某种原因并不想确指，却被“好事者”当真。 即使是在今天仍被言之凿凿的“柳毅故里”陕西泾阳，清代人也是非常冷静地看待此事的：“柳毅台。旧志：柳毅传书台，在县南五里，今名柳家街，台址尚存。旧志采《柳毅传》，恐李朝威寓言，今删。” 不过，看起来更离谱的“好事者”要比持冷静态度的文人多得多。与岳阳南北相对的湖南宜章地处南岭山区，这里也很早就有柳毅的传说。北宋末邠州(今陕西彬州)人张舜民到郴州，曾写下一篇游记：“……至平地，即鱼庙也。寂无人居，板屋十数楹，弊陋尤甚，神像紫衣巾幞，其妃侧坐，旧传为柳毅庙，有所蓄龙珠。呼祝出之，乃紫水晶，大如弹丸者。祝史平时用以诳村民而取神也，乃曰龙珠。诸君相顾一笑。”宋代的士大夫将此当作笑谈，但后世的本地人却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
县志编者称，柳毅是宜章人，甚至说是笆篱堡人(我们去过笆篱堡做田野调查，那里在明中叶以后是宜章千户所下的百户所，之前应该是傜人居住的峒)，随后还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证。本地的文史工作者为家乡争取文化资源，建庙的人为争取更多的信众，都无可厚非，今人不能简单鄙之曰“好事”。 柳毅传书的故事在宋代就广泛流传，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其流传方式，但很可能也是通过讲唱文学的方式传播。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朝廷将其列入祀典，导致各地效尤。元至元《齐乘》记载：“柳毅庙，沂州艾山，宋元丰二年封灵镇侯，政和五年赐额昭应。”对这件事，《宋大诏令集》明确记载：“丹州咸宁郡王庙可忠武王，沂州艾山神庙可灵镇侯，安州龙泉庙可灵泽侯。”对三个神灵的敕文都是一样的：“勅：古之诸侯，得祀其境内山川之神，非使之徼福以利乎己也，盖神之德及民，则思所以报之。眷言灵祠，奠彼邦服。比因旱暵，嘉泽应祈。有司请为，宜有昭答。疏爵锡号，扬神休可。”但这些敕文并没有说明神系何名，更没有说为什么会封赐山东沂州这个“柳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位神灵都是水(雨)神。 在《宋会要辑稿》中则有另外两条记录，一条是“商山神祠，在商洛县。神宗元丰元年七月封灵镇侯”；另一条是：“灵镇侯祠，在江陵府城南息壤。神宗元丰元年封灵镇侯，徽宗政和四年十月赐庙额丰惠。”这两个灵镇侯是早一年封的，应该是享有相同封号的不同神灵，也有可能是不同地方的同一个神灵可以申请得到同样的封号，这两种情况都很少见，但也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水(雨)神。 在洞庭湖区又曾有许多洞庭神庙：
在我看来，宋代前后敕封的这些山水神灵，既有许多本是地方土神，后因地方官民的申请得以赐封，也有很多并不一定都有具体名姓的山水之神，只是地方民众并不一定都认可这些正统化的神灵，反而更崇信本地原有的土神。久而久之，鸠占鹊巢，地方土神(如柳毅)就替代了朝廷敕封的神灵，地方文献中移花接木，就把封号戴在了“僭主”的头上，从而赋予其更大的权威性。所以，柳毅故事既可能是由官方封赐获得广泛传播，也有可能因故事的魅力而广泛传播，成为广泛存在的神灵。无论如何，自宋代开始柳毅故事发生地便有不同说法，故事内容因神灵信仰的缘故敷衍出更为丰富的细节，研究者完全不必纠缠于此。 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山川风物，往往虚虚实实，既不尽虚，又不尽实；既要使读者读来可信，又使其不能一一对应，避免对号入座，更何况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衍生异文。张伟然曾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分析了《柳毅传》这个文本的空间逻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认可他的“地理意象”这个概念，而不去理睬“柳毅井”“柳毅泉”“柳毅桥”这些后人的发明。根据他的解释，所谓“地理意象”是指中国文学作品中由特定地理环境产生的类型化意象，据此，《柳毅传》中包括地名在内的许多地理标识，可以视为故事讲述者或记录者对自己所熟悉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地理环境的“意象性”表达，可以指一个地方，也可以指具有类似环境特征的几个地方，因为李朝威完全可能知道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的“洞庭”，所以故事一开始他有意既提到“湘滨”，后又提到“吴”。 这种忽而楚，忽而吴的模棱两可的手法甚至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柳毅传》中说“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既可以理解为从吴之腹地(如苏州)到太湖中的洞庭山，符合地近的语气逻辑；也可以按晋郭璞所谓“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达旁通”的说法，即理解为太湖洞庭山与湖南巴陵之间有通道相连，《岳阳风土记》也引前人说法，“君山上有道通吴之苞山，今太湖亦有洞庭山，亦潜通君山”，不知苞(包)山即洞庭西山也。无论如何，这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冯梦龙在其小说中称洞庭商人为“钻天洞庭”。与冯梦龙同时代的著名徽州籍官员汪道昆到东山后写下游记，说“东涉东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绅其上，有柳毅井，通三湘，语岀稗官氏。水东沃野数十里，号小云南”。他说根据小说家言，苏州东山的柳毅井下面能通往湖南的洞庭湖，这基本上是附和后面那种说法。联系到稍早的东山籍士大夫王鏊的疑问“楚之湖曰洞庭，吴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耶”，说明古人对这两个异地同名的地方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的问题是颇有所思的。 《柳毅传》中有“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一段。一方面，从长安前往“东南”，不应途经湖南的洞庭湖；另一方面，太湖中诸岛亦如沿海诸岛，经常隐于烟波缥缈之中，给人以仙山琼阁的意象，往往以实化虚，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情境。这种地理意象似更指向江南，之所以如此，则需要从江南在中唐以后中国的地位去认识。 所以，本节的论说不过旨在说明，无论《柳毅传》中的“洞庭”何指，其地理意象是长江流域的湖区，便与本文的讨论全无窒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