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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莱对瑶族《过山榜》的研究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伊莱(Eli Noah Alberts)博士近年重点关注瑶族的宗教与文化,尤其是瑶族文献《评皇券牒》,他于2011年在《台湾人类学刊》发表了《纪念祖先功绩:<评皇券牒>中的神话、基模与历史》(Commemorating the Ancestors’Merit:Myth,Schema,and History in the“Charter of Emperor Ping”)。《评皇券牒》是流传于中国南部、越南和泰国等地区的一种瑶族文献,也叫《过山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清初,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古代皇帝的诏书相似。在这篇长论中,伊莱从视觉和叙事两个方面,对《评皇券牒》的分布、流传、产生及其视觉特征、地位与权力的联系进行论述,并分析了《评皇券牒》中的排序基模,主要包括:盘王形象的诞生、“漂洋过海”与盘王的功绩、盘古的创造。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评皇券牒》是中原帝国授予瑶族的敕令,伊莱在这篇论文中认为,《评皇券牒》是“原住民的创作,源自地方的瑶族领袖,他们操弄熟知的帝国文本惯例,为自己、族人和家人谋利”。《评皇券牒》本身经历了被复制、被珍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瑶族的群体记忆,这些记忆有已去世的,也有仍然在世的人的记忆,被纪念的人曾经为中央朝廷服务,同时也是道教精神世界的象征。 伊莱在结语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今后有关瑶族《评皇券牒》研究的研究方向:追踪从明代末年到民国时期在各地流传的独立《评皇券牒》的微观历史,包括这些地区政府的历史,以及瑶族对这些政策的回应等等;瑶族与当地以及跨地区、瑶族与非瑶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围绕盘王崇拜而形成的狂热崇拜,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将《评皇券牒》中对盘王的描绘,与其他材料(如文本、口头)所反映出的盘王形象进行对比,或许也可以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大量瑶族《过山榜》的文献资源,中南民族大学的何红一教授对海外瑶族文献的收藏现状多有论述,国内学界或可通过海外珍藏的瑶族文献,进一步加深对相关民间文学、民俗事象的研究。 五、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影响与特点 由于语言限制,本文主要查阅近年用英语发表并在可阅读范围内的刊物与文献,以上所举四例,仍是沧海一粟,但基本代表了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成果中,已译介至国内学界的仍是少数,但西方学者在壮族典籍(如《布洛陀经诗》)的研究与英译、民间故事(如《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的跨国与跨民族分析、口头传统(如《布洛陀经诗》的形式特点)与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中,壮族典籍的英译,还引发了国内学者的诸多思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主要体现为对民族志英译理论的探讨。 上文提到,贺大卫不仅是一位壮族民俗的研究者,他还积极进行壮族典籍的译介。除了《汉皇与祖皇》外,他的译著还有《杀牛祭祖》(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2003年)、《招魂》(Recalling Lost Souls:The Baeu Rodo Scriptures,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2004年)。这三本均为壮英双语对照的民族志译作,贺大卫的译作,将他多年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融入其中,可谓是“翻译与研究并重”。黄中习对《杀牛祭祖》的成书过程以及贺大卫的主要经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还撰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以贺大卫及其译著为例,对民族志译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黄中习认为,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在将翻译对象文本化时,还要进行现场仪式的考察与摄录,此外,还要成为一个“文化搜集者”,利用民族志的工作与研究方法,传达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刻意蕴,进行深度翻译。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的陆莲枝教授在主持“民族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研究”项目时,针对贺大卫的典籍翻译著作,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陆莲枝首先分析《赎魂经》的两个英译本,对《布洛陀》英译中的文化传递模式进行思考,她认为韩家权《布洛陀史诗》(壮汉英三语对照)和贺大卫《招魂》(壮英对照)对《赎魂经》的翻译,都经历了“文化接触-文化阐释-文化表征”三个阶段,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韩家权的译作在性质上属于推介型译出著作,贺大卫的译作则是研究型译入著作。陆莲枝认为,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译作(包括《杀牛祭祖》《招魂》《汉王与祖王》),“实现了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转换”,避免了从壮语到汉语,再从汉语到英语的二次翻译过程中可能导致的误读,并且综合了人类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将田野调查、全息阐释、深度翻译结合在一起,同时“兼顾经文的口传性、‘活态’性”。总体而言,贺大卫的《布洛陀》英译,“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新范式”。 由于黄中习、陆莲枝主要从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贺大卫的译作做出评价,因此对贺氏在这些译作中所呈现的对壮族仪式经文的语法、语用及形式特点的分析,以及散见于注解之中的对壮族民俗事象的解读,评述较少或未涉及,而这一点,恰是民俗学者可深究并从中汲取经验的内容。 通过细读近年西方学界对西南、华南地区民间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欧洲古典学到壮族仪式经文研究方法论的建立。贺大卫在二十余年的壮族仪式经文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是在欧洲古典学、欧洲汉学的浸润下形成的,与大多数民俗学者不同,他是从语言学研究进入对民俗学的研究。在从事壮族研究之初,贺氏便明确提出:“如果有人想形成关于广西社会的任何重要的见解,他就必须正视壮语和壮族问题,而不能因为语言上的困难而认为它不重要或把它搁置一旁。”《汉皇与祖皇》一书包含了对壮语的丰富解释,这些对壮语和方块字的声调、韵律、构字系统的解读,使得贺氏对《罕王》经诗中的平行式的概括更为精准。贺氏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汉学家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随后任职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汉学系,目前任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其在博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北方的仪式剧、文艺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对壮族的研究。贺氏在多个研究领域(华北道教、仪式剧、壮族语言文字)与研究所之间的转换,使其得以接触并吸纳不同地域、学派的研究成果,其思想与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而这一点是本土学者较少具备的。贺大卫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在研究过程中,他本人的部分研究观点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例如,在《<罕王>的平行式》一文中,贺氏对早年的一些定论做了自我批判,认为对“汉族-本土”平行式的重要性“率尔言之是不明智的”;而其对壮族仪式经文的称呼之变化,也反映出其本人对壮族民间文学看法的改变。在此笔者仅举一例:贺氏在早年称部分《布洛陀经诗》为“经文”(scripture),而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他认为这些经文具有“史诗”的意味,并在《<罕王>的平行式》中称之为“史诗”(epic prose),简言之,术语使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研究观念的变化或调整。 (二)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解读文本,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文本”与“语境”的讨论,是现代民俗学、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重要关键词,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的研究转型,为美国和中国学界带来了较大影响。反映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对民俗事象的起源与生存环境及其持有者、传承者的重视。传统的灰姑娘研究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研究者们常常将其与欧洲的“灰姑娘”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阐释中西方异文所体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异同,而费伊的《灰姑娘的亚洲起源》一文,以“讲述者”为中心,其考察范围涵盖壮族学者和非学者群体,从而确保了所得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并选取了故事中独特的“鲤”作为切入点,更多地将这个故事和整个壮族传统以及印度教、佛教的民间文学传统中出现的“鲤”相联系,进行跨境、跨民族的比较分析,为当前的“灰姑娘”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费伊由9世纪的壮族本土环境拓展至9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亚洲文学背景,同时援引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对“灰姑娘”故事的认识。即费伊首先划定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而后在该时空领域中探讨故事生成的可能性、必然性。受欧洲古典学熏陶的贺大卫,与经历了美国研究范式大转变的费伊·比彻姆,在研究中都重视文本所生长的环境,区别在于,由于研究对象与自身学术倾向的不同,贺大卫偏重于从字词的基本解读中挖掘文本形式的特点,而费伊更侧重讲述者对民间故事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对“文本”与“语境”之关系的强调,还突出地体现在对研究过程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视。即便是专注于史学研究的安乐博和伊莱,尽管未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但其所资引用的材料,明显来源于丰富扎实的田野基础,只是贺大卫与费伊的田野调查是出于对仪式经文、民间故事背景信息的需要,而安乐博、伊莱的田野调查更多地服务于历史人物的重构、民族史的建立。 (三)对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的作用的理性思考。口述史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勃然兴起,使不少历史学家都将目光转向了传统史学甚少关注的“口头”材料,历史学者们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史料无法体现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安乐博的《杨彦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反叛者及英雄》借助当代活态的民间传说,还原了一个更为丰满的“杨彦迪”形象。该研究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在方法论层面,也体现出作者是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的: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辐射范围、实际操作与运用的技术性,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另一方面,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借用,仍是服务于历史研究,因而其对民间传说的论述,往往只是一种辅助性论证,与民俗学、民间文学范围内的传说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四)史诗研究是当前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热土,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学界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全景式研究态势,关注点集中在史诗、仪式经文、民间故事等方面,其中又以流传已久的古代典籍为重,较少关注当代新生的民间文学。华南、西南地区的史诗与仪式经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一直是海外学者的兴趣着眼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国际学界都享有盛誉。仅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来看,近年海外学者在该刊物发表的南方民间文学研究数量日趋增多,主要有马克·本德尔的《蝴蝶与龙鹰: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诗整理》(Butterflies and Dragon-Eagles:Processing Epics from Southwest China),香港中文大学邓彧(Duncan Poupard)教授的《在口头与文学之间:纳西东巴经文个案研究》(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Literary:The Case of the Naxi Dongba Texts)等。在《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近年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对中国民间史诗研究的反思,如安妮(Anne E.McLaren)和埃米莉(Emily Yu Zhang)的《重建当代中国的“传统”民间史诗:文本传播的原则》(Recreating“Traditional”Folk Ep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等。在研究华南史诗时,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需要指出的是,费伊·比彻姆的《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与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中的平行式:中国南方广西中西部的壮族史诗》,都发表于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刊物《口头传统》。贺氏对壮族仪式经文进行的语言学、人类学分析,与帕里、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史诗传统时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与我们的传统诗学中,对民间文学进行文化阐释与重构的解读方式大相径庭。不可否认的是,贺大卫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当代更好地认清壮族史诗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史诗的特点。费伊·比彻姆则重点强调“叶限”故事的潜在“传统”,她的研究实际上肯定了“叶限”故事并非文人(段成式)独创,而是有着来自东南亚、南亚的诸多口头传统基础,并且“叶限”故事本身也影响了后来的东亚口头传统(如“鱼篮观音”的故事)与书面传统(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同时,突出了故事讲述者在故事起源与流传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通过解决口头诗学理论在运用到南方少数民族史诗时所遇到的问题,或许有助于该理论自身的修正与完善。 此外,发表华南民间文学相关论著的海外学者或研究机构,很少有如贺大卫这样专注于民俗文化领域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更多学者来自其他学科,如费伊·比彻姆主要从事亚洲文学研究,安乐博、伊莱均来自历史系。研究主体的扩大化与学科多样化,有利于拓宽南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来自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学者,有时往往能以独特的视角,打破文学、社会、历史、民族与民俗研究之间的界限,以广阔的视野,运用多种理论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他者”的视角为华南、西南少数民族撰写民族志,也是当前西方学者的一个研究倾向。 概言之,近年西方学界对华南、西南民间文学的思考与分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且开始朝着整体化、学科化的趋势发展。他们在欧洲古典学与汉学的熏陶中,在美国民俗学与史学的学科范式转变的背景下,所体现的国际视野、严谨的学术论证、深入的学理思考、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探讨、对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强调、对史料与现代生活的互补研究,都值得国内学者了解与借鉴。尽管西方学界之间、西方学界与国内学界之间的学术背景、所接受的学术传统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是他们仍然为拓宽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围绕某一海外学者及其研究论著,追踪其学术路径,从中把握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乃至海外中国民俗研究的学理特点,有望为当前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思考提供有益借鉴。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注释已略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