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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知识生产危机。面对社会转型和生活革命等现实问题，民俗学难以提供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有效解释或解决方案；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世界民俗学进行对话时，难以提供对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工具；在社会大众认知方面也很少提供较有深度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学科危机的现实表现。围绕民俗学学科危机，不少学者基于不同表述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探索，其中实践民俗学是近些年来较有研究活力的学术概念。尽管目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但实践民俗学在知识生产层面的学术潜力已日渐显现。结合现代性反思并继续深挖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生产机制，对于纾解民俗学学科之困有莫大助益。 关键词：民俗学；学科危机；实践民俗学；知识生产 作者简介：李向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知识社会学视野下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俗学史研究”(项目编号：2020SK008)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现代生活方式已经基本成为主流，社会变迁带来的生活革命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说其是挑战，是因为作为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俗事象正日渐式微，而面对新出现的文化实践，传统研究范式力不从心；说其是机遇，是因为当前正是民俗学实现转型从而建立本土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好时机。当下国情，既不同于百年前的中国，也不同于当前的西方世界，因此，民俗学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和本土性建构成为时代赋予的学术议题。正如吕微所言，从现实层面来说，民俗学转型或重建成为必须直面的双重“破-立”，即从西方“破”从本土“立”，从过去“破”从当下“立”。社会转型时期，讨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问题，实际上是对民俗学学科未来出路的现实关怀。在此过程中，有些基本问题，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例如信息和经验如何变成知识，生活和叙事如何变成文本，等等。这些既是当代民俗学需要直面的学科问题，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或其他以日常生活为关注对象的学科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明显更为滞后，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著述。我们的学科经常会遭到公众的质问，诸如民俗学是什么、民俗学是干什么的、学民俗学有什么用，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人文社科面临的共性问题，有些则是民俗学独有的困境，而这些看似责难的“灵魂之问”恰恰切中了当下民俗学的根本之痛。这个切肤之痛就在于对于许多民俗学从业者来说，他们似乎真的不清楚这门学问的价值，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应用价值。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形成一种总体性问题意识、总体性方法和理论框架以及总体性解决或解释方案，这导致研究者只能跟随具有原创能力的前辈学者或者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亦步亦趋，尽管民俗学界也生产出为数众多的学术作品，但多数属于同质性研究，它们对于民俗学真正摆脱学科危机助益有限。现阶段，我们讨论民俗学学科危机，需要重新思考危机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讨论纾解方案。 一、民俗学学科危机的表述 作为一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世界范围的民俗学诞生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社会之初，其最初的学术关怀是设法保留在现代工业革命蚕食下不断消退的农耕文明的“遗留物”。20世纪初，民俗学传入中国时，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期待。纵观民俗学在国内的百年沉浮历程，不难发现，学科危机就像一个幽灵，时刻如影随行，伴随着国内民俗学的每个阶段。只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俗学学科危机表现不同，其纾解之道自然也各异。分析不同时段学科危机的表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和理解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 现在有些学者在谈及民俗学学科危机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时间轴定在20世纪90年代。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学科领袖呼吁和总结的因素，又有学术跟风因素，也有当下不少学者进行学术重构的因素。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它从一出生就因参与主体过于多元而具有浓郁的业余气息。伴随国运兴衰，中国民俗学在20世纪上半叶几经沉浮，到三四十年代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颓势，当时即有学者如岑家梧等对民俗学学科危机及其原因进行过深刻的剖析。1960年代后，大陆民俗学学科几近停滞，这是民俗学学科再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到1970年代末民俗学在大陆重新恢复。这个粗线条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不是现在才有的，更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有的，恰恰相反，无论在理论话语建设，还是研究领域拓展，抑或新研究范式引入方面，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可能都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黄金阶段。 另外，现在学界在认识和反思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时，总是偏好于将之归结为技术革命或现代性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传统民俗事象式微，从而认为研究领域的退缩或研究对象的消失是当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思路指引下，许多学术作品在讨论民俗学学科危机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需要通过拓展研究领域或更新研究对象来纾解当前学科困境，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就是转向日常生活和“朝向当下”的呼吁。无论是日常生活转向还是朝向当下，实际上都是意在通过对民俗概念的模糊化处理来实现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事实表明，对于当前民俗学学科来说，这种思路也许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回归日常生活、关注生活世界的呼吁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主要研究仍是以呼吁为主，鲜有较为扎实的个案或实证研究将之落地。 2018年刘晓春等学者提出以日常生活作为研究方法，这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提倡的“常人方法论”的思路很接近。尽管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论的追求，与将其作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操作性，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不能解决民俗学学科危机问题。因为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论，实际上和前些年讨论比较多的“语境论”相契合，都是强调在特定时空、特定生活场域、特定实践过程中去把握和理解特定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前面说过，在许多研究作品中，民俗学学科危机本身已经被归因于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也即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的式微或消失，那么此时提倡“语境论”或“常人方法论”实际上已经陷入循环论证之中，在寻求解决学科危机出路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当然，关于民俗学学科危机的表述问题，吕微早在2006年即已注意到，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表述危机”，他说：“现代学科的危机不是由于学科之外的‘超学术’力量的排挤、压迫所致，正是学科自身的表述危机。”这与其他反思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思路非常不同，他已经从归因于外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开始转向内在的学科本身的缺憾。在这种思路下，以吕微和户晓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开始从哲学层面探索学科危机的实质与解决方案。经过数年耕耘，这种探索最终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