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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生产与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 当前中国民俗学面临的学科危机，本质上是民俗学知识生产的危机。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民俗学者更多是在承担着连接地方知识和现代知识的“中介人”角色，就像趸买趸卖的“知识贩子”，从民间或地方采集的信息售于城市或中心的知识分子，然后再把城市或中心的生活观念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到民间或地方。 这种类似于知识交换的行为，在知识市场作用下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奇观：民俗学者通过田野或文献爬梳搜罗出奇风异俗，通过粗加工将这些散乱的信息整合成可以满足猎奇心理的文字，拿到知识市场进行兜售。在民俗学初创期，这种情形不在少数，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已经对这些散乱信息进行了研究，但总的来说，猎奇性和政治性可能还是大于学术性。 早期民俗学者依靠文字优势和交通、通讯优势，在贩卖民俗知识方面较为成功(事实是，现在还有很多民俗专家仍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这种行为至少在三个层面对民俗学学科造成了伤害：第一，由于学术研究变成了类似市场交换的行为，同行竞争造成大量民俗知识的粗制滥造，甚至过分追求怪异、奇异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使得民俗学学术严肃性遭到损害，民俗学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誉不断受损；第二，早期民俗学学者大都是包括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各学科学者，民俗研究只是其“兼业”部分，贩卖民俗知识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业余行为，这使得纯正民俗学学科毕业学生在不能找到更好出路时，难以依靠贩卖民俗知识获得必要生活资源，从而导致民俗学生源受限，进而导致民俗学学科建设后继乏人；第三，过分强调民俗知识的奇异性、忽视对民俗知识的深刻理解，造成民俗学学科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成果寥寥。更尴尬的是，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学术成果也难以被其他学科接受，更鲜有彼此间的学术对话与讨论。 尽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学科恢复之后，民俗学者在知识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在与西方民俗学界进行对话的同时，主动构建本土民俗学知识体系，包括概念厘定、理论构建、知识共同体建设、学科教育开展等，但直到目前，整体而言，中国民俗学知识生产能力相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仍然较为薄弱。民俗学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缘的位置没有改变，民俗学者在整个社会知识群体的边缘的位置没有改变。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来看，民俗学学者生产的知识很难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更遑论得到讨论与对话，相反，民俗学却仍在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这种不对等的学术知识交流，无疑是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在学科知识对社会的反馈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尽管“非遗”保护运动中不乏民俗学学者的身影，但总的来说，不少学者并非依靠专业知识来推动、引导“非遗”保护运动的方向，而是成为各种政策解读和背书的专家，尤其有些专家为能更好地阐发某种政策或决策，时常抛出违反公众常识的论调，无疑也不利于民俗学和民俗学学者群体社会声誉的维护。正如张士闪所言，“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采风问俗’的政治行为，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还是当代规模庞大的田野调查包括非遗普查活动，似乎都主要是在担当某种政治工具的角色，未能在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学理建构和人文关怀等层面充分发挥效用”。 在民俗学知识生产问题上，刘晓春曾指出，“如果说人类学时刻不忘以异文化的眼光来进行民族志的调查与写作，那么，民俗学者则应该发挥能够与本文化感同身受的文化认知优势，发现本土的知识，建构中国民间信仰的概念、知识体系和解释框架”。岛村恭则亦指出：“民俗学这门学问是关注在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通过对包含二者关系在内的内在理解，产生新的见识，将以前者为标准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超越”“一般而言，近代科学是在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相位上产生的知识体系，而民俗学在力图贡献将之相对化并予以超越的知性上，具有较强的独自性。”“发现本土知识”“产生新的见识”，实际上都是要求民俗学要在知识生产层面有所作为，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充当“地方知识”或民间资料的搜集者或“二道贩子”。独特而专业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学科的立身之本，对于民俗学而言，亦是如此。 “生产”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劳动过程的经典概念。布迪厄较早地将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用以讨论文化资本与教育交流等问题。卢卡奇、列斐伏尔、赫勒及大卫·哈维等人则将生产理论用于讨论日常生活、空间权力的生成过程等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继续讨论民俗学学科知识生产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所强调的知识生产，就是将民俗学者的学术活动看作是一种劳动过程，通过这种劳动产生出认识世界、理解社会生活以及阐释个体行动意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表达方式。刘铁梁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生产是实践民俗学的分析概念，主要是讨论田野资料的生产过程。他指出，“田野资料的生产过程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作为地方知识的田野资料有一个数十年、数百年的历史生产和积累过程；二是被访谈人或受访者的讲述本身又是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给予再生产的过程”。他还进一步明确，生产并不仅仅是对于田野资料而言，更重要的是，作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过程，“我这里引入生产的理论来说明民俗志的田野调查和书写的本质，实际上主要想说明这个生产的过程就是要将田野发现当成学术资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学术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本，再转化为社会大众乃至人类共享的知识产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