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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傻女婿故事研究回顾 对傻女婿故事的研究肇始自钟敬文，他于1928年发表的《呆女婿故事试说》是对这一故事类型研究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生活中的愚呆人性和中国社会的家族礼教是傻女婿故事产生的动因，傻女婿是现实生活中一切愚呆人性的集中代表。他将傻女婿故事包含的内容总结为：拙于礼数的应对、对于性行为的外行、其他种种愚蠢行为，并逐一进行阐述。他还指出故事流传中的单纯形态与复合形态，以及呆女婿故事中的“例外”，即变成伶俐的好女婿。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指出，“钟敬文是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并论述呆女婿故事及呆女婿这一类型人物的”。钟敬文的研究借鉴了西方故事学的类型理论，但对故事成因的探讨又突破了西方理论的束缚和限制，引入了社会学和文艺学的理念和方法。钟敬文虽然没有深化对故事的开掘，但他在该故事研究中的远见卓识，譬如率先使用西方故事类型理论、综合运用多学科理念的研究方法，努力沟通故事形式与知识的本土化实践，在后来的学术史上无疑都得到了见证。20世纪早期的另一位重要故事学家赵景深也关注到傻女婿故事，1928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吉诃德先生———〈呆女婿故事〉》一文，主要是以林兰编纂的《呆女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故事的单纯与复合形态，介绍了故事的几种亚型：学话、牵线吃饭、行酒令等，该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中国傻女婿与西方傻子故事中母题或情节的类似做了初步的比较。之后，除了艾伯华、丁乃通的故事类型整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笔者并未发现有关傻女婿故事的专门性研究成果。 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执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并入史语所）的计划，进行湘西苗族历史文化调查，其考察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于1947年出版，全书共计十二章，第十章为他们考察中采录的苗人故事。在民间趣事类别中有一则题名《交手》的典型傻女婿故事。他们不仅注意按照科学方法采录故事，还对故事进行了分类：神话、传说、寓言和趣事，傻女婿故事归到趣事一类，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滑稽诙谐，引人发笑，但也含有讽刺意味。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就此撰写专门著述，但是对傻女婿故事的采录（包括注解相关的苗族习俗及附录相关图片）和认识却是较为科学和准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包括从事民间文学搜集采录与研究的学者发生分化，抗战胜利后，民间文学研究也没有再恢复到曾经的繁荣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作为“人民的口头创作”，其思想性和社会功能受到格外的重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断展开，然而傻女婿故事只有少量的采录文本发表。笔者仔细翻检了新中国早期最为重要的民间文学刊物《民间文学》（1955年4月创刊号至1990年12月号）和《民间文艺集刊》，共发现11篇故事文本，分别是壮族的《阿午》，汉族的《憨哥娶亲》《傻子拜寿》《傻子估驴》《傻女婿出礼》《傻女婿吃席》《追驴驹》《学知识》《锅开了下米》《傻女婿和伶媳妇》，苗族的《傻子》。 曾经很长时间被作为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科书的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将傻女婿故事归在生活故事的大类，认为傻女婿故事是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与严重的家族观念、礼教思想相斗争的艺术反映，傻女婿的呆愚实际上是对封建礼仪、等级秩序的叛逆，傻女婿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与他1928年的论述两相对照，笔者认为该教材刻意突出故事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主要是为了赋予傻女婿故事正向的价值维度，以保障其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研究对象的正当性。钟敬文的论述为傻女婿故事在新时期的研究扫除了潜在的障碍，然而也影响了后来研究者的总体认识，比如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以及新时期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即马成俊的《浅探瓜女婿故事》。虽然钟敬文竭力为傻女婿故事创造良性的研究环境，然而人们对傻女婿故事的漠然和偏见并未得到扭转。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学术气氛的活跃，民间故事的研究进入一个理论视角、方法多样化的全新时代，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尘封已久的傻女婿故事于1987年重新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值得反思的是，这个时间不仅晚于很多常见民间故事类型，而且就笔者学识所见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仅有两篇专门性的研究文章。马成俊在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故事是低级趣味，没有什么研究价值，更谈不上艺术方面的美学价值，所以门庭冷落、无人顾盼。所发文章亦如凤毛麟角”。马成俊谈到的这个现象至今仍然没有质性改变，研究现状的稀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众对待这类故事及人物的态度。马成俊在认同钟敬文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家族礼教”说的基础上，对内容驳杂的众多傻女婿故事按照类别逐一诠释，认为穷女婿被视为傻子的故事，抨击了封建社会以地位高低来衡量智愚的标准；傻女婿依靠妻子取得胜利既反映了傻女婿憨厚、纯朴、天真的性格，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又突出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傻女婿拜寿出丑以及其他愚蠢的故事则讽刺了势利的岳父母，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还认为故事具有寓教于乐和性教育的作用，教育人们做事不能张冠李戴、生搬硬套。马成俊的这一成果面面俱到，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视角着重阐述了傻女婿故事的反封建意义和社会教育功能，既是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自然延续，又带有新中国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的话语痕迹。他的研究尽管有时代局限性，但已然打破了学界禁锢已久的坚冰，开启了新时期傻女婿故事研究的先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根据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并参照研究结论，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偏重心理分析的研究。对民间文学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跨学科研究逐渐发展为新时期学界的趋向，其中心理分析在文学解读中有着较强的阐释力和影响力，一些研究者在傻女婿故事的实践中也借鉴运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李霞，她的《破坏与维护———从“呆女婿”故事看中国男子的心态及笑话的功能》从男性心理探讨了傻女婿故事的流传。她综合运用心理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方法，从笑话这种叙事体裁的宣泄功能和游戏特征入手，揭示了傻女婿故事的深层意蕴，即通过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表达男性遭受的压抑，同时又在对傻女婿的嘲笑中达到对正统伦理秩序的维护。李霞的分析深刻独到，展现了熟练驾驭多种理论方法的学术功底。李霞后来的一篇文章《巧媳妇与呆女婿：女性的主体性及其消解》延续这一思路，将巧媳妇和傻女婿这两类故事一并纳入性别的视野考量，指出故事彰显了女性作为家庭生活主导的角色，但是女性的主导地位却通过故事情节的巧妙设置、笑话文体的戏谑特征等又被男性权威所消解。此外，瞿宏洲的《傻女婿形象类型的心理背景》则从女性的立场阐述了故事的产生、讲述和传播，认为傻女婿形象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制度的反抗，宣泄了女性受压抑的心理，女性在对男性的嘲笑声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与满足。贾尚轩的《“呆女婿”类型故事中喜剧式的嘲讽》着重挖掘故事中蕴含的笑话元素，探寻民众是如何借助傻女婿这个角色批判与嘲讽现实生活中的父系社会，以发泄民众平时的不满与紧张。拙文《中国民间故事中另类的男性形象———从傻女婿故事看民众的价值观及女性的择偶心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探讨了另类男性角色形成的心理基础，从性别平等的视角肯定了男性形象的多面相。 第二，文艺学视角的讨论。傻女婿故事现有的研究中，占相当比例的论文是基于文艺学的视角，将傻女婿故事及人物形象视为一种文学现象、审美对象，探讨其中蕴含的哲理精神、反讽意义或审美内涵等。胡萍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学现象———呆女婿故事探趣》，通过对具体故事文本的解读，指出故事为民众广泛喜爱的原因在于融事趣、情趣、理趣一体的趣味性。同时认为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礼教观念，如对繁文缛节假斯文的深恶痛绝，但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还是要维护基本的社会规范，从而肯定了故事对必要生活知识、人际交往礼节的传授教育功能。王晶的《“傻子”的智慧———论中外民间故事中的傻子母题》认为傻子母题包蕴的哲理精神表现在真诚、善良、理想，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反讽、寓言性和游戏性，傻子成为文学中的一个意象与符号，对中外作家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向沁的《浅谈傻女婿形象情感因素》认为傻女婿形象表达了基层大众的情感体验。她的《浅谈民间叙事中傻女婿艺术形象的可爱因子》主要借鉴了前人的观点来分析傻女婿艺术形象的“可爱之处”。吴海涛的《论民间故事中的“呆女婿”形象》既分析了傻女婿故事的角色意义与社会功能，又剖析了故事及主人公形象的审美内涵，然而关于傻女婿故事以及人物塑造的看法新意不多。 第三，社会文化取向的探索。20世纪末，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民间叙事的文化价值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开始将傻女婿故事当作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属性。鹿忆鹿在《傻女婿的傻样———兼论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家族关系》和《从民间故事看中国家族关系———论“傻女婿”“巧媳妇”的回娘家情节》中指出，傻女婿、巧媳妇是其他国家少见的故事角色，难以形成一个类型，因而此类故事着重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独特的翁婿、翁媳、姐妹、连襟、妯娌等家族关系的状貌，尤其是中国姻亲关系的特殊性，呈现出异于西方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特征。 第四，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解读。代表性论文有王传秀的《河南“傻女婿故事”情节结构分析》，该文选取49个河南傻女婿故事文本，运用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提出的故事形态分析方法，对故事的情节结构进行剖析，以帮助理解故事的内在生成机制和演进过程。文章指出傻女婿故事的中心母题是“与岳父相见”，它串联着情节基干的另三个母题：“傻女婿需见岳父”“事先准备”“遇到难题”。另有王楠楠的《中国“女婿”类型故事研究》，文章对女婿故事进行了分类和形态描述，然后剖析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和审美特征。她认为故事主要表达了民众对封建家长专制的不满，对平等自由的向往，以及对重男轻女规则的否定。这两篇文章都偏重于类型、母题、情节结构等故事外在形态和叙事特征的描述和分析。 还有一些研究着重讨论了故事的社会教育、社会规范与心理宣泄的功能。其中以陈益源的《长牙·成精·水里摸———民间荤故事的三种类型及其性教育功能》最具代表性，另外还有陈丽娜的《中国傻女婿故事探索》、王俊敏的《民间故事的经验性构造———以贵州天柱“笨人学乖”故事为例》、李霄飞的《“‘我该说（做）什么?’”型故事比较研究———以山东与辽宁民间口承文本为对象》，以及郑乃真的《傻女婿荤故事性教育探析》等。特别值得提及的还有刘守华关于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影响研究，他从故事比较的视角，发现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的“摩诃罗学舌”与中国民间故事“呆女婿学话”型在情节结构上极为类同，但又表现出文化旨趣的差异性，判断傻女婿故事类型中的1696A“总是晚一步”是从印度佛经故事脱胎演变而来。刘守华的这篇文章虽然体量不大（仅二千多字，是他探寻到的五十多个故事类型中的一个），但从傻女婿故事的中外比较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却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开拓意义。 此外，在一些民间文学课程教材和民间故事的普及性著作中涉及到傻女婿故事的介绍和简要论述。如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林继富的《民间故事》，等等。与众不同的是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书中专门提出，傻女婿和巧媳妇是家庭生活类故事中人们特别喜欢的两个形象，但傻女婿故事多具笑话色彩，因此将其置于民间笑话类别专门论述。段宝林虽然并未深入阐述，但他抓住了傻女婿故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本质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