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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傻女婿故事研究的得与失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傻女婿故事研究学术史的知识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尽管为数并不算多，但已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的趋势，一些学者的成果发表以后甚至当下仍然在故事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诸如李霞、陈益源、鹿忆鹿等。 学者们的研究逐渐突破以往时代思维的禁锢，积极借鉴并娴熟运用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更为客观地分析解读傻女婿故事，体现出科学、独立的学术立场和研究精神。在对傻女婿故事社会意义的认识上，不再局限于1980年代的反抗封建礼教、抨击等级秩序等单一绝对的剖析范式，简单化处理故事文化内涵的做法不断遭到学者的抛弃。相应地，回归特定的社会生活，在民众主体日常生活的实践经验中辩证地看待故事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傻女婿故事既反映了人们尤其是男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有的社会规范，较为切合故事的实质。傻女婿故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傻女婿不懂社交礼仪，闹出诸多笑话，诸如在给岳父拜寿时不会说吉祥话，在和亲戚交往时不会用文雅的客气话，在与街坊邻里交往时不会讲应酬的场面话，等等。关于傻女婿社交知识的匮乏，学者们的观点从简单否定故事映现的旧式繁文缛节，到男性社会化的必要过程，及至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观照故事中突显的家族关系的纠葛，明显体现出认识上的进步、拓展与深化。傻女婿故事的研究呈现出动态、细致、丰富的趋势，既不刻意拔高其思想，也不掩饰辩解其包含的粗俗因子，得出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也更为接近故事的思想意涵。显然，傻女婿故事研究的整体动向离不开宽松的学术环境、各种理论方法的介入、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等新时期、新世纪宏阔的知识背景。 然而，这些研究总体上仍属于旧民族志时期民间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即把出版的书面故事文本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分析材料，以文人、学者的主观分析为主，而较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涉及作为故事的生产者、享用者和传承者的地方人群对于故事传播主题的认识、看法与观念。事实上，老百姓、地方文化工作者对该类故事的认识和看法与学者并不一致，文人学者对傻女婿故事的书写、阐释，有可能曲解、误读其原本意义。众所周知，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上述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已经进行了集中反思与批评。这一时期兴起的以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以及表演理论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思潮，都将口头文学看作是在一定语境中由表演者与受众共同完成的。据笔者了解，傻女婿故事的情节类型繁多，讲述人的现场讲述受讲述场合、听众的年龄、性别、职业、社会身份、彼此关系的亲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性别维度是傻女婿故事讲述首先需要遵循的，不同性别的讲述呈现出讲述场合、故事内容、集体特征等差异，对男性与女性来说，故事教育与宣泄功能的内涵所指并不是同质的。因此，傻女婿故事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克服单纯采用文字文本的方法、范式，要重视故事生存的社会土壤，在日常化的实际讲述（表演）场域中捕捉更丰富的信息资料，尽可能以地方人群的主位视角，寻求对其思想、意义的解读与阐释，由此故事存在的语境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再者，文字文本尽管有其独具的价值，但还不能够如实完整地反映某些故事的整体风貌，这是由集成、全书等文化工程的性质决定的。正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所言，编纂集成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某一类故事的专集，挂一漏万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从事过民间故事搜集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从采录、甄选、到编定的过程，会有多种考虑和不同观念的交锋，很可能会影响故事个别信息的流失或风貌的改变，这可能是任何一项故事集的编选工作都难以摆脱的“痼疾”。20世纪50年代末，刘魁立和董均伦、江源夫妇关于故事采录方法的论争，反映的就是学院派与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冲突。这里笔者无意于否定集成、全书工作的积极意义，仅仅是指出纯粹使用已出版文本资料的风险。举例来说，傻女婿故事群中有一类“不懂房事的傻女婿”（钟敬文称之为“对于性行为的外行”），钟敬文、艾伯华、丁乃通等早期类型索引都涵括该类型，然而金荣华的索引中却不见踪影。金氏索引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为对象编排的，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在文本选择的考量上很可能排除了这类故事，笔者查阅了集成省、县卷本中的数百则文本，几乎看不到这类故事。“不懂房事的傻新郎”故事资料的缺失，很可能造成研究者不能全面掌握故事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貌，做出并不准确的判断，进而影响对故事整体功能意义的理解。 在朝向当下的学术发展取向中，傻女婿故事的研究相对而言稍显闭塞保守，缺乏与时代、社会对话接轨的精神，对于故事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环境缺乏足够的分析和认识，不能主动介入、参与到民众生活的关注点。事实上，傻女婿故事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除了故事讲述的传统形式之外，傻女婿故事还以多种文艺形式活跃在民众生活中，各种地方小戏、民间说唱、舞台剧，比如河南坠子、安徽民间小调、曲剧小品、豫剧小品、山西万荣笑话剧中都有傻女婿故事的相应剧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渗透，这些艺术形式还借助DVD光盘、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不断传播。作为学术研究者，不能自我封闭在狭隘的象牙塔，脱离社会生活，屏蔽这些重要的信息资料。这些为各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力量应一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才能完整呈现傻女婿故事的生命史，同时进一步揭示故事传承、流变的规律，补充修正现有的民间故事相关理论，以增进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活力，进而维护学科存在的正当性。 傻女婿故事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对故事内涵与意义的探讨重复较多，尚缺乏更多有力、新颖的见解，故事的中外比较、族群视角、历史地理方法的梳理、故事角色功能分析以及原型理论、表演理论的运用、故事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等在现有研究中还显得比较薄弱。傻女婿故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类型就像一座等待开掘的富矿，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