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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存在重外部研究轻内部研究的趋向。我们以难题求婚型故事为个案，分析文化人类学范式在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的纰漏。“难题”是幻想故事的内在形式（功能），而“求婚”只是引出难题的外在表现。但许多学者先入为主套用“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把出难题视为成年礼的遗存，误将难题与仪式的相似性视为相关性，采用异国民族志资料而非实地调查资料为佐证。从形态学和文体学视角看难题求婚型故事，难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制造悬念吸引听众，以合乎伦理的方式满足听众内心各种欲望的最佳途径。从本体视角看，民间故事的叙事动力源于消除主角的各种缺乏状态，叙事进程中存在主角优先原则，叙事法则和叙事伦理的互制耦合造就民间故事的娱乐和教化价值。 关键词：难题求婚型故事；文化人类学范式；本体视角；叙事动力；主角优先原则 作 者：漆凌云，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当下中国故事学面临如何走出研究范式模式化的考验。自周作人引入西方人类学理论解读中国民间故事以来，文化人类学范式成为中国故事学的重要研究理路。文化人类学范式大多以“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为指引，着眼于探寻民间故事中“有什么”，忽视了民间故事“是什么”的本体问题。比如，把故事中的难题求婚母题视为成年礼的再现、幼子得胜母题视为上古幼子继承制的反映等。本文以难题求婚型故事为个案，对文化人类学范式忽视幻想故事的形态结构和体裁特征、套用“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理论、跨文化材料使用不当等问题提出批评，尝试从故事学本体视角分析民间故事的叙事法则和叙事伦理，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一、理论套用：难题求婚型故事文化解读的短板 难题求婚型故事是以男子成婚须完成诸多难题为核心母题的故事。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之归入313A“女孩助英雄脱险”、400“丈夫寻妻”、400A“仙侣失踪”、400C“田螺姑娘”、461“三根魔鬚”、465“妻子慧美，丈夫遭殃”故事中。这一类型故事在我国汉族、壮族、瑶族、苗族、土家族、侗族、朝鲜族、藏族、蒙古族等四十多个民族中均有流传。伊藤清司、繁原央、王霄兵（冰）、傅光宇、周北川等中外学者均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 此类故事中要求男子完成的难题通常涉及以下方面：（1）劳动生产相关的，如一天内砍完大片树林、烧完一大片山林或茅草、撒完几斗谷种、收回谷种，等等；（2）宝物方面的，如夜明珠、避水衣、金凤凰的蛋、龙的眼睛、长着白金羽毛的麻雀，等等；（3）胆量方面的，如去吃人的妖魔住处借来锣鼓、住进魔鬼或毒蛇出没的房间、拔来虎牙，等等；（4）游艺竞技方面的，如捉迷藏、比赛承受铜鼓的震击、识别出盒中一样轻重的不同物品，等等。对于这些难题蕴含的文化质素，许多学者从“遗留物”视角展开讨论。周作人认为：“凡童话言男子求婚，往往先历诸难而后得之，末复罗列群女，状貌如一，使自辨别。今世亦故有此习。”，然后他列举匈牙利、法国、埃及等国婚俗，认为：“其意本非所难，但故为迷乱，俾不得猝辨。”日本学者伊藤清司较早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难题求婚型故事，产生广泛影响。他认为，故事中男子经历苛酷考验后被允许结婚的内容与部落社会的成人仪式考验非常相似，“如果把民间故事中出难题的姑娘之父改换成部族长老，死亡考验的难题就可以认为即是把获得结婚资格作为前提的成人仪式考验之反映”。王霄兵进一步指出：“当成年礼作为一项专门的人生仪礼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之后，它的剩余内容几乎全部都保留在婚礼之中。不仅仪式的行为保留在行婚之时，连成年礼所包含的古老成年意识也一并保留下来，并通过婚礼中的种种仪式行为传达出来。难题考验正是一种传达了原始的成年意识的婚礼仪式。”周北川也认可“遗留物”解读模式，认为难题求婚型故事是人类用口传艺术表达生存演进中的艰难历程，“首领考验、成丁礼、劳役婚这些民俗仪礼经过人们的艺术加工，渗透进故事中转化成解难题母题，使故事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上述学人将故事中的出难题与成年礼勾连起来论述基于以下因素：一是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派“遗留物”论的影响，认为民间故事中的难题遗存了上古社会具有考验性质的成年礼。二是受神话仪式学派影响，认为人类社会早期男子只有通过成年礼的考验才有娶妻的权利，将故事中的诸多具有生死考验的难题视为部落社会成年礼中“死而复生”的艺术表达。但细究起来，我们发现故事中的诸多难题与成年礼只是相似性而非相关性，亦非成年礼的遗存。 “遗留物”学说将民间故事中难以理喻的信仰及情节视为上古社会的残留印记，忽略了民间故事与民众的情感寄托、艺术想象及生活世界的关联。刘守华指出：“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学者，把故事中那些带有原始文化烙印的幻想情节和形象，均看作是野蛮习俗信仰的遗留，由此得到了贬低民间创作的结论。”他认为，这些元素“只不过是人们借用来进行艺术虚构的一种幻想材料，在古老的躯壳中，已注入新的生命”。单线进化论后来遭到马林诺夫斯基等文化功能学派的激烈批评，在国际民间文艺界的影响也日渐衰退。前述学者的研究思路也需要反思。有的学者因一些少数民族故事中出现了刀耕火种母题，就认为此故事产生于刀耕火种时期。例如繁原央认为：“通过分析天人女房型故事中包含的难题求婚这个母题，可以发现这些故事的重要的母题都能让人联想到刀耕火种的农耕文化，以及可以推测到正是刀耕火种这个时期才形成了这些故事。”这种把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具有原始文化质素母题的故事视为自古流传的结果，甚至尝试以此来还原上古社会文化状况的思路，存在“假设大胆，论据不足”等学理问题，而且有循环论证之嫌，早已为学界所批驳。 神话仪式学派主张神话与仪式互相依存。弗雷泽认为：“神话的发生与仪式密切相关。神话用形象语言所讲述的事件往往要实际表演出来。在历史演进之中，仪式演出消亡了，而神话故事却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必须从活的神话中推演出已死的仪式。”神话具有神圣性，与仪式关联紧密；而民间故事偏重娱乐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语言游戏”。因此，把神话仪式理论运用至民间故事研究中有理论套用之弊。 由于中国典籍中关于残酷考验成年礼的记述很少，上述学者普遍采用“以今证古”和“跨文化佐证”法来加以论述。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文献记述中少见考验性质的成人仪礼，但可以用现今流传的难题求婚型故事、婚俗中的刁难新郎仪式、少数民族的成人仪式资料证明中国古代也存在严酷考验的成年礼。“跨文化佐证法”则默认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具有残酷考验的成年礼。由于社会发展速度不尽一致，成年礼在有些地区消失了，但印第安、非洲、大洋洲等原住民部落还有遗留。借助这些原住民落成年仪式的民俗志资料，可以佐证中国古代应该存在具有“残酷考验”性质的成年礼。 成年礼作为一种检验青年能否成为部落正式成员的资格测试，涉及体力、智力和品行等诸多方面，可分为开导型、考验型、标志型、装饰型和象征型等多种形态。伊力奇认为考验型“是最复杂，也最残酷的。考验的形式有刺额、割生殖器、凿齿、拔牙、剁指、烧身、禁睡、禁饮食、拔指甲、鬼吓、毒虫螫咬，等等”。我们将故事中烧山、开荒、播种、打猎、借宝物、捉迷藏等母题和印第安、非洲等地原住民部落的“残体”“承受毒虫螫咬”“禁食”等考验型成年礼比较，发现两者并没有密切联系，而与民众的劳动生产、游艺活动和艺术想象有关。可见，借助异国民族志资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存在类似成年礼。在单线进化论遭批判后，只有使用本土的民族志资料做佐证才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 我们发现前述学者在将成年礼与中国难题求婚型故事联系起来使用最多的是瑶族“度戒”仪式资料。而这些资料并非源于自己的实地调查，可信度存疑。尤为重要的是，瑶族的“度戒”仪式并不纯粹是成年仪礼，有显著的道教因子。瑶族专家张有隽就认为“度戒”属于道教仪式：“各地瑶族对于‘度戒’的普遍解释是：度过戒的人死了才能成仙，将来有好报应；不度戒的人死了只能做一个凡鬼，将来没有好报应。度戒与否关系既然这么重大，因而在许多瑶族地区，度戒几乎成了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件大事。不度戒就没有自己的师父和阴兵，不能获得宗教保护，不但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就连找个老婆都困难。”在瑶族有些地区，“度戒”仪式实际上是夫妻共同参与的，“度戒者均为男性，其妻在场陪同”。所以“度戒”是否属于成年仪式就值得商榷，将其解读为上古成年仪式的遗留也值得怀疑。瑶族的难题求婚型故事也未出现上刀山、下火海、度勒床等“度戒”仪式内容。可见，“度戒”仪式与难题求婚型故事没有内在关联。故事学人将两者勾连起来，将其视为成年礼的曲折表达是套用弗雷泽“神话与仪式互相解说和互相肯定”理论所致。 事实上，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叙事进程与成年礼存在诸多矛盾，并非对应关系。从成年礼举行的时间来看，故事中难题考验多发生在婚后而非婚前，而成年礼则是为获得结婚资格而举行的考验仪式。从成年礼的要求来看，早期成年礼通常是要求男子告别女性世界步入男性世界。故事中男子在遇到困境时常借助仙女的帮助解脱困境，显然与成年礼的要求不合。从施礼者的地位来看，部落长老帮助男性顺利渡过成年礼，是备受尊崇的对象；而在故事中仙女之父与男子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最终成为争斗的失败者，且多为残暴恶毒的负面形象。 从早期的文献记述看，难题求婚母题也出现较晚，未见生死考验和刀耕火种等内容。比如，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故事”是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的记述。故事讲述男子通过藏毛衣而得妻。毛衣女婚后设法打听羽衣藏处，寻到羽衣后飞走，后来又接走所生的三个女儿。“毛衣女故事”的原生地在江西新余，时为苗族和瑶族居住地。笔者搜集现今苗族和瑶族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共计有33篇，其中26篇有难题求婚母题。可见难题求婚母题并非此类故事的原生母题，是流传过程中复合其他故事的结果。另外，在唐敦煌石窟句道兴本《搜神记》中的《田昆仑》故事出现了田昆仑与仙女生子田章，田章后凭借天上所学的方术智解难题的情节。容肇祖考察后认为是复合了陈章故事所致。 综上所述，上述学人在讨论难题求婚型故事中的难题考验与成年仪式时，有理论根基不稳、套用神话仪式理论、材料使用科学性不足、忽视民众艺术想象等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上述学人忽略了难题原本是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要素（即普罗普界定的功能），难题考验只是其在故事文本的外在表现而已。借用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的观点，了解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是进行民间故事文化解读的“先决条件”。我们在分析民间故事中“有什么”前，须先了解民间故事“是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