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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动力与生长机制 民间故事的叙事动力指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因素，涉及故事如何开端、发展和结束等内容。普罗普认为功能项加害和缺失构成民间故事的开端，其中加害“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它推动故事展开”。他列举了对头掠走一个人、其他角色偷走或强占宝物，对头威逼成婚，对头宣战等各种加害形式。从民间故事的整体进程来看，各种加害行为其实是故事的引发因素。蛇妖抢走公主的作用在于引出主角接受国王的任务，为主角和公主的结合做铺垫。后来他也注意到“故事是可以略过加害行为，常常直接从缺失开始”。加害功能项可以视为“缘由”并入缺失功能项中。实际上，民间故事是围绕主角展开叙事，主角寻求改变缺失状态才是真正的开端。故事中的主角在初始阶段时出身底层，无依无靠（父母离世、单亲家庭、遭受哥嫂虐待、异类所生、亲人外出）。可见主角在情感（爱情、亲情、友情）、经济和地位等方面处于缺失状态，然后通过考验、获赠宝物或助手、交锋、消除最初的缺失、获救、完成难题、婚礼等功能项来改变诸多缺失状态，实现身份和地位的大反转。 幻想故事的叙事以消除主角的各种缺乏状态为动力，遵循形态结构的排列组合规律，通过艺术想象呈现姿态万千的故事型式，在万花筒式的变化中隐藏着特定的生长机制及原则。 民间故事的生长须遵循特定的叙事逻辑。它以改变主角的缺失状态为开端，通常按照“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方向推进。需要注意的是，民间故事的叙事逻辑“不总是同自然世界的逻辑一致。倾向动物化，甚至更倾向奇迹和魔法的趋势构筑了它的基本规律。其合理性总是基于情节内部合法性的力量，而极少依据外部现实来衡量”。枣壳中生出胖小子、青蛙变王子等奇异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但在幻想故事中屡见不鲜。民间故事的叙事也非随意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讲述者会在艺术想象和叙事逻辑间不断寻找出吸引受众的最优路线。 消除主角缺失方式的多样性演绎出纷繁多彩的故事类型。以消除主角经济状况的缺乏来看：主角借助会耕田的狗而发财形成狗耕田型故事，主角在鸟的帮助下到太阳住处拿到金子形成太阳山型故事，主角因偶然获得打开山中宝库的口诀而致富形成石门开型故事，等等。消除情感方面缺乏的故事尤为丰富，有寻找恋人、亲人、朋友，等等。诸多故事类型以改变主角命运的配偶身份来命名，如田螺姑娘型、画中女型、天鹅处女型、蛇郎型，等等。改变主角底层命运的有百鸟衣型、龙女型、云中落绣鞋型，等等。故事类型的多样性和缺失与消除缺失、交锋与战胜、难题与解答、设禁与违禁等核心功能对的相应母题密切相关。这些核心功能对通过母题链的组合形成得妻、发财、寻亲、难题、除妖、团聚等多种主题的故事类型。这些故事类型再通过连续、镶嵌、分合等组合方式形成更加丰富繁杂的类型丛。 不同故事类型的组合让民间故事的生长呈现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并非没有规律可言。我们发现故事类型的组合遵循圆满和相似性原则。圆满原则是指故事的结尾尽可能消除主角经济、情感和地位等方面的缺乏状态，大团圆的结局最为常见。所以我们看到动物报恩、鬼屋得宝、狗耕田等“致富”主题的类型会和田螺姑娘型、龙女型、画中女型、天鹅处女型、百鸟衣型、难题求婚型、云中落绣鞋型等“婚配”主题的故事类型组合。相似性原则是指“外形相似的元素趋向于组合在一起”。讲述者通常储备了数量丰富的故事类型，容易把情节相似的故事融合起来讲述，增加故事的长度，如狗耕田型故事常和卖香屁型、偷听话型故事组合，龙女型故事常与田螺姑娘型、百鸟衣型、天鹅处女型、动物报恩型、难题求婚型故事组合。 消除主角的各种缺失状态是幻想故事的动力源，那么这种叙事动能何时会中止呢？一般说来，幻想故事多讲述底层民众与身份高贵的异性、异类结合的故事。当主角娶到公主或嫁给王子、登科或登基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缺乏也会一并消除，所以以婚礼为代表的大团圆是最佳结局。大团圆的结局一方面让故事的叙事节奏进入高潮，另一方面在主角各种缺失状况消除后，故事没有继续生长的动力。这也是普罗普划定婚礼为最后一项功能的重要因素。故事如果还要继续，往往要转换主角（通常变成原主角的儿子或女儿），或者嫁接其他故事类型，出现新的缺失或障碍。 （二）主角优先原则 模式化是幻想故事的重要特点，从外部和内部视角剖析结论各不相同。在两兄弟型故事中为何总是弟弟获胜？如果说是幼子继承制的遗留，那如何理解蛇郎型故事也是最小的妹妹嫁给身份高贵的蛇郎君？显然上述现象是同一叙事模式而非文化遗留所致。如果说年幼者获胜是一种叙事规律，那为何狼外婆故事中却是最小的妹妹被狼吃掉？陈泳超注意到民间故事中次要人物常常成为冤死鬼，其命运往往被忽视，出现“伦理悬置”现象，“故事情节越远离日常生活逻辑，‘伦理悬置’的几率就越高”。他认为重要原因是“次要人物承载的叙事功能，远远大于可能负载的伦理情感”。这表明现实生活逻辑和故事叙事逻辑的不同。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何是次要人物而不是主角的命运被忽视？ 民间故事篇幅不长，很少多头叙事，多数都是单线发展，围绕主角展开情节，因此存在主角优先的叙事法则。因为主角优先原则，其他人物有的成为辅助者，帮助主角消除爱情、财富和地位的缺失状况，比如仙女或龙女帮助主角完成难题；有的成为主角的对头，看似阻碍实为主角获取财富和地位的铺路石。幻想故事的主角并非总是年幼者，比如狼外婆故事中主角变成了大姐，所以年幼的妹妹成为狼外婆的口中餐。同样的原因，由于听众在心理上认同主角，次要角色成为冤死鬼的现象常常被忽视。我们会同情哭倒八百里长城的孟姜女而忽视辛劳筑墙的其他冤死的百姓；读者会为英雄奥德修斯的木马妙计赞叹而忽略被杀的普通士兵和平民；听众会认同难题求婚型故事中仙女背叛父亲帮助男子解决难题，即便她父亲因此而被杀也认为是罪有应得。 因为主角优先原则，在民间故事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配角不断转换角色的现象。一是对头转换成相助者。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子通过窃衣得到仙女，仙女即便结婚生子后依然想方设法寻找羽衣返回天上。仙女虽是主角寻找的对象，但在此显然充当了反面角色。后来男子到天上寻妻，天神故意出各种难题来谋害他。仙女主动帮助男子完成各种难题。仙女在这一阶段又从反角转换成了相助者。对于仙女最初逃离男子最后又选择爱情放弃亲情这种矛盾、反常的行为，显然是主角优先原则所致。这种角色身份的快速转换在故事讲述中居然毫无违和感，是因为“童话中的人和人物成为活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单纯的图形或形象，承载着童话情节向前发展，它们彼此孤立，缺乏深度联系”，只要确保主角的行为逻辑前后一致即可。二是相助者转换成反角。云中落绣鞋故事中，男主角在地洞中杀死魔头、救出公主后，必定是先把公主送出洞而不是两人一起出洞。男主角的助手在公主出洞后想独占公主，于是割断绳索加害男主角。此时，相助者变成反角。故事接着讲述男子在鹰或龙的帮助下逃出地洞，通过信物与公主相认、结婚、惩罚反角结束。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故事继续发展需要重新制造冲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排除竞争对手，让主角独享胜利果实。另外，故事中派遣者、相助者、赠与者、假主角等角色多在主角消除情感、财富和地位的缺失后消失，最后以主角与寻找对象的结合或反角受罚结束。 （三）叙事法则与叙事伦理的互制耦合 叙事法则是关于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叙事伦理着眼于“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述求”，涉及道德、阶层、性别和信仰等层面。故事中的惩恶扬善、大团圆、忠孝仁义、因果报应观等均与叙事伦理关联紧密。幻想故事无论叙事过程如何复杂，大多以前述观念来结束故事，在娱乐化的同时也形塑着听众的思想品格。叙事伦理隐形操控着幻想故事的进程和结局。但幻想故事不是枯燥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在遵循叙事法则下立足底层立场，借助幻想营造冲突来消解现实社会的等级秩序。因此民间故事的叙事法则与叙事伦理形成一种互制耦合关系。 叙事伦理决定幻想故事的进程和结局。在幻想故事里，主角的品行决定宝物的使用效果，比如狗耕田故事中弟弟摇狗坟上长的竹子便落下黄金，哥哥摇则掉下狗屎。惩恶扬善是普适性伦理，所以角色的品行和结局关联紧密。主角往往具有善良、正直、勇敢、孝顺、聪慧等品格，历经考验后迎来与仙女或公主婚配的大团圆结局。恶毒、贪婪、好色的反角则是人亡财尽的结局。 惩恶扬善和大团圆的叙事伦理需要借助对比、重复和三叠式的叙事法则来有效传递，比如灰姑娘型故事中灰姑娘的美貌和善良与反角的丑陋和恶毒形成对比，狗耕田型故事中哥哥屡次效仿弟弟失败，等等。惩恶扬善的伦理观念常常借助美与丑、善与恶、诚与贪的二元对立样式融入故事中。此外，叙事伦理的阐发需要遵循形态结构的内在规律，比如成对的功能对一般会依次出现，不能遗漏。出现设禁必然要出现违禁，比如狼外婆故事中母亲出门前下达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的禁令，此后必定会出现小女儿给狼开门的违禁行为。太阳山型故事中赠与者向主角下达拿走金子必须在太阳下山前的禁令，主角遵守禁令获利。故事不能就此结束，因为违禁功能没有出现。所以必定会出现反角获悉主角获利后想效仿，由于贪心违禁而被晒死在太阳山上。违禁主题故事里有时候是主角违禁，反角承担违禁后果，比如偷听话型故事中善良的弟弟在寺庙里偷听到精怪的秘密获取宝物致富。贪婪的哥哥想仿效却被精怪发现，结果遭罚长出长鼻子。故事中的反角承担了主角违禁的后果（隐藏的禁忌是精怪的秘密是天机，不能泄露）。有考验必定会有奖赏，动物报恩型故事中主角救助过的蚂蚁、蜜蜂、蛇、鼠等动物以后必定会帮助主角摆脱困境。可见，叙事伦理虽决定了民间故事的结局，但须恪守叙事法则，两者形成互制耦合关系，造就民间故事的娱乐和教化价值。 历经千百年的传承，讲述人对于叙事法则和叙事伦理的捏合可谓驾轻就熟，将民间故事的“美”与“善”统合起来，形成一系列“好听又好传”的经典故事，比如施爱东在分析“求好运”故事和“渔夫和金鱼”时勾画的“V”型最简结构图，显示这些故事在悬念设置、反转和传递“好心得好报”“吃亏是福”的善恶报应观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叙事伦理涉及民间故事的文化蕴涵和意识形态。我们从叙事法则和叙事伦理的互制耦合关系来看，两者关联紧密。可见，民间故事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非互相脱离的两张皮，而是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需要合适的方法予以勾连。 结语 文化人类学范式的盛行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有关，客观上激活并拓展了故事学的研究空间。我们通过对难题求婚型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范式的反思，发现研究实践中“场外征用”“主观预设”的弊端格外显著。故事学的理论根基并未加固，反而有弱化趋势。故事学是民俗学领域研究方法和术语体系最为完善的学科区块，可谓民俗学的核心自留地，其历史地理学派、故事形态学曾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些理论在本土化后依然有强大的阐释力和充裕的完善空间。立足本位的故事学研究旨在回归民间故事的诗学范式，先思考民间故事“如何存在”，再探寻“为何存在”。我们并非摒弃外部的理论征用，而是希望通过增强本体意识来夯实、丰富故事学理论体系，改变当下“故事资源丰富、理论建设薄弱”的局面，构建故事学的“中国话语”。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