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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脱域：“非遗化”之弊 表演艺术依托演者、观者、表演场域（文化空间）以及诸多技术设备、传播介质等共同完成。显然，演—观者是表演艺术的核心，传承人与传承机制在非遗保护中尤为重要。在相当意义上，传承人的存在有效保证了表演艺术类非遗作为表演艺术的生命。对于戏剧而言，非遗实践为一些陷入困境的艺人带来发展的契机，但也“改造”着传统艺人的表演，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表演艺术变成“表演的表演”。这样，不断抽离生活、化为文化传统的符号象征的戏剧，展演的是人们型构出的甚或是臆想的地方传统文化。对于西北多地盛行的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解密花儿传承的内在机制、明了各地花儿的个性价值，是学界承担其“学术责任”的先决条件。柯杨格外强调在关注花儿传承人演唱与表演之外，更需要用麦克风、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艺术创作和传授技艺的过程。以此，展现其生活史、成长史和传习史，叙说传统的脉络，以延续精神的传承。也即，要将脱域的花儿传承人还归到生活现场。 山东胡集书会与河南马街书会齐名。对于胡集书会说书艺人两难的生存处境，非遗实践或只是片刻地让胡集书会“回光返照”，因为技艺承传与精神延续完全无法仅靠政策扶持完成。而土家族跳丧歌舞“撒叶儿嗬”在列入非遗、进行商演后，跳丧中重情重义的古朴民风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撒叶儿嗬”表演内容、形式的改变，过往表演中形成的庄重仪式感与构建的乡亲社会关系，日渐消弭。 因为衍生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渔猎文明并存的乡土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在艺术性之外，大多表演艺术类非遗通常都有明确的精神指向，尤其是仪式性和神圣性，并在人们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在社群认同和地方社会的整合与有序运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除已经提及的湘南盘瑶的冈介、广西德靖壮族的吟诗之外，云南峨山彝族花鼓舞、大理巍山彝族“打歌”、浙江温州鼓词、浙南畲族的《高皇哥》、上海松江叶榭舞草龙和安徽池州傩戏等，莫不如此。但是，在列入非遗名目——被非遗化，而得到政府、商业的双重垂青后，这些表演艺术所具有的震慑人心的宗教性仪式内涵被不断剥离，而更趋世俗化、娱乐化，尤其是空洞的泛感官化。在相当意义上，热闹、好看、不伦不类的“狂欢”、上央视、出国、获奖以及领导喜欢等，成了表演艺术类非遗的代名词。或敞阔或逼仄，或华丽或简陋的舞台，闪光灯，大小麦克风、音箱、五颜六色的镜头画面，官媒精英的赞许，成为表演艺术类非遗不得不时时注目的指挥棒，进而进一步都市化、艺术化、精致化，当然也不同程度地标准化、空壳化与异化。 脱域而去信仰化或者说世俗化的表演艺术类非遗，在相当程度上都受传衍场域、异质时空、观者口味与期待的影响。或迁移，或缩小，不断演化的文化空间与生态，深刻影响着表演艺术类非遗的发展。很明显，如今层出不穷的新式剧场，尤其是被声光色电等技术渲染、控制和驾驭的舞台，新生且快速传播、弥漫的流行艺术，传承人对外在世界与观者的理解、妥协甚至迎合，内在提升的欲望等，都影响、规整着表演艺术类非遗的面貌与性质，终致在民众的需求和舞台审美之间形成堕距。 作为湘西土家族在传统年节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歌舞，毛古斯古拙的表演风格与内容早就吸引了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舞蹈学、戏剧学等学科的学者反复考证。作为一种威权话语，这些学界成果又反向成为地方非遗申报、生态文化保护和旅游民俗开发的助推器。王杰文尖锐地指出，“毛古斯”被他者对象化、瞎子摸象式固守一隅的认知与理解过程，同时也是当地民众被疏离于自身传统的过程。这样，被表演和观看的文化传统成为一种异化的复兴与发明的“传统文化”，并使得地方社区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心理世界经历着一系列重组。简言之，非遗化的毛古斯是对土家族民众毛古斯扬弃、“婉饰”（euphemism)之果，与之有关又无关。 与毛古斯相类，名列非遗目录之后的广西壮族“末伦”（moedlaenz）表演，经历了由家屋至社区再至舞台的三级跳。非遗的介入，使得“末婆/末公”仪式吟唱中的宗教性与仪式性传统被逐步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当下喜闻乐见的“节庆”“文化”标签。这一变化也就整体呈现出了“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过程。在非遗化进程中，在强化池州傩戏的艺术、文化和商品属性的同时，原先“敬菩萨”内涵的禁忌与神圣意义被不断消解和边缘化。正如2016年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展现的残酷事实那样，鲁西南鼓吹乐的艺人们不得不直面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连环式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挑战，无力回天。同样的困局也是河北昌黎皮影戏不得不面对的：年轻观众缺失，演出市场萎缩，后继乏人。 在相当意义上，非遗运动使表演艺术类非遗的文化宣传——言语建构——与地方民众的认知、生活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缝。在地保护实践中，表演艺术类非遗原本有的民众基础、与特定人群日常生活的亲密性、有机性都不同程度地削弱。叶榭舞草龙的表演说明，信仰内容的丢失、娱乐性的增强，都在使其偏离过去的意涵。因此，赵李娜认为有必要恢复舞草龙仪式存在的文化生态场，并对其草龙制作、祭祀仪式等实行生产性的活态保护。也即，非遗工作的推进需以地方为中心，展开具体的观察、实践与反思。20世纪后半叶，温州鼓词遭遇发展与传承危机。政策之下“社区词场”的设立、“温州曲艺场”的运作，将传统鼓词表演重新带入了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这一民俗“植入”，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人们对温州鼓词传承的自觉。 当异化、过分的舞台化和小众化被视为问题，并强调表演艺术类非遗保护应该回归民众生活时，研究者显然意识到了民众生活、地方环境与表演艺术类非遗之间的一体性。但是，在都市文明无孔不入、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使源自前工业文明的表演艺术类非遗回归生活？在众多策略中，将非遗“植入”校园的呼召和实践格外醒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