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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五帝本纪》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体《史记》的第一篇，在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司马迁花费了不少气力构建了这篇“五帝”系统的重要文献，但也是近代古史辨派以来享有毁誉参半的上古史文献。在今天历史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野，考古学以及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秦汉简帛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再次审视《五帝本纪》的成就与不足，总结司马迁的上古史学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批判性利用《五帝本纪》，进一步更好地研究“五帝”时期的古史传说时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司马迁摒弃“三皇”说以及对几种“五帝”说的抉择 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但熟悉先秦秦汉文献的朋友都知道，先秦古籍中就常见“三皇五帝”的说法，汉代文献甚至已经有几种“三皇”不同组合的版本，为什么司马迁摈弃“三皇”而直接从“五帝”说起？而先秦两汉“五帝”的说法也多种多样，为什么司马迁要选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他心目中的“五帝”？探讨和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时的历史背景，也有助于了解司马迁的上古史观。 １．司马迁《五帝本纪》摈弃“三皇”说的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所谓的“三皇”立传，原因何在？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司马迁之后西晋皇甫谧做《帝王世纪》，就明确记述在五帝之前有太昊帝庖牺氏、女娲氏和神农氏炎帝；唐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时亦补作了《三皇本纪》，亦为太皞庖牺氏、女娲氏和炎帝神农氏。实际上在司马迁的汉代及略晚的魏晋时代，不仅有几种“五帝”的说法，还有几种“三皇”的说法，合称“三皇五帝”。这几种“三皇”分别是： （１）伏羲（庖牺）、女娲、神农（《风俗通义》卷一《三皇》引《春秋运斗枢》说） （２）伏羲、神农、燧人（《白虎通·号篇》《风俗通义》卷一《三皇》引《含文嘉记》《尚书大传》） （３）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号篇》引《礼》《风俗通义》卷一《三皇》引《礼号谥记》） （４）伏羲、神农、黄帝（《礼纬稽命征》、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 （５）轩辕、神农、赫胥（《越绝书·记宝剑》风胡子之语） （６）天皇、地皇、人皇（《史记·秦始皇本纪》《潜夫论·五德志》） 比较可见，几种说法中除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外，言神农者最多，有五次；言伏羲其次，占四次；言黄帝二次，其他燧人、女娲、祝融、赫胥各一。这种情况也正如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所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王符所说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况仍然是基本相同的：最多的组合中往往是伏羲、神农。另外以“三皇五帝”连言的情况也往往出现在战国时学者论著之中，如《周礼·春官·外史》《庄子·天运》《文子》的《九守》《自然》诸篇，《吕氏春秋》的《贵公》《用众》《禁塞》《孝行览》诸篇等。可见战国中晚期“三皇五帝”已经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说法，尽管对其所含内容看法不一。 时间是历史学的基本要素，这些传说人物似乎既没有更早古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也没有孔孟等早期儒家的承认，这应是遵守“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孔子世家》）的司马迁摒弃“三皇”说并斥之为“不雅驯”的原因。“雅”为“正”，“驯”为“顺”的通假，也就是说各种“三皇”说皆不正不顺，自然要被摒弃了。这反映了司马迁不仅尊崇孔子，而且采取了一种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 ２．司马迁对五帝说的选择 西汉以前有关五帝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 （１）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帝舜重华（《大戴礼记·五帝德》《吕氏春秋·古乐》） （２）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周易·系辞下》） 宓戏、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赵策二》） （３）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 （４）密畤青帝、上畤黄帝、下畤炎帝、畦畤白帝、北畤黑帝（《史记·封禅书》） （５）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黄帝含枢纽（《周礼·春官·大宗伯》疏引《春秋纬·文耀钩》） 上面几种说法的文献出处皆早于司马迁时代或与其同时，司马迁应该对这些是熟悉的。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对上古历史的代表性人物选择了第一种《大戴礼记·帝系》等古文献的“五帝”说作为基本的框架，是有原因的。比较可见，其他各种说法都是有些问题的。 第二种见之于《周易·系辞下》和《战国策·赵策二》，庖牺、神农在前面“三皇”之说中也是存在的，而且是两个主要人物（“庖牺”、“宓戏”即“伏羲”，同音假借）。但是庖牺、神农是什么时代，和黄帝、尧、舜的时代有什么关系？是不清楚的。但是从《周易·系辞下》所述的情况看，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应该是狩猎时代；神农氏从其“神农”的名称以及“斲木为耜，揉木为耒”的情况看，应该是农业时代的开始。把这么早的两个时代与黄帝、尧、舜直接相连，而且“黄帝”和尧舜之间也缺省了许多时代，如像先秦文献中在尧舜之前常见的少昊（少皞）、颛顼、帝喾等不见了。这是不合适的，这一点后面要作分析。 第三种说法来自于《礼记·月令》以及《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中。这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帝是用来和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合的——只是夏季配备了二帝：孟夏仲夏配炎帝，季夏配黄帝。我们分析作者的用意，也只是与四时相对应，每季节都配备两个帝和神，与时月的变化相对应。五行与四时的运转相配合，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季夏土，土配黄帝被放在了季夏，地位却最为重要：居中央之位。四时季节的变化不仅受日月时间因素的制约，还受五行这种神秘的力量的制约。显然这是与战国晚期五行相生相克说有关，作者把五帝与四时相配合，初意要表示五行生克观念而不是表示历史时代关系。 而且《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春季为木，木配太昊帝、句芒神，但“太昊”注谓“宓戏氏”，其时代确实是在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前，但可见这五帝仅仅是用来和季节月令相配合的，与历史时代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第四种说法见之于《史记·封禅书》索隐对春秋时期秦国雍四畤上帝的概括，但秦国至统一天下时也只有“四畤”，没有为黑帝颛顼建畤祭祀，以至于刘邦称帝后，为自己“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史记·封禅书》）。但实际上颛顼高阳是秦人的始祖，不仅《史记·秦本纪》有明确的记述，而且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宫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残铭（８５凤南Ｍ１∶３００）与１９８５年出土的另一块残铭缀合后，其中有以下文字： 今天子匽喜，龚（共） 牙合（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宓）平。 “高阳有灵”的“高阳”就是颛顼的名号，这可以证明秦人最早高祖的确是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说是对的。既然秦人的高祖是颛顼高阳，那么秦人对颛顼高阳的祭祀就是《礼记·祭统》中的“内祭”，而秦人的“四畤”是属于郊祭的“外祭”一类。秦人把颛顼高阳视为高祖，也必定是以“禘礼”祭祀颛顼高阳的，不在畤祭之列；但颛顼是黑帝，秦人尚黑，自认为水德，说明秦人心目中形成了“五色帝”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五种说法是汉代纬书《春秋纬·文耀钩》之中，谓“太微宫有五帝座星”，并以“五色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与四季加季夏相配，而且还有“五色帝”之名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纪、含枢纽。这是与人文系统不同的天宫不同时节的太微宫五星五色帝系统。另外，汉代《河图》还加上了木、火、土、金、水五行系列的五星： 东方青帝灵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黄帝含枢纽，上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纪，水帝也。（萧吉《五行大义五》引《河图》） 《河图》是汉代的纬书，这些纬书不仅把五色帝与东南西北中五方相配，各有其名；而且还和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形成了天上太微宫五星五色五行的五帝系统。与之前古史传说中以祖先神为主的五帝有了明显的不同特色。 在这些众多的“五帝”说法中，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只选用了第一种《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帝系》的说法，这不仅是由于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影响作用，而且也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选择并继承了来自古代的众多比较可靠比较可信古文献的内容，摈弃了“乱力怪神”的成分，形成了司马迁不仅具有儒家传统但又有较为可信新证据的“五帝”历史观，司马迁的这种历史观是有进步意义的。 ３．《五帝本纪》淡化炎帝而凸显黄帝的原因拟测 古文献中常常是炎帝黄帝并称，我们汉族也常常自称是“炎黄子孙”，而且炎帝在黄帝之前，但为什么《史记·五帝本纪》中是以黄帝为首却连炎帝的位置都没有？笔者认为原因大约有三个。 首先，司马迁继承儒家《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的说法，说明在早期儒家看来，五帝首位就是黄帝，就没有炎帝的位置。但这种看法似乎是有些问题，显然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在古史传说中炎黄不仅并称，皆以“帝”称，而且炎帝其时间也早于黄帝。《五帝本纪》也说黄帝是炎帝衰弱后而才强大起来的，西周时成书的《逸周书·尝麦》也是这样说法： 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尝麦》篇的成文时代，李学勤先生分析其文记述修改刑书，以及比较其篇和西周较早金文记述方式之后，认为其文时代应该在西周中期穆王初年。这说明这篇内容成文时代还是比较早的。《尝麦》篇中“赤帝”即“炎帝”，“二后”应该就是指“赤帝（炎帝）”“黄帝”，可见炎帝时代与黄帝时代是基本一致的。这也说明《国语·晋语四》中说炎帝、黄帝皆为少典氏之子而为兄弟关系，不仅血缘是比较接近的；而且从时间上看，虽然是比较接近但炎帝明显早于黄帝。 《国语·晋语四》就记载说黄帝和炎帝是兄弟，都是少典氏之子：“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按照《晋语四》的说法，炎黄二帝的父亲是少典族，其母亲是有蟜氏族，既然炎黄二帝为同一部族，故黄帝也就代替了另一位声名显赫的炎帝。这也使我们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在《帝系》《五帝德》“五帝”系统加上炎帝而为“六帝”：既然炎帝、黄帝几乎同时，黄帝打败并取代了炎帝，早期儒家以及继承儒家之说的司马迁《五帝本纪》就不单独再列举炎帝也就很有道理了。 其次，炎帝与黄帝代表的时间阶段是不同的。尽管《国语·晋语四》说黄帝、炎帝是兄弟关系，大概只是姬姜外婚制姻亲意义上的“兄弟”，并非父系社会中的兄弟关系。笔者认为他们所代表的阶段是不同的：炎帝应是我国早期农业起源的时期，即古史传说中“神农氏”晚期的代表性人物；而黄帝则是早期农业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开始分化、文字服饰弓矢等各种发明创造不断出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以干戈征服各个氏族部落的酋邦时代。尽管《五帝本纪》继承《逸周书·尝麦》《国语·晋语四》等古文献的说法，认为他们是同一时代，但同时也指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时代。 《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一段很重要，它实际上说明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说明黄帝轩辕是在以早期农业著称的神农氏衰败阶段才出现的，是以干戈征伐不来朝享的氏族部落才成为天下之主的。二是说明神农氏和炎帝并非一人，而只是神农氏已经衰败时期的一个领袖人物。三是神农氏族部落的炎帝已经不得人心，黄帝与炎帝曾经交战多次——古汉语中“三战”之“三”是多次的意思，才最终打败了炎帝。炎帝是神农氏衰败期的一位首领，也可以说是神农时代最后一位首领，而黄帝则是下一个时代的第一位首领，因此古文献中常常对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生活、统治方式、制度习俗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描述：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商君书·画策》） 《商君书》把神农与黄帝当做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前者不仅不用刑法和行政管理手段，而且也没有甲兵战争；后者则不仅有了君臣等级制度、父子夫妇礼仪，而且内有刑罚，外有战争。这也可见炎帝处于神农氏之世的晚期，即使与黄帝时代相近，但从所代表的社会阶段看，却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周易·系辞下》《战国策·赵策二》等古文献，则把包牺氏、神农氏与黄帝、尧、舜之间的巨变，黄帝、尧、舜与三代之间的不同作了更好的描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周易·系辞下》） 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战国策·赵策二》） 这样的叙说还见于《白虎通义》卷一《号》等古文献之中。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到战国文献对古史传说时期历史进化几个社会阶段的描述。《战国策·赵策二》所说的“三王”是指夏商周三代时期。“三王”的三代之前分别有“包牺氏”（或称宓戏，包牺、宓戏皆是伏羲的假借字）、神农氏以及黄帝尧舜时期。这就把先秦时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伏羲氏时代；二是神农氏时代；三是黄帝尧舜时代；四是夏商周三代时代。这四个阶段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工具发明、等级制度以及礼仪刑法的出现等方面形成了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各自特色。首先伏羲氏阶段是渔猎社会，“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其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摆脱了原始乱婚阶段，伏羲氏与女娲氏两个互为“兄妹”的血缘性社会组织进入集团式的婚姻阶段，“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白虎通义·号》）。其二神农氏阶段，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与我国早期农业社会的关系。这时“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发明耒耜等工具从事农业生产，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时期，北方从事粟作农业而南方从事稻作农业，改变了狩猎社会“人民皆食禽兽肉”而“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白虎通义·号》）的供需严酷局面。其三黄帝、尧、舜时代，这是一个各种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社会等级官职制度礼仪规范初步形成的阶段，《周易·系辞下》所说“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服饰开始出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表明水路交通的出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表明陆路交通的出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表明各种器械工具的出现。《世本·作》所说仓颉造字、史皇作图；《商君书·画策》所说“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也说明这个历史阶段社会已经产生了初步的等级和官职制度，已产生了以父系社会组织为特征的“父子兄弟”关系，已经形成了酋邦阶段威权政治统治手段。其四便是夏商周三代的时代，这一时代已是早期国家正式形成的时代，毋需我们再多加分析了。 从《周易·系辞下》《战国策·赵策二》等文献所描述的四个社会阶段来看，第三个阶段黄帝、尧、舜固有随便列举但并不完全之嫌，但所说黄帝之前为伏羲氏和神农氏两个阶段，则比本文前面所引古文献中所谓“三皇”诸说要更好一些，六家“三皇”说也首先是神农氏，除天皇地皇人皇外五家皆有；其次是伏羲氏，四家皆有，其他燧人、女娲、祝融、赫胥、黄帝各仅有一二家。虽然说他们都是实际上存在的，但时间是难以确定的。以此来看，“三皇”可能是有意凑成的，但伏羲、神农应该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 《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早期的先秦文献中也的确是显示了先后相承关系。可见司马迁《五帝本纪》不仅是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继承，而且也是符合战国学者对远古时期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同时也如后所说，这种“五帝说”也是具有文献学依据的，值得肯定。 二、《五帝本纪》的研究方法与成就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在书写《五帝本纪》过程中，虽以《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为其主干框架，然而也广泛吸取了《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以及《春秋左氏传》（司马迁称之为《春秋》）、《国语》《世本》等许多古书的内容。尽管今天看来，仍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就《史记》和其他诸篇相较，是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１．《五帝本纪》写作的时代背景 《史记·五帝本纪》的最后一段卒章显志，表述了他写作这一节的背景、思考及采用的写作方法：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五帝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反映了西汉时期对“五帝”历史的多种传说的背景和认识情况。正如上述所引《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记述所见，当时学者言说“五帝”者甚多，但最早的古书《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历史，而当时言黄帝之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其“雅驯”是雅正、雅顺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缙绅”之士并不言说这些不大雅正的黄帝等传说。此说是有证据的。 连孔子与弟子宰我问答五帝之事而形成的《五帝德》和《帝系姓（帝系）》，儒家学者也有不信不传的。这是有所指的，就是西汉戴德编成的《大戴礼记》中收入了这两篇，但在大戴《礼记》基础上再进行精选的影响更大的小戴戴圣《礼记》并未收入这两篇。这是司马迁对当时学术界的如实描述，可见即使在西汉时代，也不全是“信古”者，对古史的怀疑也是时常有之。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他的远见卓识和独特的眼光，并运用超乎时代的研究方法写作了《五帝本纪》。 ２．五帝时代口传历史的价值与司马迁对口传史料的整理利用 《国语·鲁语上》展禽曰：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这段话好好品味，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春秋时代人物对远古时代的历史及其重要人物的认识的。展禽是春秋中期鲁国僖公时代的大夫，他在反对鲁国另一位执政大臣臧文仲把海鸟“爰居”当作神灵来祭祀时，讲了上面一段话。这段话，展禽如数家珍，不仅排列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古帝王，而且还屡列自上古以来社稷先公先后时代顺序，把这些古帝王、先公大臣的各自丰功伟绩说得很清楚。 尤为重要的是，上古这些古帝王先公分别进入虞夏商周四代祭祀祀谱之中，这些祭祀祀谱不仅有禘、郊、祖、宗四种，而且还有报祭的先王先公。这种历史传说更为可信，因为先秦宗族宗法制度盛行时期，特讲究“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这是说神灵并不以为非同族同类人们的祭祀品是馨香的，民众也不会去祭祀非同族的先祖。虞夏商周的这一类祀谱是这些时代的先王先公，是与这些时代具有血缘关系的，深深烙印在他们记忆之中的先祖，也应是历史存在的真实，不大会顺便编造出来。 从上可见，司马迁《五帝本纪》在他之前几种“五帝”说法中，选择早期儒家《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作为其《五帝本纪》的主要依据，自然是由于“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笔者按：《大戴礼记·帝系》）”（《五帝本纪》）。司马迁自己就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而“自天子诸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他当然会在自己《五帝本纪》中以孔子所传《五帝德》和《帝系》作为主要框架和依据。但我们也要看到，正如前面所说，西汉时学者所说“五帝”很多，司马迁只是崇信孔子之说；他同时也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五帝本纪》），这也是他放弃其他各家之说，而尊崇孔子《五帝德》之说的原因之一。而笔者觉得尤为重要的是，《五帝德》《帝系》是能够和其他古文献互相印证的：“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本纪》）。从《山海经》《世本》《左传》《国语·晋语四》《鲁语上》等先秦文献来看，《大戴礼记·帝系》“五帝”说是有历史学家文献考据学依据的，这些古帝的时代顺序也是有根据的。 ３．《五帝本纪》最早实践了历史学多重互证的史学研究方法 司马迁本人在《五帝本纪》中明确说明自己的这些做法：“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可见司马迁自己总结的工作有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类似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民间传说相印证。他向西到了空洞山（甘肃平凉崆洞山），向东到了东海，向北到了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向南到了江淮一带，到这些地方考察时，其地的长老言说黄帝、尧、舜活动之处，这说明尽管在西汉时代，黄帝、尧、舜去世两三千年了，在西汉时也是相当边缘的地区，但仍有黄帝、尧、舜的传说在这些地区流传；司马迁考虑到这些边缘地区习俗教化本来有所不同，但以这些传说和古文家所见的文献相呼应才选入《五帝本纪》之中。这说明司马迁是最早利用田野调查和民间传说的资料来思考五帝历史的史学家。 二是《五帝本纪》以《五帝德》《帝系姓》（即今《大戴礼记·帝系》）为主线和基本框架，吸收了“《春秋》”（实即《春秋左氏传》）、《国语》等资料，相互发明印证完成了《五帝本纪》。《五帝德》是以宰我与孔子问答黄帝等五帝的形式写出的对话体文献，最早的时代也只是春秋晚期；《帝系姓（帝系）》写作时代不明，从文体特征看，与《世本》很相近，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后者与《五帝德》一样是出自早期儒家之手。既然这些作品可能出自儒家之手，就可能受到儒家思想和眼光的制约。司马迁考虑到这些因素，就利用《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历史学来相互印证。《国语》是春秋各诸侯国语体类文献的集成，《左传》虽然写出时代是战国早期后段——杨伯峻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前年之间，或战国中期前段——徐中舒认为其书写成于公元前－前年之间，但其基本文献资料的来源于春秋时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时的史书记述的人物所涉及黄帝等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应是远古时代口耳相传到春秋时才记录下了的。虽然有些走形走样，但大致还是可信的。 而尧舜二帝时期，司马迁则直接引用《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的内容，原文照录，只有个别文字做了些翻译。需要说明的是，《五帝本纪》中“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一节文字，也应是原《舜典》文字，见之于《孟子·万章》中孟子和弟子万章对话的引述，应是今本《舜典》佚文。 三是即使据上述文献，但五帝时期的历史还是有不少缺环，司马迁就采用其他文献来补足。这就是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说的“书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些“他说”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世本》和《孟子》等书。《五帝本纪》所采自《世本》如前所说，《五帝本纪》解释从尧舜禅让到禹、益、启世袭制度的转变，则采自《孟子·告子上》的内容。《世本》今已失佚，但西汉司马迁时是能够看到的。而《世本》就是以黄帝为起始之帝王世系居地发明创造等谱系资料。《汉书·艺文志》云：“《世本》，十五篇。”自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司马迁传》更进一步说：“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而且班固还明确说司马迁所作《史记》是据“左氏［《春秋》］、《国语》，采《世本》、《战国策》”等书。这就告诉我们，黄帝以来不仅黄帝、颛顼、帝喾等是古史传说中的帝王，而且有比较确切谱牒类世系记载。可想而知，这种谱牒世系本是先秦氏族部落以及后来帝王诸侯方国各自所记氏族谱类的资料，与血缘性的宗族分化密切相关，可信性应该是比较高的。以此看来，那些把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古文献资料都看作“神话”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四是司马迁《五帝本纪》把许多有关五帝神怪的内容摈弃了，例如他所写黄帝就是如此。尽管他在《封禅书》中说“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而《五帝本纪》只简单地说“有土德之瑞，故曰黄帝”。《封禅书》公孙卿引申公之言曰“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而《五帝本纪》只简单说“黄帝崩，葬桥山”。可见司马氏“不言乱力神怪”的历史观。 其五，司马迁时代流传的“五帝”不仅有大量的谱牒世系，而且有十分具体的年代记载，但他所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有关年代学资料全部删除不记。他在《三代世表》和《太史公自序》中说：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弗论其年月，岂虚哉！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以来的帝王都有年数记载，但是各种谱牒资料、终始五德的各种传记，都有不同的记述，可见这些记述也都是难以相信的。这一点在班固《汉书·五行志上》中就有记述。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而其他学者引邹子《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等，这两个数据之间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后者竟然能把汉代之前至黄帝时的年岁具体到个位数，令人惊叹。因此他推论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论五帝并未言其年代，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在司马迁所写的《五帝本纪》本着“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原则，也就根本不谈五帝的年代问题。反映了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的谨慎严肃的态度。 从《五帝本纪》最后专设一段谈到自己这一特殊篇章写作方法来看，司马迁可谓煞费苦心！原因正是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的复杂性，司马迁断然摒弃三皇的历史传说，而多种五帝传说却也是很难选择和证明！尽管儒家《五帝德》和《帝系姓》较有理致，但内容本身就有诸多问题。这一点似乎在《五帝德》孔子宰予二人对话中就有无限的无奈！“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弟子宰我询问老师黄帝三百年的说法如何解释，孔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先王先公，可以尽情观察言说；但黄帝等帝时代太早了，我是很难说清楚他们的。但宰我说：上古时代的传说，都是些隐晦模糊的说法，尽一身一世去辨析，还是恍惚幽暗不清楚，推测也确非君子之道！但是宰我说他还是固执地问一问。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孔子才谈到了自己所了解的黄帝以及对黄帝三百年的看法。同是汉代的班固评价司马迁说：“（《史记》）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斯亦勤矣！”班固的评价，我以为于《五帝本纪》甚为恰切。 另外，《五帝本纪》还纠正了《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所述尧功绩中的一个失误。《五帝德》中叙述舜在尧死后任用的大臣中，选出几个隶属于尧时之人：“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而在《尚书·舜典》中，除了舜之外，伯夷、龙、夔等的任命使用，都是在尧死后舜执政时才出现的。《五帝德》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司马迁《五帝本纪》中并未继承此说，这是对的，说明司马迁依据《尚书·舜典》之说订正了《五帝德》的说法，亦可见司马迁对《五帝德》中所谓“孔子之说”亦非完全承继，是值得肯定的。 三、司马迁《五帝本纪》的不足和缺失 司马迁《五帝本纪》虽然早早采用了近代才出现的“二重证据法”，也把田野考察和民间传说与古文献充分结合起来，不仅是历史学的典范之作，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历史考据学之方法论，但是还有一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他明显不相信《山海经》，在写作《五帝本纪》中也未使用其书的资料。其因大约从孔子“子不语乱力神怪”以来，儒家很重视古文献的“雅驯”问题，而《山海经》在古人看来大概是“神怪”之渊薮，从孔子以来的儒家很少言及，司马迁《五帝本纪》亦不言及，自然就不奇怪了。他自己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是，《山海经》中涉及黄帝、颛顼、帝喾（帝俊）、尧、舜的资料相当丰富，特别是《山海经·海内经》言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的一段记述，比《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多一个世系“韩流”，而《五帝本纪》则完全未加采纳，这是受“不语乱力神怪”观念的影响而不加使用，实在是一大遗憾。用《山海经》历史资料讨论古史，可能是直到近代王国维才开始使用这种所谓的“不雅驯”之书。不仅汉唐注疏未加使用，而且论述上古历史甚详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等亦束之高阁。因此，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不使用《山海经》资料，是时代的局限，似乎也不能全归错于司马迁本人，但《五帝本纪》这种不足，我们今之学人在研究之中则应清醒地认识到。 第二，《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中说黄帝和颛顼是祖孙关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关系，帝喾和尧是父子关系；司马迁《五帝本纪》也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说法，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从上述古文献中见不到这种内容。《左传》文公十八年记有“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用”。“高辛氏”就是帝喾，“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这里“世”的用法就是王力《古代汉语》上所说的时间名词放在动词谓语之前作副词，表示时间的频数，意思是“世世”“代代”。这就是说，帝喾到尧已经经过了许多时代或世代了，二者绝不会是父子关系！《五帝本纪》继承《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古文献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清醒认识的问题。 第三，司马迁《五帝本纪》继承儒家《大戴礼记·五帝德》的说法，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但这“五帝”可能只是战国时期一种有意选择的习惯说法，《庄子·天运》篇就有“三皇五帝”，《荀子·大略》《吕氏春秋·先己》也有“五帝”“三王”“五伯”。其实这一个时期相当于历史人类学新进化论者所说的酋邦时代，这一时期远不止只有“五帝”，这五位之数可能是战国学者有意选择的结果。如前所说，就《逸周书·尝麦》《国语·晋语四》、长沙子弹库帛书以及司马迁自己所述《五帝本纪》所说炎帝，就是一位重要的部落领袖人物，但炎帝比黄帝略早且败于黄帝，不入五帝之列还可以理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少皞被省去就不好交代了。笔者也曾指出：“依古文献来看，五帝传说时代至少还应有少皞时代，《国语·越语下》‘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以此可见颛顼是继少皞而即位的……说明五帝时代不止五位。”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五帝”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就有“少皞”，《太平御览》卷七十九《皇王部四》在“黄帝轩辕氏”和“颛顼高阳氏”之间加上了“少昊金天氏”（按：“少昊”通“少皞”，金天氏是少昊之号），清人马骕所撰《绎史》卷五《黄帝纪》和卷七《高阳纪》之间也有卷六《少皞纪》。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第简云：“孝，仁之免（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唐虞之道》虽然没有明言“六帝”具体是由哪些人物组成，但也说明就是战国时期儒家也不是只有“五帝”的一种说法。所以司马迁《五帝本纪》继承《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五帝说，也只是仅为一家之言罢了。 第四，司马迁误读《五帝德》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说舜流放四凶族的历史，把原本一事化为二事，并分属尧舜两个时期。《五帝本纪》云：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实际上《尚书·舜典》叙述其事云：“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这就是说流放共工、欢兜、三苗、鲧四罪，是在尧尚未去世之前舜摄政其间发生的事件。 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叙述其事说： 今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比较上述《舜典》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说内容，虽然二文所说“四凶族”名号不同，但实际上是一回事。西晋杜预注《左传》文公十八年明确指出其文中“浑敦”为“驩兜”、“穷奇”为“共工”、“梼杌”为“鲧”；唐孔颖达疏进一步指出：“此传所言说《虞书》之事。彼云四罪谓共工、驩兜、三苗、鲧也，此传四凶乃谓之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检其事以识其人。”这就是说，杜预孔颖达认为《舜典》所说尧时舜摄政时流放四凶族，与《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说四凶族是一回事，只是名称不同罢了。然而清人梁玉绳却否定杜预、孔颖达等人的说法，他说：“尧之放四罪，共、驩、苗、鲧也，事出《尚书》。舜之流四凶族，不才子，事出《左传》太史克语。事既各出，时亦相悬，史公分载尧、舜两纪，未尝谓四罪即四凶族，后儒罔查，见人数之同，遂并八憝为一案，岂非贾、服、杜、孔之谬哉？”梁玉绳肯定了司马迁的做法，认为《舜典》所说尧流放共工、欢兜、三苗、鲧，与《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说舜流四凶族是对的；这种做法也得到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和竹添光鸿的肯定。 笔者认为，对《舜典》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述故事，杜预孔颖达等注疏的做法是对的，而司马迁《五帝本纪》及梁玉绳、泷川资言等学者的做法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是《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在叙述了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后，云“故《虞书》数舜之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可见大史克所叙述的就是对《舜典》的解释。尽管大史克的解释之语不用原文的名称语词而使用了另外一套貌似不同的术语名词，正是解释的一种需要，把共工、欢兜、三苗、鲧所属部族渊源所自作了交代。二者的对应是没有问题的（见附图１）。 二是《舜典》所说流放“四罪”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述流放“四凶族”的时间完全一致，并不存在梁玉绳所说“事既各出，时亦相悬”的问题。这其中还有一个怎么理解《舜典》所记尧去世之前尧舜共同执政的问题？《舜典》记载舜被推举出来后，经过了“五典”“百揆”“四门”“大麓”等“询事考言”的考验，尧要让位于舜，但“舜让于德弗嗣”；其下记述了四岳巡守、制五刑、流四罪等事迹，伪孔传这些事迹是：“尧不听舜让，使之摄位”。我以为这一解释是对的。舜流“四罪”然后才记述说：“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这就是说流放“四罪”是在尧仍然在位舜摄政期间。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述说舜举用“八愷”“八元”后；诉说“四凶族”时明确指出了时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这就是说，流放“四凶族”的人的确是舜，但是在“舜臣尧”的摄政时期，流放了“四凶族”尧才去世，这和《舜典》所说时间完全一致，并不存在梁玉绳所说“时亦相悬”的情况。反过来看，如果说“四罪”和“四凶族”仅因名称不同而同属尧尚在位舜摄政时期，那就更让人感到奇怪：这么短的时间竟然既流放了“四罪”又接着流放了“四凶族”？ 但这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流放“四罪”共工、欢兜、三苗、鲧被归于尧的功劳，其文云：“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如果说把流放“四罪”于四裔，完全归之于尧的功劳，虽然不大符合《舜典》原意，但因为《舜典》中叙述四凶族的流放是尧舜共政的二十八年之中，也就像《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把流放四凶族之功完全归之于舜一样，因此此说也不算是重大错误。 但是司马迁《五帝本纪》继承了《五帝德》的说法，把流放共工、欢兜、三苗、鲧等四凶族归之于尧的功劳；而《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所说流放帝鸿氏不才子混沌、少皞氏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不才子梼杌、缙云氏不才子饕餮于四门的功劳，归之于舜。这样就造成尧舜时有两次讨伐并流放“四罪”和“四凶族”的历史大事。这可以说是司马迁误读经典、失于考察的一个失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