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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力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尚书》主要记述唐虞三代君臣的言论与事迹，秦汉以来被奉为“五经”之一，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和实践。《尚书》学在宋代尤为兴盛，时人称“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叶梦得语，见《文献通考》卷一七七，中华书局，2011年，第5287页）；又称“经解惟《书》最多”（黄震语，见《黄震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可见一斑。两宋士人通过研习、阐释《尚书》，探求治理之道，回应时代问题，维系政治秩序和君臣认同。因而研究宋代《尚书》学，有助于理解《尚书》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与经学通史呈现的宋代《尚书》学的面貌有关。而这种面貌的形成，又受到过去学界对经学的理解、对经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以及对宋代思想面貌的描述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梳理经学史中宋代《尚书》学的形态与样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是理解和反思宋代《尚书》学研究现状的基础。 一、经学史类著作中的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以来的经学史，大致可分为两种：旧式经学史和新式经学史。前者述及宋代《尚书》学，多采用列举、简介宋代《尚书》注解著作的形式；所举宋人著作的种类及对其评介，深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延续。其内容通常只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两宋《尚书》诠释与汉唐注疏的关系，宋代学者对经文的怀疑和改动。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5-1906）、皮锡瑞《经学历史》（思贤书局1906）是旧式经学史的代表著作。二人或援引《总目》评介，或条析宋人经解，均力图具象地表现两宋《尚书》诠释不循古注、争立新解的风气。二人也都据清代《尚书》辨伪成果，盛赞吴棫、朱熹等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贬责王柏对《大诰》、《洛诰》等今文篇目的怀疑和增删。 刘氏和皮氏的经学史产生早，影响大。民国时期的一些经学史类著作，如江瑔《新体经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8）、陈燕方《经学源流浅说》（文明书局1922）、徐敬修《经学常识》（大东书局1925）、陈延杰《经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周予同《群经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卫聚贤《十三经概论》（开明书店1935）等的宋代《尚书》学部分，都明显承袭自刘、皮二人的经学史。 钱基博有感于学者“特以清儒承汉学，而摈唐、宋于不论不议，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作《经学通志》（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第1页）。该著形式与《经学教科书》类似，也常常截取《总目》原文描述宋人著作，但并未着意于汉宋经解异同。或许正因重视宋代学术，钱基博并未站在汉唐注疏的立场上，仅将宋代经学视为对汉唐注疏的反动。 不过，钱氏在宋人著作的选取、评介方面，都反映出文献辨伪的核心关切。《总目》所及宋人《尚书》著作外，钱氏只提到吴棫、朱子、赵汝谈、王柏的《尚书》学，褒贬一如上述刘、皮二人。他对宋人著作的评介，也始终贯穿着宋人对伪古文《尚书》的态度这一线索。钱氏并未考虑或论证，在绝大多数宋儒看来，伪古文《尚书》的真伪是否成为一个问题。 旧式经学史类著作在描述宋代《尚书》学时，带有深刻的清代学术思想的烙印。著作者们或因具有特定的经学立场，往往以清代汉学支持的汉唐经学为标尺，衡量、评判宋代的经学；或因浸染于清代的学术风尚，不免将清人的“热点话题”（如文献考证与辨伪）投射到宋代，作为宋代经学的代表性面貌加以凸显，并以清人在这些“热点话题”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苛求宋人。学术史写作采用回溯性视角、拥有“后见之明”般的内容重心和价值评判，或许无可厚非。然而，承认朱熹等人的辨伪思想启迪了阎若璩，与以朱熹等人的辨伪思想作为宋代《尚书》学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并使之成为需要被关注和记忆的惟一内容，显然是两码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新的经学史类著作。新式经学史不再采用参照《总目》列举、述评宋代经解著作的写作形式，而是有选择地介绍某些在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学者或学派的经解著作、经学思想。换言之，新式经学史不再以经解著作为中心，而是逐渐变为以学者或学派为中心。 新式经学史有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弘文堂书房1927）、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松云堂书店1933）、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大明堂1934）、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1940）和《经学讲演录》（《中国哲学》第一辑1963）、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吴雁南《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许道勋等《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等。其中，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产生早，1934、1935年先后有两个中译本问世，在中外学界皆有较大影响。 本田成之认为，宋代经学的产生，既有学理层面的“内因”，又有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外内”。“内因”包括：一、中唐以来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对宋人（如刘敞）经学有影响；二、韩愈、李翱的道德性命之学，对宋代性理学有很大影响，而宋人正是用当时发达的哲学或实践道德学解经，使经解呈现出新形态。 从这两个“内因”来看，本田成之所谓的“宋代经学”，实际上指发生在宋代发达的，一种具有怀疑经文、不完全遵从汉唐旧注，以及用当时的思想即哲学或实践道德学解释经文等特点的经学形态。相比旧式经学史，本田成之对“宋代经学”的认识，多出了被认为是以哲学或实践道德学著称的理学的影响因素。 进入宋代部分，本田氏首先介绍胡瑗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人的《春秋》学，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易》学。作者叙述的顺序和花费的篇幅暗示，在整个宋代经学中，《春秋》学与《周易》学最重要，因而更值得关注。至于《尚书》学，本田氏认为宋人曾有独特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宋人的《尚书》研究，是基于“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对圣人事迹背后圣人之心的探索。本田氏指出，“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是宋学的中心之说，是二程、朱熹、陆九渊都赞同并倡导的。而唐虞三代气象、圣人之心，也是伊洛诸儒常研究的问题和公案。 2、宋人《尚书》学的伟大功绩，在于对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的辨别。 前者是理学命题，后者则是承袭自旧式经学史的关切。本田成之关于宋代经学史的叙述，实际上代表了新式经学史的一些书写特点： 1、相比旧式经学史，新式经学史赋予了宋代经学主体性的研究地位，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经学形态直接地、独立地描述，而非视其为应有的、正确的经学形态的对立面，在对比中提及。这种主体性地位的赋予，使关于宋代经学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的讨论成为可能。 《总目》认为，唐代中期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舍传求经，开启宋代经学的走向。新式经学史继承《总目》的观点，往往将唐代中期的《春秋》学作为宋代经学在学理层面的源头。再加上《宋元学案》以胡瑗、孙复为开宋代学术先风之人，宋代思想史著作的叙述也多从胡瑗、孙复及其门人石介开始。因孙复与石介都以《春秋》学著称，故新式经学史很容易形成从啖助、赵匡、陆淳到孙復、石介的叙述脉络，作为宋代经学的源起。在这样的叙述中，最受关注的经典无疑是《春秋》。 2、新式经学史著作大多以理学人物为中心，注重介绍理学人物的《周易》学和“四书”学。本田氏展现的“宋代经学”的重心，实际上是理学家的经学；展现的宋代《尚书》学，除辨伪思想外，是理学家对《尚书》的心性化解释取向。在理学家为核心关注的情况下，王安石、苏轼等人有时会被忽视，即便他们的《尚书》解释中也不乏关于性理的内容。这种对理学家的凸显，与早期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并无二致。 此外，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史形成了以西方哲学概念重组中国思想材料的写作方式，使得理学家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凸显。受其影响，新式经学史也会出现两次“抽离”。首先是从数量庞大的宋代知识群体中抽出理学人物，其次从理学人物的所有思想中抽出符合西方哲学标准的内容加以描述。新式经学史中通常会出现“经学哲学化”的主题，集中介绍理学家的《周易》学、“四书”学，因这五部经典被认为在理学学说的建立中贡献最大。正因存在第二层“抽离”，程颐这样的理学核心人物的《尚书》经解，几乎从未进入经学史著作者们的视野。 3、上文提到，本田成之所谓的“宋代经学”的内涵，是疑经改经、不遵汉唐传疏，以及以哲学化的理学解经。在此基础上，诸桥辙次为“宋代经学”加上“经学实用化”的特点，认为主要体现在《春秋》学中的尊王、复仇思想，以及《周礼》学中的经世思想。（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 其后，新式经学史普遍会涉及经学与时代政治、社会及思想的关系，以显示宋代经学的实用性特征。不过在这种关系的构建中，一方面，作为经学之背景的政治、社会因素，往往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另一方面，被关注的经典以《春秋》与《周礼》为主。似乎《诗》、《书》等其它经典文本的解释与时代并无关系，因而不需要提及。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兴盛，《三经新义》也得到学者的关注。王安石的新经义虽然涉及《尚书》、《诗经》、《周礼》，但学界一般认为《周礼义》是王安石本人所作，且与新法的具体措施关系密切，所以新式经学史通常对其《周礼》学描述较多，对王安石的《尚书》学与《诗经》学则略而不谈。 以上是关于新式经学史一些特点的粗略归纳。一方面，新式经学史受到《宋元学案》、《总目》等提出的宋代思想、学术图景的影响，重视唐代中期以来的《春秋》学。另一方面，新式经学史受到哲学史、思想史写作观念的影响，突出理学家的哲学思想，重视宋代的《周易》学和“四书”学。而对经学的政治、社会背景的注重，带动的是关于《周礼》学与王安石新法之间联系的探索。在这些已有的思维框架和写作范式的影响之下，不同的经典在新式经学史中被涉及的比重并不相同。 总言之，几乎所有新式经学史作者都明确提出，“五经”当中，在宋代最流行、最受重视，对宋代思想和学术贡献最大的经典，是《春秋》和《周易》（或者再加上《周礼》）。因此，新式经学史通常给予宋代《春秋》学和《周易》学更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尚书》学、《诗经》学、《仪礼》学和《礼记》学（除《大学》、《中庸》）似乎乏善可陈而日益面貌模糊。可以说，因为种种原因，宋代《尚书》学除了辨伪成就外，在新式经学史著作中几乎“消失”了。 二、《尚书》学史中的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以来出现较早的是一些关于《尚书》的通论性质的著作，其中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成就最高。此类著作关注的话题大致有：《尚书》的名称与体例、先秦典籍引用《尚书》的情形、两汉今古文《尚书》的篇目与传承、今文《尚书》篇目的时代考订、伪古文《尚书》的流传与辨伪、书序的辨析、石经中的《尚书》研究、清代学者关于《尚书》今古文经说的辑佚成果以及有关某些特定篇目或经文的具体研究等。这些主题多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清代《尚书》学，与宋代《尚书》学相关的，仅仅是吴棫、朱熹等个别宋人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 《尚书》通论性著作涉及的内容，大致可以视作清代、民国以来《尚书》研究的热点问题。换言之，清代以来《尚书》学的主流论题，正是通论性著作的作者们认为的，了解《尚书》及《尚书》学的必备知识。除有关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二十世纪以来《尚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两宋历史并无牵涉，这也是学界不够重视宋代《尚书》学的原因之一。相比《尚书》通论性著作，研究历代《尚书》学及其演变的《尚书》学通史、断代史类著作较为短缺。《尚书》学通史目前可见的仅有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和程元敏《尚书学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且后者所述大致至五代止，并未涉及宋代的《尚书》学。 刘起釪《尚书学史》上起先秦，下至清末，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尚书》学史的著作，其所述宋代《尚书》学部分，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述及的两宋《尚书》注解著作的数量非常大。作者未囿于《四库全书》的著录范围，而是参照了包括《经义考》在内宋代以来的各种目录典籍，注意到很多以往学界并未留意的宋人注解著作。兼顾代表性著作和一般著作，有助于把握宋代不同时期《尚书》学的时代话题。 2、力图建立《尚书》学与时代政治的联系。作者依照注解者在政治、学术上的倾向和立场，将北宋《尚书》学著作分为王安石新学类、反新学解释类以及立场不明确者三大种，并认为南宋前期也存在一批反王学的注解著作。这表明作者已注意到，北宋中期至南宋前期《尚书》学的时代话题是新法与新学，并尝试将《尚书》学放置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理解与展现。 3、南宋部分，突破以朱、陆学派为主的传统思路，留意到更多的注解著作。作者依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学说，以及他们之间的师承、血缘、地缘等关系，区分南宋《尚书》著作为初期反王学类，以及林之奇一系、郑伯熊一系、兼采旧注疏及理学者、朱子一系、陆九渊一系、永康永嘉学派、不详派别者的《尚书》著作八大种。 不过，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宋代《尚书》学部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作者虽然注意到《尚书》学与宋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但仅根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等因素对其《尚书》著作做了粗略分类，并没有深入到两宋纷繁的《尚书》解释中，探究不同的解释背后的核心关切与矛盾焦点，以及这种关切、矛盾与注解者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环境及其政治主张、学说之间的关系。 三、宋代《尚书》学的专题性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开始涌现。李学勤《朱子的〈尚书〉学》（《朱子学刊》总第1辑，1989）以朱熹为例，率先提出：宋代《尚书》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义理探讨，在这一点上，宋儒比汉儒更接近先秦的儒家，但清代汉学家未能充分估价宋学对《尚书》义理方面的探究。该文不仅标志着聚焦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就此开启，更准确而鲜明地揭示出宋代《尚书》学长期被忽略的价值。晚清以来，学者注重《尚书》作为“史”的性质，故多辨正文本据其考察先秦历史；而忽视《尚书》作为“经”的性质，很少关注古代士人研读《尚书》探索政治秩序、价值规范的努力和成果。该文当正是针对此种研究状况而作。 邓潭州《论苏轼〈书传〉的政治思想》（《求索》1989年第6期）条析、归纳《书传》的政治思想，尤其注意到其中有别于汉唐注疏的经解，并侧重分析《书传》中大段议论之处，且有意识地结合苏轼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言论来理解经解，这些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均富有启发性。此外，该文提出不应苛责苏轼未能分辨伪古文《尚书》，因为时人大都相信其为“圣经”，且其中蕴含关于封建社会政治得失的总结，使苏轼能够借注释经文表达他多年从政获得的理性思考。可见只有不再拘泥于文献辨伪，从阐释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宋代《尚书》学。 九十年代始，陆续有数部聚焦宋代《尚书》学的学位论文面世：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台湾师范大学1993）、刘威《〈东坡书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黄洪明《宋代〈尚书〉学》（暨南大学2006）、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西北大学2009）、蒋敏《黄伦〈尚书精义〉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2）、朱学博《林之奇及其〈尚书全解〉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刘力耘《政治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清华大学2017）等。 此外，还有十数篇研究某位宋代学者的《尚书》学，或某部宋代《尚书》注解著作的论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单篇论文的形式大多与上述蔡根祥、张建民二人博士论文中的各章节相似，包括作者生平、著作版本、经解承袭关系、解经方式、疑经改经，以及经解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理学色彩等内容。前五种内容属于学术史内在理路式研究，后两种则试图建立经解与时代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 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是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宋代《尚书》学的论著。作者采用学案体的写作方式，通过对比具体经解，重在辨别各种《尚书》注解著作的承袭关系。相比刘起釪《尚书学史》，蔡著并未仅凭注解者的政治倾向、学派归属等因素分类注解著作，而是能深入到经文解释中，较为准确地呈现《尚书》注解著作之间的亲疏关系。此外，蔡著着意考察注解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尝试建立注解者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与其经解之间的对应关系。 蔡著涉及范围较广，共考察四十八位宋人的《尚书》学。有些宋人并无完整《尚书》注解著作传世，仅有少量解说经文的内容或保存在文集中，如欧阳修、程颐、范纯仁、文彦博、范浚、杨简等；或遗留于他人著作中，如廖偁、张纲、吴棫等。宋代《尚书》著作本多散佚，完整流传下来的著作数量稀少，大量关于《尚书》的解说散见于各种史料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极为不便。蔡著不局限于几部完整传世的著作，尽量关注到更多的注解者和经解，有利于展现宋代《尚书》学的全貌。 相比蔡根祥注重分析宋人经解之间的承袭关系，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则认为，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宋人往往依经作义理阐发，因此探索经解中的义理阐发并将其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当是宋代《尚书》学研究的重心。他认为，侯外庐、漆侠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值得学习和效仿。张著以人物为单元，着意探索经解中反映出的注解者个人的思想，并在心性论、修养工夫论、圣人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思想主题下加以描述。 不过，张著描述的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较为疏离。有关政治、社会、学术风气的分析，只是一个宏观的背景，并不能和具体的、特殊的经解内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导致被描述出的、缺乏具体历史语境的思想，成为一种看似普遍的原则，不同人物的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的面貌非常相像。而未能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使得张著对宋人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特征仍停留在描述面貌的层面，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为何是如此这般而非别样的形态，实际上成为了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也是绝大多数宋代《尚书》学研究面临的共同挑战。 除围绕特定人物或著作展开的研究外，还有针对《尚书》某一篇目或某种思想的研究。《洪范》、《禹贡》是历代学者关注最多的篇目。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2、3期）、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等梳理胡瑗、苏洵、王安石、曾巩、赵善湘等人的《洪范》阐释，将其划分为反对五行灾异说（唯物派）和坚守五行灾异说（唯心派）两类，含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并与王安石变法等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张兵还论及《洪范》解释的理学化。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详细梳理宋代《禹贡》学文献、论题（水论、九州说、五服论等）以及王安石、苏轼、程大昌、朱熹等人的《禹贡》诠释，提出宋代《禹贡》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经义的新阐释、文献的新整理和地理的新考证。 总言之，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宋代《尚书》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经学史方面，旧式经学史站在清代学术的立场之上，从清代学术的兴趣和成就出发，着重展现宋代《尚书》学不遵旧注、怀疑伪经两个特征。受旧式经学史和新兴的哲学史、思想史的影响，新式经学史重视宋代的《周易》、《春秋》、《周礼》和“四书”学。除怀疑伪经的思想被偶尔提及，宋代《尚书》学在新式经学史中基本是“消失”的。《尚书》概论性著作方面，涵盖的内容均为清代、民国以来的热点话题，除辨伪外与宋代无涉，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展现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涌现出一批聚焦宋代《尚书》学的研究，涵盖多家经解，釐析经解源流，揭示解经方法，归纳其中的思想，成果丰富，但也存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以人物或文本为研究单元，很少围绕某种主题或思想展开；研究方法主要是单纯地描述、对比经解，而未能将经解还置于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入解释者的思想世界，揭示经解背后的现实关怀和行动指向，故客观上造成《尚书》学在宋代政治文化、社会思想图景中的角色和贡献无法显现，反过来“助长”了经学史、思想史对宋代《尚书》学的忽视。这将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去探索和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