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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清世宗开始，圆明园内的山高水长成为蒙古贵族朝觐清朝皇帝的重要场所。此地举行的武帐宴系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本文通过钩稽档案材料、清帝诗文及笔记杂文等第一手资料来进一步探析武帐宴的陈设和布置、具体活动，并利用满文档案《夷使档》讨论清廷在乾隆朝设武帐宴接待准噶尔使臣的具体过程。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宴不仅成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舞台，而且在清廷怀柔蒙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圆明园；山高水长；蒙古；武帐宴；准噶尔 “山高水长”旧称“引见楼”，俗称“西厂”“西厂子”“西苑”“西园”，位于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西南角，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山高水长地域宽敞，地势平坦，南北长460米，东西宽280米，总占地约12.88万平方米。 山高水长系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和造园艺术中颇具北方游牧文化色彩和满洲族群特色的一处景观 。学界从历史学、建筑学等方面对这一景观作过一些探讨。刘桂林先生讨论过每年元宵节在山高水长举行的大规模的烟火盛会 。张恩荫先生对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即露天设置的大蒙古包）宴作过介绍，关照到这一活动所体现的游牧文化特征、对处理满蒙关系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双智则进一步提及：自雍正以后，圆明园也成为皇帝接见蒙古王公、赐宴年班、外藩观戏的重要地方。圆明园内与朝觐年班事务有关的主要有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和山高水长。其中，山高水长楼为赐宴外藩，表演杂技、烟火及校射的场所 。《圆明园百景图志》对山高水长的布局、设施和功能作了详细说明 。郭黛姮先生、贺艳女士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样式雷图档排架018-7号、排架018-4-1号《山高水长楼平面图》，介绍了山高水长的建筑布局和装饰，指出这一景观的设计者将射击表演场所园林化的匠心 。 
图1 清人所绘圆明园“山高水长”图 选自万依、王树卿、陆燕贞主编《清代宫廷生活》，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4页。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由皇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对山高水长有如下描述： 万方安和西南为山高水长楼，西向九楹，后拥连岗，前带河流，中央地势平衍，凡数倾。 臣等谨按：山高水长，四十景之一也。额为皇上御书。……其地为外藩朝正锡宴及平时侍卫较射之所，每岁灯节则陈火戏于此。 …… 乾隆九年（1744）《御制山高水长诗》：在园之西南隅，地势平衍，构重楼数楹。每一临瞰，远岫堆鬟，近郊错绣，旷如也。为外藩朝正锡宴，陈鱼龙角觝之所，平时宿卫士于此较射。 重构枕平川，湖山万景全。时观君子德，式命上宾筵。 湛露今推惠，彤弓古尚贤。更殷三接晋，内外一家连。 这段记载充分说明：设宴款待前来朝觐的外藩（即武帐宴）、侍卫的射击训练系山高水长最主要的功能。本文拟进一步爬梳档案材料、清帝诗文及笔记杂文等第一手史料，从历史与族群文化的角度对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宴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图2 清代宫廷画师唐岱、沈源乾隆九年（1744）所绘《山高水长图》 选自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图3 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山高水长诗》 一、纲举目张——武帐宴会场的陈设和布置 在清代，蒙古贵族定期轮番到北京城来觐见皇帝（即“年班”）。他们在圆明园内的一些活动，涉及政治形势、军事体制、族群关系、文化交融等多种因素，而这一切又沉淀于圆明园这一特殊的政治空间当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活动体现出来。其中，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宴是“年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 每年元宵节，清帝都在山高水长举行规模宏大的武帐宴，并举办一些具有游牧特色的活动。《燕京岁时记》称：“自（正月）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十九日谓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厂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艺贯跤。蒙古王公请安告归。” 按郭黛姮、贺艳的意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样式雷图排架018－1号是《引见楼（即山高水长楼）前蒙古包及焰火布置平面图》。图中所绘应为春节观灯时的场面，但接待外藩的大蒙古包如何布置，尚需进一步研究 。其实，清代档案材料提供了关于山高水长武帐宴的陈设和布置的一些信息。 清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一日的一份档案写道： 宫殿监督领侍刘进忠派侍监周实富口传：职等奉上谕：本月十九日，圆明园筵宴，应备办礼乐、摔跤及烟火等事，皆循去年例备办。钦此。等因前来。 奉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内务府总管等堂谕：著将此事交掌仪司，应备办施行等事，照去年例速告臣等，施行备办。再著交营造司等语。 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皇帝将在圆明园设宴，并谕令遵循去年的惯例行事。从“礼乐、摔跤及烟火等事”可以判定：这是筹备即将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宴。根据这份档案的记录，由内务府的掌仪司、营造司具体操办这次宴席。掌仪司属于管理宫廷礼仪的机构，包括负责办理内廷的朝贺、筵宴礼仪 。营造司负责宫廷的修缮并供应薪炭，其中所属的圆明园薪炭库专门负责收放圆明园的薪炭 。 另外，据另一份清宫档案所载：“雍正八年（1730）八月二十五日由武备院行文，领取圆明园蒙古包内钉蓆所用光帽蔴菰钉1300个。” 可见内务府的武备院也可能负责武帐宴搭建蒙古包事宜。武备院系负责制造、收贮军械、装备及宫中陈设器物的机构 。 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初五的一份档案详细记录了武帐宴蒙古包的搭建及布局： 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额驸福隆安在山高水长搭盖七丈二尺大蒙古包，前面搭盖大些蒙古包四座，后面搭盖四方房一座，两边配搭蒙古包二座。钦此。 于本月初六日，将贴得中间七丈二尺大蒙古包一座、后面有穿堂四丈二尺四方房一座、两边配搭一丈六尺蒙古包各一座、前面中间二丈蒙古包二座、前后一丈五尺蒙古包四座、纸样一张，中间贴得七丈二尺大蒙古包一座、后面四丈二尺四方房一座、两边配搭一丈五尺蒙古包各一座、前面二丈蒙古包二座、一丈六尺蒙古包二座、纸样一张，并请旨于初七日，搭盖等情，交太监胡世杰口奏。奉旨：准照前面蒙古包六座，后面有穿堂四方房纸样搭盖。钦此。 本月十二日，库掌四德等为十三日筵宴后请拆蒙古包，交太监胡世杰口奏。奉旨：俱各全拆。钦此。 由此可见，山高水长举行武帐宴之前几日，皇帝要指派大臣专门负责蒙古包的搭建，而且蒙古包的位置、尺寸很有讲究。武帐宴之后，蒙古包全部拆除。这次清高宗指派额驸福隆安负责蒙古包的搭建事宜。福隆安是孝贤纯皇后（清高宗的发妻）的侄子，尚高宗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为皇帝的宠臣 。从这一人选安排也可以窥见皇帝对武帐宴的重视程度。 乾隆五十二年（1787），御制《新正设武帐宴新旧外藩》诗的小注曰：“兹所设武帐，中央穹窿径七丈余，中设御座，旁列宴席，故戏及之。” 显然，皇帝的宝座设在中间最大的七丈二尺的蒙古包当中，其余臣僚的宴席则依次排列在旁边，体现了君臣之间的政治秩序。 《新正设武帐宴新旧外藩》诗的小注又云：“凡筵宴，以次奏中和韶乐及丹陛清乐。” 中和韶乐属于宫廷雅乐，常在清宫祭祀和朝会等场合使用，体现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丹”者，红也。“陛”原指宫殿前的台阶，古时宫殿前的台阶多饰红色，故名“丹陛”，亦借称朝廷或皇帝。那么，丹陛清乐也是带有中原汉族色彩的宫廷雅乐。 
图4 山高水长平面图（乾隆后期格局） 选自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第77页 二、多元文化——武帐宴会的具体活动 朝廷安排正月十四、十五日山高水长筵宴，有朝贺、筵宴、饮茶、看焰火、相扑（即摔跤）、较射、冰嬉等内容。正月十九日，皇帝赐年班饯行宴 。山高水长武帐宴会场布置完毕之后，相关活动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 清代一份档案材料记载了山高水长的出入规定： 嘉庆六年（1801）三月奏准，圆明园内外出入规条： …… 西厂子预备烟火技艺，筵宴外藩，并执事人员，俱由西南门出入，闲杂人等，不准擅入。 …… 本日奉旨：西厂执事人员出入西南门，临期钦派乾清门侍卫、八旗护军统领及护军，并派大门侍卫一同稽 查。 在宴会期间，相关的演员、后勤人员、办事人员、前来朝觐的外藩官员均从西南门出入。届时，皇帝临时指派乾清门的侍卫、八旗护军统领及护军，包括大门的侍卫一同盘查进出人员，相当严格。 嘉庆朝编撰的《大清会典》对清廷在年班期间设宴款待的仪制有详细说明： 年班来京，于除夕燕一次，设于保和殿。元宵燕一次，设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除夕前，元旦后，元宵前后，加燕数次，或设于中正殿，或设于紫光阁，或设于圆明园山高水长。皆由院预期奏请。五旗王府各令设燕一次。蒙古王以下，副章京、长史以上，并准入燕。 显然，按照制度规定，每年元宵节，清廷在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相当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设宴招待来京朝觐的蒙古贵族。元宵节前后的加宴，有时在圆明园内的山高水长举行。在宴会之前，都由理藩院预先奏请。 《理藩院则例》详细描述了山高水长武帐宴的具体活动： 正月十四、十五二日，皇帝驾山高水长，看放烟火。由院先期将应行入座衔名，并蒙古善扑人入扑具奏。届期，带领年班朝觐，暨住京外边行走之内外扎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暨回子伯克、呼图克图、喇嘛等，各携坐褥，由西南门入至药栏内，会同侍卫处，按内外王公大臣品级，以次列坐。内扎萨克列于南，外扎萨克、回子伯克列于北。公主子孙、姻亲台吉、协理台吉在药栏外南边树林内，按班排坐。呼图克图、喇嘛等俱在南边蒙古包内坐。 皇帝驾临，众均在本位跪迎。皇帝升宝座，众均行一叩首礼，坐。尚茶正进茶，众皆跪。皇帝用茶时，众行一叩首礼。侍卫致众茶，众行一叩首礼，跪受。饮毕，复行一叩首礼，坐。进内外扎萨克善扑人各十名，与善扑营善扑人相扑；杜尔伯特善扑人六名，与热河额鲁特善扑人六名以次相扑。胜者即时赏缎一匹，就原扑处叩首谢恩。相扑毕，进各样技艺。恩赐食品，看放烟火毕，皇帝还宫，众行一叩首礼，咸退。其额鲁特善扑人相扑时，准其一体穿用褡裢。所有蒙古善扑人应用褡裢，均由武备院领取，用毕回缴。 在举行武帐宴之前，理藩院预先将客人及蒙古善扑人（即摔跤手）的名单上奏。参与这场盛宴的有清朝皇帝、前来朝觐的外藩，还有藏传佛教的领袖呼图克图（即活佛）等。武帐宴的坐次和朝拜皇帝之礼强化了君臣关系、帝国的政治秩序。 相扑即摔跤、角抵，为蒙古人非常重视的体育活动和军事技能，也是蒙古人“那达慕（Nadam，蒙古语，意为“娱乐”、“游戏”）”大会的“重头戏”。山高水长的武帐宴仿照蒙古人的“那达慕”大会，对摔跤比赛中的优胜者予以重赏。参加武帐宴摔跤比赛的运动员身穿一种用多层布制成的上衣——褡裢，均向内务府的武备院领取，用完之后还回。 摔跤比赛的第一场由“内外扎萨克善扑人”与“善扑营”的摔跤手进行较量。前者系内扎萨克蒙古（即漠南蒙古）与外扎萨克蒙古（即漠北、漠西蒙古）进献来参赛的摔跤手；后者为一支独立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宫廷内卫部队，系禁军中的精锐。第二场由来自内扎萨克蒙古杜尔伯特旗的摔跤手与内属蒙古之一的热河额鲁特旗的摔跤手进行比赛。通过体育或娱乐活动来和谐族群关系，促进外交目标的实现，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 相扑比赛之后，宴会上接着表演各种技艺，最后燃放烟火。在乾隆中叶，赵翼所著《檐曝杂记》这样描述山高水长的火戏：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烟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镫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 从上元日的清晨，相关人员就开始在山高水长布置烟火、放鸽子、喜鹊暖场。未时（下午2点）至申时（下午4点）之间，皇帝亲自驾临会场，武帐宴正式开始。在武帐宴中，八旗兵表演的马术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技巧。他们所展示的精湛技术“曲尽马上之奇”，体现出尚武精神和满洲文化特色。 “鸽子”、“喜鹊”以及烟火在空中所形成的“红鱼”都属于汉族崇尚的祥瑞。在汉人社会，人们常常将鸽子视为和平、美好、幸福的象征，把喜鹊看成吉祥鸟，是喜庆、吉祥、幸福、好运的象征。在汉文化体系中，“红鱼”代表红色的鲤鱼，为吉祥、富余的象征。至于唱《太平歌》，排成“太平万岁”的方阵，其实体现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对国家来讲，中原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实际上，在正月十五日，采用放灯、放烟火的方式来庆祝元宵本源于汉人的传统。清廷在元宵节举办规模甚大的烟火盛会显然受汉文化之影响。 上文已经论及武帐宴会上演奏的宫廷雅乐，具有汉文化色彩。另外，在圆明园举行的除夕、上元宴中，还常常表演反映满洲旧俗、用国语（即满语）奏歌的《喜起舞》《庆隆舞》，表现国家创业之艰难 。由此可以推定：山高水长的武帐宴也应当表演过这类舞蹈。 在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追忆武帐宴举行的背景及盛况，写道： 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巨也。 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不加丹垩，前平圃数顷，地甚爽垲，远眺西山如髻，出苑墙间，浑如图画。是日申刻，内务府司员设御座于楼门外，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以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上入座，赐茶毕，各营角伎以及僸佅兜离之戏，以次入奏毕，上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洵异观也。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凡侍座者咸预焉。次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耀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间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宫，诸大臣以次归邸。时已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隄陌，洵生平盛事也。 在乾隆初年，元宵节期间在山高水长举行宴会、观看火戏就已经成为定制，有皇室成员、朝廷重臣、外藩王及外国使臣参与。其中“僸佅兜离”指古代非汉族族群的音乐。元宵节舞灯伎、放烟火则是汉人的传统。 山高水长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武帐宴，既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因子，也包含国家对满洲及蒙古传统本土性资源的利用，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和文化传播性，是强化秩序、增强凝聚力、整合社会的过程。武帐宴是展现和建构清帝权威的舞台，它将满蒙之间的密切关系、君臣秩序视觉化，也可被视为清廷具体实践“满蒙是一家”的基本国策所运用的一整套权力技术。通过表演，组织者和参与者互动，塑造清朝皇帝“天下共主”的领袖形象。武帐宴在特殊的时空配置造就群体认同，将草原上的骑射活动、那达慕大会的元素移植到北京的皇家园林之中。圆明园武帐宴的摔跤、骑射表演活动充满了象征，而在北方大草原，这类活动却充满了现实。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置换，具有独特的风韵。 
图5 山高水长元宵火戏平面图（乾隆中期） 选自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第81页 三、怀柔远人——乾隆年间设武帐宴款待准噶尔使臣 在山高水长接待准噶尔使臣是探讨清廷对准噶尔蒙古政策的一个重要层面。在乾隆初年，清朝对准噶尔采取怀柔政策。清廷与准噶尔举行过多次会谈，包括划分游牧界限、双边贸易协议 。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才开始向准噶尔用兵，这一年是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的满文档案《夷使档》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乾隆五年至十九年（1740-1754），清廷在圆明园山高水长设武帐宴款待准噶尔使臣的具体过程。这批档案材料包括：乾隆五年正月十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筵宴赏赐使臣哈柳等仪注折》 、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谕著使臣哈柳等西厂子筵宴尽可畅饮》 、乾隆五年正月十六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安排使臣观看焰火事宜片》 、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丰泽园筵宴使臣等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十一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去年曾赏哈柳白酒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赐酒仪注片》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令玛木特等观看焰火仪注折》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前令使臣观看焰火曾御赐酒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带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觐见仪注》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物品清单》 、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令尼玛等观赏烟花仪注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西厂子朝觐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及尼玛物品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西厂子观看烟花曾亲赐使臣饮酒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七日《使臣尼玛等圆明园瞻觐观看烟火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带尼玛等观看烟火仪注折》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山高水长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引使至碧云寺礼佛等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圆明园瞻觐圣明感恩情形片》 、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附录?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物品清单》 、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十三日《筵宴所领谕旨及令使臣等观灯赏烟火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使臣于山高水长观看烟火时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物项记注》 、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八日《著使臣等于西厂子观看烟火之上谕》 。 通过上引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在山高水长的武帐宴会上，准噶尔使者向清廷进献马匹、皮张、木碗等，清廷赏赐准噶尔汗及来使、随从等绸缎、衣物、如意、瓷器、玻璃器、漆器、珐琅器、象牙盒、荷包、银两等。这实反映了双方的经济结构，这也是双方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而清廷给予准噶尔的赏赐总是远远多于其进贡的物品，这也是采用经济手段笼络准噶尔上层。每次山高水长的宴请，包括清廷安排使者的饮食起居、宴会使臣朝觐清帝的礼仪、赏赐藏传佛教的上层喇嘛、侍卫排列、具体活动（摔跤、奏乐、观戏）、赏赐带有蒙古特色的食物、酒，等等。而且，这些具体的细节皆经过军机处、议政大臣、陪同大臣等具奏，经过皇帝朱批之后办理。这体现出清政府对准噶尔使臣的高度重视和礼遇，通过笼络准噶尔上层，以保障西北边陲安定的努力。某些准噶尔使臣（如尼玛）对清高宗邀请他们观看山高水长的花灯、给予的种种优待，感到欣喜和感激 。 另外，从《夷使档》反映出：具体筹办准噶尔使臣参与山高水长盛宴事宜的有好几位朝廷重臣：鄂尔泰、讷亲、傅恒和阿克敦。鄂尔泰是功勋卓著的名臣，系乾隆初年的辅政大臣，又是军机大臣，正居中用事 ；讷亲为康熙朝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子、清圣祖孝昭仁皇后家的人，身为贵戚勋旧，在乾隆初年所受皇恩甚厚 ；傅恒乃清高宗孝贤纯皇后的弟弟，也是军机大臣、皇帝十分倚重的贵戚 ；阿克敦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后为协办大学士，曾经出使过准噶尔 。这些人选安排也显示出皇帝对接待准噶尔使臣的重视。 李秀梅女士主要采用《清实录》等材料，总结出清廷对准噶尔，高层决策始终贯穿着“和”的思想，以“绥抚”为主，以柔远之术使准噶尔归顺 。上引满文档案材料进一步从细部论证了乾隆初年清廷对准噶尔采取怀柔政策，而山高水长举行的武帐宴毫无疑问在“怀柔远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结 语 本文从国家权力、族群关系、文化交融、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了圆明园山高水长武帐宴的文化内涵及政治功能。 清廷在山高水长举行的元宵节盛会——武帐宴，将满洲文化因子在都城附近的皇家园林中进行演绎。它作为蒙古官员或使臣在京朝觐的重要活动之一，体现出君臣之礼的维持，是塑造王朝正统性的需要，也是满洲、蒙古本族文化与“满蒙是一家”的基本国策之间的互动过程。武帐宴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舞台，也充分体现了清廷对准噶尔来使的优待，对巩固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论文曾提交2015年4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视角转换与史实重建：第二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参加讨论，与会学者对这篇论文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尤李，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41期，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