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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和园纪游诗》论绮春园的早期历史风貌

http://www.newdu.com 2021-03-20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一、从一张样式雷图谈起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样式雷图样中,有一张编号为样101-7的《清夏斋》总平面图,其表现的是绮春园西北部清夏斋的平面格局。图中清夏斋工字殿西部有一处独立的小园,这里山水萦回,洲岛错落。园中部以小洲分隔为东西两处湖面。南侧以曲房奥室连缀围合,形成若干小空间,并有游廊连接到中部之小山之上。西北两面为土山围合。这里西北围墙的西部园界,已与东面的圆明园隔墙相望。
    此图在近年已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有其特殊之处。图中标注的建筑名称除东部水面南岸的延英论道三间外,均付阙如。细观该图,此园实为一处独立的小园林,空间排列有序。园中水源从东面清夏斋引入,东南设有水关。南墙外为开阔的西爽村。园中部山水咬合紧密,空间收放开合有度,亭榭尺度小巧,错落有致,显示了比较典型的清代中叶“乾隆风格”园林布局手法,却与后来绮春园突出以大型殿堂构景的“嘉庆风格”有着较大差别。我们将之对比稍后年代的样101-1,除了延英论道,其他建筑便已不再出现。这显然是在一次改造后均被拆去了。
    由此图笔者提出第一个问题,该园成于何时?它是在哪个时期兴建的?笔者以为,样101-7图所表现的园林布局显然要早于绮春园的历史。它所表现的是绮春园的前身——春和园遗存于样式房图纸中的历史面貌。要了解个中原委,我们不妨先从春和园的历史变迁说起。
    二、春和园的历史沿革
    我们知道绮春园是最后并入圆明三园的,其前身可追溯到雍正时期,最早是怡亲王允祥的交辉园,其后园主为允祥之子弘晓。在乾隆中期转赐予乾隆帝的近臣傅恒和福隆安父子,改称春和园。乾隆三十五年(1770),傅恒去世后缴进,才最后改称绮春园。乾隆中叶,傅恒和福隆安父子赐居于春和园时期,是绮春园历史变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但对傅恒时期春和园的历史面貌,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是不甚了解。一般认为春和园作为赐园,规模是较小的。有人就认为:“乾隆时期的绮春园除宫门和正觉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建筑,只有一些小型的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如浩然亭、涵远斋、知乐轩、联晖楼、竹园、双寿寺、庄严法界、环秀城关等。乾隆皇帝甚至连一首描写绮春园的诗句也没有留下来。”这样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其实春和园虽为赐园,其规模绝非如上述观点所述那样简单。春和园已为今后的绮春园奠定了造园的基本格局。遗憾的是,春和园没有样式房图样留存下来。春和园在历史的烟云中已被彻底湮没了。学术界对春和园的认知基本处于空白点,今人要了解春和园的风貌,则必须从毕沅所写的《春和园纪游》组诗入手。
    三、《春和园纪游诗》与春和园概貌
    《春和园纪游诗》载于毕沅的《灵岩山馆诗集》卷十六。《春和园纪游诗》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非常遗憾的。春和园是傅恒在海淀的赐园别墅,就在圆明园的东面今绮春园的位置。《春和园纪游诗》无疑成为今天解读春和园历史面貌的权威史料,对我们弄清绮春园的园林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其史料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春和园纪游诗》一共24首,每一首前有序文。首先来判定其写作年代。毕沅的《灵岩山馆诗集》是由其门人陈燮编辑,按年份编纂而成。《春和园纪游诗》载于卷十六。在卷十五内,有《圣驾三次南巡恭纪乐府十章》。乾隆帝第三次南巡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以《春和园纪游诗》的写作年代应该在乾隆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762-1763)之间。毕沅的这一组诗的应制味道很浓,应是受傅恒邀请游览全园后的纪游之作。虽然目前还不能准确判定傅恒是几时搬入春和园的,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后该园已经定型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古人的习惯,一座园林在修建完工定型后,才会请文人作文写记,绘制园图。《春和园纪游诗》显然就是此类作品。毕沅将园中景物分列为二十四组景区,按顺序为:春和园,虹梁,萝月山房,绎堂,兰辉堂,小桃源,含碧轩,连云榭,玉池,和庆堂,环秀亭,征香亭,小蓬壶,鹤柴,双寿寺,荻浦,明善堂,涵远阁,花畦,丰乐庄,雪堂,槐市,水云榭,西爽村。
    下面结合现有其他史料,对《春和园纪游诗》中所提及的园林建筑沿革,作一初步疏理。《春和园纪游诗》的第一首《春和园》开篇即云:“春和园今太保大学士忠勇公别墅也。公乔木世臣,椒风懿戚。图形冠于紫光,勋伐垂诸青史。”接着又写道“爰赐上囿一区,在海淀禁苑东偏,为休沐所。”这是为春和园第一首的序文。“太保大学士忠勇公”指的是傅恒,“海淀禁苑东偏”即圆明园之东面,园主和园林位置都无可质疑。
    1.春和园
    包括组诗中的春和园、虹梁、萝月山房、绎堂、兰辉堂。春和园的正堂,在园门之内,堂中悬赐额“春和园”三字,当为乾隆帝所书。傅恒字春和,这是春和园得名的原因。“东轩为宁静堂,后为怡情室。”从其整个范围位置推测应是今日绮春园宫殿区的前身。其西往后为另一院,有澄怀室、叶屿花潭、馆翠亭,形成一组院落,是夏日赏荷之佳处。其位置应是后来绮春园宫殿区后寝,即蔚藻堂与问月楼一带。
    春和堂东院为致爽轩,推测即后来绮春园心镜轩及宫殿区东环河一带。在宁静堂东面另有一组并列的院落,名兰辉堂。“瑶林宿卫第,馆在宁静堂之东。”瑶林是傅恒的四子福康安的字,兰辉堂即是当时还是御前侍卫的福康安的住处。诗序中赞美福康安“职在兰绮,不忘在公之义”。
    2.含碧轩,连云榭,玉池 
    这一区包括著名的分绿窗大殿、六音钟楼、存诚室、含碧轩、舞榭(即戏台)、连云书屋、课花所,是园主主要的起居游观之所。含碧轩和舞榭疑即后来的春泽斋建筑群。六音钟楼当是类似九洲自鸣钟楼为范本的建筑物。涵秋馆是嘉庆十年(1812)新建的,而位于其西侧的春泽斋和生冬室则是旧有建筑改易而成。
    3.和庆堂
    玉池之北岸为公主府。“由列戟而入,青松黄石,高下亭台,堂供赐额曰和庆斋”,这是和嘉公主在园内的赐居之地。门外列有豹尾枪,堂内“和庆斋”三字为乾隆帝赐额,正如在诗中所写道:“瑶斋四面绕松篁,御墨留题日月光。” 毕沅又写道:“斋后凝碧堂为珊林额驸栖息翻书之所。”福隆安字珊林,珊林额驸即福隆安。和庆斋见证了作为额驸的福隆安的荣耀和辉煌。和硕和嘉公主(1745-1767)是乾隆帝的第四女,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初二日生,生母为纯惠皇贵妃苏氏,时为纯贵妃。乾隆二十五(1760)年正月,封为和硕和嘉公主。三月下嫁福隆安。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初七日卒,年二十三岁。诗写作之时,和嘉公主还在园中居住。关于公主府的具体位置,度其方位或为后来的四宜书屋所在地。
    4.明善堂
    明善堂是为雍正赐额,在交辉园时代就已存在,是绮春园中沿革最为悠久的主体建筑。《明善堂》诗中写道:“明善堂堂敞七楹。露除霜阙,奎画荧煌。面对玉洲绮岛,秀若方蓬。”明善堂于嘉庆六年(1801)改悬含淳堂匾额。嘉庆帝诗云:“明善旧题念堂构,含淳新额焕檐陇。”绮春园在圆明园三园之中,可谓变迁最为复杂的一座园林。园内的最早建筑可上溯到雍正时代允祥的交辉园。明善堂即其中之一。在春和园时期,它仍是园中的主体建筑。此堂在嘉庆六年(1801)最后易名,是改建春和园的重要历史坐标。
    5.双寿寺
    绮春园西北的清夏堂东邻有一座小型寺庙,名延寿寺,前身名双寿寺。长期以来,该寺何以题名,并未见有相关史料说明,《春和园纪游》组诗中的《双寿寺》一首给出了明确答案:“乾隆庚辰岁八月,皇上五旬万寿,明年辛巳十有一月,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百灵湜址,三庚合庆。公即园之西圃辟选佛场,敬效人天俚祝。”显然双寿寺是傅恒为乾隆帝五旬万寿祝礼而建,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后改悬延寿寺额。这一组小型园林寺庙被基本保留了下来。双寿寺“西有绀宇为养性斋”,延寿寺西面的养性斋则有了较大改造。
    6.荻浦和西爽村
    回到开篇对清夏斋西园的疑问。在《荻浦》一首中正好找到了对应答案:荻浦所在是园西海子之南。“西海子旷如也奥如也”,奥如正是这一处较为独立的园中园。“南有凝翠轩。西有轩曰浴月,有亭曰以秀。右转而北,崇冈俯仰,最高者为岚翠亭,横翠山房。次之浩然亭,眺吟楼。”浩然亭、眺吟楼当指北岸的几处亭榭,和样101-7 图中所表现的园林布局,基本接近。如在今后能确认所指的建筑布局,样101-7 图所待解决的问题也基本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们知道,清夏斋的题名是在嘉庆九年(1804),但清夏斋的个别建筑,比如寄情咸畅流杯亭,早在交辉园时代已存在,后为春和园继承。嘉庆九年,嘉庆皇帝在《题清夏斋》诗中有“书斋新创建,旧额凤麟洲”之句,在诗注中写道:“是斋在西爽村,原额曰凤麟洲,本非宸翰所题,曾经皇考赐成亲王居此。余在潜邸时,常至斯地吟射燕游,叙友於之乐。今成王别赐园居,西爽村已归入绮春园禁籞之内。即其地置书斋,额曰清夏,几闲涉趣,略志其梗概如此。”由此可知,早在乾隆帝赐给皇子成亲王永瑆居住的西爽村中,就有“凤麟洲”的题额。清夏斋又曾一度是永瑆的居所,“凤麟洲”的匾额后来才移到绮春园今天的位置。由于现存史料的不完整,清夏斋的相关变迁有待今后作近一步探讨。
    从组诗来看,春和园内有二十四组景区,景观类型多样。其中甚至还有一处买卖街名曰“槐市”。所以就景观元素之丰富而言,丝毫不逊于皇家园林。限于篇幅,以上作一初步性的探讨。由于没有样式房图样可以对照,很多景观尚无法在地理位置上一一确指,笔者只能依据现存的绮春园图纸作一推测性的研究,以供参考,在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图2)
    四、春和园的两位园主傅恒和福隆安
    《养吉斋丛录》卷十八:“绮春园在圆明园东,有复道相属。旧为大学士傅恒及其子福康安赐园,殁后缴进,嘉庆间始加修葺。”关于这一条,张恩荫先生曾指出,福康安系福隆安之误,是非常有眼光的。福隆安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殁后缴进应在四十九年才比较合理。笔者于是又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乾隆帝已将春和园改题绮春园,绮春园理应和归入御园的其他园林,例如熙春园一样,皇帝应不时临幸。但绮春园存在着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我们确实看不到乾隆帝在园中活动的身影,也没有一首题写绮春园的御制诗。笔者以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乾隆帝对傅恒和福隆安的特别恩宠造成的。春和园的第二代园主人福隆安,其实仍在园中居住,春和园无非换了绮春园名称而已。就这一点,不妨先谈谈乾隆帝与傅恒和福隆安父子的特别关系。
    富察氏家族在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后,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傅恒,位居乾隆朝宰辅之首,是乾隆帝结发妻子孝贤纯皇后之弟,其子福康安,更是有清一代唯一的异姓王。傅恒家族的主要成员在整个乾隆朝,几乎成为了皇帝的御用班底。无论朝政军务、对内对外的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还是管理内廷事务、督造皇家工程、制作御用器物,都能看到这个家族成员忙碌的身影。其中傅恒和福隆安父子在前后36年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倚重。傅恒和福隆安也正是在此期间成为春和园的主人。
    第一位主人傅恒,生于1720年,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他是孝贤皇后之弟,乾隆帝的内弟,封忠勇公,死谥文忠,官私书称其为“文忠公”。他由侍卫起身,乾隆七年(1742),已当上了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后身兼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最后授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得到了乾隆帝特殊恩宠。弘历对于孝贤皇后的特别感情超越了亲情,渗透到政治领域,加恩于傅恒。所谓“以后故,恩礼尤侈”。乾隆皇帝明确表示:“念经略大学士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即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
    乾隆三十三年(1767),乾隆帝对缅甸用兵,首战不利,傅恒最后请缨。四月到达前线,八月进军缅甸,连打数个胜仗,取得初步胜利。十一月,傅恒围攻老宫屯,清兵因瘴气和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大批染病,傅恒也因病不能再指挥作战。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返京。五月,病情加剧,七月病逝,享年不到五十岁。乾隆帝亲临祭悼,谥号“文忠”。 傅恒无疑是弘历从乾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749-1770)最为倚重的近臣,乾隆朝诸臣的各项赏赐也以他为标杆,傅恒赏穿四团龙补服,规制超过亲王的服制。又照宗室公等例舆前对引马,加赐豹尾枪二、亲军二。乾隆三十九年(1774),弘历亲奠傅恒之墓,有“无忌昭陵虽有例,那教赐奠痛文皇”之句。在诗中直接将自己和傅恒的关系以唐太宗和长孙无忌相比,足见这种亲密关系是无人可比的。傅恒之卒,对弘历而言,无疑是痛失最亲密的朋友。
    第二位主人额驸福隆安(1746-1784),字珊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在傅恒的四个儿子中排行第二。乾隆十一年生,官至大学士,封一等忠勇公。福隆安的一生和皇家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妨从《清史稿》中的记述来看下他的履历:
    乾隆二十三年,福隆安被授御前侍卫。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尚乾隆帝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成为额驸。
    乾隆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
    乾隆三十四年,其父傅恒卒,乾隆皇帝亲临其府奠酒,谥文忠。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袭父爵,封一等忠勇公,官至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其妻和硕和嘉公主卒。
    乾隆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谳。福隆安值桂林,抵元俊罪。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加太子太保。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差赴盛京勘事。十二月,还。
    乾隆四十四三月,差赴真定勘事。寻还直。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三十九。谥曰勤恪。
    和其父一样,乾隆帝对这位女婿福隆安可谓宠幸有加。二十三岁便成为兵部尚书。福隆安有较强的办事和执行能力,所以为弘历所倚重。但福隆安其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和作用,一向并不为治清史者所重视,主要还在于他管理的是皇家的内部事务,和朝廷大政无太多的直接关联。和征战南北、功成名就的四弟福康安相比,他显得确实微不足道了。他的主要职责在管理内务府的范围之内,尤其是皇帝的个人事务,用今天的话来说,福隆安只是乾隆皇帝的“私人特别助理”。
    福隆安曾随皇帝两次南巡,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当时他还是一名御前侍卫。(图4)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乾隆帝在杭州和皇后乌喇纳拉氏缘事反目,便是由福隆安护送皇后返京。除了到过江浙之外,乾隆三十六年(1771),朝廷第二次用兵金川。福隆安曾主动请缨前往金川前线。乾隆皇帝考虑到这位女婿是“富贵中人”,缺乏实战经验,最后仍将其留在身边筹办军务。只是在查办四川总督桂林的事件上,他前往四川走了下过场。虽然福隆安在朝廷大政上无多建树,但他无疑是继海望、三和之后,内务府中又一位出色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他负责过的工程包括圆明园和三山五园的岁修和添建工程,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开始的宁寿宫工程,即太上皇宫的修建,也由福隆安总负责监督办理。宁寿宫工程前后历时近十年,是乾隆帝归政后的太上皇宫,也是乾隆朝皇家建筑工程的一次全面性总结。(图5)福隆安于此项大工程,可谓用力甚勤。宁寿宫也是福隆安一生最后经办的皇家工程。福隆安本人还擅于绘画,《冰嬉图》即由他和金昆等人合笔绘制。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也颇具造诣。
    福隆安与和嘉公主的府邸在今天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俗称四公主府。公主府东西两侧均有府夹道,府北为高房胡同,府墙高一丈二尺,厚有四五尺;东西宽四十丈,南北长六十丈,据相关记载,有房三百数十间。
    五、春和园的消失与绮春园的定型
    春和园的旧有格局一直保持到乾隆帝驾崩。有关春和园零散的建筑名称,可在乾隆朝奏销档里的岁修记录中略见一斑,但以往无法对这些建筑一一定位,也困惑了学界许多年。但恰好《春和园纪游》组诗中的相关描述提供了重要佐证。笔者在2009年对奏销档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摘录,乾隆朝奏销档中的建筑名称基本能在诗中一一对应,足见毕诗记述的真实和可靠性。但在嘉庆四年之后就再不见相关建筑的踪影了。
    嘉庆帝将春和园旧有建筑拆去,有一条重要的史料,同样被学界忽略已久。奏销档:
    嘉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据圆明园呈报:总理园庭工程事务大臣奏称,绮春园添建宫门、勤政殿、烟雨楼、涵秋馆、茂悦精舍,共173间,游廊206间,亭子6座。以及拆去房屋,游廊353间,桥闸9座。
    这其中“拆去房屋,游廊353间,桥闸9座”一组数字真是至关重要,它是拆除春和园旧有建筑的最权威和准确的记录。加上未被拆去而保留的殿座,例如明善堂,双寿寺等处,笔者推测,春和园全盛时的规模,殿堂游廊至少在400间左右。按张恩荫先生的统计,圆明园全盛时期挂匾建筑在600座的数字,两相比较,春和园旧有的规模可称得上蔚为大观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春和园旧有的样式房图样。如果今后能有一张春和园时期的样式房图样露面,再两相对照,春和园的山水轮廓和原貌究竟如何,便能大白于天下了。
    嘉庆帝新皇登基,在园林中开创新的格局已成大势。出于个人好恶,将春和园彻底抹去了,颙琰在《绮春园记》中除了交待“较圆明园仅十分之三,而别有结构自然之妙趣,虽荆关大笔引未能窥其津涯,而云林小景引亦颇有可观之道也”,只字未题春和园的旧貌如何。新皇帝对家族的个人态度真是可见一斑。春和园也最终消失了。如果不是《春和园纪游》组诗的重现,今人对春和园的旧貌将是无从了解一二的。
    六、余论
    从《春和园纪游》组诗所描述的园林规模,傅恒在得到交辉园后,在园中先后大兴土木是不争的事实。以其规模和园林景观而论,当时除了御园圆明园之外,春和园之冠盖京华,恐怕找不出一座邸园能相与颉抗了。毕沅在描述傅恒上朝时写道:“公平旦趋朝,每出园西角门,入左掖垣。于时纱灯前导,湛露未唏,御柳疏秋,宫雅拂曙。”这份天子近臣特殊的荣光,正是鼎盛时期的春和园的写照。春和园以一墙之隔,而与圆明园交相辉映,在乾隆朝的贵戚宗室园林中的地位是无以伦比的。从允祥的交辉园到傅恒、福隆安的春和园,雍乾两帝对近臣家族的相知相遇,可谓独一无二。这“独一份”的殊荣,应当引起研治清代园林史专家的足够重视。
    春和园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并入御园后,乾隆帝虽然题写了绮春园的匾额,但其怀念傅恒之情未减,并未着手拆旧立新,按御园规制改造绮春园(笔者以为,福隆安和福康安兄弟,其实仍在园中居住,直到两人先后去世),一反其“园林之癖”常态,并未对绮春园题咏连篇,园中所有一仍其旧,其怀念傅恒之旧情可谓独有。
    乾隆三十五年(1770)之后,绮春园依旧保持着春和园旧有的规模,每岁维修工程归内务府总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四年(1799)新皇帝亲政之后。从嘉庆四年(1799)起,新皇帝着手对绮春园逐步改造。嘉庆十五年(1810),随着新朝土木之工的结束,新宫门和宫殿区的次第落成,绮春园园林面貌才根本改观了。春和园除了极个别旧有景点保留外,被彻底改造,旧貌无存。改造过程中,除了有皇家规制的需要外,皇帝的个人审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乾隆时期园林注重人工趣味,以曲房奥室、窈窕深邃为特征的风格已被嘉庆帝所摒弃,代之以大型殿堂为构景中心的作法,在绮春园内遍地开花。所以改造旧园风貌同样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此春和园与圆明园“交相辉映”历史宣告终结。
    按照皇家规制改造后的绮春园,不再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而是集新朝理政、宴饮各种需求的一座独立御园。虽然绮春园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已归入御园,但真正成为御园却是要到嘉庆十五年(1810),从这一年起,绮春园才正式出现在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并与圆明、长春两园鼎足相持,确立了今人熟悉的圆明三园的最终格局。
    春和园从一座近臣赐园最后转变为皇家御园,这一奇妙的拆旧立新的园林轮回与圆明园由雍邸赐园的华丽转身,如出一辙。绮春园的定型,最终标志着19世纪最后一座清代御苑格局的最后确立。
    徐卉风,园林文化学者,现任职于上海和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35期,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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