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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亚楷，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在近代，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认识与鸦片烟的流行直接相关，并伴随着鸦片对社会危害的加剧而逐步深入。用以表示成瘾现象的口头俗语，在乾隆朝开始文字化。至嘉道年间，因相关讨论渐多和戒烟断瘾政策的推动，成瘾现象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渐趋统一。清末民初，在中西医学知识的交互影响下，“瘾”成为医学专门术语，与日常生活中通俗化的“瘾”相分离，沿用至今。中国近代社会对“瘾”的认知及其变化的历史过程足以体现鸦片输入对近代中国的危害和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瘾”对现代人而言并不陌生。鸦片、海洛因、大麻等毒品的危害，正在于其致瘾性。日常生活中的香烟、酒精、网络、游戏同样能够使人上“瘾”。在历史研究中，“瘾”常与鸦片这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物质捆绑在一起，构成我们对鸦片危害认识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医学领域，“瘾”多指“药物成瘾”或“行为成瘾”等病态现象，被定义为“个体不可自制地反复渴求从事某种活动或滥用某种药物”。但是，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瘾”这种现象？“瘾”的内涵及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哪些变化？其内涵的嬗变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重新思考鸦片对近代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展示物质与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深层次互动。 一、“瘾”字的出现 在清中期以前，国人用来表达对某一事物的喜好和依赖时，常使用“好”“嗜”“癖”等字。如“嗜痂之癖”的典故，李白“自幼好酒”的说法，用以形容喜爱山水风光的词语“烟霞癖”等。烟草在中国流行之后，清人也习惯用“嗜”字形容对烟草的喜爱。王士禛（1634—1711）于康熙初年内迁京官时述其所见云：“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尽管烟草和酒都会让使用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对人体健康也有负面影响，但这种依赖程度并不十分严重，也没有在中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使用“嗜”或“好”等相对中性的字眼，便足以表达人们对这些消费品的热衷。 当烟草走俏全国时，鸦片烟也悄然在台湾、福建和广东等地流行开来。虽然鸦片作为药物和催情品在明朝末年已进入中国，但其使用方法并非吸食，其特性亦与烟草迥异。康熙六十一年（1722）出任台湾巡察御史的黄叔璥在其《台海使槎录》中，记录了当地人吸食鸦片的症状。他指出，人吸鸦片烟，“吸一二次后，便刻不能离”，“官弁每为严禁，常有身被逮系，犹求缓须臾，再吸一筒者”。雍正六年（1728），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将鸦片烟视为“盗患”之源，故力陈鸦片之特性，奏请严禁：“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福建漳浦名士蓝鼎元也曾论及鸦片对当地风俗和民众身体的伤害：“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齞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以上三人都提及鸦片烟难戒，但都没有使用“嗜”“好”“癖”等字，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去常用的字眼已不足以描述鸦片依赖的特殊性，只能泛泛地称之为“刻不能离”“不能自已”或“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而这一时期有关鸦片烟的记录寥寥，证明鸦片烟的传布范围有限，还未被视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黄、苏两位地方官因为采择见闻或整顿地方才偶然提及鸦片危害，因此也没有创造词语专指鸦片依赖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蓝鼎元称食用鸦片烟的动作为“饮”而非“吸”。这种用法或许源于词汇“饮烟”，也可能是当时食用鸦片烟的方式，不仅有以“烟筒”吸食，还包括饮用熬煮鸦片的水。蓝氏将吸食鸦片称作“赴饮”，不得不屡次“赴饮”正是成瘾的表现。而“饮”字由此与鸦片依赖产生了关联，吸食者们最原始的吸食体验和记忆也随着鸦片烟的扩散而被保存下来。根据蓝氏的叙述，已有心思险恶之人发现了鸦片的成瘾效果，进而以此牟利。“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可知许多人开始吸食鸦片是缘于他人有意诱惑，暗示出鸦片烟最初流行的重要原因。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鸦片烟禁令，内有禁开烟馆“引诱良家者”的内容，当是有的放矢。 乾隆朝并未重申雍正朝的禁令，这给鸦片烟的流行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此时，“烟草之嗜遍天下，遂与茶角胜”，而鸦片烟作为“烟类”之一，其流行范围也进一步扩大。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用画笔记录了中国上至达官、下至走卒均手持烟杆的景象。副使斯当东则目睹了中国人混吸烟草和鸦片的习俗：“中国人不止闻烟末，有时也闻朱砂。同样地，他们不止吸烟叶，有时也吸鸦片和一些香料。”而在南方，吸食纯鸦片的方式已经出现。佛山人罗天尺曾有诗云： 岛夷有物名鸦片，例禁遥颁入贡艖。破布叶醒迷客梦，阿芙蓉本断肠花。何期举国如狂日，尽拌长眠促岁华。醉卧氍毹思过引，腥烟将欲遍天涯。甘蔗香橙饤上头，筠筒三五互相酬。使君问俗开秦镜，里正编名入楚囚。医国自来须辣手，沉冥谁敢号清流。几时蒙药消除尽，当宁无劳海澨忧。 罗天尺对吸食鸦片的方式、效果和症状都有明确描述，还特别提到一个新词——“过引”。他解释道，“食者以思时为起引，食已为过引”。显然，清人已经开始抽象化理解“必须按时吸鸦片”的现象，并将之命名为“引”。“引”字与“饮”读音相同，又可以清楚地表达鸦片吸食者感受的内核——鸦片对吸食者有强大的吸引力。于是，在罗天尺的时代，描述鸦片服食动作的“饮”在传入广东后，被当地士人结合自身理解写成了“引”。复合词“起引”和“过引”，专指鸦片依赖的不同阶段，可知国人特别是广东地区居民对成瘾现象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而国人成瘾知识的增长正是鸦片愈加流行的趋势的反映。 嘉庆年间，鸦片烟在广东的流行情势更甚。嘉庆帝在即位之初便谕令粤省严禁鸦片，却未能切实阻断鸦片的扩散和民众的吸食。此时，民间出现了另一种形容吸食鸦片症状的重要方式——“瘾”。“瘾”字原先只见于中医典籍中“瘾疹”一词。“瘾疹”即荨麻疹，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已有此病名。《康熙字典》中，“瘾”字仍然只在“瘾疹”一词里出现，并无其他解释。至嘉庆朝，“瘾”字才开始用以指代鸦片依赖。文人俞蛟在嘉庆年间游幕西粤，曾亲眼目睹当地人“煮烟熬膏”，“凡游粤者，无不领其旨趣。”他对“瘾”观察甚详： （鸦片）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侵入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即白刃加其颈，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为运动也。 作为目击者，俞蛟的记录可信度较高。首先，“俗呼为‘瘾’”，证明此说是流行于广东当地的俗语，而非书面语。另外，“瘾”字在广东方言中又与“引”读音相同，可知该字是俗语转为文字时的另一写法。但与“引”相比，“瘾”更为冷僻，俞蛟的选择显然存有深意。“瘾”字中有“隐”，符合吸食者“避人吸烟”、吸鸦片为“难言之隐”的窘状。俞蛟认为吸食者没有按时吸鸦片“则疾作”，换言之，“瘾”本身被视作一种疾病。更重要的是，就俞蛟所见，鸦片之害已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近日四民中惟农夫不尝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 “瘾”既是身体之病，亦是社会之病，故俞蛟用带病字头的“瘾”而不用“引”。 地方性俗语在传播和“文字化”的过程中，会因转写者对成瘾现象认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样貌和含义。无独有偶，山西榆次人王在嘉庆十年刊刻的《青烟录》中将之写作“淫”。“盖此物（鸦片）急涩猛悍，能陡发人精气，效能顷刻，以其祛小病，故淫荡无识之辈，信而宝之，不知服既久，真气亏耗，欲摆脱之不可，名曰上淫。”根据王氏对鸦片的叙述，不难理解他选用“淫”字的意图。重要的是，他特意在“淫”字后作注“读若上声”，强调“淫”字在此处不可读本音，而应与“引”“瘾”音调相同，则直接证明王先听取了该词的读音，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之写作为“上淫”。虽然这种写法最后没有流传开来，但其存在亦是士人根据发音和立意择选用字的力证。 正如俞蛟所言，吸食鸦片的风气在社会蔓延开来。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普通民众、朝中官员甚至宫中的太监、侍卫都在吸食鸦片，“举国如狂日”“腥烟遍天涯”，罗天尺的担忧变成现实。这时“瘾”的说法跟随鸦片向北传播，钱塘士人陈文述遂知晓了这一粤省俗语和用法。他将“瘾”解释为有虫作怪：“心窍作虫窠，瘾至虫出罅。”上瘾之时就是虫活跃之时。这种解释可能源自瘾发时产生的虫蚁在体内爬行、奇痒无比的“虫噬感”。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将各种虫（蟲）看作疾病病因的观点比较常见。虽然陈文述并未明言“瘾”是疾病，但“瘾至虫出”的表述已认可了这种观点。可见“瘾”字和“瘾为病”之说在士人阶层中已有流传，并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有所传播。 梳理中国人在19世纪前对成瘾现象的观察、认知和利用，可知鸦片虽然最初来自外洋，但“瘾”的概念却在中国本土形成。国人关于“瘾”的认知程度与鸦片烟的扩散趋势同步。由于最初的鸦片烟消费者大多来自市井，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吸食经验决定了成瘾现象名称的特定发音，这意味着该概念的流传方式是口头而非书面。随着鸦片的流行区域扩大，各地士人阶层逐渐接受了该俗语，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将之写为“引”“淫”“瘾”等不同书面形式。当他们特意选取本与鸦片毫无关系的字特指吸鸦片的症状时，“瘾”便不再单纯指代现象，更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和价值判断。至迟到19世纪初，国人对鸦片的危害已有所警觉。但在鸦片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抽象化的认识恐怕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二、“瘾”的使用与普及 嘉道之际，粤省鸦片开始向内地泛滥。特别是“叶恒澍事件”后，鸦片交易场所移至零丁洋面，此后“快蟹”穿行，走私猖獗，原属地方性知识的“瘾”也以文字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传播。但是，“瘾”属于吸食者的个人感受，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观察者在转述时极易产生偏差，士人对“瘾”的总结又缺乏系统性，所以当时国人对“瘾”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其中不乏误解和想象。白银外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迫使官方开始关注鸦片问题。道光九年（1829），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提出鸦片烟为漏银大端。自此，有关鸦片的讨论愈发激烈，民间讨论的“瘾”在此时进入官员的视野。士人关于“瘾”的观察和思考，也成为官方认知成瘾现象的重要来源和参考。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了“瘾”字：“惟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如果将该奏折与其蓝本——广东学海堂学长吴兰修的《弭害》一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吴文中“初食无引，久之，食必应时，谓之上引”原为小注内容，许乃济将之改写后放入正文，“引”也改作“瘾”。虽然许乃济使用了“瘾”字，但他只是把“瘾”看作恶习而非社会问题。为了论证弛禁鸦片的可能，许乃济暗示烟瘾可戒，并提供了“替代性方案”。他认为鸦片“岁竭中国之脂膏”危害更重，且土产鸦片“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因此主张宽限栽种罂粟。 他的反对者同样关注鸦片成瘾问题，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内阁学士朱嶟反对鸦片弛禁，强调兵卒成瘾，危害甚巨，当“烟引（瘾）来时”，兵丁手足瘫软，涕泪交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则直言鸦片与烟草不同，鸦片可使人“发瘾生病”，故绝不能照搬弛禁烟草的政策。朱、袁二人论述角度不同，但都遵循相似的逻辑，通过强调“瘾”危害以辅证鸦片不可弛禁。 这种现象在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引发的禁烟政策讨论中更加明显。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首次将有“瘾”当作烟民的判断标志，并把烟瘾戒断列为“重治吸食”的主要手段：“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显然，黄爵滋认为烟瘾可以戒除，而且必须戒除，烟民只是缺乏断瘾的动力。“断瘾之苦，甚于枷仗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在黄爵滋看来，“重治”是否可行在于能否使吸食者断瘾，而断瘾的关键则在于法令是否足够严厉，故而他主张通过施加死刑迫使吸食者断瘾。 “瘾”是否能戒断？通过严刑峻法是否能使人断瘾？黄爵滋的反对者不以为然。山西巡抚申启贤认为，“吸食得瘾，遂为无用之人，日复一日，终至奄奄以待毙”，“瘾”一经沾染，就难以戒断。况且“治瘾之方，效与不效，尚未可知，假使一年治之不效，真是骈首就戮乎”？暗示法令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当时署理直隶总督的琦善也认为，吸食之人“一经断瘾，即至戕生，既希图苟且于目前，更无冀将来之幸免，未必咸肯于自戒”。因此，“如法则诛不胜诛，不如法则令反其令，于治体似觉有妨，而中外无以示信”。在琦善等人的口中，“瘾”不可戒断，这种观点不仅导向了“重典无从谈起，只有寻求他法”的结论，也是在尝试为此前查禁鸦片的失利提供解释。但是，无论是否同意“重治吸食”，官员们都承认鸦片对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弊害，因此在表述时都选择了带病字头的“瘾”字。官员们对“瘾”的性质心知肚明，却依照各自意图解释“瘾”字的内涵，使之成为其表陈不同禁烟主张的理论工具。因此，“瘾”在官方话语中也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性内涵。 在官员们对“瘾”各执一词时，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出人意表地拿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成瘾理论和断瘾方案，附于《酌议禁烟章程六条折》，以论证“重治吸食”的可行性。其实，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已经开始关注“瘾”的问题，这与青浦名医何书田不无关系。 1832年，何书田因治愈林则徐夫人的夙疾而“名噪吴中，奔走官厅”。林则徐不仅信任何氏的医术，对其经世之论也赞赏有加，称他“读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1833年正月，林则徐注意到“鸦片烟流毒已深，传染最易。江苏为南北通衢，商民辐辏，其民间贩卖买食之人原皆不免”。作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封疆大吏，他开始关注鸦片的特性，也希望获得有效的防治办法。由于当时尚未有著作系统论述成瘾现象，林则徐便命何书田辑出《救迷良方》一册，专论成瘾原理，收集断瘾药方，以备采择。 《救迷良方》一书于1833年三月辑成。其中有“瘾论”一节，将“瘾”作为独立概念加以讨论。何氏认为，鸦片烟气“随呼吸而渐积五脏之内”，“始则由渐而常，继则由常而熟。及其熟也，脏腑赖烟而后快，精神赖烟而后爽，耳目手足赖烟而后安”。其观点与当代“药物依赖”的基本原理颇为类似，有其合理性。何氏还列举了“鹊丹”方、“忌酸丸辅以补正丸”等断瘾方，提供了较完整的戒瘾方案。 《救迷良方》很可能是当时讨论成瘾现象最为系统的作品，林则徐对此十分满意，于所到之处多次刊印该书。5年后，即1838年五月，林则徐上书条陈禁烟章程，以《救迷良方》的“瘾论”和药方为核心内容，正式提出其戒烟断瘾方案。林则徐率先在辖区内推广戒烟方，“捐廉配制断瘾药丸二千料”，向民众发放，同时还以简便禁烟药方传播乡里。几个月后，他特意向道光帝汇报其施政成果：“就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在受命赴广东禁烟时，他仍沿用此法，鼓励民众借助药物断瘾。 戒烟丸的药效是否真如林氏所言已无从知晓，却让道光帝看到了遏制鸦片流毒的希望，林氏受命钦差正是圣意所寓。此后，部分官员也开始把戒断烟瘾当作解决鸦片问题的途径。湖南巡抚钱宝琛奏言：“体察民情，咸惧日后陷入重辟，纷纷购买药丸，互相劝戒”，“现查省会地方，配药断瘾者甚多”。两江总督陶澍对林则徐的戒烟主张表示赞同，他上奏的禁烟办法首条便是“劝诫烟瘾，宜刊方施药并举”。1839年，清廷正式将“吸食鸦片烟后经改悔戒绝，平民免其治罪”的内容写入《查禁鸦片烟章程》，标志着“断瘾”由个人选择正式上升为官方意志，进而成为涉及官员政绩考核和民众管理的行政要求。然而，断瘾政策与“重治吸食”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其原因除了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贩卖鸦片利益集团的阻碍之外，还有民众观念滞后造成的无形抵抗。在断瘾政策颁布前，吸鸦片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个人爱好而非恶行，烟民“自以其止于自残，并非侵损于人”，因此舆论对鸦片吸食行为尚留有些许宽容。但“重治吸食”将个人嗜好变为行政例禁，实为清政府向下渗透行政权力的尝试，这种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心理落差和反弹，致使政策遭遇了更多隐性阻力和困难，其失败便不难理解了。 不过，断瘾政策对当时社会仍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瘾”概念随之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戒断烟瘾也成为社会共识和“政治正确”。同时，烟民群体因有“瘾”而被看作“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官方话语对鸦片消费行为施加的道德批判，无形中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唤起全社会警惕鸦片上瘾、提醒民众重视鸦片危害也起到了一定效果。此外，自道光中期后，如何解释“瘾”、如何断瘾成为士人讨论的重要内容，带有鲜明政治性内涵的“瘾”字和“寓禁烟于断瘾”的观念得到时人积极的反馈。爱好观察植物的河南名士吴其濬认为，“鸦片膏中必杂以冶葛，故生吞者毒烈立毙，吸其烟则灼熏积于肺腑”，故应该使用与冶葛相克的蕹菜加以治疗。江南著名医家王士雄根据所见病例，指出人因病而吸鸦片，尤易成瘾。“迨瘾既成，脏器已与相习，嗣后旧疾复作，必较前更剧”；并建议将鲜松毛于井水中熬稀膏，每晨化服，或将松树皮煎汤熬烟，如常吸食。“此药专治鸦片之毒，故能断瘾，绝无他患也”。虽然士人对“瘾”的解释并不统一，其见解也不一定正确，却无不体现着他们欲匡“时弊”、疗“时疾”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学者俞正燮将“瘾”理解为肺部疾病，故主张使用读音与“瘾”相同的“䏖”指代鸦片瘾：“《说文》云：䏖，瘢也。灼肺成瘢，仍以鸦片攻之，如以火燂皮，能柔之，稍通畅，不食则肺瘢挈搐。”“故食鸦片者有䏖”。因而提出用利肺的“研白芨末，炼梨汁为糕”药方加以治疗。该说法得到了部分学者和官员的认同。如魏源之友、福建侯官学者林昌彝有言：“俗语烟瘾之瘾字，书无之，《说文》：䏖，病瘢也。今借用之。”祁寯藻、蒋湘南亦用此字。他们明知可写作“瘾”却选择“䏖”，也从侧面证明曾经生僻的“瘾”字已变成人们熟知的新俗语，士人需要更书面化的表达，以示观点的区别与侧重。道光初年恩科进士阮文藻的《题烟鬼图诗》，有“两目昬眵筋骨疲，一朝断引作蝇痴”；同治年间张应昌选编的《国朝诗铎》亦收此诗，“引”字已改为“瘾”字。可见“重治吸食”与断瘾政策的推行不但使成瘾现象的表述方式渐趋统一，其内涵和表达方式也基本确定，这意味着“瘾”概念和断瘾要求自道光中期后广为民众接受。 “瘾”字的广泛使用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自从成瘾现象引发社会关注，特别是官方推行戒烟丸药方后，服用丸药成为晚清烟民治疗烟瘾的主要方式。“包戒洋烟断瘾药” “固本戒烟断瘾丸”等药品层出不穷，生意火爆，成为晚清药品市场中的大宗，以至于“街头巷口满粘单，到处皆添断瘾丸”。林则徐的断瘾丸方作为最早的官方推广药，带有一定的“权威性”，甚至形成了“品牌效应”，不仅原料价格飞涨，市面上如“林文忠公十八味戒烟丸”“林十八戒烟膏”等托名林则徐的断瘾丸药更是大行其道、畅销各地。除了断瘾观念的影响，戒烟药丸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报纸等新媒体的营销。以《申报》为例，据笔者统计，自1872年5月创刊至当年年底，《申报》刊登各类戒烟断瘾药广告超过150条，次年广告数量则增长了1倍有余。药商们在广告中鼓吹药效时，大多强调上瘾之惨状，因此，“瘾”在商业利益的驱使和近代媒体广告的宣传之下，再次以文字的形式向民众传播，成为晚清社会中的寻常之语。 但是，戒烟药的流行却滋生出更多隐患。大部分丸药含鸦片或罂粟壳，其效果只是扬汤止沸，戒断质量很低。更有人视戒烟药为谋取暴利之途，掺假售假，造成二次危害。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无赖褚迭三，做的就是制售假药的勾当：“（褚迭三）不知弄了个甚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一班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四块洋钱一两，比鸦片烟贵了三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卖药者可恨，服药者可悲。这个桥段固然是作者吴趼人对晚清医药市场鱼龙混杂的讽刺，但现实情形绝不会更乐观。正如薛福成所说：“近世有为戒烟丸者，其方药品不一，然能绝去真瘾者十无一二，或谓丸中须置烟膏，故吞丸而瘾不发，却丸而瘾复来，其说似非无因。”时人虽然意识到药效有限，也明白“烟瘾易治，心瘾难医”，但别无其他办法。 现实并没有留给中国人更多反思的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中断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但通商口岸的开放使鸦片走私更加猖獗。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正式允许鸦片进口、销卖的同时，中国土产鸦片产量激增，甚至挤占了进口鸦片的市场。这一系列情况无不预示着19世纪中期后的中国，鸦片的流散愈加严重，成瘾问题也随之失控。清政府曾寄希望于通过断瘾解决鸦片问题，惜乎未能成功。不过，清政府试图扩张行政权力并干预民众消费的行为，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不能否认其意图已与此前历代政府的施政理念有所差异。而作为“瘾”字的使用者，清廷官员们虽为论证各自禁烟观点，对“瘾”做出不同甚至相悖的解释，但最终使得这个源自民间的疾病概念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性含义，并在塑造和传播该概念的过程中推广了戒断鸦片的知识，在社会范围内营造了相对有利的禁烟舆论氛围。此外，商业利益和近代媒体的促动和催化，也进一步加快了“瘾”字在民间的普及，让“瘾”逐步成为涵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属性的概念。 三、“瘾”内涵的衍生与影响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鸦片成瘾随处可见。虽然，各种戒烟药方寄托着人们断瘾的期盼，更有“训俗俚歌”劝诫世人远离鸦片、避免成瘾。但是，正如鸦片问题在晚清显现出更加复杂的面相一样，“瘾”的内涵和外延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也呈现出新的样貌。医学传教士来华和西医知识传入，引起了国人成瘾理论的更新或重构。而当“瘾”变得家喻户晓时，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观感也发生变化，致使“瘾”字的使用变得更加灵活，最终成为一个日常化的概念。 当时思考戒断烟瘾问题的不只有中国人，许多在华西方传教士也在努力寻求鸦片上瘾的原理。无论是由于宗教道德的要求，还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大部分传教士都将反对鸦片贸易列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过，最早一批来华的传教士对鸦片成瘾现象还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指代成瘾的词汇也没有统一。首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将“addicted to opium”翻译为“嗜鸦片”，就使用了常用字指代成瘾。麦都思借鉴该说法的同时，还认为鸦片成瘾与西人熟知的酒精依赖有共通之处，故使用意为沉湎饮酒的“䤄”字指代鸦片依赖。美国公理会的伯驾（Peter Parker）曾在他的广东传教医院中收治鸦片瘾患者，专门创造了“opium mania”一词指代上瘾。他解释道，此词“适用于那些已经成为‘该药’（the drug）奴隶的人”。伦敦会的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又名雒颉）于1840年前后在舟山开设传教医院，使用“opium smoking”泛指吸鸦片的病症，以“habit”形容人们抽鸦片的习惯和烟瘾。而同时期的英文报刊还使用“appetite”（欲望、渴求）指代这个现象。显然，当鸦片成瘾在中国已是常见现象，“瘾”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时，西方人对鸦片瘾还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认识。虽然英国社会对酒精依赖早有了解，但直至鸦片战争前后才开始对鸦片成瘾现象有所讨论，而“瘾”（addiction）正式成为医学概念则要晚至19世纪下半叶，可知“瘾”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比西方社会提早了近1个世纪。其原因不难解释，鸦片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与其药物价值相伴而生，但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相比，这一物质在中国引发的社会问题要广泛和严重得多。中国人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重视成瘾现象，在传统医学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土壤中，与“瘾”相关的知识经历了独特的生长理路，最终构成中国人解剖鸦片问题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以来华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人对鸦片成瘾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源自中国社会的惨痛经历。19世纪60年代，中西医学有关成瘾的知识开始出现交汇和合流。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收录了“烟瘾起”（the gaping or longing of an opium-smoker）、“鸦片引”（a confirmed opium-smoker）、“瘾起”（an opium sot）等词条。而英国籍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在华期间致力于治疗鸦片上瘾的患者，他借鉴中国治疗烟瘾的形式，研究戒烟丸配方并在自己开设的戒烟所（Opium Refuge）里销售戒烟丸。传教士对“瘾”的翻译和戒烟方式的借鉴，不仅是他们实践西方医学的过程，更是他们逐步理解和消化中国既有知识的过程。在推动中国戒烟断瘾活动的同时，传教士的举动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根据在中国治疗烟瘾的结果撰写医学报告，对鸦片上瘾特性进行细致的说明，并向母国宣传鸦片对中国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的动员和游说，增进了西方社会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英国反鸦片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也是西方医学对兴奋剂、麻醉剂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起步阶段，鸦片成瘾现象亦在关注之列。1871年，美国医生阿伦佐（Alonzo Calkins）出版《鸦片与鸦片瘾》（Opium and the Opium-Appetite）一书，对鸦片进行药理学和剂量学分析，并对吗啡和可待因等有效致瘾成分进行研究。而西方药理学和成瘾医学成果对19世纪末的中国人重新理解“瘾”也逐渐发挥了作用。光绪年间，李圭在《鸦片事略》中载：“泰西化学家谓鸦片内有一质曰‘醉质’。食之令人多眠，盖醉去也。渐久惯受醉质，则成瘾。”曾就读于上海格致书院的许象枢更加明确地引用西方药理学知识：“泰西化学家考得，鸦片所含生物质共十一种，其感动人身者，曰穆尔非尼质”，“鸦片之性，能令血中铁质暂涨，故无瘾人偶然吸食，便觉精神增长，夜不知倦，及至上瘾，则不觉其涨，偶或不食，则血中铁质反缩，故每至力倦神疲，畏寒涕垂，若身抱重病者”。二人的观点与中国传统医学对“瘾”的解释大不相同，“醉质”和“穆尔非尼质”等名词的使用，更能证明其观点已明显受到西方药理学分析的影响。同样，中国医家也开始利用西方医学重构成瘾理论。浙东名医曹炳章的《鸦片瘾戒除法》，有“鸦片含质之成分”“吗啡对于试验药之反映”“鸦片关于生理病理之著作用”等内容，显然对西学有所借鉴。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成瘾知识并未就此销匿，传统的治疗思路仍对医家产生持续性影响。如清末著名医家杜钟骏的《抉瘾刍言》，基于传统的“脏腑受瘾”理论对鸦片成瘾毒副作用进行分析，同时关注成瘾的社会性原因。其治疗意见将药物治疗与社会劝导相结合，相较于单纯的药理分析更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对其后的中医断瘾治疗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医理论中，“瘾”都具备了作为医学概念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富有学术总结性的著作完善了其医学内涵和外延，均表明“瘾”在清末已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医学概念。 鸦片的日常化和成瘾医学知识的积累，也使国人对“瘾”的观感出现了一定变化。起初，“瘾”字与疾病相关，本身就带有消极色彩。林昌彝曾用“瘾”（䏖）比喻当朝吏治弊病：“边臣之䏖曰养痈，枢臣之䏖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䏖，阿芙蓉烟可立尽。”林氏的叙述清楚地表明，时人以“瘾”暗喻晚清社会沉疴。吏治腐败、人心浮躁的乱象，与烟毒肆虐的现实相应。但林氏笔下的“瘾”更像是某种病态的代称，故而“官䏖”一词只是模糊地指向一切吏治问题。当“瘾”的基本含义逐步普及，人们便开始将“瘾”“虽欲停而不能止”的特性与社会弊病对应。如金山人张昌甲有言：“人心溺于好尚，既欲罢而不能；吏治习为固然，又明知而故犯。然则今天下之大瘾，岂特斯烟已哉？” “瘾”与鸦片的紧密联系，仍使时人对此现象的观感趋于负面，但至清末民初，情况已有所不同。鸦片合法化的“果实”变得更加苦涩，鸦片充斥市井，鸦片致瘾成为社会常识。烟民不再是“游惰无志”之辈，开始被称作“瘾君子” “瘾士”。“瘾”字也开始被用于形容除鸦片以外的其他事物带来的强烈吸引力。比如各种新型毒品在清末入华，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导致的依赖症状同样被称为“瘾”。对“吗啡瘾”“红丸瘾”的戒断方法，也类似于鸦片瘾戒断，即坚定戒毒者之“决心”并辅以药物治疗。不过，此处“瘾”虽与毒品有关，但词义已不含褒贬。在日常语言中，“瘾”甚至不再特指毒品导致的症状。“官瘾”“钱瘾” “酒瘾” “戏瘾” “牌瘾”等新词汇的出现，都意味着曾经专指鸦片瘾的方式被用于表述对其他事物的追求。这种对词义的进一步抽象，突出了“瘾”字涵义中“嗜好”“痴迷”的部分，淡化甚至去除了“瘾”原有的政治色彩和贬义，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和重构了国人认知事物的思维。至民国时期，“瘾”使用的日常化已成定势。民国《嘉定县续志》“方言篇”中将“瘾”列为当地俗语：“瘾，俗谓嗜好久而成癖，不能遽去者，曰瘾。” “瘾”与“嗜”“好”等字相通，已全然不见负面的含义，与鸦片也不再有任何联系。 “瘾”的涵义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变化，体现着新知与旧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分野与融合。相较于西方，中国人虽因率先遭受吸食鸦片的危害而较早地对“瘾”形成了抽象化的理解和较为完整的认识，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与政府烟禁的屡次失败，使得人们逐渐熟悉并习惯了鸦片和“瘾”的存在，视病态为常态；医学专门化知识的总结，在深化人们对成瘾现象认识的同时，也消解了国人对“瘾”的忌惮和想象；新型毒品的侵入更削弱了“瘾”与鸦片之间曾经紧密的联系。这些变化都导致了“瘾”原有的贬义词性的稀释和更加日常化的使用。语言现象的更新虽然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却未尝不是晚清社会积重难返的映射。国人对烟瘾丧失警惕，对危险视而不见，甘愿在麻木与自嘲中沉沦，或许正是那个时代的可悲之处。 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观察始于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将“瘾”用于形容鸦片吸食症状并非精英阶层的发明创造，而是下层鸦片消费者直观感受的体现和口语表达。当鸦片问题逐步引发社会关注时，士人承担起了将俗语书面化的责任，使之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地域范围内被传播和共享。康乾年间用以指代成瘾的“饮”和“引”字，及后出的“淫”“䏖”字，在嘉道年间终为“瘾”所取代。用字的取舍不仅表征着国人对成瘾现象体察的深入，亦是鸦片对国人身体健康乃至社会的危害逐渐扩大的反映。清代学者、医家、官员对时弊的反思和回应，促使戒断烟瘾上升为官方意志，而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有助于“瘾”字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咸同以后，中西医学知识的交互改变了“瘾”字的内涵和外延，“瘾”逐渐从专指吸食鸦片的“病症”变成如今的医学术语和普通概念。其政治性含义和复杂的文化内涵的褪去，意味着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毒品成为普通商品，但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警惕也逐步丧失。防范意识的滞后与低迷对近代禁毒事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足见鸦片这一物质对近代社会的危害和国人思维的影响。因此，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认知史所呈现的不仅是汉语言在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和革新，更反映出近代中国物质与观念之间的深层互动。而在毒品问题依旧未能彻底解决的今天，厘清成瘾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生成样态，对深入理解近代毒品问题，仍具有一定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