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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以后，晚清以来持续的海权危机并未得到缓解。不但近岸渔权继续受到侵犯，水道的航行、测量等权利也长期为帝国主义列强把持。更严重的是：东沙、西沙、南沙等南部海疆亦日益面临被强占的危险。面对此情此景，民国社会各界纷纷加强对海洋的关注，以各种途径维护中国海权。对此，现有研究更多地从海权维护的具体事件，如东沙岛事件、九小岛事件以及战后南海诸岛收复等出发，讨论社会各界的反应，特别是政府层面的对外交涉和维权过程，而较少关注民国时的海权观念本身，以及知识阶层借由期刊杂志舆论对海权的认识与宣传。但事实上，这一点至关重要。透过当时新兴的期刊媒介， 知识阶层向国民宣传海权观念，呼吁维护海洋权益，帮助民众认识、了解海权，在潜移默化中，在国人心中埋下了海权观念，也为战后积极收回南海岛礁主权做好了舆论准备。本文拟从民国期刊中有关海权问题的报道出发，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海权认知及表达予以考察。 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对于海权问题非常重视。他将我国当时在太平洋上面临的海疆危机与世界海权争夺明确联系在一起，认为“何为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并将海权问题上升到与中国生死存亡休戚相关的战略高度，呼吁国民予以重视，“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无奈时局动荡，虽当时期刊中也间或有涉及海权的文章，但多以国外资讯报道为主，对海权的深入研究并不成气候。直到1927年底，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国人开始探讨海权问题。期刊之中有关海权的系统讨论逐渐增多。到1933年，由于“九小岛事件”的影响，期刊杂志对海权的关注迎来高潮。此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演进以及战争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主权，期刊杂志对海权的关注热度一直延续。总结分析这些文章，除相关新闻报道外，海权理论的译介与探索、主要海洋大国间的海权博弈、中国海权回顾与建言以及海权宣传与爱国教育等都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议题。 一、海权理论的译介与探索 19世纪末，美国战略思想家艾尔佛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论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行为及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海权”一词，并出版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该著作旋即风行全球。他本人也被奉为“美国海军的开山祖师”。马汉的海权理论传到中国后，特别为知识阶层所重视，并积极为之鼓与呼，成为自晚清到民国国人认知海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民国时期对马汉海权理论研究的起点，是从翻译马汉著作开始的。虽然晚清时，上海《亚东时报》曾以“海上权利论”为题，翻译过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绪言和第一章。但后因《亚东时报》停刊，翻译出版工作也随之停止。更由于彼时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在全新环境下，对马汉海权理论的一次独立再认识。根据查阅到的期刊文献记录，当时较为集中、系统的翻译马汉著作有两次。第一次在1927年12月，《海军期刊》从第1卷第6期起连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权利要素部分”。而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彼时中国不但陆地国土沦丧，南海岛礁等海洋国土亦落入敌手。日军在中国海岸线上耀武扬威，攻城略地，坐拥部队调动与物资运输便利；而中国军队只能在陆上苦苦支撑，外援几乎尽绝。海权重要性再度凸显。1940年，《海军整建月刊》分两期连载了淳于质彬翻译的“海权要素”部分。1942年《海军建设月刊》更旗帜鲜明地以《海权史观》为题，简译了马汉海权理论的海权要点和主要决定因素部分。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期间海军重要性有目共睹，1941年《海军建设月刊》还曾节译马汉《海军战略论》的“集中法则”、“军事集中与政治集中”等章节。此书主题虽为海军战略，但其中亦贯穿马汉海权的基本精神，也为当时世人研究马汉海权理论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翻译成果一方面向不谙英文，没有机会接触马汉原著的国人普及了马汉的海权理论；另一方面，由于马汉的海权论述内容非常广泛，而限于期刊篇幅，译者有意识地选译部分章节，在帮助读者梳理马汉海权观要点的同时，也表达出译者对于马汉海权观的理解。 综合以上翻译以及当时期刊中有关马汉海权理论本身的研究，当时人们对海权理论最为关注的部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海权要素研究 在马汉著作中，无论翻译的细节如何，有关海权的要素一般可总结为生产贸易、航运和根据地共三点。且这三点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正所谓“凡此要素，无论战时平时，皆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也”。由此三点出发，方能派生出其他相关因素。而其中，海洋能进行生产和贸易历来为国人知晓。因此，又以海洋航运和海上根据地两点最为当时期刊文章所关注。 海洋航运是海权要素的核心。马汉的海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海洋为核心看待周遭世界。在这种视角下，海洋并非是将大陆分割成各个或大或小孤岛的水体。恰恰相反，海洋是连接陆地的道路。海权，“即能控制，最少能利用，世界上最大最广最便利的交通线”的权利。而之所以海洋的航运作用如此受到重视，是由海洋交通线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首先，这条道路性价比高。虽然“海上存在着众所周知和别的危险”，但“旅行和商运却总是水上比陆上容易而且便宜”。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条道路将愈加便利。陶朋非就认为：“时代逐渐进化，好像一条连接两个人群大茅路，逐渐变成连接几个国家的公路，海上的小茅路，也逐渐变成连接几个大洲的公路。” 为保障海洋航运的畅通，产品贸易的顺利进行，无论平时战时，海上根据地均至关重要。海上根据地，类似于陆地上的交通枢纽，交通枢纽越多代表可以通往的目的地越多，则更能保障海上运输和货物交换越畅通，即“(海权)要有成效，海港必须多，只靠一二良港不足引起海上视野的发达”。和平时代，商人在利益驱动下，需要将航程延长并尽可能使船满载，建立根据地可以更好保障航行安全以及搜集贸易品的需要。正所谓“商人便直觉地凭着武力或善意在那漫长的商路的尽头上寻求一两个根据地，以便船舶之安全停靠，而对于在地的产品也可以继续收集，以便本国商船队之来临，装载之以达于故土”。马汉甚至认为殖民地也是籍由航行者必须愈加牢固地掌握根据地的需求而来的，“由于那些航程里充满着无限的利得和许多危险，这种设备便日益增多，后来变成为殖民地”。这当然仅是利用海权视角为殖民地进行包装，将侵略合理化的一种说辞。 战争时期，海上根据地能对于舰艇的救援与补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泽善列举1916年英德日德兰海战的反例，清楚阐明了根据地的战时作用。“遮特兰大战告终时，有战斗巡洋舰Lutzow号，巡洋舰Warrior号，力图于沉没前驶抵根据地。然属徒然。使当时有较近之根据地可用，则获遇救。将来复可参加战争。其他各舰虽受伤甚重。然得根据地之救助。嗣后犹可使用。夫救援军舰。修理军舰。以及将军舰重行供给。皆为根据地之任务。对于舰队之势力有密切之影响。如其无之。则舰队实等于遣散。完全无效也。” (二)海权理论背景下的海军研究 根据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即对海洋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既指和平时期一国在海洋商贸中的优势地位，又包括国家能在特定海域实施军事上的控制，即制海权。两者相辅相成，“凡有大力海军之国。其航业当为一时之冠也明矣”。因为发展海权之根本虽在于依托海上航运获取利益，但若非有强大的海军对此保驾护航，海上航运的利益不能稳定。正所谓“海洋之主权，则出于航业。然而一国之航业。无非恒籍于其国海军为防卫者。”因此，在海权理论背景下的海军研究，也是当时海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海军的职责阐明，海军的规模及强弱辨析等。 海军职责之根本在于取得制海权，维护本国航道。细分来看，这种维护可分对我对敌两方面理解。对我而言，是要“保障自国轮船的自由航行”；而对敌而言，则是要造成封锁，“就是阻止，至少是妨碍，敌轮的自由航行”。对本国而言，获得航行自由即意味着获得“物资运轮的控制”以及“兵力的控制”。所有的战斗，到两军相持阶段，打的是消耗与补给。而“任何大的一国，也没有各种资源都能在长期战中自足自给的可能”。但拥有制海权的国家，由于保障了己方船只的航行，“可由同盟国或中立国方面源源不断的取得接济”，继而可以获得战争中的优势。相应地，对敌国而言，封锁就是不让敌国取得这种物资、兵源上的救济，“将敌舰队禁锢在一地。而阻止其活动。使变成为无力化”。 而有关海军的规模及强弱，应以能够完成海军取得制海权的职责为判断原则。在马汉海权理论的视角下，影响海权共有六点主要因素：“(一)地理的形势；(二)自然的配置，包括了天气和气候；(三)领土的广袤；(四)人口的数量；(五)人民的性质；(六)政府的制度”。其中前4项，是人力以外的因素，是海军有无、强弱及规模的决定因素。据此分析，海岛国家较大陆国家易于发展海军，因为它们“无需陆上防卫”且“无陆上领土诱惑”。海岸线中有良港者，战时更易“畅通商运轮入资源的效能”，也有助于海军发展。此外，内地贫瘠地区较内地富庶地区更易发展海军，因为富庶的内地“使人民安土重迁，不肯冒大海之险去求财富”。并且，对于海军发展而言，上述自然条件的比例配合，如海岸线的长短、良港的多少以及海岸港口与人口的比例等，较条件的绝对数量，如领土面积，要更为重要。受这些因素综合影响，英国成为海权时代的大赢家。同时，雷海宗的文章中还举出南北美洲的反例，海岸线虽长，良港亦多，但原住民人口数量稀少，遭遇外敌时也没办法组织起足够的抵抗能力，故而失败。 (三)海权与国家盛衰关系探讨 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除第一章撰写了海权主要因素外，其余各章节均用史实，讨论自第二次英荷战争起到1778—1783年美国革命海战过程中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美国等主要海洋国家的兴衰之路。对此，《马罕主义述评》一文开篇即开宗明义，“马汉的第一目的，是在决定海权与国家命运的影响”。而这一点也是当时深为中国国势衰败而苦恼的期刊舆论所感兴趣的另一重要议题。因此，在相关文章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极多。当时作者大多赞同马汉有关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基本观点，并举各国事例加以佐证。 张泽善认为“自古国家之兴衰，无不视海权之消长为转移”，并列举2000年前克里特岛的兴衰为例。其兴，源于拥有海权，“克里特小岛无论人口富源。俱不重要。但以海上权力之发达。竟成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其衰，在于丢失了海权，“因过于自持权力与兴盛。致海权旁落。而为腓尼基所压服”。近代的事例也一样，“英国国史上几次危机的克服，都有赖于英人热爱海洋的气质”。而近邻日本更因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相继挑战中国、俄国成功，竟成为世界海洋大国之一，“这一个小小的岛国，现在竟与世界一等海权的英美作拼命地搏斗，在亚洲大陆上并且占了我们大部的土地，她所延续的，是她明治维新以来所建立的海军力量”。当然，其中也不乏反面事例，自彼得大帝以后直到19世纪中叶的俄国，由于“未能了解海上力量和商业、军事的用途，因此，他们便摧毁了俄国向海洋发展的志愿，铸定了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海权与国家盛衰间的关联，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与海权》一文末尾所总结的那样：“‘为自身而爱海，为祖国而爱海’，吾人应引申其义曰，‘为后世子孙而爱海。’盖由海可增强权力也。” (四)海权理论的时代适应性研究 海权理论的时代适应性，是当时人们研究海权理论时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马汉的研究完成于19世纪末，彼时飞机与潜艇均未成为军队的普遍装备。待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有新装备武装部队的情况下，以海洋为轴心解释世界局势的海权论点是否依然适用？关于这一点，当时人们尚有争议。 有人通过观察二战战事认为，添加了空中维度后，世界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从海权时代进入了空权时代。严德一的观点即是如此：“此次世界大战，已值空中交通时代，立体战争，空军的攻势，以前的海军根据地，无论是像英国新嘉坡，扼南洋交通咽喉，或是像美国的珍珠港，为远洋海上的堡垒，或是像日本虽已控制西南太平洋群岛，互成犄角，已经不起空中一击。所以海权时代的世界形势，今至空权时代，战略险要的地位价值，都要重行估计。” 但当时更普遍的观点则认为，新式武器的加入对世界形势的改变只在战术上，而不在战略上。因此，海权理论在新时代仍然适用。虽然“海上的武器，自从拉法加(Trafalgar)一役以来，已经逐渐在转变了。不过海战的基本原理，大部分仍然是不易的定律”。因为首先，根据空权海权迭代标准判断，空权尚未替代海权。丁骕就提出，空权是否能替代海权的判断标准在于：“(一)飞机能否代替船舶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二)能否像战斗船只一样有效地保护或破坏商船。除非飞机具备此二点，空权决不能代替海权。”其次，从当时的战争实践看，空权仍未替代海权。“最近两年的欧洲战局，已足证明海军仍未丧失它几千年来的重要地位，则是无可置疑的”。再次，飞机及其他新技术的引入是对海权理论的革新而非颠覆，而海权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是允许技术革新的。“海军战略在实践上是发展的；故在理论上其方则与原理亦日新不已”。最后，从技术革新的具体路径上看，一方面飞机可以与舰队形成合力，共同保卫海权。即“海上的威力仍然是海上的威力。不过今日各国的倾向是采用海空联合进攻的”。另一方面，飞机的加入可以提升制海权的争夺效率。因此，空权只是海权的助力，而非替代海权。 二、主要海洋大国的海权博弈 除对马汉海权理论本身的研究外，当时期刊中常常涉及的另外一类海权文章主题为世界主要海洋大国的海权博弈分析。这里的主要海洋大国通常指参与签订1921年“华盛顿条约”的美、英、日、法、意五国。另外，苏联虽非通常认为的主要海洋国家，但由于与我国近邻，海权权益休戚相关，也常为当时分析文章提及。 (一)报道关注各国的海军动态 民国时期海权讨论较为集中时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期间国际海军风云际会。各海洋大国一方面为谋求海洋霸权考虑，竞相扩充海军规模。甚至引发了大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如英美之间“两国政府之增加海军预算，皆彼此互引为口实”；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竞争再次引发战争，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共同商议控制海军规模。1921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等会议皆由此召开。为“清晰明瞭现代海军情形起见”，民国期刊杂志对上述问题均有详尽报道。 此外，1934年在新加坡召开的英国海军会议，虽然只是单一国家的海军会议，但由于讨论议题涉及太平洋事务，与中国关系密切，且会后未发表公报，也同样引其期刊杂志的高度关注。当时有杂志刊文，特别从海权角度，强调了会议所涉之新加坡军港建设的重要性。首先，英国海权对于远东局势影响重大。其次，新加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掌握亚欧澳水路通商孔道”。基于这些理由，“新加坡军港提早完成之计议，值得吾人之重视，盖此举实为未来太平洋大战中之重大关键”。 (二)报道关注海洋大国的太平洋海权争夺 现代海权争夺起源于地中海，后重心转至大西洋，20世纪后又转至太平洋。我国毗邻太平洋。太平洋的海权问题与我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自然也引起当时知识阶层的高度关注。他们撰文“呼吁同胞，努力准备，免作被处分者”。 当时期刊文章的观察普遍认为，太平洋上以美日矛盾为甚。其中，友群就认为，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之霸权和日本亚细亚门罗主义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当时第一海权国家英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有人认为英国将间接参与太平洋的博弈，是出于与美“争取世界领导权”，以及与日争取“在华之权益”以及太平洋上的利益的考虑。另外的观察认为英国可能与日本形成同盟，“消极的可依赖日本为一种警备力量，以稳保其鞭长莫及之远东，积极的则可拉拢日本，以牵制具有获得第一海权国野心之美利坚”。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观察者眼里，除美日矛盾外，英国的态度是太平洋海权争夺中最值得注意的不确定因素。 (三)报道关注新兴海域的海权博弈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北极海域尚属于当时的新兴海域，相对少为人重视。但已经有作者意识到了北极水域的海权战略价值。有刊文指出，属于北极水域的斯毕茨堡，“到伦敦只须用七小时，它到纽约只费十二小时，附近水域终年也不结冰”，属于马汉海权理论中的理想根据地所在。同时，作者也敏锐观察到了苏联的北极企图，认为它试图在这一地区与挪威博弈。“苏联是企图掌握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上的北极水域的。为确实了解苏联的此种企图，我们可以引述苏联对挪威引人注意的提议做证；提议里说，他们‘联合防守’斯毕茨堡(Spitzbergen)和比尔岛(Bear Island)”。在近九十年前就已经注意到北极水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可能发生的海权博弈，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也代表了当时期刊的刊文、选文眼光。 三、中国海权历史回顾以及现状建言 民国期刊中有关海权论的讨论带有非常明显的实用性。撰文者一面翻译引进，一面运用海权论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主要海洋大国的海权建设情况，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见贤思齐，指导中国海权建设。因此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的讨论也牢牢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对于这一问题，根据当时期刊撰文，主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 (一)中国海权的历史回顾 在历史维度，由于我国传统上有“重陆轻海”观念，国人对海权一直未加重视。于是，有人错误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海权思想。民国学者张其昀对此予以旗帜鲜明的反驳，明确指出“外人以中国为一大陆国，鲜至海权之价值者，此系误解”。紧接着，张其昀列举唐高宗三年刘仁轨破日军于朝鲜白江口(今锦江口)，明初在秦淮河口设宝船厂，以及郑和七次航海的事例，说明中国历史上对于海权的维护。张其昀先生还曾于1944年9月18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研究所演讲过，并将演讲稿在杂志中刊发，为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持续宣传。 如果说张其昀对中国历史上海权的总结更偏重事例分析的话，历史学家缪凤林的文章则是明显的理论总结。不同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强调对海洋的控制，缪凤林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更注重对海洋的使用和影响。具体表现形式可总结为三点，即“权力及于海外者”、“权力及于海疆者”以及“能通行海上者”。但这种海权从实际行使能力到行使范围上均非稳定。首先，取决于国力强弱与否，“势力盛时，则声教所至，服地甚远——一有丧乱，即隐然自立”；其次，蛮夷是否臣服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海权之有无，实以夷之叛服为一大关键”；再次，需要明确，“即其有某海海权，亦非全海纳入范围”。 (二)中国海权现状建言 在现实维度，当时知识阶层撰文时普遍认可两个大前提。首先，传统上中国并非一个海洋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对于海洋的价值一般的中国人因而不能体会”。其次，中国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赖海洋，而欲依赖海洋，则需转换视角，主动参与海洋活动，即“今后中国要能立足于东亚，于世界，非要变成一个海国不行：要能自由呼吸大洋时代的空气，并能主动地参加大洋时代的一切活动”。 在此基础上，程璐、邓静中根据马汉海权论海权主要影响因素：地理、自然配置、领土、人口、人民性质和政府制度中的前四点，分析了《我国海权建设之地理基础》。他们认为，在地理形势上，我国海域“纬度适中”，“地势佳良”；在自然配置上“气候优越”；在领土的广袤程度上“形势便利”，“我国沿海，不但与内地联络异常便利，且与浩渺无际之太平洋，直接联通，出入极为自由”，同时“物产丰富”；在人口数量上“人口稠密”。总体而言，中国海疆的地理形势优良，“可控大洋以图远略”。 在这批学者看来，虽然我国海权建设地理基础优良，但受限于传统的大陆思维，近百年来海权旁落，受制于人，因此，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希望能帮助中国的海权建设。其中有人提出实业救国的想法，希望“中国商贾，必须急起振兴其在太平洋之贸易，以与各国齐驱”。但更多声音是从巩固海防角度提出倡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述不同、具体包含岛屿不同，数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颇具民国特色的中国“岛链”建言，即以中国海岸线主要海港，如秦皇岛、连云港、厦门等为核心向外扩散，到刘公岛、舟山群岛、台湾等等近岸岛屿，直至琉球、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远离大陆的岛屿，建立2至3条“岛链”或称海防线，层层拱卫，以为缓冲区守卫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中国通往远洋的航道通畅。 “岛链”式海防观念的提出，说明当时至少在一部分知识阶层中，已经完全接受了马汉海权理论中积极谋取制海权的思维核心，并且痛感当时“有别人把守自己的大门，才感觉出入不得自由”的现实，希望在夺回制海权的基础上，在海洋外围建立根据地，尽量向外扩充防御范围，以维护国家海洋利益。 另一方面，“岛链”式的海防观点，与1951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岛链”思想异曲同工。中国学者在二战期间即提出这样颇具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说明他们已经完全摒弃传统中国水师惯用的“海口防御战略”，其思维模式与战略高度开始向当时世界军事先进国家的战略家们靠拢。 四、海权宣传与爱国教育 如果说上述几点有关民国期刊载文中对于海权认知的总结，其目标受众更倾向于政府官员或者研究人员的话。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上刊登的另一类文章目的则明显在于对普通民众的宣传教育。与前几类文章相比，这一类文章语言或生动活泼，或铿锵有力，以便于为人接受。同时，文章形式更为多样，包括小品文、诗歌、漫画等多种形式。《立言画刊》是民国时期的一本综合性文化刊物，刊载内容包括风土人情、掌故典章、文化娱乐等等。其中文章标题通常斩钉截铁，如“海军是支配人类的主力”；文章内容也不乏断言，如将马汉著作称为“海军界的圣经”，经由他的思想改造“美国加入世界最强硬的海军的阵营”针对普通读者采用这种结论性、不容置疑的句式很容易在其心中树立权威感，进而接受文中马汉理论正确、海军和海权都非常重要的结论。 除此以外，《新诗》、《中国海军》等杂志都曾以“海之歌”为主题开设不定期专栏，专门刊载与海洋有关的诗歌。以芷建所作《海权之神》为例，诗歌中写道：“海权之神正安静地享受着日光浴，一艘小型军舰驶出了港口，海权之神又惊又喜地对着军舰说：‘呵！我的守护者！我的忠仆！你的踪迹何以这般稀疏？你的速率又何以这般的缓慢？你可知道敌人的军舰虽然暂时消灭，他们还有渔船在侵害你的权利？”全诗虽然简短，但主题鲜明，文字流畅，将海权与军舰作拟人化描写，形象生动。同时，诗中点明军舰对于海权的守卫作用，并说明当时的渔权仍在面对侵害，表达了希望扩大海军建设，加快海军发展速度的愿望，读之令人印象深刻。 漫画是另一类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其中，有关海权的漫画作品多翻译自国外期刊，内容通常为主要海洋国家的海权竞争与海军扩张等。有作品将地中海绘制为一个小小的池塘，象征英国和意大利的碰碰船眼看就要撞上。画旁配文：“英国人对墨索里尼说，‘我们的船在这个小池塘，是不至于冲突的吧。’”。另一幅漫画是各国纷纷希望将自己的军舰、巡洋舰、潜水艇等巨型海军装备放进一个澡盆大小水盆中。根据注释可知，这个水盆代表海军规模限制。这表示尽管华盛顿会议、伦敦会议等一再商议各国缩减海军规模，保持均势状态，但每个参与者都不愿放弃自己的海洋利益。此情此景看在当时正遭受海权侵犯之苦的国人眼里，又多一层意涵：西方强国尚且如此寸步不让地重视海权，中国更应向这一方向努力。 五、结语 民国时期，上承甲午海战割地赔款的遗痛，下接西方列强侵占岛礁、盗采资源、强占航道刺激，外受马汉海权思想启蒙，国内各界对海权问题均高度关注。知识阶层积极参与其中，借由期刊媒介对“海权”主题做过大量报道，刊登众多消息短讯、翻译稿及理论文章，及时传播海权维护情势与研究进展。其中，不仅有对马汉海权著作原文的翻译和对海权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有对美、英、日、法等主要海洋大国海洋博弈现状的深入分析。学者们从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对中国海权情况予以分析并积极建言献策，希望国家能巩固海防，取得海权，并以包括诗歌、漫画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灵活宣传，希望海权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些报道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总结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民国期刊开始密集宣传海权，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引起了民国知识阶层在海权认知上的三方面变化： 首先，看待海洋的视角发生变化。历史上，我国有“重陆轻海”的传统，一方面我国传统边患均来自北方及西北方的陆地；另一方面除对少数沿海渔民及商人外，海洋当时在国民经济上的价值也较为有限。因此直至“九小岛”事件最初爆发时，仍有人在报上撰文，提出放弃“九小岛”，其原因之一即是岛礁价值不大。但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经过了海权密集宣传后，知识阶层看待海洋的视角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不但重视海洋，并且在传统渔业价值外，更着重强调其航运与军事价值。在1948年一篇介绍南海诸岛位置及资源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南海诸岛“居于英帝汶港及新嘉坡防卫三角之中心，形势特殊，东向则附菲律宾之腰背，西向则控越南的咽喉，南下则制南洋群岛，北上则巩卫琼台粤闽，实欧亚之枢纽，我国南疆防卫要地”。同时，“日人虎视眈眈于此，以遂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法人为保障越南的安全，也伸其魔掌于这群岛上，菲人也跃跃欲试”。以上描述将南海诸岛视为亚欧海上航道枢纽，并具有成为海上根据地的潜质，海权价值极其重要，并举日、法等主要海洋国家均对其抱有侵略企图，借他人之野心衬托其价值。 第二，海权斗争范围和范畴扩大。在海洋疆域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及40年代末都曾发生日本人侵犯我渔权的案例。对于前者，根据1931年的报道，“上海青岛福建安东一带沿海口岸，时有日本渔轮侵入我领海内捕鱼之事”。这里的青岛位于中国内海的渤海边，上海位于长江口，说明当时日本人捕鱼一直逼近我国近岸，甚至到核心海港近岸时才会被制止。而1948年的中国报刊则报道，由于当时日本战后经济困难，部分日本渔民铤而走险，侵我渔权，中国海军予以缉获，且“关于我海军缉获日渔船之地点，各人均承认确在我国领海之内(包括渔权区域)”。很明显，这时中国维护海权的范围和力度都有明显增加。 在海洋权利范畴方面，传统国人认为的海洋权利一般局限在渔权、海岛资源等少数几种，而忽视了与利用海洋、控制海洋相关的航运、贸易、防卫及因之需要而派生出的管理、导航、测量等权利。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国政府逐步收回了航道引水权、海道测量权以及扬子码头等海洋权利，当时的期刊文章也曾明确指出“引水权关涉海权海防。至为重要。自宜从速收回”。 进步的海权思维也反映于海道测量权的收回与维护过程中。海道测量以及海图绘制对于了解海洋航道，维护航行安全均有重要作用。晚清直到民国初年，限于国力与技术因素，我国海岸线、海岛甚至国内水道测图均长期由外国人把持，英国海军海图官局以及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测量队都曾先后对我国海岸线进行测量。为收回海道测图主权，1923年，海军部下属的海道测量局正式成立。其职责为海道测量一切事务。其中，就包括有领海界线的划定。成立后的海道测量局一方面切实开展了水道测量工作。截至1936年共计完成相关水道测图40余幅，并出版《中华民国东海岸套图》。更为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海道测量局参与到南海诸岛主权收回工作中去，共同完成了西沙永兴岛等测量任务。另一方面，海道测量局还作为行政主体，管理了外国人在中国水道进行的非法测绘。根据公布的档案资料，1933年有俄国人私测水道图，就被海道测量局制止。海道测量局的工作为积极维护我国海道测量主权做出了有益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及国人海洋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海洋维权能力的进步。 第三，为战后积极收回南海诸岛主权创造了思想基础和舆论氛围。如前所述，到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经过海权宣传高峰后，知识阶层对于海权的重要意义已经有较为统一、深刻的认识。首先，中国欲发展必须面向海洋。“在关起大门不问世事的思想当中必须加入海洋观念，将海洋问题作为我们走上富强国势的桥梁”。其次，体会过战争中由于缺乏制海权而处处受制之苦的国人，断无可能在战胜后又轻而易举地将其放弃，而定会选择更加积极进取的海洋策略。正如雷海宗文章所言：“我们今日的抗战，最大的痛苦，并不是重炮飞机与坦克的缺乏(虽然这些我们也的确缺乏)，而是敌人有海军所赐予的调动与运输的便利，而我们只能在陆地上艰苦的应付。中日的战事牵扯到全世界，当然不能由日本的海军决定一切；但日本海军是我们一切困难的最大来源，则是抗战四年后的国人所当清楚认识的。”最后，在东沙岛案、九小岛事件以及日常海权的介绍与报道中，都一再向读者普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经济及战略价值。在当时国人心目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且并非贫瘠不毛的远洋小岛，而是物产丰富的海洋交通重要枢纽、根据地，更具有极重要的海防价值，这点已是确定无疑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组织海军力量收复南海诸岛主权，进行岛上测绘并于1947年公布《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舆论氛围。 （本文原刊《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9-123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