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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俊 文史研究 文学史 近年所谓的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俨然成为一个话题，其中含义不仅说明了“当代史料”研究的盛况，而且也隐含有这一话题的一个前提，即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成立事实。否则，也就无所谓史料了。那么，当代文学史果真成立吗? 一说当然是完全成立的。主要的明证便包括，已经有了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出版，再就是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多年来早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程教学等。但是，略微细究起来，正是有了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和教学，才暴露出了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薄弱问题。宏观面上的根本问题就是有关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的问题，具体就是当代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和下限问题。 比如，各种当代文学史著的断代下限各有不同，内部分期也有歧见。假定说当代文学史上限可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话，那么下限就几乎没有共识认同的确定界限。这种歧义甚或随意，在具体课程教学上就更是普遍而严重，大致说每个该课程教师都可以自定下限。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有点像是开无轨电车，且不设终点，沿途随意设站上下车，教学时间到了就算是临时到站或终点了。如果再要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部分囊括进中国当代文学史范畴的话，则更使人无可措手足。至于说当代文学史内部分期的莫衷一是，相比之下恐怕还是小问题，技术上的应对和解决似乎并不很困难吧。说到底，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的问题。如果断代、分期、下限问题没有基本的解决，当代文学史果真能建立自身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吗? 一说是有条件的成立。即需要在现有学术认知规范和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共识，有限度地进行有关当代文学的历史学术研究。既认可整体性和逻辑性的先天不足，同时无碍于对其进行相对固定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后者其实也就是部分规避了所谓整体性和逻辑性的先天不足问题。虽有权宜之嫌，但也不妨就是一种学术策略的实践，也能呈现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具体的断代、分期、下限问题，也就是文学史实践所要面对的问题。 诸如此类，由此可以简单概括，当代文学史成立的条件就是其整体性和逻辑性问题的基本解决，或解决的程度。否则，难免招致学术质疑和诟病。 更为严格、深入地探讨一下，将史著形式与史学(包括史观)思想略加区分认识的话，诚如余英时先生曾论两种性质和形态的文学史:具备观念逻辑内涵之史，乃有精神核心和灵魂之史，此乃学术形态之史;仅具史著书面形态，一般现象材料排列、梳理而乏内在逻辑和观念统御之史，或可作为教学之类普通读物之实用，也是一功。在我们的学术界内部，说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其实都在暗暗指向史著书面形态，并不更多考虑其中的观念逻辑内涵问题。这恐怕也就是中国文学史著不计其数的原因。写史不成其为难事。 文学史的成立都有其事实和学术的理由。两者不可偏废，更多主要还应该是后者即学术的理由才近上品。而且，文学史(撰述)方式显然并非只有一种视野或路径，当然可以有多种建构方式和撰述形式。彼此关系并非对立，更谈不上颠覆——往往有人夸张表达了所谓颠覆认知一说，而应该是互补参照的。也许我们目前只能回避无法克服的困难，选择一条可行的路径进行有限的尝试。 比如，从文学媒介转换的文学史视野——网络文学的兴起来设计当代文学史的下限，以便于实际的操作。事实上，网络文学现象也确实就是古往今来文学史的空前现象，毫无先例，足以构成文学史流变的划时代标志。如此，则当代文学史下限的“参照物”就在“媒介的文学史”视野中出现了。 稍做展开具体一点说，就我个人最近还不成熟的考虑，我想先站位好一个长时段(历史)宏观认知的理论立场。想清楚如何才能解决好、至少是兼顾到这样几个基本方面或问题的困难。一是普遍性问题的困难，对于当代的断代认知具有天然的困难或不确定性，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身在其中;其次，一般而言，下限影响甚至决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文学史的确定性(包括其整体性、逻辑性等)，而学术研究有赖于稳定性的基础，这是一个学术规范的基本问题。二是无限性问题的困难，时间长度带来的尴尬——无限漫长的当代;当代的时限问题产生了(客观)时间意义以外的挑战。有限性的讨论涉及对象的权利(限制程度)，这中间会含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内涵，阐释总是主观的——如何节制才是关键和考验。三是特殊性问题的困难，互联网新媒体对文学史流变的影响，技术因素改变了文学的形态和生态，进而扭转、改变了文学史流变的方式和方向，内含着文学审美经验和文学价值观的必然性改变。于是，下限问题和文学史转型问题就关联在一起出现了，并必然构成了当代文学史整体描述视野的关键问题和困难。这是纸媒时代所没有过的现象，可以视作文学史上最突出的特殊性问题。 在学术策略和操作上，前辈学者提出过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给我提供了很有效的启示和借鉴的思路，即对于长时段历史阶段的贯通和统观，经过逻辑化的系统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整体，达成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由此基本可以应对或有效解决(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案首先着眼于当代文学史下限(包括断代、分期)划分的学术设计。将问题对象置于更长时段文学史中，使得(整体)长时段的确定性与短时段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融汇合体——在整体性结构中，后者获得了前者的确定性保障。我近年常说的将文学批评推进、提升到文学史，也就是这一设计的旨趣和目标。 按照我对学术现状的有限了解和粗浅理解，解决当代文学史的断代、分期、下限问题，坐标系的设计和制定，可以汇聚整合三种文学史的指标要素为一体，即政治的视角(这也是最常见的传统方法)，媒介的视角(即纸媒和网络，这是媒介视角贯通长短时段历史的特定融汇性方法)，代际的视角(尤其是“80后”作家诞生的文学史独特标志性，这是立足文学生产主体要素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生产的政治制度、生产机制和方式、生产力主体的三者融合、三位一体。这是专就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未考虑。而且，恐怕还有点理想化了。当然，也并不因此排除其他可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此，1949、 1976—1978、1998—2003…… 这些时间节点成为我的当代文学史上下限和内部分期的基本界限。1949年的上限，很明确，决定了当代文学史的国家政治性，开启了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文学制度建设进程。这也成为文学史内部分期的基本逻辑依据。1976—1978年，国家政治转型，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开启，成为迄今文学史面貌的承传近因和直接来源。1998—2003年，“80后”文学诞生，尤其是网络文学(如榕树下、博客)标志着世纪之交文学生产制度开始机制和技术转轨、新的文学生产范式形成，文学史全面进入了网络新媒体语境。 这样的描述，就意味着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就是我目前想象设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下限。网络新媒体文学的文学史研究，在我看来，至少目前并不具备充分或必要的条件，即目前尚不可能对网络文学进行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我的主要理由倒不完全是时间的长度，而是网络文学的技术特性——网络文学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媒介技术)尚未稳定，其审美实践经验尚不足以支持文学理论和文学价值的有效形成与建立，理论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品格只能是模糊暧昧、淆杂不清的。但其意义在于，从“媒介的文学史”视野看，世纪之交(网络文学)既是文学史的一个分界(作为内部分期)，也是文学史的一个下限(其对应或是新文学史的一个开端)——目前为止的当代文学史下限。换言之，网络文学就是(进入了)新文学史。这两段、两种文学史的整体性和逻辑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将网络技术视为新文明发展历史标志看的话，这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以上散乱姑妄言之，留着再做系统详论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