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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同辈学者中，刘大年的学术眼界较为开阔，他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且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多有关注。在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之同时，他对西方现代史学各流派中的合理因素并不拒斥，而是具体分析，倡导批判地吸纳，为我所用。这种理性的态度有益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富和发展。 关 键 词：刘大年/西方现代史学/认识与评论 作者简介：梁艳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为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眼光。他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指出“以前我们多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历史学理论。……一方面失之于太狭窄，缩小了它本来的广泛意义；一方面又失之于太宽泛，似乎有了它，历史学具体的理论研究、专门知识就可以不必要了。历史学理所当然要有自己的专门理论”。①他对于西方现代史学有一定了解，其著述常引用西方各家史学理论，且把握准确，这在同时代的中国史学家中并不多见。由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他对于现代西方史学的利弊得失往往有独到体认，其批评往往切中肯綮。系统梳理刘大年对于西方史学的认识和评论，当能增进我们对形形色色、瑕瑜互见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了解，从而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正视其得失，汲取其优长，对于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或不无裨益。 西方史学经过长期发展积累，在19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独立的现代学科形态。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技术中心论”“技术决定论”，用科学技术水平去衡量、说明历史的一切蔚为潮流。这种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界得到了一定回应，不少学者倡议将自然科学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与“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进史学研究，并期望以之为主导，克服“史学危机”，匡救马克思主义之不足。刘大年注意到这股潮流，在1983年撰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学说体系不但建筑在人类社会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也建筑在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但是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指导来研究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的成就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一切科学的方法我们都应当采用，但必须要和‘技术决定论’、‘技术中心论’等各种否定修改阶级分析论的主张严格区分开来。人们要是决心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思想指导来研究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幻想，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也可以确信，那不是在历史学之中，而是在历史学之外谈论历史，把历史由科学变为工艺概念、结构的游戏，或者用‘工艺学’代替历史学。”② 1985年，刘大年撰文专门探讨历史学的理论建设问题。“技术中心论”孤立地看待科学技术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其中既没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历史因素’”，导致“目中无人，见物不见人”。人作为历史主体创造自己的历史，被当作科学技术创造人的历史，“可是谁也无法证明，一切科学技术能够离开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去自行创造出来，自行成为一个历史的万花筒”③。 刘大年对“技术决定论”的旗帜鲜明的批评并不等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排斥。相反，他认为，历史研究者需要克服知识老化，加速知识更新，尤其“需要必备的自然科学知识。缺少了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弱点。而且从博大精深去要求，只有一般自然科学知识还很不够”。“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理论研究，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最现代化的手段，充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装备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克服知识老化，加速知识更新，才有利于实现这个任务。”④“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一切科学的方法我们都应当采用。”在他看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将“三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研究手段引进历史研究，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比利时有学者宣传用异化论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用“人的斗争”“人的革命”代替阶级斗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更是倡导异化史观，将人类历史看作人的异化与造反的永无止境的循环，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并宣称要建立“历史人学”。异化论在中国学术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和。异化论从抽象的、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性出发，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将人类历史归结到人的意识、人的精神，归结为抽象的“人”。 刘大年认为，用人性、人的异化解释历史，规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所谓人性、人的异化又是由什么决定的。⑤异化论在中国学术界的某种回响，是“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复杂斗争”在学术上的投影。“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搬来的、马克思扬弃了的、多次批判过的人性决定历史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人性论正好相反。它不是从人的本性、本质去观察、认识历史，而是抛开它们，转而从人类存在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的生产、社会联系来观察历史，发现它的前进动力的”。他特别强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以私有制为前提、为根据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而并非抽象地讲异化，谈人性。西方学者宣扬的异化论将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人为地剥离，漠视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事实，将整个历史过程看作“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其实质是要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解释历史”。因此“历史不能从人性得到解释，相反地，人性必须由历史来解释。用人性、人的异化解释历史，就像神学史观中用善和恶解释历史，儒家学说中用君子和小人解释历史一样，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⑥。换言之，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决定力量应该存在社会关系、物质生活条件之中；而人的天性正是社会发展、历史运动的结果，人性论、异化论是倒果为因了。 对于蒋介石何以由坚决反对抗日转变到抗日，一些研究强调是蒋的个人思想意志、个性起了关键作用。刘大年明确指出，历史是由有思想意志的人创造的，“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文化因素、思想倾向、权力欲望等，必定要对事物产生重大影响。谈论历史的人没有哪个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个人，不管掌握多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终支配历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势力，在面临民族灭亡大风暴、抗日救亡运动猛力冲击下，何去何从，并不最后取决于蒋个人的态度、意志。他和所有人一样，身不由己。不转变，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统治权力就有被冲垮、被变换的现实危险”。因而，“适应民族运动兴起大势，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的统治权力，这就是蒋的内因，这个内因就是蒋的行为与民族利益和全国人民的爱国行为一致起来的内在根据，内在的实质。在涉及整个民族行程的大关节上，把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归结为某个个人的思想意志、性格等，事情就完全失去了物质的基础，失去了客观的依据”⑦。 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我们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心灵中回荡”，因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只有现代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⑧。斯·贝克尔也认为，“历史事实是以形象的形式存在某人的意识里，因此，它是现代的，是现在的一部分”，是可以随着某人现在的意识变化的。⑨这种认识论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刘大年认为，如果从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来看，克罗齐的理论有其独到之处。的确，我们研究历史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研究历史的最终指向仍然是现实，赋予历史研究时代感和使命感是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但是，克罗齐等人的理论夸大了历史研究的主观性，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他们完全凭主观对待历史事物，没有给研究问题提供任何合理的因素”⑩，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固然，面对同样一个历史事实，不同的研究者由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可能会“横看成岭侧成峰”，得出殊异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事实这座“山峰”的客观存在，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横岭侧峰”的主观认识也将无所凭依。因此，克罗齐的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窠臼，容易导致从现实出发而随意俯仰历史。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取消之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也就无所附丽了。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在西方现代史学中有较大的影响。刘大年对结构主义理论也有所评析。他认为，结构主义“用模式的帮助去解释社会关系”，“承认社会现象中的所谓‘表层结构’是可以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带有唯物倾向。结构主义将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力求克服历史学的简单“纪事”和“个体描述”，其理论有可资借鉴的因素。(11)但结构主义的局限也不容忽视，结构主义“不承认结构现象以外存在着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物质性的东西。结构变成了一切，方法变成了对象”，从而导致其合理的地方往往被湮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并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事物，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是先验性的。它作为一种超阶级的原始范畴，甚而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有唯心的倾向。(2)结构主义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但未能找到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就算把所有结构都整齐划分出来了，整个社会也不能脱离杂乱的堆积，不过由个别事件变成了结构的堆积”。(3)结构主义的原理是同时态高于历时态，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不停变动之中，“历史要研究同时态，但必须从历时态即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去得到了解”(12)。 产生于20世纪初史学危机背景下的“年鉴学派”是西方声誉卓著的一个史学流派。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布洛克(Broc)和布罗代尔(Broudeur)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注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主张“总体历史”。刘大年高度评价其革新意义，认为年鉴学派“不仅使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而且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跟着深入，完全有异于陈旧的历史观念”，“这种史观所以保持它的影响，绝非偶然”(13)，强调建立总体历史的理念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他们未能找到社会整体性的真正基础，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刘大年以年鉴学派的经典著作——布罗代尔的《1400-1800年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为例进行剖析。布罗代尔将欧洲16～18世纪的猛烈向外扩张归因于欧洲的饮食习惯，刘大年认为：“这种说法抛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把表面的东西夸大为根本的东西。人们很容易看出，它距离历史真实何等遥远!”因此，年鉴学派虽然“有助于打破‘个体描述’那种繁琐主义，但反过去又陷入了一种无‘个体描述’的繁琐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年鉴学派又有所发展，由“总体史”一变为提倡“分散史”，主张把历史上社会的人分为宗教人、经济人、政治人去说明解释，提倡历史研究局部化。刘大年指出，“综合”与“分散”虽然形式上相互对立，但“在根本点上它们完全一致”。不管是综合还是分散，“历史事物中并没有内在、统一的联系，各种现象里不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都平列在一起，一切都可以说出彼此间的某种关系，一切又都没有不可舍弃的关系。……各种现象被看做具有同等意义”，“他们都极力躲开历史现象中最本质的、造成整个社会关系客观体系的事物，而在综合与分散的形式上兜圈子”，结果永远难以找到出路。(14) 结构主义、年鉴学派在主观上并不反对阶级划分，但为什么他们在研究中又拒斥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呢？刘大年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概念与现实、现象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只能最近似地统一，永远不会绝对一致。“社会人群划分为阶级，充分体现了私有制时代最根本的现实、现象，但又不足以把这个时代所有次要、局部、个别的现实、现象囊括无余”，正是概念与现实、现象的差异，使结构主义、年鉴学派陷于矛盾，最终“接受现象，抛弃本质”，用一些表面现象的、零星的现象代替事物本质，而无法给历史以正确的解释。(15) 应该看到，对于年鉴学派重视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主张，刘大年是有批判地吸收的。他认为，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之长、发展程度之高，堪称举世无双；中国近代产生的是半资本主义。将这些因素集合起来，“完全足以自成一个典型，成为一个与西方并列的东方典型”。因此，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得到加强，“利用历史和所有亲缘科学的资料”，定能产生重大成果。(16)重视经济史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史学界总体偏重重大的事件，重视战争、重要人物的活动，经济史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刘大年在1981年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加强经济史研究，有助于克服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突破近代史研究的表面体系，不斤斤于这样那样的框架，做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工作。(17)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颇有远见的倡导。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名噪一时的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以“文化形态学”为中心的“历史形态学”。他认为，历史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共存或连贯，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是与外界隔绝以及同其他文化毫无共同之处的现象，因此，他所主张的历史分期，应当建立在文化类比的基础上，这就是“历史形态的方法”。刘大年认为，斯宾格勒所叙述的那些文化，“来无影，去无踪，既没有历史的继承，也排除了历史的进步”。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经汤因比(Toynbee)的发展而灿然大备。汤因比将远离历史实际运动和活动的“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文明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世界各种文明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同时代”的，在历史面前，不同文明居于平等地位。这种多元文明观，对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不失为一种突破。刘大年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观念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产物，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反思”，无疑是对西方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但其理论缺陷不容回避。“它根本抛开具体的时间、场所、事件和人物，不把某个具体的国家、民族，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它不在具体的历史运动之中，而在远离历史的九霄云外去谈论历史。因此，他所说的研究对象，本身就从来没有构造成一种对象。”(18)他们的“文明”体系似乎无所不包，却是建筑在“一片散沙还不如的基础上”(19)。 值得注意的是，刘大年也呼吁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但他所讲的“文化”并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说的“文化”，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刘大年认为，与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不同，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观念形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反过来文化又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且这种作用有时表现得比政治更顽强，更带有持久性。”“研究、论述历史，缺少了观念形态这个部分，就好比我们想认识某位人士，但仅仅窥见其躯干，却不知道他的头脑灵魂。”(20)我们不能夸大观念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观念形态总是要受到物质生活环境的制约，仅仅从人的思想来说明历史，总是“漂浮无根，落不到实处”(21)。概而言之，他所说的“文化”绝非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而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是立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来谈文化的，他所倡导的文化史研究与阶级分析并不矛盾，而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美国学者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2)，通过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评总结，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的新认识，突出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主体地位，“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23)。柯文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虽然并非一套完整和规范的解释框架，却在大陆学界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追捧与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流行的口号。柯文此书的中文版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售罄，2002年再版，其对中国史学界影响可见一斑。同时，因此书“对中国大陆研究近代史之成果与方法的某些值得商榷的看法，有待我国史学界作出回答”(24)。 刘大年1990年在文章中以相当的篇幅评析“中国中心观”。他认为：“中国主线论批驳那种以为在近代历史舞台上，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只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及批评殖民主义观点的遗留，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同时他极有创见地指出：“美国学术界把他们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争论，叫作中国历史‘剧情主线’的争论。归纳起来，也就是一个西方主线决定论，一个中国主线决定论。……倘若有人以为那对立的两条主线，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中国中心观’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他们的‘内部取向’观念有的含糊不清，或者变成了陈旧的心理史观。”(25) 刘大年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上对“中国中心观”加以评论。革命史观强调近代史研究的中国主体立场，强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中国内部，这与“中国中心观”所提倡的研究取向是契合的。但革命史观诠释体系中，“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落后屈辱历史的根源(26)，因而自然不能认同“中国中心观”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因素(包括正面与负面)的淡化。正如日本学者並木赖寿所说：“对十分注重欧美及日本的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因素的中国研究者来说，柯文的理论可能是一种‘内因论’，这种理论甚至还会被看成‘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因为强调外来侵略，颂扬反侵略斗争的立场，是和把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作为革命历史成果这一观点相联系的。而‘内因论’忽视外来侵略的因素，有可能导致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辩护的结果。”(27)这一点柯文早已预料：“只要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之作用的估量。”(28) 后来对“中国中心观”的诸多评论，大多循着刘大年的论述思路，着眼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动因展开“内因”与“外因”之辨析。如汪熙一方面肯定柯文“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其基础比较扎实”，另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中心观”可以称为“内因论”，而“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须知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撞击中国的大门，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跳板侵入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内部自有其运动的规律，它必然会向前运动发展，并且最终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与结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因(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其影响，很多中国内部的事就无法解释”(29)。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名号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界曾经对西方史学及其理论进行初步的研究，但立足于全盘否定，甚而流于政治批判；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又“由于缺少理论思维的训练和锻炼，不免把唯心主义的、违反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观点看作时髦货，心向往之”，对西方史学及其理论不加具体分析，盲目追随。 刘大年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的分析与批评散见于他的论文，虽然未成系统，却不乏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绝不能自我封闭，停滞不前。因此，对于西方现代史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刘大年提倡一种批判地加以吸纳的理性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他一再指出，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探索“应当受到鼓励”(30)，“要了解、熟悉国外不同流派的学说、观点”(31)，“国外历史学凡属好的传统，不管来自何方，我们同样也要知道和加以研究”(32)。概而言之，“一要解除自我封锁，二要分析、批判对待”(33)。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提出创办一个着重研究西方史学理论、方法、思潮的刊物，刘大年利用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予以大力支持，是年《史学理论》得以创刊，即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或许有论者认为，刘大年对西方现代史学批评较多，思想偏于保守。但如果注意到当时唯西方理论学说是尚的语境，不难看出刘大年这些论述作为一种反思的现实针对性。他的这些论述未必全然精当，但足以说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开放的胸襟，并非自我封闭于西方现代史学潮流之外，这种理性态度在今天依然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②刘大年：《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③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④刘大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202页。 ⑤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8页。 ⑥刘大年：《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126、121、123、118、119、123页。此文是在《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及《说“合力”》(《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三文基础上改写而成。 ⑦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⑧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第1～3页。 ⑨C.L.Beker,“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1955):32. ⑩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0页。 (11)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8页。 (12)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9页。 (13)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40页。 (14)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48～49页。 (15)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91页。 (16)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168页。 (17)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73～274页。 (18)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42、45页。 (19)帕·索罗金：《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汤因比和历史》论文集，1956年英文版。 (20)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169页。 (21)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2页。 (2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 (23)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98页。 (24)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5)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求是》1990年第22期。 (26)美国学者费惟恺在20世纪60年代曾认为，将近代中国的贫困、软弱归咎于“帝国主义”是在国外找一个“替罪羊”。参见费惟恺《重写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过去的解释》，《多伦多季刊》第30卷第3期(1961年4月)，第280～281页；《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史学》，《美国历史评论》第LXVI卷第2期(1961年1月)，第333页。 (27)並木赖寿：《P.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汪婉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28)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209页。 (29)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30)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页。 (31)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20页。 (32)刘大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01页。 (33)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