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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早期研究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学者，由于时代的原因，无法利用蒙古社会的基层档案文书，只能更多地依靠《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官修史料，将其中记载的清朝对蒙古的实施统治的“盟—旗—苏木”相关规定视为现实社会结构，而一些未载入其中的官职或社会组织，则被当成是北元社会制度的残存，未进行深入剖析。 20 世纪 60 年代，蒙古国的Ш. Нацагдорж a和Ц. Насанбалжир b等学者开始利用蒙古国档案馆所藏清代地方档案进行蒙古社会经济史方面研究，但其研究始终围绕满蒙封建主对蒙古普通牧民（相当于农奴）的封建剥削问题展开讨论，并将“贡赋（alba）”视为封建地租。这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去探寻封建制在蒙古社会存在形态的研究，虽然得出了某些可靠的历史结论，  aШ. Нацагдорж, Манжийн эрхшээлд байсан čеийн халхын хураангуй тččх (1691-1911),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3,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čв čвлčх эрх, Улаанбаатан 1972, Сум, хамжлага, шавь ард,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71. bЦ. Насанбалжир, Ар монголоос манж чин улсад залгуулж байсан алба 1691-1911 о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4. 但未能准确揭示出阿勒巴体制下蒙古社会的结构及运行机制。上述问题，已由日本学者二木博史、冈洋树等人指出，a在此不多赘述。 二木博史利用在蒙古国刊行的《人民诉讼文书》《奴隶解放文书》等史料，对当时的阿勒巴（原文：贡租赋役）与旗内统属关系的演化进行了详实的梳理，但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箭丁和随丁的身份分化，并未过多涉及社会结构。之后，冈洋树通过对蒙古国国立中央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的研究，提出了盟旗制度与巴噶——鄂托克并存的清代蒙古社会双重结构论，并以《アルバ分配档册から见た清代ハルハ·モンゴルの社会构造》为题，专门讨论阿勒巴分配单位与当地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b他提出，喀尔喀车臣汗部中末旗是以鄂托克为单位分摊阿勒巴，苏木并无特有的阿勒巴分担。而中村笃志通过对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的研究指出，清朝为控制蒙古人口及维持帝国军事力量而设计的苏木，在该旗仅作为一个征税单位存在的事实。c 相较于清代喀尔喀蒙古，同时期内扎萨克六盟的阿勒巴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其中，齐英的论文《清代内モンゴルの旗内社会における贵族とその管理样态：ハラチン三旗を事例として》通过分析“苏木比丁册”指出，卓索图盟喀喇沁三旗塔布囊血缘分支集团分别占有各自苏木。d喀喇沁地区并不存在与喀尔喀蒙古“鄂托克”类似的社会组织，不同身份的旗民（箭丁、随丁、喇嘛、家奴等）均被编入由单个或多个近亲贵族的属民组成的苏木之中，即喀喇沁地区的苏木在性质上与喀尔喀蒙古的“鄂托克”类似，而并非清朝律例中所指的由 150 名箭丁组成的苏木，但他并未指明两种不同性质“苏木”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还详细介绍了喀喇沁地区的“苏木阿勒巴档册”及其研究价值，但仍停留在史料介绍层面，并未触及“阿勒巴体制”背后的社会结构。e白玉双提到喀喇沁三旗的努图克、浩特、科布都三个不同类别的苏木，f但这三个不同类别的苏木之性质以及与齐英所说的“苏木”有何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作出解答。 综上，前人研究通过利用清代扎萨克衙门档案，揭示了清朝官修史书中没有记载的蒙古社会的另一面。但是，以贵族父系近亲集团及其属民构成的蒙古社会形态与清朝为统治蒙古而编设的“苏木”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双重”结构如何运行等问题，尚不明确。这不仅与当时蒙古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又与清朝与蒙古之间“统属”关系的本质息息相关，有必要深入探讨。本文以“阿勒巴”为切入点，探讨喀喇沁右翼旗如何摊派阿勒巴，由哪些组织承担，阿勒巴具体内容是什么；承担不同贡赋的阿勒巴的社会组织反映了什么样的旗内社会结构。 本文使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全宗号为 505–1。这些史料中记载了该旗提供的阿勒巴的内容、承担者和基层事务等，对了解清代喀喇沁右旗不同社会组织及其承担的阿勒巴提供了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 a二木博史：《ホショー内における平民の贡租·赋役负担―清代ハルハ·モンゴルの场合―》，《内陆アジア史研究》创刊号 1984 年，第 25–40 页；冈洋树：《清代モンゴルの社会·行政统治构造理解をめぐる试论》，吉田顺一监修、早稻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编：《モンゴル史研究―现状と展望―》，明石书店，2011 年，第 256–275 页。 b冈洋树：《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东方书店，2007 年。 c中村笃志：《清朝治下モンゴル社会におけるソムをめぐって：ハルハ·トシェートハン部左翼后旗を事例として》，《东洋学报：东洋文库和文纪要》93(3)，2012 年，第 366–342 页。 d《清代内モンゴルの旗内社会における贵族とその管理样态：ハラチン三旗を事例として》，《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8)，2013 年，第 53–74 页。《清代中期以降のモンゴル社会における随丁分与问题をめぐって：内モンゴル·ハラチン中旗を事例として》，《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44)，2014 年，第 53–66 页。 e bürinsodu, činγ ulus-un üy_e-yin qaračin dumdadu qošiγun-u “sumun-u alban debter”, 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sinǰilegen-ü sedkül (gün uqaγan neyigem-ün šinǰilekü uqaγan)2018 on 1 düger quγučaγ_a, 44-51 qaγudasu. f 白玉双：《十八至二十世纪初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以喀喇沁地区旗制与旗民社会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二、喀喇沁右旗阿勒巴的摊派单位 苏木，一直以来被视为清代蒙古社会最基层的单位，这使得后世的研究者天然地将其视作阿勒巴摊派的基本单位。然而，冈洋树在关于喀尔喀车臣汗部中末旗的研究中得出结论，阿勒巴是以鄂托克为单位摊派，每个鄂托克所出的苏木箭丁数量决定该鄂托克应承担阿勒巴的额度，在这里苏木仅作为决定阿勒巴承担额度的一个标准，而非实际承担的单位。a 而根据 bürinsodu 的研究，b喀喇沁地区的苏木是实际的阿勒巴承担者，但旗内有无其他提供阿勒巴的类似单位或组织，尚无定论。道光八年（1828）的旗内布告文中对苏木的定期阿勒巴有如下记载：令八扎兰。为向主上进献奶饼，需由努图克满苏木各出奶牛三头，半苏木各出奶牛两头，各配挤奶者一人及奶桶，带九十日干粮。各苏木派一名官员于四月初一日送交至扎萨克衙门。c 笔者整理的多份阿勒巴相关档案均显示喀喇沁右旗定期为皇帝提供奶食，从引文看，这个定期阿勒巴是由八个扎兰管辖的苏木承担，且苏木有整苏木与半分苏木之分。胡日查根据《蒙古游牧记》的记载，认为清代中后期的喀喇沁右旗有 44 苏木（佐领），由 8 名扎兰分管。d依据同治八年（1869）的档案记载，笔者认为，喀喇沁右旗有 42 个苏木，其中整苏木 25，半苏木 34（苏木一览见文末附表）。e除了整苏木与半苏木以外，另一份档案则记载白玉双所提到的努图克、浩特与科布都苏木：令八扎兰，各章京，各骁骑校等。本年进行木兰围猎，布日古德、闹亥两个半苏木出骑马猎手三人，常柱苏木出骑马猎手两人，其他努图克满苏木出骑马猎手六人，半苏木出骑马猎手三人，浩特、科布都满苏木出骑马猎手三人。f 扎萨克要求八个扎兰提供木兰围场秋狝之时所需猎手，而努图克、浩特、科布都苏木不同的分摊数额表明，阿勒巴并非由所有苏木平均分摊。那么，不同苏木的分摊内容和规则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会在次节展开讨论。除苏木以外，根据以下两则旗内布告文可知，喀喇沁右旗承担阿勒巴的还有“六翼（ǰurγan γar）”和塔布囊集团。 （道光八年）协理官员文，再次命令六翼诸长，为令行迅速送来事。新近令你等完备（扎萨 a 冈洋树：《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东方书店，2007 年，第 147–156 页。 b bürinsodu, čing ulus-un üy_e-yin qaračin dumdadu qošiγun-u “sumun-u alban debter”, 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sinǰilegen-ü sedkül (gün uqaγan neyigem-ün šinǰilekü uqaγan)2018 on 1 düger quγučaγ_a, 44-51 qaγudasu. c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4 道光八年旗内布告文。原文为；wang-un bičig. naiman ǰalan-du ǰakiba. deger_e dörben čaγ-un qurud bariqu-dur kereglekü nutuγ-un dügüreng sumu büri-eče sü sayitu tuγultu üniy-e γurbaγad, qontuq_a sumun-ača tuγultu üniy-e qošiyaγad-dur saγaqu sula büle ničeged, sü saγaqu saγulγ_a tai bülečin nar-tur yeren qonuγ-un künesütei abqaγulun dörben sarayin sinein nigen-e sumun-u niǰeged ǰingseten-dür tušiyan ǰiγaγsan edür-tü ǰasaγ-un γaǰar-a kürgegülün ilegeǰü tušiyaγtun. dqurča, čing ulus-un üy_e-yin qaračin baraγun qosiγun-u sum_e keyid ba lama nar-un tuqai, öbür mongγul-un baγsi-yin yeke surγaγuli-yin erdem sinǰilgen-ü sedkül, 2006 on 1 düger quγučaγ_a,69-73 qaγudasu. e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482 同治八年向外遣使文书。 f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496（年代不详）旗内布告文。原文为；wang-un bičig, naiman ǰalan ǰangkin kündü nar-a ǰakiba. ene ǰil müran aba-du γarqu bürgüd noqai qoyar qontuqan-ača moritu aba γurbaγad, čangǰu sumun-ača moritu aba qoyar, busu nutuγ-un dügüreng sumun-ača moritu aba ǰirγuγad, qontuqu sumun-ača moritu aba γurbaγad, qota kebüd-ün dügüreng sumun-ača moritu aba γurbaγad. 克）由京城返旗之乌拉。另外，每翼准备车钱二十五两尽快送至印务处。a （道光九年）令旗内诸达马拉·塔布囊。本年八月圣上摆驾盛京，内扎萨克六盟依嘉庆二十三年圣上摆驾盛京之例献马一万匹。我卓索图盟需出两千匹马，分派到五旗后，分到我旗之马匹依（嘉庆）二十三年之例由王公以下台吉塔布囊献上。达马拉·塔布囊，你等于四月十五日按数将各自所备马匹送至印务处，不得延误。b 从引文看，道光皇帝巡幸盛京时所需马匹由内扎萨克六盟分摊，其中卓索图盟需提供两千 匹，然后喀喇沁右旗将马再摊派到旗内的各塔布囊集团。 可见，喀喇沁右旗至少有三种提供阿勒巴的单位或组织： 四十二苏木（含努图克、浩特、科 布都三类），六翼，塔布囊集团。接下来将分别探讨三者各自所承担阿勒巴的内容及相互关系。 三、旗内塔布囊集团分布及其承担的阿勒巴 朵颜兀良哈部大塔布囊苏布迪杜棱率部投靠后金之后，其子固鲁斯奇布被任命为固山额真， 此后喀喇沁右旗历任扎萨克均出自苏布迪支系。另外根据《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以下简称为《部落史》）后附的家谱信息，该旗还有苏布迪之叔兴西里c以及苏布迪曾祖父影克之弟长秃d 支系塔布囊。核对《部落史》家谱篇所记载的塔布囊与《旧满洲档》所载天聪九年喀喇沁·土默特编旗相关记载中出现的塔布囊，也可证实喀喇沁右旗确实有三大塔布囊支系。 表 1 天聪九年喀喇沁·土默特编旗情况
a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4 道光八年旗内布告文。原文为；tusalaγči tüsimed-ün bičig ǰurγan γarun daruγ_a nar_a dakin ǰarlan ǰakiba. törgen_e kürgeǰü irekü-yi medetügei kemekü učir. önüken qabur-un begeǰing-eče γarču ireküdür keregsekü ulaγ_a ǰerge-yi ǰe ǰü kiǰü beledkekü-eče γadan_a, γar büri-eče tusiyaqu tergen küčün-ü qorin tabun lang-yi mönggü beledkeǰü kürgeǰü ireǰü tusiyatuγai. b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7 道光九年旗内布告文。原文为；wang tusalaγči Nar-un bičig, qosiγun-u doturaki damal tabunang-ud-tu ǰakiba. ene ǰilün naiman saradu degereki-yin bey_e mögden-dü ǰalaraqu-dur, dotuγatu ǰasaγ ǰirγuγan čiγulγan-iyar mönkü sayisiyaltu irügeltü-yin qorin γurbaduγar on-du degereki-yi mögden-dü ǰalaraγsan udaγ_a-yin yosuγar nige tümen mori bariqu-dur man-u ǰusutu-yin qiγulγan-dur kürtegsen qoyar mingγan aγta morin-i tabun qosiγu-bar qubiyaγad man-u qosiγun-dur kürtekü morin-i basakü qorin γurbaduγar on-u yosuγar wang güng-eče doruγsi, tayiǰi tabunang-ud-ača degegsi γarγaǰu beledkekü edeger morin-i ta urida-yin yosuγar öber öber-ün toγ_a-tu morid-i damal-ud tan-u bey_e-ber abču ireǰü dörben sarayin arban tabun-a yamun_a saγatal ügei tusiyaγtun. c 可能是指喀喇沁的庚格尔 (genggel kiy-a noyan)，庚格尔与苏布迪同族，天聪九年与善巴同为土默特左翼固山额真。 d 汉文史料中有“壮兔”和“长秃”两种说法，本文统一写作“长秃”。 （续表）
资料来源：《旧满洲档》（东洋文库），第 56–61 页，转引自冈洋树《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第 44 页。 虽然无法确定表中所有人的身份，但是能够看到苏布迪之子固鲁斯奇布、兴西里之子岱青和硕齐，长秃之孙叶柏寿固英等，而《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附的现存喀喇沁右旗塔布囊家谱也正是这三个支系的家谱。从摊派内容来看，各塔布囊支系均有其固定名称。比如： 催促锡伯之诺颜、塔布囊献马一事派扎兰扎米杨、巴拉达尔、达玛拉塔布囊·色合勒岱、业喜旺布、昂嘎日嘎……努鲁儿虎派达玛拉塔布囊等以及扎兰穆隆阿……海达哈·巴彦高勒派他们的达玛拉塔布囊等以及扎兰特古勒德尔……坤都伦派他们的达玛拉塔布囊及章京鄂木格图。a 文中出现的塔布囊集团名称分别是 sibege（锡伯），niruγulaqu（努鲁儿虎），qayidaq_a bayan γoul（海达哈·巴彦高勒），kündelen（坤都伦）。以上均为喀喇沁右旗境的地名，也应为旗内塔布囊集团的领地范围。其中，sibege 是指喀喇沁右旗西部锡伯河区域，即苏布迪之子固鲁思奇布支系所聚居的地区；niruγulaqu 即努鲁儿虎山脉，喀喇沁右旗东南部与朝阳、建昌县接壤的大黑山地区，b 这里是长秃支系聚居地区；cqayidaq_a，bayan γoul 即喀喇沁右旗东部海棠河一带，是岱青支系聚居地区；kündelen 即喀喇沁右旗中部乃林坤都伦河一带，是兴西里次子及第三子衮达赖及古永支系聚居地区。d 此外，当地还有 törgen、ni ügün、šibartai、qaγalγ_a 四个塔布囊集团。e其中 ni  ügün 塔布囊与 qayidaq_a，bayan γoul 出于同一支系，属岱青支系。ftörgen 指宽水泉，位于喀喇沁右旗与土默特右旗接壤之处。《蒙古游牧记》记载：“旗东南百十里有土河，蒙古名图尔根源出锡默特山，东南流入土默特右旗界，又东南入大凌河。”g该地区塔布囊同为长秃支系。qaγalγ_a 亦属长秃支系。h而 šibartai 位于喀喇沁右旗东南端与朝阳县接壤之处，《蒙古游牧记》记载：土默特右 a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7 道光九年旗内布告文。原文为：sibege-yin noyad tabunang-ud-un morid-i siγardaqu-dur čalan samyang, baldar, damal tabunang sekeldei, isiwangbü, angγaraγ...niruγulaqu-du damal tabunang-ud boluγad čalan murungγa...qayidaq_a bayan γoul eden_e damal tabunang-ud ba čalan tegülder...kündelen-dür eden-ü damal tabunang ba čangkin emegtü. b汪国钧：《蒙古纪闻》，玛希、徐世明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同治六年刻本，第 23 页）记为努禄拉呼山，亦名驻龙峪。 c长秃兄鹅毛兔游牧地在大宁新城一带，参见乌云毕力格：《关于朵颜兀良哈人的若干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21–233 页。《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家谱篇所记长秃后人居住地建平县蒙系营子属喀喇沁右翼旗南部地区，该地区与鹅毛兔游牧地大宁城一带相邻。 d乌成荫编著：《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241–242 页。 e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8 乾隆（具体年月不明）旗内布告文。 f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58 乾隆二十年供述记录。该档案中 ničügün 与 qayidaq-a 混用，因此可以推测属同一支系。 g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喀喇沁》，第 11 页。 h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8，第 44 页；《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第 268 页。 翼旗“旗北三十五里有烂泥塘河，蒙古名什巴尔台，源出七宝山，东流会图尔根河”。a核对档案中出现的塔布囊与《部落史》家谱篇，可以得知什巴尔台地区塔布囊属长秃支系。每个集团都有各自的族长及 damal tabunang，b将档案中出现的塔布囊与《部落史》所附家谱核对后可知，上述六个集团与旗内的三个塔布囊支系皆能对应。c 表 2 喀喇沁右旗塔布囊支系分布 d
efgh 表 2 中 sibege 地区塔布囊属苏布迪支系，qaγalγ_a、törgen、šibartai、niruγulaqu 地区塔布囊属长秃支系，niügün、qayidaq_a·bayan γoul、kündelen 地区塔布囊属兴西里支系。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除了因特殊情况向皇帝进献马匹以外，尚未发现塔布囊集团分担阿勒巴的案例。 四、六翼及其承担的阿勒巴（一）六翼名称及分布 关于六翼的具体名称，道光十年的一份旗内布告文中有明确记载： 令六翼长等。今冬进京所需乌拉已交给你等六翼准备。现于本月十四日开始首班四台装车。依次为右翼三台，左翼一台车。十九日装左翼两台，伯尔克、海达哈六台，乌巴·锡尔哈翼两台车。二十五日装乌巴·锡尔哈一台，努鲁儿虎三台车。i 六翼分别为 ǰegün γar（左翼），baraγun γar（右翼），berke γar（伯尔克翼），qayidaq-a γar（海 a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土默特》，第 25 页。 b关于喀喇沁地区的达玛拉塔布囊一职，齐英在前揭（ブレンスド 2014）中认为达玛拉塔布囊即族长，喀喇沁右翼旗的达玛拉塔布囊人数在十人左右。并否定额定其劳认为人数更多的观点。但是事实上喀喇沁右旗除每个塔布囊支系都设有族长以外，还设达玛拉塔布囊数人，就喀喇沁右翼旗而言，仅乾隆二十年的文书中就出现达玛拉塔布囊二十余人。 c 乌成荫编著：《喀喇沁乌梁海部落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241–267 页。 d 表中族长及达玛拉塔布囊均出现在档案中，不可否认未出现在档案中相应人物的存在，但是能够确定族长与达玛拉为不同职位。 e额定其劳：《清代ハラチン·モンゴルの右翼旗における裁判》，《东北アジア研究》16 号，2012 年，第 167–204 页。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498 光绪三年向外遣使文书。档案中出现的 dumda qoruγ_a（中府）达玛拉塔布囊为乌力吉敖其尔、巴彦贺喜格图二人。以族长名义出现的是乌力吉巴雅尔（扎萨克支）、朝扬多尔济（固山额驸支）、丹森巴拉珠尔（和硕额驸支）、宝音德力格尔（不明）。 f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21 道光三年向外遣使文书。 g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58 乾隆二十年供述记录。档案所记海达哈达玛拉塔布囊为毕希日勒图、莫德勒图、喇嘛扎布、扎木苏四人。505-1-278 嘉庆十八年供述记录。档案所记巴音高勒达玛拉塔布囊为乌伯德格西、乌勒木吉、宝音特古斯三人。 h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59 乾隆二十年向外遣使文书。当时的坤都伦地区达玛拉塔布囊为宝音贺喜格图、安图、阿萨尔、朝鲁门、宝尤岱、济苏台六人。 i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40 道光十年旗内布告文。原文为；wang-un bičig, čurγan γarun daruγ_a nar_ a čakiba. tan-u čurγan γar-ača keregsekü ebülün beyičing-ün ulaγ_a terge-yi nigente čarlaču beledkegülügsen bölüge. edüge angq_ a yabuγulqu dörben terge-yi ene sarayin arban dörben_e tegekü tula baraγun γarun γurban terge, čegün γarun nige terge, arban yisün-e tegekü čegün γarun qoyar terge, berke qayidaq_a eden-ü čurγan terge, öb širqal γarun qoyar terge, qorin tabun-a tegekü öb širqal γarun nige terge, niruγulaqu γarun γurban terge. 达哈翼）， öb širqal γar（乌巴·锡尔哈翼），niruγulaqu γar（努鲁儿虎翼）。其中海达哈、努鲁儿虎两个翼的名称与表 2 中岱青、长秃两个支系塔布囊领地相对应。öb širqal、berke 两个翼从地名上与乌巴河、锡尔哈河、伯尔克河（崩河川）对应。a 《蒙古游牧记》记载：“乌巴河源出妒山，妒山西北流，与西儿虎林河会，又西北入老河。”b 又记载“旗西百里有獐河蒙古名锡尔哈，东北流入翁牛特界”c，可以得知乌巴、锡尔哈两条河流在锡伯河以西与木兰围场接壤处，乌巴河为老哈河西北部支流，锡尔哈河则从东北部流入翁牛特旗，因此也是锡伯地区塔布囊支系领地。伯尔克河在老哈河以东，喀喇沁右旗与敖汉旗接壤处。《蒙古游牧记》记载：“旗东百五十里有落马河，蒙古名伯尔克，源出大斧山，北流至敖汉西南境。”d因此，伯尔克与岱青支系海达哈·巴音高勒翼相邻。而左、右翼不是地名，因此难以推测该两翼具体位置。 但是，从塔布囊领地分布来看，老哈河以东地区的北部属海达哈·巴音高勒塔布囊领地，南部属努鲁儿虎塔布囊领地。旗东南与喀喇沁左翼、土默特右翼三旗接壤处土里根、叶柏寿地区亦为长秃支系领地；老哈河以西纳林·坤都伦河为止，为坤都伦塔布囊领地，纳林·坤都伦河以西均属于锡伯河塔布囊领地。因此，左翼指位于该旗东南角土里根、叶柏寿地区长秃支系领地，右翼很可能指的是乌巴·锡尔哈河以东锡伯河地区苏布迪支系领地。而将档案中出现的协理塔布囊与《部落史》中家谱核对后可知，该旗协理塔布囊三人当中，右协理均出自苏布迪支系，左协理均出自长秃支系，另外一人出自兴西里支系。e 综上，大致可以判断苏布迪支系塔布囊领有乌巴·锡尔哈及右翼，兴西里三子领有海达哈·巴彦高勒及伯尔克翼，长秃支系领有努鲁儿虎及左翼。 （二）六翼与苏木之关系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8 乾隆年间旗内布告文可知，六翼分别构成若干个苏木。文中，扎萨克命令旗内 42 苏木准备好军需物品以备使臣前来查看。扎萨克下达命令时，各苏木被分为几个不同单位接受命令。从其文末所附内容来看，除浩特 6 苏木及科布都 7 苏木以外，其他被称为“努图克 29 苏木”当中的 28 苏木能够确定属于六翼。f单独接受命令文的 döri苏木无法确定属于何翼。 表 3 喀喇沁右旗六翼及其所属苏木
也就是说，喀喇沁右旗 42 苏木当中至少 28 个努图克苏木的箭丁分别来自于旗内六个翼，其中苏布迪支系属民构成 8-9 努图克苏木，长秃支系 10 努图克苏木，兴西里支系 9 满 1 半努图克苏木，各支塔布囊统辖之下的苏木数大体相当。因此，努图克苏木在性质上与八旗旗分佐领相似，受该旗三大塔布囊支系分掌。 （三）六翼之阿勒巴 六翼作为三大支系塔布囊属民集团，向苏木提供箭丁的同时，也是一个单独提供阿勒巴的 a关于崩河川即蒙古语伯尔河，参见汪国钧：《蒙古纪闻》，第 186 页。 b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喀喇沁》，第 7 页。 c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喀喇沁》，第 10 页。 d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喀喇沁》，第 7 页。 e 比如乾隆二年任右协理的敏珠拉布坦（minǰuurabdan）是苏布迪曾孙噶勒藏之子，任左协理的阿其图（ačitu）是长秃孙叶柏寿之曾孙。另有一名协理为达尔扎 darča，出自兴西里支系。 f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8（年代不详）旗内布告文，第 40、41 页。 单位。至于六翼承担阿勒巴的具体内容，从以下几则旗内布告文中可见一斑。 表 4 道光八年六翼所承担阿勒巴 a
表 5 道光九年六翼所承担阿勒巴 b
表 6 道光十年六翼所出阿勒巴 cd
表 7 道光十六年六翼所出阿勒巴 e
摊派阿勒巴的事由有以下几种：1. 扎萨克喀喇沁王进京、返旗所需车马及人员费用；2. 扎萨克视察围场所需车马及人员费用；3. 八沟理事司员前来视察或验尸所需车马费用及护卫；4. 安葬去世的扎萨克所需车马；5. 接送堪布活佛所需车马。 a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4 道光八年旗内布告文。 b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36、337 道光九年旗内布告文。 c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40 道光十年旗内布告文。 d旺钦维如布（？—1830），第五任扎萨克噶勒藏孙丹津达尔扎之曾孙，固山额驸。 e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50 道光十六年旗内布告文。 承担数额方面，不同年份的摊派量因事而异，但均由六翼平均承担。四个不同年度旗内布告文出现的六翼阿勒巴在事由与内容上大体相同。而八沟司员或钦差大臣等因公事来旗，事毕后到扎萨克或闲散王公府邸拜访时所产生的费用则由受访者承担。a六翼虽然是努图克 29 苏木箭丁的母体，但是其承担的阿勒巴与苏木箭丁所承担的 dangsa-yin ǰoγus 丁钱、sang-un amu 仓米等不同。从上述阿勒巴分摊事由和内容来看，六翼主要是在旗务中提供乌拉（驿站所需车马）。 五、努图克、浩特、科布都苏木及其承担的阿勒巴 前文已提及努图克苏木是以三大支系塔布囊分掌的六翼属民构成，至于浩特和科布都苏木，笔者目前虽不能完全阐明其性质，但可作如下推测：浩特苏木目前能确认四个，分别是锡伯浩特、老哈浩特、尼楚珲浩特、新浩特。档案中以“五个浩特的六个苏木”“诺彦、阿哥们的浩特”等形式出现，浩特的管理者被称为达鲁噶和舒楞额。有关新浩特，《蒙古游牧记》记载： “新城者以别于辽金元故城也。置新城卫，周十里，东西三里，有奇门五，蒙古名喀喇城。土人称为黑城。又曰青城乃新城之讹也。”b据此，浩特很可能是在之前的卫所驻地形成的城镇，拥有爵位及府邸的塔布囊家族亦居住在浩特。因舒楞额也参与其管理，浩特苏木应该是以城居旗民以及部分塔布囊家庙所属沙毕构成的。从名称可以推测，锡伯浩特应该是苏布迪支系塔布囊领地内的浩特，老哈浩特应该是衮达赖、古永支系领地内的，尼楚珲浩特是岱青支系领地内的，新浩特尚不明确。 科布都苏木掌管者被称为包衣达（满语包衣是指家奴，包衣达即家奴之长官），喀喇沁三旗档案中频繁出现 ger-ün kebüd 皆指家人或家奴，而科布都苏木则有可能以家奴构成。下面同样利用道光八、九、十、十六年的旗内布告文对三者的阿勒巴进行对比。 表 8 道光八年努图克苏木所出阿勒巴
表 9 道光九年努图克苏木所出阿勒巴
a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359 道光十七年旗内布告文。 b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2《喀喇沁》，第 7 页。
表 10 道光十年努图克苏木所出阿勒巴 a
表 11 道光十六年努图克苏木所出阿勒巴 b
需要说明的是，努图克、浩特、科布都苏木均统称为扎兰苏木。所以布告文内向扎兰苏木摊派的阿勒巴无法区分具体被摊派到哪一类苏木，因此同一年度的扎兰苏木阿勒巴在三类苏木名下均会出现。为便于分辨，三类苏木特有的阿勒巴以楷体字书写。 从表 8 至表 11 看，摊派阿勒巴的事由有以下几种：1. 上贡奶食品；2. 甘珠尔诵经会所需燃料及奶食；3. 扎萨克、福晋葬礼所需诸项；4. 驻雍和宫、多伦诺尔喇嘛钱粮；5. 看守向皇帝进贡的马匹；6. 赴京取历书；7. 向旗仓纳米；8. 为旗仓还债；9. 为锡勒图库伦供白米。 其中上贡奶食品以及向甘珠尔诵经会提供燃料、奶食两项为努图克苏木特有的阿勒巴（楷体字部分）以外，其他均为所有扎兰苏木平均承担。虽然上贡奶食一项由努图克苏木承担，布告文中却以八扎兰为单位摊派。为此，此项在原则上应属于所有扎兰苏木承担。然而考虑实际情况，有条件提供奶牛者可能只有努图克苏木箭丁。另外，甘珠尔诵经会也是为全体旗民祈福的佛教例行之事，也由各塔布囊努图克内苏木承担一部分开支。接下来是浩特苏木在以上四年间所出的阿勒巴。 表 12 道光八年浩特苏木所出阿勒巴
a 指喀喇沁右旗闲散辅国公拉旺里克森。 b布尼雅巴拉（？—1836），喀喇沁右翼旗第十任扎萨克。
表 13 道光九年浩特苏木所出阿勒巴
表 14 道光十年浩特苏木所出阿勒巴
表 15 道光十六年浩特苏木所出阿勒巴
从表 12 至表 15 看，浩特苏木承担的阿勒巴事由为：1. 视察木兰围场所需食物、灯油、奶酒；2. 钦差大臣前来祭祀喀喇沁王陵；3. 扎萨克随皇帝前去盛京所需奶酒；4. 扎萨克葬礼所需食物、奶酒；5. 驻雍和宫、多伦诺尔喇嘛钱粮；6. 扎萨克葬礼所需诸事；7. 赴京取历书；8. 为锡勒图库伦供白米；9. 为旗仓还债；10. 向旗仓纳米等。 其中浩特苏木单独承担的有：为视察木兰围场的王公提供猪、灯油、酒类等宴会所需物资、喀喇沁王舍利运至祖陵时提供宴会用肉类、扎萨克前往盛京时提供宴会用奶酒等。另外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喇沁右旗档案 505-1-142（乾隆二十二年旗内布告文）还能看到浩特苏木提供鸡、鸭、鹅、扫帚、茶叶、荞面、煤、灯油（ǰulan tosu）、饽饽等宴会所需物品。相比之下，浩特苏木提供的物资比努图克苏木与六翼的种类丰富且具有商品性质。这表明，浩特苏木与六翼（努图克苏木）同属于各支系塔布囊，在同一事务中六翼承担乌拉，浩特苏木承担宴会。浩特苏木属民主要集中在卫所而形成的城镇或塔布囊府邸、家庙周围，一些商品化物资较容易获得。同时期科布都苏木所出阿勒巴情况如下： 表 16 道光八年科布都苏木所出阿勒巴
表 17 道光九年科布都苏木所出阿勒巴 a
表 18 道光十年科布都苏木所出阿勒巴
表 19 道光十六年科布都苏木所出阿勒巴
a 时任卓索图盟副盟长端约特多尔济。
从表 16 至表 19 看，科布都苏木单独承担的阿勒巴主要有：1. 从热河接送堪布活佛a到喀喇沁王祖陵；2. 喀喇沁王去祭拜祖坟所需乌拉；3. 喀喇沁王前去会审所需乌拉；4. 王爷福晋葬礼所需等。其他各项则与努图克、浩特苏木相同，均为扎兰苏木全体以满、半之分平均承担的阿勒巴。从三类苏木各自专门承担的阿勒巴来看，关系旗内全体贵族和旗民的阿勒巴由努图克苏木与浩特苏木承担，喀喇沁王家族内部事务则由科布都苏木承担。 结语 本文以清代内扎萨克喀喇沁右旗的阿勒巴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旗内承担阿勒巴的组织、阿勒巴的内容等，发现该旗社会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对解释引言部分所整理的前人研究之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清代喀喇沁右旗统治阶级—兀良哈氏塔布囊分别为北元末期朵颜兀良哈大塔布囊苏布迪杜棱、岱青和硕齐、长秃三大支系后裔。其中扎萨克一支（苏布迪支系）分布在旗地西半部分的锡伯河流域，岱青和硕齐支系分布在旗地中东部的乃林·坤都伦河及伯尔克河流域，长秃支系则分布在旗地东南部的努鲁儿虎山脉附近区域。各分支分别设有族长数名，族长以下按居住村屯为单位又设达玛拉塔布囊数名管理贵族塔布囊相关事务。另外，该旗所设三名协理塔布囊亦分别出自上述三个塔布囊支系。 从旗内三大塔布囊集团与六翼之间的统属关系来看，扎萨克一支只掌管乌巴·锡尔哈翼及右翼，两支闲散塔布囊分支——岱青和硕齐和长秃支系分别掌管海达哈·巴彦高勒、伯尔克、努鲁儿虎、左翼等四翼属民，表明清代喀喇沁右旗仍为朵颜兀良哈领主势力的联合体。三大支系塔布囊分掌的六翼属民构成四十二个扎兰苏木中的二十九个努图克苏木，六翼向努图克苏木提供箭丁的同时又专门承担旗内事务中的乌拉阿勒巴（驿站所需车、马、驿差等）。浩特苏木则有可能是以塔布囊所属城镇居民或其家庙所属沙毕纳尔组成，苏木数在五到七个不等。因居住在城镇、寺庙等商业较发达地区，所以浩特苏木提供的阿勒巴当中商品化物资居多。然而，其统属关系与努图克苏木相同，均为三大支系塔布囊分掌的属民集团。科布都苏木则与努图克、浩特两类苏木不同，是专属于喀喇沁右翼扎萨克郡王家族的家奴集团，喀喇沁右旗有七个科布都苏木。 向清朝中央提供的阿勒巴以该旗四十二个扎兰苏木为单位摊派。然而旗内部在阿勒巴分摊上却有更为细致的分类，这种分类恰恰反映出旗内部社会结构的多元性质。向国家提供的阿勒巴以及旗内各项公共事务开支多由努图克苏木与浩特苏木承担，但是两者阿勒巴内容有所不同，努图克苏木承担的阿勒巴多为本地土产，浩特苏木所承担的多为通过交易获得的商品化物资。科布都苏木则主要承担喀喇沁王家族祭祀与王府接待相关事务。努图克、浩特苏木与科布都苏木在阿勒巴承担上呈现出的这种差异与杉山清彦所主张的八旗制度内“旗分牛录”（又称外牛录）与“包衣牛录”（又称内牛录）之间的差异有诸多相似之处。 从清朝国家角度来看，喀喇沁右旗的四十二个苏木均为清朝任命的扎萨克—扎兰—章京管理体制下的“扎兰苏木”，因此表面上体现出井然有序的一元化管理体制特点，与此同时其内部却仍保留着兀良哈氏族集团内部 a 指参直合堪钦洛桑达结，前藏地区名列前茅的格西。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第 311 页。 分封导致的多元权力结构与统属关系。这也是北元以来各自领有“鄂托克”属民集团的朵颜兀良哈大小领主既有的权力结构及其统治下的不同身份阶层属民，在吸收清朝编设的苏木（佐领）后，在“盟旗制度”的外衣下按其原有的社会原理运作的体现。  References Baiyushuang, “A Study of the Social Change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from 18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_ Regarding the Banner System and the Bannermen in society in the Qaracin area as an example,” Ph. D. cliss. ,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2007. 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Anduo zhengjiaoshi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A-mdo), Gansu renmin chubanshe, 1989. Burinsod, “The Alba’s registation documents of Kharachin mid Banner in the Qing”,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1) 2018. Burinsod (Qi Ying), “Tabunang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in the Society of Inner Mongolian Banner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 Case of the Three Qaracin Banners.” Inner Asian Studies (28) 2013. Burinsod (QI Ying), “On the Allotment of the Retainers (sui-ding) in the Mongolian Socie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Qing Times: The Case of the Middle Banner of Qaracin of Inner Mongolia.” Bulletin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Mongolian Studies (44) 2104. Erdenchuluu, “Justice in the Right Banner of the Qaračin Mongols in the Qing Period.”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6, 2012. Futaki Hiroshi, “Tribute and Corvee of Banner man among the Qing era Mongolia.” Inner Asian Studies (1) 1984. Hurca, “A study on the Karachin Right Banner’s Monasteries and Lamas during the Qing,”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n Normal University, 2006. vol. 1. Nakamura Atsushi, “Mongolian Sumu Districts Under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Left Wing Rear Banner of Qalq-a Tusiyetu Qan Ayimγ.” The Toyo Gakuho, 93 (3), 2012. Oka Hiroki, “An Essay arou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Administrational Structure of Qing Era Mongolia.” Studies of Mongolian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outlook. Edit by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2011, 256-275. Oka Hiroki, Study on ciγulγan and qosiγu of Qing era Mongolia, Tokyo, 2007 Oyunbilig, “Guanyu Duoyan Wuliangha ren de ruogan wenti” (Studies on the Doyan Uringhai’s history), Mongolian History Studies, Vol. 7,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1-233. Oyunbilig, Menggu Youmutu (History Map of Mongol Banner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giyama Kigohiko, The Formation of the Daiching Gurun and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Nagoya University press, 2015. Sh. Natsagdorji, Khalka Mongols Under the Qing Control (1691-1911), Ulaanbaatar 1963. Sh. Natsagdorji, The Right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among the Mongols. Ulaanbaatar 1972. Sh. Natsagdorji, Sumu QamjilaG-a Sabi Arad (Mongol Commoners in Banner Society) . Ulaabaatar 1971. Ts. Nasanbaljir, Outer Mongolia’s Alba to Qing 1691-1911. Ulaanbaatar 1964. Wangguojun, Maxi, Xushiming edited, MengGuJiWen (The Chronicle of Mongols), Neimenggurenmin Press, 2006. Wuchengyin, Kalaqin Wulianghai buluo shi (History of Kharachin Uriyanghai), Neimengguwenhua Press, 200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