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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蔡公湛 近现代江西新建籍著名文人蔡公湛，是中央文史馆第一批馆员，在诗词、书画、鉴藏、教育、交通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其于古玉鉴赏有独到之处。他与不少近现代文化名人交游甚笃，是叶恭绰、陈师曾毕生的挚友。然而，因为生前既未任高官，也不谋文名，于是渐渐被世人遗忘。2001年启功先生主编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描述蔡公湛的内容仅一百多字，云： 蔡可权，号公谌，江西新建人，1881年生。清秀才，江西心远学堂毕业。历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秘书，津浦铁路局课员、课长、秘书和北京公路局秘书等职。曾参加北京稊园诗社。 1951年12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3年1月4日病故，终年72岁。 蔡可权著有《或存草诗文》《获古录》《阴符经初解》《墨子浅说》等。所著《道德经玄赞》曾获得著名诗人陈三立赞赏。[1] 此传略不仅将蔡公湛的字误写为“公谌”，与心远学堂的关系不确，而且所记出生年也有问题。何况不足两百字的“传略”进一步说明了今人对这位近现代学者知之甚少。至于各种拍卖图录中有关蔡公湛的介绍更是简之又简，且相互抄袭。笔者有幸拜读了蔡公湛的存世诗集《或存草》，感慨于其作为中下层文人的艰辛以及对诗心文道的执着，因竭力搜集相关资料，略有所得。现就其家世及生平做一考索。 一、父系家世 蔡公湛（1882—1953年，谱名恒权），名可权，字公湛，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新建大塘蔡氏系河南济阳蔡氏支脉，其始迁祖为北宋太宗朝进士蔡斌，至蔡公湛已传32世。蔡公湛的祖上素重耕读。其曾祖蔡棠芝（1802—1860年，谱名朝联），字春芳，邑庠生出身，曾任广东高明县知县。蔡棠芝的两位夫人叶氏和陶氏生了六子二女，蔡公湛的祖父蔡逢恩（1832—1898年，谱名有注），字解书，为朝联公次子，正室叶氏出。蔡逢恩颇具科名，曾获县试第一，咸丰己未年乡试第26名举人，历署广东德庆、海丰、开平、茂名、博罗、新会、扬阳等州县，特授高明县知县花翎运同衔。蔡逢恩先娶吴城国学生章际利之女，继娶上元县花翎四品衔补用知县李达仁长女。在现存资料中，有一部1922年由蔡公湛编订的《蔡母李酞夫人八秩寿言集》[2]，正是这位李夫人80大寿时各界名流贺寿诗文的合编。 蔡逢恩生一子二女，子蔡道炳（1865—1898年，谱名道昺），字灿如，即蔡公湛的父亲。蔡道炳为附贡生，光绪戊子科堂备、翰林院待诏、敕授登仕佐郎。蔡道炳首娶南城刘维桢次女，即蔡公湛的生母（南城刘家将于下文述及），生二子二女，蔡公湛为长子。次子恒构，字肯臣，生平不详。长女嫁南昌县人、广东感恩县知县杨昭农长子杨瑞，次女蔡淑荃嫁南昌县人、江苏补用知县杨国颐长子杨元瓒。而杨国颐的夫人刘凤霄正是刘维桢的长女。蔡道炳继娶安徽庐江县人、江西广丰知县刘友鄂四女。生一女，嫁顺天宛平人、江苏泰兴知县俞郡长子俞大桑。而俞郡之妻则是蔡逢恩的长女、蔡道炳的亲姐妹。 《济阳永修新建蔡氏支谱》关于蔡公湛的条目，载： 恒权 道昺长子，行一二一，国学生，心远中学毕业，清民政部主事，民国十年荐任交通部秘书兼参事行走，币制局秘书兼营机要科事务，五等嘉禾章，津浦铁路管理局文课主任兼全国铁路协会编辑主任，中华全国文字改革委员副主任。名可权，字公湛，生于清光绪壬午年七月廿二日申时，娶安徽泾县花翎江西试用知府胡夏女，生于清光绪辛巳年又七月廿九日子时。均殁葬。子一安祜，女一名房特。生子一，安祜。 此处有几个细节尚需进一步说明。其一，关于蔡公湛的生年，上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一书记蔡公湛生于“1881年”，并为各种拍卖图录所征引。现据《济阳永修新建蔡氏支谱》可知，蔡公湛“生于清光绪壬午年七月廿二日申时”，“光绪壬午年”为1882年，虽族谱多以阴历纪年，但“七月”在年中，不存在阴历和阳历换算的误差。此外，另有一份国家图书馆藏的《蔡公湛墓志》拓片，内容出自其好友叶恭绰之手，上有墓主明确的出生时间：“生于一八八二年。”可与谱载互为参证。 其二，关于蔡公湛的出身，谱载为“国学生，心远中学毕业”，或应分而论之。清代国学生多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一般为官宦子弟。蔡公湛祖上都有功名，入国子监实属正常。在一份《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之“民政部主事”名录中，有“蔡可权，江西新建人，监生”条，可与“国学生”相印证。可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称其为“清秀才”是一种附会。而“心远中学毕业”一说恐系误传，下文将予以辨析。 陈三立为《或存草》所作序言中称蔡公湛为“姻家子”，蔡陈两家如何成为“姻亲”则未做解释。从上文所辑蔡氏家谱内容大抵可以做一推测，散原老人称蔡公湛为“姻家子”，可能与顺天宛平俞家有关。蔡逢恩的长女（即蔡公湛的姑母）嫁给了顺天宛平的俞郡；而蔡道炳的小女（即蔡公湛的妹妹）又嫁给了俞郡的儿子俞大桑，则蔡俞两家是“亲上加亲”的姻亲关系。陈三立的第二位夫人俞明诗虽曰祖籍浙江绍兴，但从其高祖开始便迁往顺天宛平，其兄俞明震即在宛平参加科举考试。传统社会重家族亲缘，俞郡与俞明震既然同为顺天宛平俞氏，当属同宗。那么说来，陈三立视蔡家为姻亲也合情理。 另据家谱信息发现，蔡公湛6岁丧母，16岁丧父，少境可怜。散原老人言“公湛甫弱冠，为孤儿，事大母至孝”，所指即此。 从上述关于蔡公湛父系家世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其祖上重视科考，虽算不上官宦世家，但当属书香门第。从身份看，出身止于举人，所担任的也都是地方官员。因遵循“门当户对”的联姻原则，所以其母系家世的情况也大抵相近。 二、母系亲属 蔡公湛的生母刘氏（1862—1888年），南城人。其父刘维桢（1832—1917年）曾任广东恩平、鹤山、高要、石城、新会等地知县，后升任肇庆府知府兼肇罗阳兵备道，赏戴花翎加三品衔。刘维桢子女众多，成年者有四子五女，分别为长子刘凤起、次子刘凤锵、三子刘凤耒、四子刘凤岐。其中刘凤起和刘凤耒分别为进士和举人，刘凤锵为郡优廪贡生，刘凤岐为邑优增生，可见在重视教育方面与蔡家如出一辙。长女刘凤霄嫁南昌杨国颐，次女即蔡公湛的母亲，三女嫁湘阴徐孝幹，四女嫁鄱阳张宝贤，小女嫁南丰揭传治。所适诸家，均为书香门第。 在蔡公湛的诸位舅父中，对他有影响的是刘凤起和刘凤锵二位。刘凤起（1867—1933年），字未林，亦署未霖，号真庐居士、未道人、威禅居士、金楼峰樵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举人，翌年参加光绪廿九年癸卯科会试，中二甲第26名，殿试第37名，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曾赴日本考察法政，回国后“乞假归养”南昌，先后任江西省教育总会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省君主立宪咨议局议员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西民政长，此后一度游宦浙粤。1922年起，绝意政坛，寓居沪上，以鬻书卖画为业。刘凤锵（1869—1917年），字玉珩，郡优廪、贡生，刘维桢次子，生平资料有限。 蔡公湛少年时可能随刘未林、刘凤锵两位舅父学诗。叶恭绰在《或存草》序言中有云：“吾少随先君子至赣，学为诗，首得刘未霖玉珩昆仲，又介其甥，是为吾识公湛之始。”[3]据《叶恭绰年谱》，叶恭绰于1893年13岁时随父亲到南昌。[4]他所说的随刘未霖、刘玉珩昆仲学诗当在此间。另据《刘凤起家传》，刘未林在中举前，长年与二弟刘凤锵“到各地教授弟子，藉束脩之资，寄助家用，远近皆闻南城有‘双凤’之名”。此二处的记述可以互证。刘未林、玉珩昆仲既在南昌课徒，近在咫尺的外甥蔡公湛定然受其指授，否则叶恭绰“是为吾识公湛之始”的说法便无从谈起。 蔡公湛成年后与其舅父刘未林之间常有往来，现存史料中可窥一二。《或存草》卷尾有刘未林所作扇面一帧，后有蔡公湛手书跋语，云： 母舅刘未林先生为余绘就范伯子诗扇之一面，并题和韵一律。庚子迄今四十八年矣。宝藏甚谨。兹于或存草印成，检此影片附存卷尾，藉志景行。丁亥长至。可权。[5] 此处“庚子”当在1900年，彼时蔡公湛年方舞象，刘未林也尚未中举。是年7月，蔡公湛得范伯子自书诗并跋，极为宝爱，此处所谓“为余绘就范伯子诗扇”，应与此有关。1929年蔡公湛请陈三立为所藏范伯子书迹题跋，并以珂罗版印行若干册，封面题签“两琮室藏范伯子遗墨”也出自刘未林之手。而在刘未林存世诗稿中，有《蔡甥可权以所作诗词附书来喜畣十六韵》一诗，内有“吾甥弱喜慧且淳，择益师友严畦畛。计不觌面秋复春，迩览文词清且新”。可知甥舅间碰面虽不多，但时有书信往来。1933年刘未林逝世时，蔡公湛有诗敬挽。由此可见，他们甥舅之间不仅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而且蔡公湛对这位舅父是心存敬爱的。 在母系亲戚中，蔡公湛颇为崇敬的长辈还有他的姨父杨国颐。杨国颐（1860—1923年），字仪臣，南昌人。“由明经议叙知县”，“分发江苏综管公币会计”，后改调陕西，宣统年间补授陕西神木知县。如上文所述，杨国颐的夫人刘凤霄乃刘未林的大姐，是蔡公湛的母亲南城刘氏的亲姐姐。蔡公湛的二妹蔡淑荃又嫁给了杨国颐的长子杨元瓒，因此蔡杨两家也是“亲上加亲”。 杨国颐《抱璞轩诗存》中留存有一些蔡公湛与他的这位姨父交往的痕迹。杨国颐有诗《盼念公湛甥正切忽闻书到因述别后意作此代书答之》，开篇即云：“月吉江头别，悾惚转客船。”[6]可见蔡公湛与他不仅书函往来，而且还曾探望过。而“盼念公湛甥正切”也说明了杨国颐对蔡公湛的关心和护念。民国九年，蔡公湛的祖母李太夫人八秩寿诞时，杨国颐赋《寿褒扬贤孝蔡姻伯母李太夫人八秩荣庆》四首以贺。而杨国颐去世后，蔡公湛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书丹篆盖。1939年，杨国颐的子女为其父刊刻遗诗，辑为《抱璞轩诗存》，蔡公湛为之作跋。上述诸事，足见这对甥丈之交谊绝非泛泛。 由上文对蔡公湛家世的梳理可见，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都有重读书的家风，而且除了其舅父刘未林外，所取得的功名也都不高，多为中下层官吏。这种家庭背景可能对蔡公湛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很难如豪门望族子弟一样从祖辈父辈处获得大量资源，并借以为后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将秉承崇文重教的家风，毕生与诗文、教育等文化事业打交道。 三、心远学堂的“共同创办人” 关于蔡公湛与心远学堂的关系，见诸各种资料的有三种说法，除了上文提及的《济阳永修新建蔡氏支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称蔡公湛“心远中学毕业”外，还有“教员”说及“创办者”说。究竟哪一种（或多种）说法比较准确呢？ 有关心远学堂肇始，各种资料中的说法比较一致，即由严复高足、江西末代解元熊元锷及其堂兄熊育钖，联合夏敬观、蔡公湛、邹叔忱等人创办于南昌东湖边熊氏私产平远山房，初名“乐群英文学堂”。现可见最早的史料是黄炎培的记述： 私立心远中学堂，清光绪二十七年创办，堂长熊育钖。地点开始在城内东湖边平远山房，为熊氏私产，现已建筑新校舍于省会三道桥憩云庵。此校动机始于光绪二十七年熊元锷(光绪癸卯科解元)及熊育钖兄弟，受严几道先生之熏陶，为高足弟子，在省创办英文学塾。至二十八年，改为乐群学堂。育钖为堂长，锷擘划一切。捐资赞助人蔡可权、熊正瑗、夏敬观、邹凌沅、张浩等。至三十年，改称熊氏英文学塾，费用由熊氏捐助。至三十一年，停科举，乃改称南昌私立心远中心学校，向官厅立案。[7] 根据这一记述，熊元锷、熊育钖兄弟于1901年创办英文学塾，次年改为乐群学堂，1904年改为熊氏独立捐助的英文学塾，1905年改称心远中心学校。至于蔡公湛等人，只说为捐资赞助人。相比较而言，熊育钖研究者薛隆基的叙述更富“情节性”： 1901年，元锷联络堂兄育钖、育镐以及新建夏敬观、蔡公湛、高安邹叔忱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以研修西洋实科及语言为主的新式学堂——“乐群英文学堂”。并征得熊氏家族同意，借用熊氏位于南昌市东湖滨环湖路口的平远山房家塾为校址。[8] 这里的“共同组织”与上引的“捐资赞助人”可以相互参考，以推测蔡公湛等人在心远学堂的肇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近20年出版的著作看，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了“共同组织”的说法，将他们视为“共同创办人”。只不过有些学者将创办时间确定为1898年。仔细分析，“共同组织”或“共同创办”在强调肇始之功，而“捐资赞助”则强调具体参与的方式，二者并不矛盾。为从多数说，在此不妨视蔡公湛为心远学堂的“共同创办人”。 认为蔡公湛曾为心远学堂的“教员”的，仅见于《江西省人物志》，其中“熊元锷”条下云：“光绪二十四年（1898），熊季廉与其堂兄熊育钖、高安邹叔忱、新建夏敬观创办乐群学堂，地址在南昌城北湖东岸灵应桥附近。有学生百余人，熊季廉为校长，熊育钖为学监，聘蔡公湛为教员。”[9]这里关于心远学堂创办的说法，与其他资料类似，唯蔡公湛的身份别为一说。照理以蔡公湛“监生”出身的身份，聘为学堂教员也无不可。但据笔者所查阅资料，再无旁证，因此颇为可疑，存此俟考。 上述关于蔡公湛心远学堂“共同创办人”的举证似乎已说明“心远中学毕业”一说的错误，因为某一学校的创办者之一同时又入该校读书，在逻辑上很难讲得通。而陈三立的《崝庐坐雨寄怀城中乐群学舍熊季廉蔡公湛》一诗或可佐此推断。从诗题可知，彼时熊元锷和蔡公湛皆为“乐群学舍”中人，说明此诗写于心远学堂更名之前。而陈三立将二人并置于题目中，说明二者的身份应当相近，同为“创办人”的推测显然更为合理。 心远学堂在20世纪初期与天津南开、长沙明德并列为国内三大私立中学，堪称江西近代新式教育的滥觞。蔡公湛附列“创办者”，可视为其热心教育事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之一例。他大半生投入其中的交通事业，也可与此等而视之。 四、民国交通界的元老 据王咨臣先生《蔡公湛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后，蔡公湛一度被聘为吉林财政厅秘书，“其后，先后为津浦路文书者三年，中经张远伯、徐端甫荐为交通部秘书，擢参事上行走”。一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僦居北京，不复出”。 此《事略》称蔡公湛“经张远伯、徐端甫荐为交通部秘书”颇有令人费解之处。蔡公湛的好友叶恭绰早在1906年起就在铁路部门任职，民国元年任铁路总局局长兼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1913年和1917年两次出任交通次长，1920年、1921年、1924年三次任交通总长，为什么不是由他来推荐蔡公湛呢？难道是为了避嫌而特意让张志谭和徐世章作为推荐人？无论如何，蔡公湛在交通铁路部门任职，少不了叶恭绰的“照应”。但他的确也兢兢业业，在所任岗位上均有所作为。 《蔡公湛先生事略》中“吉林财政厅秘书”的职务已无可考，而交通部的经历则有不少史料可互证。1921年《交通公报》第56期刊登《交通部令三一九号》，载：“秘书罗述祎、蔡光勋、蔡可权、严松章现经呈准叙列三等，应均给第二级俸。此令。中华民国十年六月二日。”[10]可见担任秘书一职应在此前。而此后不久，蔡公湛等人又被任命为“参事上行走”。据《交通史总务编》“交通部参事上办事行走任事各员名表”显示，蔡公湛与冯文煜、罗述祎、蔡光勋、严松章等12人于“十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参事上行走”。[11]有趣的是，次年这几位秘书似乎有一次集体辞职的经历。据《申报》1922年1月载：“交通总长叶恭绰呈：秘书罗述祎、蔡光勋、蔡可权、严松章恳请辞职，应照准此令。”[12]而在蔡公湛1923年为其姨父杨国颐撰写的《清封资政大夫杨公怡臣墓志铭》中，其自署的头衔为“交通部秘书兼参事上行走”[13]，可见辞职的时间不会很长。另据1925年《交通部令第七七○号》，蔡公湛被授予交通部一等二级奖章[14]，但未云所担任职务。 虽然上述诸事多发生于1921年至1925年间，但蔡公湛与铁路交通的联系最迟可追溯到1917年。1917年出版的《铁路协会会报》第54—55期，出现了署名“蔡可权”的三篇文章。《铁路协会会报》是一本铁路专业月刊，由铁路协会主办，其前身是《铁路协会杂志》，自1913年第10期起改为《铁路协会会报》。彼时铁路协会的会长为梁士诒，副会长正是蔡公湛的至交叶恭绰，而上文提到的徐世章（端甫）为《铁路协会会报》的编辑。[15]从1917年第54—55期起，至1920年第88期止，蔡公湛在《铁路协会会报》上一共发表了31篇文章和诗作，其中涉及铁路交通的评论性文章7篇。此外，1930年至1931年间，蔡公湛还在《铁路月刊：津浦线》上发表了“工作概要”一类的文章数篇，可能与津浦路的工作有关。 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可以留存，而做过的事情若无记录便无从可考。因此，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蔡公湛在交通部秘书任上的作为和业绩。但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叶恭绰任交通总长期间的诸多举措，必然也包含着蔡公湛的一份汗水。现立于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九里堤校区学术交流中心旁树林中的一块石碑可视为一个小小的旁注。1947年，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唐山工学院为庆祝建校51周年暨唐山复校42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北平校友会为此特捐赠了一块纪念碑，其碑文内容正出自蔡公湛之手，云： 路政肇兴，溯在清季。兼筹采矿，设校伊始。唐山西郊，爰奠校址。缔造宏规，袁胡创议。叶公绾领，久膺艰巨。罗熊赵章，刘孙茅李。先后长校，群贤继起。恪共乐育，实事求是。顾伍复校，备极劳瘁。卌二年中，斐然足纪。中经移徙，载历颠沛。学成致用，千百济济。猗欤盛哉！母校万祀。[16] 文中提到的叶恭绰、罗惇融、熊崇志、赵士北、章宗元、刘式训、孙鸿哲、茅以升、李书田、顾宜孙、伍镜湖等人，不少与蔡公湛有交往，加上交通部的任职经历，此纪念碑由他来撰写当有其道理。彼时蔡公湛正“僦居北京”，过着传统文人的生活。 五、文人生活 因为蔡公湛颇为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后人很难对他的身份做出清晰的界定，诗人、教育家、鉴藏家，甚至官吏都可视为其身份之一。但在传统的语境中，表达其身份最贴切的词应该是“文人”。这大抵可从其诗词吟咏、文友唱和及文玩鉴赏等方面得以体现。 吟诗是传统文人的主要特征之一。蔡公湛出身仕宦家庭，从小受到祖父及父亲熏陶，后又随舅父刘未林、刘玉珩昆仲学诗，可谓家学渊源深厚。光绪戊戌己亥间散原老人居南昌时，蔡公湛常登门拜谒求教，因而又是陈门弟子。现存蔡公湛诗集《或存草》，1947年由其子蔡牖、女蔡扆手抄，桐城左德襄校印。在《或存草自跋》中，蔡公湛称自己“束发受书即耽吟咏”[17]。而《或存草》十卷所选诗稿，始于庚子（1900年），迄于丁亥（1947年），从未间断。早在1932年，散原老人便为蔡公湛的诗集撰写过一篇序言，盛赞他吟咏之不易，云： 然公湛所遭逢羁系之境，务觅食养亲耳。去乡井，劳形神，溷于簿书，杂于贾竖，又当道丧文敝，异说沸腾，与接为构，所以眩耳目，窒天机，而饕性命之情者，日渐月靡，莫可殚究。继自今公湛但课治心之疏密，验为诗之进退，其可矣。[18] 生逢乱世，又从小失去怙恃，家国情愁，皆托诸吟咏，这或许就是散原老人“课治心之疏密，验为诗之进退”之所指。蔡公湛自云： 诗以寄兴，诗以陶情，诗以言志，诗以纪事，诗以讽世，诗以喻道，见深见浅，初无定程，信手操觚，不遑计此。[19] 可见吟诗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这位传统文人自我表达的主要方式。在《或存草》中，有不少关于他具体生活事件的诗篇，现略举数例。如卷一中有《塘沽待潮》绝句一首，云：“昔日思观海，今朝尚待潮。明知归路近，此意正迢迢。”[20]写的正是从天津待渡南归的事。此后连续有《大沽口待发》《渡黑水洋》《游愚园》《黄歇浦》《夜过焦山》《途中口占》《南归待友》等，应是旅途所见所思的写照。卷二有《感赋时与杏岑起虞两从弟俱养疴里门》，写的是在家中养病一事。卷三有《丁巳客京师偶同何辛叔游市肆得一石印篆曰我独守此》，更是一件生活趣事的记录。诗集中如此纪事篇什俯拾皆是，在此不赘。 《或存草》中另一大类是与师友的唱和。雅集和唱和是传统文人间交游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类诗作也可作为蔡公湛文人生活的一项表征。比如《或存草》卷六有《法源寺香雪雅集》一首。“崇孝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法源寺的丁香”被称为京城春天四大花事，此处的“法源寺香雪雅集”大概是蔡公湛与文友在法源寺赏花吟咏，可惜没有诗序，不知更多细节。《或存草》中因参与雅集而作的诗还有：卷三《什刹海修禊分韵得乘字》《展上已陶然亭修禊分韵得都字》，卷七《三月三日玄武湖修禊分韵得均字》《瑾存招集剑庐分韵得竹字》，卷八《三月三日稊园修禊用崔颢上巳诗分韵得水字》，卷九《庚辰六月十九日傅青主先生生日稊园吟集同赋》等。文人雅集往往与结社相关联。上列诗题中提到的“稊园”即是蔡公湛参与的一个诗社，因其社长关颖人在南池子的宅第“稊园”而得名。稊园诗社在民国时期的北京颇有名声。关颖人是民国铁路交通的奠基人之一，与蔡公湛有同事之谊，二人常有唱和。除雅集中的唱和外，见诸《或存草》的还有《和稊园钟山观新种梅原韵》《依韵奉和稊园主人移居》《久旱得雨新荷败而复舒稊园主人喜成二律依韵奉和》《寿关颖人先生六十》等。稊园只是一个例子，通览《或存草》中的诗篇，与师友唱和的占很大篇幅，其中互动较多的有叶恭绰、陈师曾、杨昭俊、陈方恪、陈百学、曹蘅、熊艾畦等。 除了日常吟咏和师友间的唱和，文玩鉴赏也是传统文人乐于参与的活动之一，蔡公湛在古玉金石鉴赏方面颇值得一说。现存资料中，有《或存斋获古录》印谱集一册，录古玺印印蜕四十六方，陈三立题签。蔡公湛有《自题或存斋获古录》诗，曰： 形形同量万参差，制作无非往圣遗。与物为春常自得，取人所弃漫云痴。潜辉岂复神明累，古致真成寄托资。阅世渐知前者贵，抱残守缺我何辞。[21] “取人所弃漫云痴”句可推出此四十六方古玺印应系他自己的收藏。“取人所弃”也体现在蔡公湛的玉石收藏中，他曾记述得两块玉琮的经过，云： 曩居沪渎，偶入市肆，见玻璃匣中有一佩琮，色晦而形古，谛视之，寥寥数刀，峭厉严整，遍沁土与水银。其本质之缜密温润，十九内蕴。询其值，为余力之所及，遂购归。心焉喜之喜焉者，非仅喜得此琮。喜余之取人所弃，亦若拔英雄于草莽间。然噫其缜密温润之蕴于内者，鲜不望望然去之。而余独断为三代器而宝之，殆玩物而未丧志耶！其后复得一黄琮，亦三代器也，因名两琮室。[22] 以“两琮室”颜其斋号一事可见，蔡公湛于玉石鉴藏颇有所得，正如其友人所云，“每见辄出示身所佩古玉，为道其来历，辨其精粗，及其抚摸之勤，藏庋之谨，娓娓然乐而忘倦”[23]。其所著《辨玉小识》一册，从古玉谈起，设“正名”“审质”“辨器”“说沁”“盘法”“释伪”六篇，发于实践，条分缕析，颇为后人推崇。 此外，蔡公湛还常为友人金石书画藏品题跋。由徐世章捐献、现存于天津博物馆的古砚及砚拓藏品中，多件上有蔡公湛的题跋，而近年见于各种拍卖行的也有类似跋语。这些都可佐证他在金石玉器鉴赏方面的名望。 注释： [1] 启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华书局，2001年，第70页。 [2]蔡可权：《蔡母李酞夫人八秩寿言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 [3]叶恭绰:《或存草•序》，蔡公湛:《或存草》，桐城左德襄校刊，1947年。 [4]俞诚之:《叶遐庵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总第158册)，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8页。 [5]蔡公湛:《或存草》，第100页。 [6]杨国颐：《抱璞轩诗存》，上海刊印本，民国二十八年。 [7]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记》，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辑（651），第179—180页。此转引自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教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年，第281页。 [8] 薛隆基:《熊育钖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南昌教育》增刊（1991年），第25页。 [9]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55页。 [10]《交通公报》，第56期，第7页，1921年8月。 [11]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总务编》，1936年10月，第233页。 [12]《申报》，1922年1月9日，第4版。 [13]蔡公湛:《清封资政大夫杨公怡臣墓志铭》，杨国颐:《抱璞轩诗存》，上海刊印本，民国28年。 [14]《交通公报》，第1055期，第1页，1925年10月。 [15]《铁路协会会报》，第10期，第199—200页。1913年7月。 [16]西南交通大学网站之校史栏目。 [17] 蔡公湛：《或存草自跋》，《或存草》，第96页。 [18]陈三立：《或存草序》，蔡公湛：《或存草》，卷首。 [19]蔡公湛：《或存草自跋》，《或存草》，第96页。 [20]蔡公湛：《或存草》，第9页。 [21]蔡公湛：《或存草》，第74页。 [22]蔡公湛：《辨玉小识》，吴大澂等著，宋惕冰，李娜华点校，《古玉鉴定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月，第307页。 [23]熊冰：《辨玉小识•序》，吴大澂等著，宋惕冰，李娜华点校：《古玉鉴定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月，第304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2016年度一般项目“民国文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以江西籍书画家为中心”（16YS0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