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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散文》 文学期刊 谢大光  《散文》杂志创刊号封面 回忆常常困难。一个时代过去了，留下的多是故事，那些涵养了故事的气息，大都随风流散了，只有经历过的人心里明白，有些感受当时未必在意，事后又难以表述，过去就过去了，追忆出来的人和事，免不了经过加工，或有意或无意，“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就是这种感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大事变迭出，那时我已在出版社，出于职业敏感，对报纸文字的变化格外留意，一九七七年秋天，记不得是哪一天，《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散文《临江楼记》，作者名字并不陌生，“文革”前，一篇反响不俗的《第二次考试》，选入中学课本，让我记住了何为；在部队时，读过他的《锦帆集》，很喜欢那种有节制的抒情风格。此调多年不见了，《临江楼记》和接续发表的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让我有老友重逢的感觉。 很想去找何为当面约稿，请他多写一些，出本书。我们的老社长林呐喜欢散文，正在忙着恢复“百花”社的牌子，我的想法得到他的支持。何为与郭风都在福建，也都在忙着筹备恢复省作家协会。见面已是转过年秋天，刚从工厂调来作协办公室的袁和平，到车站接我们。和平父辈是从山东南下福建的，北方口音，夹杂着一点闽语的顿挫，说话全无遮拦，带来一股朝气。 第二天，老郭和老何在鼓山涌泉寺接风，寺里的住持普雨大师也喜欢文学，山色空蒙中，一方茶几，几把竹椅，围坐清谈，话题自然离不开散文。老郭和老何以老作家的敏锐，预感到新时期散文会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建议“百花”创办一份专门发表散文的刊物。当时文坛上把散文写作看得重，小说、诗歌，作者宽泛，一轮到散文，下笔都很谨慎，能出本散文集子，即使专业作家也难得。“百花”在六十年代初那一套“小开本”散文书，之所以受到追捧，除了装帧独到，阵容也了得。一般喜欢散文的作家，能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已经不容易。阵地不足，限制了散文写作的繁荣，“既然诗人们早就有了《诗刊》，为什么不能弄一份《散文》呢？”回来向社领导汇报，林呐说：“想到一起去了。”社里派了几路人马分赴各地看望“百花”老作者，反馈回来的信息，希望创办散文刊物的呼声很高，“看来这件事应该重视”。 四年前，我经手责编过三部散文集，担任终审的正是刚刚被“三结合”的林呐，严谨沉稳、胸有谋略的老林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说“应该重视”，其实已经成竹在胸。百花社老编辑部主任徐柏容，也是个散文“拥趸”，四十年代，徐柏容在报社工作时，曾以“叶金”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散文诗。他与林呐志趣相投，造就了百花社的特色。 “文革”中，老徐受迫害最重，一条腿受伤，不良于行，发配到资料室工作。“百花”的资料室与美术室一样，都是林呐用心经营所在，空间不大，旧书不少，甚至藏有一套郑振铎早年主编的“世界文库”。我常去翻书，见老徐埋头整理报刊，偶尔聊几句，彼此的爱好心知肚明。“百花”酝酿复社，开始还是私下里，林呐到资料室找老徐，悄悄交谈，次数越来越勤，办刊物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待到一九七九年，“百花”重新挂牌前夕，新闻出版署发文，鼓励出版社自办刊物，真真是水到渠成，百花社一下子申报了两个月刊：原创版《散文》与选刊版《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的点子就是老徐首先提出，至今还在支撑着出版社的财务。 一九七九年，注定是百花社开创历史的一年，我的个人命运也就此定下了调调。我的前半生，计划赶不上变化，不管内心萌生过多少志向，被现实生活推着，总是在到处漂泊。上了大学以为前途已定，半路上突生变故，到了部队；好容易磨合出新的兴趣点，赶上“文革”，一切全打乱了；一九六八年从部队复员，分配在出版社印刷厂做工人，刚踏下心来搞技术革新，又被借调到编辑部编戏曲读物，从头学着当编辑。随着“百花”复社，原来被遣散到工厂、农村去的老编辑陆续归队，我的去向被打了个问号，不免有些忐忑。 九月下旬的一天，林呐、徐柏容两位社领导一起找我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有刚从《新港》编辑部调过来的石英。这阵势我还从没见过，两位领导神情严肃，又掩不住一股喜气，老林说，刚接到文件，我们报上去的两个刊物，署里批复同意，要求明年一月创刊，时间很紧啊！社里研究，请你们二位（指石英和我）参加《散文》月刊编辑，当务之急赶快着手组织创刊号的稿件，上海，“百花”老作者最集中，辛苦你们马上跑一趟，登门约稿，把我们办《散文》的宗旨宣传出去。没等我脑子转过来，只听石英问了一句：“可以坐飞机吗？”那个年代，出差乘飞机是相当级别干部的待遇，普通人有特殊需要，单位开证明才能买到机票。林呐略为沉吟了一下，说：“可以。” 上海我不陌生。在工厂搞技术革新，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学习过，住上海大厦，还是上海市毛著办公室安排的；前两年，为王朝闻《论凤姐》书稿听取意见，我与编辑部同事陈玉刚、薛炎文，按照王老开出的名单，走访过沪上一些学者。这一次，明显感到不同，站在那些文人家门口，听得出走过来开门的脚步声轻快了，见了面话也多起来，听说是天津“百花”来的，像见到亲人一样，聊起创办散文刊物，话头更稠了。菡子，这位新四军培养出的女作家，长期在苏南农村深入生活，劈头就说：“办刊物，农民值得关心，抗战时生死与共，今天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她回忆起一九五六年，胡乔木提出“复兴散文”，在北京召开散文座谈会，每位参会者到场，他都一一开门，倒茶。乔木同志强调，散文是一切文体的基础，我国传统文化许多思想精华，体现在散文中。我不相信，搞戏曲的，搞小说的，故事好，文字却不怎么样。不少剧本，少有给人留下印象的语句，就是因为缺乏散文基础。好的散文，每个字都有它的力量。菡子说，鲁迅写出他那个时代的江南农村，我们也应该写几篇称得上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字。在农村生活，感受到苏南乡间语言的魅力，干什么活儿，用什么做比喻，形象极了。要抢救农村风俗中动人的部分，还要写新风俗。 杜宣是“百花”的老作者，一九六四年出版散文集《五月鹃》，在部队时我邮购过，文字优雅明快。当面交谈更觉直爽：“现在不少刊物搞实用主义，单纯追求发行量，只知道靠情节吸引读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文学价值更谈不上。有的作家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大骂一顿，出一口气，发泄发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作家不能只是迎合读者，要对社会前进起点作用，要有文字良心。散文十分重要，看得出作家把握文字的力量。今年跑得多，写得少，沿三峡走行四川、湖北，两次到北京，去了一趟日本。日本散文有的很好，可以给你们写点介绍日本散文的稿子。” 王西彦反映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上半部刚写完，就由“百花”于一九五九年推出，收获不少好评，据说，林呐看过稿子，激动得睡不着觉，骑上自行车在马路上瞎逛。“文革”中，出版社与作者一起遭批判。听我们要创办《散文》月刊，王西彦拍着手说：“对呀。这最适合由‘百花’来办。应该注意抒情性。现在有些作品太硬，总是教训人，硬要牵着读者鼻子走，编造痕迹很明显。好散文读后应该有余味，有点诗意，篇幅不要太长。美术设计精美一些，版面、插图讲究一些，和文稿内容形式相得益彰。” 黄裳住在陕西南路，老洋房；家里养一条大狼狗，进门吓了我们一跳，谈话时，狼狗卧在主人脚边，像只温顺的猫。黄裳书底子厚，以文史随笔见长，文字扎实又不失灵动，对谈起来也只是随便聊天，事后琢磨，却并非泛泛而谈。黄裳说，办刊物，特别是散文刊物，要广一点，杂一点，甚至有些让人吓一跳：这叫散文吗？也应该容许。杂文是散文很重要一种；随笔，陈旧一些，方式不错，内容和现实接触少，需要革新。各地刊物风起云涌，但也有问题，就是重复，大同小异。你们亮出旗帜专攻散文，想法很好。还有一个建议，介绍古典散文，不要搞成《中华活页文选》，不要把读者当成小学生。如果办成语文学习，降低读者水平，那会使人反感。希望有人将五四以来的散文系统评论一下。谈朱自清，可以找王瑶。黄裳早年在天津求学，和周汝昌是南开同学，顺带问起《红楼梦》学界情况。 聊得最快意，是在潘旭澜家。一支烟，一杯茶，不紧不慢的闽普口音，任你什么话题，潘先生都能接上去开聊，除了点烟、续茶，不必间断，一直聊到饭点儿。每次去“复旦”，不论办什么事，总归要到潘宅坐坐。记得最清楚，潘先生强调，办刊物一定要包容，多样化，长长短短都要，三五百字也好，万把字亦可。不能弄得像个花园，只有整齐的花草，没有树。潘先生建议我们拜访一下陈子展先生，“复旦”资深教授、杂文家，主编过《读书生活》杂志，三十年代以文笔犀利著称，在《申报·自由谈》发稿最多，与鲁迅时相呼应。如今八十出头了，闭门潜心研究《诗经》《楚辞》，很少到学校来。 拜访陈子展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瞻望一棵树。老先生从楼上走下来，稳稳地；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眉毛重，斜挑上去，有几分武人之相。听我们说清来意，呵呵笑起来：“你们这个刊物，在三十年代，最适合中青年了，可以训练很多年轻人。廖沫沙、徐懋庸、唐弢，都是这样的刊物培养出来的。李健吾，也是那时出来的，署名刘西渭，写得真好。三十年代出了一大批人。现在关乎中青年的刊物，政治的有，文艺的没有，你们正好补这个空子。老的，没有精力写长篇了，写点经验之谈总可以，不大费力，青年人训练自己的文字，不给他一个地盘发表，就发展不起来。你们刊物胆子要放大一点，善意的开玩笑式的批评，不能只看到火辣，看不到作者的热情，过分计较起来就太愚蠢了。你们这个（刊物）是有用的，积极的，培养人的写作能力，做学问的能力，使其成熟了。” 与我们外出组稿的同时，家里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刊物的封面设计、广告文宣、邮局征订。二十年代初，茅盾曾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如今借用这个题目出选刊，自然请茅公题写刊名最恰当。轮到《散文》，请谁题这两个字最合适，意见就不一致了，还是美术组拿出个主意：谁也不找。干脆到碑帖里选古人的墨宝。美编陶家元原本就是书法家，比对诸家法帖千挑万选，辑出了王羲之的两个行书字，单看倒也没什么特别，拼在一起，却是工稳又不失随意，古雅中带出灵气，就像右军先生专为我们《散文》创刊题写的，大家齐声叫好。有了这样两个字，美编朱欣根又邀请画家孙其峰以淡墨画出梅、兰、竹、菊，逐期铺做底纹，古字名画，相得益彰，封面站住了，发刊词都不必再写，刊物拿在手里，宗旨一目了然。 那时候，出版社办刊物不兴弄一堆人搞个编委会，主编、副主编都不署名。《散文》月刊审批时，自然要报主编，我想只有老林和老徐够格，或许二人共同兼任，石英来了，算是编辑部主任，负责二审，大头兵只有我一个。其实，只要老林在，上下气氛融洽，不论职务高低，刊物大家一起办，组稿、审稿、定稿，实行集体讨论。记得编辑部的第一次例会，确定刊物栏目，散文品类多，各类都来一点，容易办成大杂烩，林、徐提出《散文》月刊以抒情散文为主体，兼顾多样，多样而不杂乱，须在主体之外设若干栏目统起来，具体该设哪些栏目？四个人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老徐说，游记是散文一大类，每期都该有。当年柯灵在上海编《万象》杂志，给游记设了个栏目“屐痕处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搬过来。大家赞同，“屐痕处处”最好每期有两篇，一中一外。既然提起前辈刊物，三十年代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当视为《散文》标杆，“短论”与“速写”之外，“科学小品”“风俗志”等栏目，调剂刊物气息，丰富了色彩，都可以借鉴，又说到杂文，这种长于议论的短文读者欢迎，分量不可少，须有个不俗的栏目，叫什么好呢？每个人都提出自己意见，一时难定，老林说，既然杂文号称海阔天空，以小见大，是不是可以叫“海天片羽”？这个栏题综合众意，听着就爽耳，实在切当，刊物沿用了许多年。 办月刊，节奏紧，一旦正式出刊，总觉着后面有人追着，手里至少备下三期可用的稿子，心里才有点底。开始自然以向名家约稿为主。京津作家近水楼台,季羡林、宗璞、袁鹰、姜德明、玛拉沁夫、鲍昌、王昌定、阿凤，平日常联系；广东秦牧、黄秋耘当时在北京参与新版《鲁迅全集》校订注释，走动方便，为《散文》创刊提供了第一批稿件。九月，上海一行不虚，施蛰存先生最先赐稿，黄裳、潘旭澜、刘征泰、王小鹰、赵丽宏等陆续拿出新作，老一辈作家，暂时不能应约的，也都有回复。柯灵先生身体欠佳，尚记挂约稿事，从华东医院寄来一封简函：“嘱写稿久未应命，深为不安。我原计划长篇，因病因事，停摆已一年，现又为二竖所困，其间还有些非办不可的事。我深凛来日苦短，友朋敦劝，亦均嘱摆脱一切，写完小说再说。正准备出院后编完一文集，即摒挡一切，重拾旧业，一俟小说第一部杀青，再偿各方之债。谨陈衷曲，幸乞垂鉴。”那时候脑子里禁忌少，读到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写的回忆录，文笔好，我是当文学作品读的，读后没容多想，写了封约稿信寄统战部，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事后觉出有些孟浪，也没在意，没想到过了十多天，接到李维汉亲笔复信：“谢大光同志：你来信提出的要求，我现在很难答应。迟复了，很对不起！敬礼！李维汉。” 我心里最想拿到的，还是孙犁的新作，刚一有创刊消息，早早向先生订了“货”。我说《散文》是月刊，吃稿量大，您每期供一篇吧。先生刚刚出版了《晚华集》，写作热情正高，对着我笑而不答。我心里有数。第一期临发稿，先生备好了四则《乡里旧闻》，等着我去拿，第二期又拿出新开篇的《耕堂读书记》，着实让我惊喜。每一次从抽屉里拿出稿子，先生都要叮嘱一句：“你们看看行不行。千万不要勉强。”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坐在先生书房里读一遍，丢下一个“好”字，赶着回去发稿。《乡里旧闻》与《耕堂读书记》，先生心里酝酿已久，作为耕堂晚年写作持续时间最长的系列，在《散文》初创时期轮替亮相，为刊物增色不少。 新凤霞的稿子得来最有趣。本来登门向吴祖光约稿，祖光先生说：“我手里没有现成的。凤霞出不去门，闷在家里写东西，倒是有几篇习作，你们看看吧。她比我写得好。”听先生这样说，新凤霞有些腼腆，犹豫着拿出一沓稿子，我们颇感意外，当场看了几篇。 凤霞在“文革”中左腿被打伤，一九七五年罹患脑疾又遭误诊，半身行动不便，无奈告别舞台。观众始终没有忘记“刘巧儿”，常有“粉丝”写信问候，这一份情谊凤霞感恩在心，又无以回报，旧日的舞台往事、戏中伙伴，凤霞又何曾割舍得下？写写回忆，也算对观众、对自己一个交代。这些文字没有一点儿名角架势，率真朴实，鲜活灵动，每一篇都不长，都有故事，满是天真烂漫的趣味，好读得很。我们当即约定，凤霞的回忆录书稿由百花社出版，从中选了一篇《三笑点秋香》，先行在《散文》推出。辞别时，新凤霞送我们每人一幅她的画作，我挑了一幅梅花。 无独有偶，梅兰芳的公子梅绍武，也正是那时开始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这讯息来自《文艺报》的吴泰昌。泰昌热心支持《散文》，先是拿来老丈人阿英的一篇佚文《女儿节的故事》，又推荐写作与翻译都是硬手的梅绍武。闻讯我即赴西便门拜访。绍武和夫人屠珍都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论起来，屠珍还是天津姑奶奶，娘家来人了，话就多；绍武内秀，耳朵有些背，听屠珍一个劲说个不停，只是淡淡地笑。他大学毕业在天津短暂工作过一段，后到国家图书馆负责进口图书目录，查阅国外有关梅先生的文献得天独厚，他的文思善于把书面资料化开，与亲历的生活细节融在一起。那个下午聊天与组稿双丰收，顺利拿到绍武刚写成的《艺人最重千金诺》，记梅兰芳与美国影星范朋克夫妇的友谊。屠珍说，绍武是个慢性子，写作要她督着，关于梅先生的回忆录，不论多久完成，书稿一定交“百花”出版。意外得到新、梅二人的两篇文字，刊物多少突破了单一的文人气，《散文》创刊号特意辟了一个栏目“艺苑拾英”。 老“燕京”出身，不少学外文的，都有国学底子，中文好，陈乐民也是一个。最初在“对外友协”找陈大远约稿，老陈太忙，答应以后写，当场推荐了陈乐民。乐民欧洲跑得多，笔头健，人很沉静，思维活跃，常有独到的题目，很快写来一篇《巴黎的怀念》。在不长的篇幅里，记下几次到巴黎的特定思绪，踏寻周总理青年时期在巴黎留下的遗迹，“他是属于北京的，也是属于巴黎的。”法国朋友的一句话，留下那个时代牵动人心的一笔。此后，乐民从国外归来，多有新作寄我，他对散文，尤其是中国古典散文兴趣很浓，写过关于韩愈散文的研究文章。多年后，乐民任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成了研究欧洲思想史的大家，他的国学底子，决定了他做学问的初衷，还是在谋中国的发展。 头几期虽说主要靠约稿，但编辑部有个共识：不可忽视自然来稿，刊用稿必须名家与新人并重，只有在自投稿中发现、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刊物才得长久葆有生气。散文被忽视得实在太久了。我们期待更多陌生面孔出现，却没料到来势会这么猛。开始，每天涌来的自投稿用纸箱子盛，后来改成麻袋了，收发室忙不过来，我们不时去帮忙。信封上来稿地址囊括了各个省区，以江苏、湖南居多。这里面有个规律，哪里师范教育办得好，哪里散文作者就多，来稿就踊跃。来稿有的整整齐齐抄在稿纸上，有的随手写在作业簿上撕下来，有的甚至在烟卷盒背面涂几句散文诗寄来……我们本心想每一篇自投稿都过过目，凭着两个人，其实不可能。编辑选稿也凭眼缘，字迹、标题、纸张，第一印象很重要。每当打开信封的那一刻，心里是有期待的，盼着拿到可用稿，眼前面对的，往往参差斑驳，需要沙里淘金，看得多了，练就一个功夫，一篇稿子，只读一段，甚至只凭开头一句，其成色就能估摸个差不多，再决定细读、浏览还是放弃。 我们送上去的稿子，老林和老徐都仔细看过，创刊号定稿会上，意见没有大的出入。林呐问我们：“你们看过的稿子，哪一篇感觉最好？”没容回答，老林径自说：“有一篇《画像记》，我看最有味道。这个作者要重视。”老林平日说话，很少这样直接下结论，看得出他的兴奋。《画像记》是一篇自投稿，作者陈一凡系江苏太仓师范的教员，我初读印象不错，送了上去，没料到老林这么看重。那一段读稿太集中，脑子读糨了，老林的提醒引起我的注意，回来重读一遍，作者婉曲幽默的文笔，把一篇千字文写得娓娓富有余味，从此知道了，读好的散文须品，品出文字里面的味道。按地址给陈一凡写了信，谈到主编的赞许，一凡也没有想到，说是《画像记》这样的写法，不是自己的长项，他会尽力写几篇满意的抒情散文投来。接下来的三年，一凡每年都有几篇作品发在《散文》，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近三十年，直至二〇〇九年一凡病逝。 老林对我们的工作充分肯定，转而又说：“仔细掂量掂量，创刊号还是缺一篇作者、作品都够分量的头题。”老林点到的，正是我们心中痛处。“够分量”，哪里会有现成的等着？石英家在北京，想了很多办法，通过韦韬，拿到茅盾的《鞭炮声中》，虽是一九三六年的旧作，因当时审查未通过，一直没发表，正好救了急，做了《散文》创刊头题。至此，功德圆满，已是印刷厂给出发稿的最后期限。 《散文》创刊号印了15万册。当时还是单一依靠邮局发行的年代，读者订阅和报刊亭零售各占一半。安徽作家严阵来信说，“《散文》刊物办得很好，前一阵我在上海改稿，见到《散文》在上海销路颇佳，这是编辑部同志们努力的结果，特趁此机会，遥致祝贺！”更多的外地文友，没能买到刊物，找我代购，虽说辛苦，但心里高兴。从第二期起，印数逐期上涨，直到年终达到27万。 我还是有遗憾：没能约上张洁的稿子。一九七九年，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散文》创刊，《光明日报》刊发一篇《拣麦穗》，我读了心中一震，隐约感到散文的“道”，在向人的内心深处进发。作者张洁是一机部干部，约稿信写过去，复信却是闽东电机厂。信中说：“我在这里主要是熟习一下生活，还没打算写电影剧本。这里是一个偏僻的贫穷的小山沟，不会有人来的，这就是我待在这里的最主要的理由。我很怕忙乱，身体又不好，的确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又说：“我记得您交给我的任务，努力去完成它。不过，我很难说定是什么时候。写东西这事有时挺怪，要写的时候不一定写得出来，不要写的时候，它又来了。所以，我不敢保证，但我早晚一定要写的。” 没过多久，张洁寄来一篇短文，大约是《拣麦穗》吊起了我的胃口，新作没能令我满意，我盼望我所敬重的作者，给《散文》的稿子，都拿出自己的高水平。回信时忍不住流露出这种感觉。张洁马上写信来：“关于我那篇文章，也不一定是约稿就一定要用的，千万不要勉强，这篇不行，我以后总是记得再写的。”我倒有些自责了。平心而论，这篇文章仍是张洁的风格，平淡中有些调皮。是不是我过于苛刻了？后来自己开始动笔写散文，才知道文字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可能每一篇都遂作者的意。张洁这篇文章终于用上了，就是发在第三期的《依伯》。 忙碌中，时间过得快。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陈乐民寄稿致信：“我最近刚从加拿大讲学回来。寄上《静静的桂尔夫》短文一篇请裁夺。附寄的图片供题图参考用。”信末感慨道：“记得我第一次给《散文》写文章时，《散文》正创刊，不知不觉已三年了。光阴似箭，可胜浩叹。时届新年，谨祝安好！”三年了，《散文》已经长大，我也该离开了。林呐从出版局副局长任上离休，百花文艺出版社人事大变，调我去编书。我心里知道，经此三年，不论再换到什么岗位，我是离不开散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