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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研究 《文艺理论与批评》 一个作家成为经典而被反复凝视的时候，走进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证之于鲁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论的经验。如今与鲁迅对话者多是自愿的选择，阅读文本的过程越来越带有个体生命的印记。在许多时候，一些走红的理论家们是不太愿意谈论鲁迅的，他们以为这个人物已经被过度阐释，变得不可亲近。这自然与流行语境有关，实则是我们的语言方式与五四那代人隔膜过久。虽说那代人已经被谈论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还有许多尚未敲开的精神之门，关于文本和时代的认识，依然存在着盲区。我们今天的单一知识结构似乎难以应对其丰富的遗存，近些年来的研究也在说明，面对一个有难度的存在，不断凝视与反观并非都是重复的劳作。 鲁迅生前不太喜欢学院派的一些话语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学院派，阐释文本的知识人一直与其存在着语境的差异。进入21世纪，其显学地位因了大学学科的固化越发明显，也导致了象牙塔化的倾向。这既推动了思考的细化，也相对弱化了与时代对话的功能。不过象牙塔之外的鲁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意义，非学院派的声音，也为经典的传播作了不小的贡献。鲁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为多种形态散落在不同领域，细细考量，都非书斋中人可以简单想象的。 作为一种学术形态，今天的鲁迅研究格局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在唐弢、王瑶、李何林、陈涌之后，学术言说汇入了诸多时代语境。其中康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进入学界的思考里，我们在许多著述里，看到了那时候的风气。林非、刘再复、孙玉石、张恩和、王得后、袁良骏、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王晓明、王乾坤等人的学术研究曾引领了新的路径，其特点是在大的文化背景里思考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的研究持续关注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以及现代与传统间的难题，汪晖则从鲁迅那里借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资源，转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探索方式在他们那里虽然有所调整，但对于这一经典的基本认知，还在大致相近的逻辑链条里，这些一直辐射到近年的学术形态里。对此，张梦阳《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刘增人等主编的《鲁迅研究年鉴》都有过认真的描述。 在随后的时光里，一批新人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高远东、郜元宝、王彬彬等人的思考已经与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学者有了一定区别，他们在沉思里带有较为丰富的知识结构，而赵京华、董炳月、李冬木、黄乔生翻译域外学术著作的经验，也促进了自己的写作，格局大不相同了。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鲁迅现代性的理解，以及古今之变的认识，已经有了深的体味。他后来提出的“互为主体”的观念，在思维方式上告别了上一代人的单向价值判断。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沉思中带出海德格尔式的某些意蕴，目光所及，见出锐气。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述学文体里有杂文的智慧，激活了沉静的遗迹。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们擅长发现历史个案，在理论的笔触与严明的史料勾勒之间，难掩锋芒。 上述诸人的论文与著述无疑都属于“有思想的学问”，他们从知识谱系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中理出了线索，为深入思考文学史提供了参照。与他们同时活跃的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参与了相关话题的讨论，一些论著较之过去的书写有所深化。据我的浅见，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来看大致的情形： 一是新旧文明观研究。新世纪以来国学大热，质疑鲁迅与五四的思潮常常可见。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意识里有对于国学热的回应。王得后《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笔锋纵横，辞章毫不温吞，回答了新儒家对于五四精神的某些诘问。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点染出新文化对于旧文明的超越的意义，酣畅淋漓的表述直指精神的暗区。这些与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反省不在一个维度上，众人一直恪守着《新青年》同人当年的基本底线，他们认为反思五四固然重要，但鲁迅精神在民国残酷的环境里是有特定指向的，离开时代性批评鲁迅可能存在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从大的文化生态里反观五四新文人的存在，可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陈平原在书写现代学术史的时候，虽然从章太炎、胡适出发建立自己的认知模式，但依然借用着鲁迅的资源。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像新儒家和新派知识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他的超越性思维是不能以流行的观点简单归纳的。人们在思考这一现象时，都注意到鲁迅言说的特定语境，离开这些语境，不能见到全貌。年轻一代学者更注意具体的话题，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鲍国华《鲁迅小说史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古代文明的认识与现代性的感悟，讨论的对象更为微观，为重新打量文本注入鲜活之气。不过这种新旧研究，在现有学科体制里可能存在局限。杨义等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缺陷，认为目前人们的思考大多是在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内进行的，与鲁迅驳杂的知识结构相比，还略显单一，因而提出“大文学观”的研究理念。确实，能够像徐梵澄那样以古典学眼光审视新旧文明的学者，还很少见到。 二是中外对比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曾受到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流行本质主义的模式。新世纪后，日本左翼思想的参照性凸显出来。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与孙玉石、王得后、高远东的互动中，也催生了关于中国左翼文化的反省文章。董炳月《鲁迅形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都具有前沿意识，把东亚视角引入文本中，新的研究风气由此暗生。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都透出思维的活跃。 欧美思潮下的鲁迅审美世界，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隅，魏韶华《“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具备了先前论者的不同背景；梁展《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前期的自我观念（1906—1927）》（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打开了另一种空间。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张铁荣《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崔云伟《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著作，不同背景里的沉思摆脱了学科的一些惯性，这些恰是人们感兴趣的地方。彭小燕讨论存在主义下的作家写作，深化了该题目的思考；范国富在中俄文学比较里，发现了晚清重要资料，对于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作了有深度的解释；王家平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著作《〈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多了思考的系统性，鲁迅思想的敏感部分被一一聚焦在笔下。 鲁迅与苏俄的关系，也是有难度的话题，近年对于其中的审美与价值取向的研究有所深化。李今等人关于翻译的历史考辨文章，发现鲁迅思考的问题焦点多在列宁时期之前的艺术，所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著作与后来流行的波格丹诺夫的思想是不同的。张直心《晚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于苏俄文学如何进入左翼作家的视野，有精致的论述。李春林继《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主编《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等，都回答了对于那个时代的诸种追问。 三是鲁迅传统研究。在史料、传记的延长线上，鲁迅遗风成为许多人思考的对象。从身后的历史反观鲁迅，看到了现当代文学走向。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透露出20世纪40年代后的知识群落的行迹，引起争议的同时，拽出历史深处的悖论。姚锡佩《风定落花——品三代文化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所述聂绀弩、楼适夷、徐梵澄，鲁迅之影历历，儒雅里不乏忧思。周燕芬笔下的胡风、张业松眼里的路翎、姬学友描绘的李何林，散着“鲁迅学”的热度。鲁迅传统在当代文化里的折射，是重要的现象，许多人走进其间，因了个体生命的经验，或是时代的因缘。相关的书籍无意中也解释了其间的疑问。值得一提的是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袁盛勇《当代鲁迅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徐妍《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在传播史思考方面各有会心之语。李新宇《愧对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是带有强烈的自我追问意识的，王学谦、李继凯考察鲁迅对于莫言等人的影响，陈国恩、李林荣思考当代文学背后的历史基因，都是打开审美空间的一次次努力。从一个重要的存在的背影里，看文化起落间的思想生成，也矫正着某些流行的思想。五四之后的文化史，增长了什么，遗失了什么，都刺激着人们将目光投向时光的深处。 但这种思考大多还在专业圈子里，与时代对话的空间其实很广，人们大都尚未跨出象牙塔的大门。近年来，一些人对于鲁迅传统是否有新的价值是持怀疑态度的，有的认为鲁迅已经过时，现在进入了胡适时代。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便含着一种价值取舍，以为相比于鲁迅，胡适的意义更大。高远东则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还是旧式的专断思维，他将鲁迅比作“药”，形容胡适是“饭”1，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也是其“互为主体”观念的现实运用。但许多研究者面对新思潮的挑战，不都能有类似的回应能力，鲁迅当年的论辩精神，在当下学者那里普遍是弱化的。 四是文本细读。二十年间，学界对于鲁迅作品的解析，有颇可夸耀的成绩。严家炎、吴晓东发现了《呐喊》《彷徨》的复调性，王风在文本里读出文章之道，张丽华从《呐喊》觅出现代小说起源之径；李国华讨论《在酒楼上》，孟庆澍解析《阿金》对文本后的指涉让人豁然开朗；刘彬对于《朝花夕拾》的解析，在幽微处闪动着暖意之光；邓小燕从博物学视角思考鲁迅，是跨学科的介入；张全之论述《阿Q正传》的文章，有文章学的背景，在词语间觅出叙述策略；同样是面对《阿Q正传》，汪晖有另一番笔触，于人物的瞬间读出幽暗里的灵思……这些人的笔触在知识论的层面有着丰富的弹性，鲁迅作品自身的经典意义不仅仅在精神哲学的层面启示着后人，也带有知识谱系上难尽的话题。比如对于《野草》的研究，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的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各自角度不同，却共同拓展了话语的表述空间。 五是史料研究。在各类叙述文本里，博物馆系统的研究方式别具一格。与学院派不同的是，博物馆系统的研究更为注重历史细节与基本问题。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绍兴鲁迅纪念馆都有一批扎实的成果问世。叶淑穗、王得后、陈漱渝、李允经、姚锡佩、张杰、周楠本、黄乔生、姜异新、王锡荣、李浩、乐融、乔丽华、裘士雄等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还原历史的场景。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勾勒周氏兄弟的日常生活，一些罕见的资料指示了历史幽微的一页。张杰《鲁迅杂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楠本《我注鲁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历史细节的陈述，是沉浸在时光深处的独语。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都有先前不被人注意的文献，有的是前人未做的工作。这些学者从前辈那里得到的暗示，延伸了旧学的治学遗风，勤于考辨，敏乎辞章，林辰、唐弢的笔法隐约可见。《鲁迅研究月刊》对于研究的推动不可忽略，史料钩沉与学术争鸣，在当代学术史上是有痕迹的。博物馆推出的系列资料集，一直被人们关注，其中《鲁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鲁迅编印版画全集》（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等都拓展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国内的史料研究早就形成了传统，我们时常还是能够从一些学者笔下见到新的文献。概括起来不过两点，一是解决了一些悬案，比如早期鲁迅知识背景的形成，日本学者曾有过考证，宋声泉从大量日文文献阅读中，发现了《科学史教篇》的来源，其《〈科学史教篇〉蓝本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一文解决了多年模糊不清的难题。倪墨炎、陈子善、陈福康、刘运峰、符杰祥、侯桂新在文本研究中都有一些新的发现，于书籍的丛林里觅出进入历史的新径，他们的笔下，偶见古风。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学文献学之间，有了逻辑上的连接。二是回应了对于鲁迅思想的某些质疑，当不同思想对峙的时候，正是事实的梳理解决了某些争论的难点。比如有学者认为鲁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亲日的倾向，但王锡荣等人组织的关于鲁迅与抗战的展览，就以丰富的史料回击了种种谬论，王彬彬在《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西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里详尽的陈述也使质疑者理屈词穷。陈漱渝在《鲁迅为何未去苏联考察疗养？》（《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中以细致的笔调澄清了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某些表述，对于理解鲁迅晚年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与史料钩沉相呼应的是传记的写作。2004年，王世家编辑出版了林辰的《鲁迅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扎实的史家之笔，让我们读出老一代人的学识与见识。朱正修订本《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较先前的传记多了新的视角。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有纷纭复杂里的清晰，依然以史料梳理取胜。张梦阳《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则显示了深深的爱意，内容丰赡而驳杂。鲁迅去世后，关于他的生平的描述已经构成一道风景，从王士菁、曹聚仁、唐弢、林非、刘再复几代人的书写里看出，叙述这个非凡的人物，并非易事。传记写作涉及诗与史的平衡、思与识的锋芒，人们虽不满意于先前的各种记录，但大凡做此尝试者，也多少带有突围旧我的努力。 上述几个方面，仅仅是二十年间“鲁迅学”发展的略影，可注意的学者甚多，我们从朱寿桐、高旭东、黄健、王本朝、何锡章、杨剑龙、杨联芬、吕周聚、田建民、李怡、邵宁宁、许祖华、王晓初、陈力君、迟蕊、于小植等人的言说方式里，都或多或少感到一代人的心结。许多人的成果尚未进入我的阅读视线，故不能一一言之。 如何评价如此丰富的成果，学界有不同的声音。张全之就认为，从整体来看，还缺乏有深度的著述。他说：“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虽不乏创新成果，但突破性成果却难得一见。”2王彬彬对于研究方式的八股化提出过警告，他是业内最有批评勇气的学者，显示了学人自省的力量。郜元宝就指出鲁迅研究界画地为牢的现象，希望人们能够在丰富的视域中与经典对话。张旭东从更开阔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梳理文学现象，对于批判精神的提倡都有针对性。谭桂林与汪晖商榷的文字，是学界内部争论的一部分，学人间的分歧也推动了某些话题的深入思考。这种不满与提示，也激励着更多的青年人，保持研究中的个性。毕竟，没有对话、交锋的学术场域，色调是贫乏的。 伴随着各种批评，学术界也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不断有新的面孔走进学界，比如，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学者基本是博士出身，他们对于文学史与作家文本的描述，更为专业。张克、崔云伟主编的《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内收鲍国华、邱焕星、姜异新、刘春勇、齐宏伟、梁展、曹清华、贾振勇、袁盛勇、符杰祥、李林荣、朱崇科、张洁宇、程桂婷、崔云伟、程振兴、潘磊、古大勇、陈洁、张克二十位青年学者的论文。一代人的审美方式与思维方式得以集中亮相，精神是开放的。青年学者试图在更新的层面思考文学史与现代史，也提出了诸多新思路：姜异新关于启蒙的探索、陈洁对于北京时期鲁迅知识分子身份的打量、刘春勇对“多疑鲁迅”的阐释、钟诚“政治鲁迅”的观念的提出，都是引入不同知识谱系后的种种心得。邱焕星在讨论钟诚、李玮的新作时，也透露出这一代研究者希望另辟蹊径的心音。 二十年间，国内鲁迅著作出版与研究丛书的出版，都刺激了鲁迅学的发展。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问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几代人的注释、思考，都映现在这套全集中，这为研究提供了权威的版本。2008年，《鲁迅译文全集》问世，此套著作纠正了20世纪50年代版本里的错误，填补了多年的空白。国内各大出版社关于鲁迅的书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对于思想的普及都功不可没。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著作与丛书的出版。2004年，青岛大学推出了姜振昌等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就有六本；2006年，黄旭、肖振鸣策划了“而已丛书”，推出了十一本新著；2013年，葛涛主编“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问世，这些多被译介到了韩国；2018年，谭桂林主编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亮相，对鲁迅遗产作了全景审视。此外，我们还看到了《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等域外研究者的论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的互动，在今天都值得深深回味。 不同群落的知识人对于经典的思考，也看出文化传播的丰富性。与各种专业研究对应的是，民间鲁迅研究一直是活跃的。自20世纪80年代，非专业化的鲁迅书写一直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典型的例子是陈丹青、林贤治、房向东等，他们以灵动的笔触表达自己的认识，没有学科的边界的禁锢，笔触溢出野性的审美之维。2005年，陈丹青在鲁迅博物馆作了《笑谈大先生》的演讲，全无以往鲁迅研究的腔调，以画家的眼光发现了鲁迅审美的底色和思想的调式。陈氏的鲁迅观，有着一般知识人少有的介入文本的感受，将阅读的内觉和个体生命的呼应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钱理群将此看成当年鲁迅研究重要的收获，也嗅出了另外一种气息。对于民间的各种研究，钱理群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为一些漂泊在都市里的鲁迅迷的著述写的推荐语与序跋，都看出象牙塔内外的互动。 鲁迅研究日趋专业化的时候，学科内部的研究带来了某些自闭性。倒是一些作家的介入，将话题的凝固性消解了。朱正、邵燕祥编著的《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有着忧思的涌动，毫无流行的八股气；莫言讨论鲁迅《故事新编》的方式，在发散的思维里带出生猛的意象；在《小说课》里，毕飞宇解读《故乡》则道出一般学者没有的体验；小说家张炜与余华关于鲁迅的描述，也说出学界少见的体味，他们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对应《呐喊》《彷徨》时的感叹，许多也隐含着可以深挖的学术话题。 细说起来，国内学风的变化，也得益于多国学者间的互动。海外鲁迅研究者们一直与国内同行有着频繁的交往，对话打破了隔膜。近二十年国际交往增加，许多国家举行过与鲁迅相关的会议。继1981年在美国召开第一次鲁迅研讨会后，2009年2月，刘禾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了“多媒体鲁迅：现代中国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有分量的题目在会议上亮相。2013年4月，在哈佛大学召开了“鲁迅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德威、藤井省三、朴宰雨、寇志明、张旭东等人的发言都具有新的维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碰出诸多火花，许多论文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在韩国、印度、尼泊尔、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多次举行研讨会，每一次题旨都有较丰富的内涵，学者的队伍也日趋壮大。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遗产在今天辐射到如此广泛的领域。民国期间的鲁迅受到读者的喜爱，以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与新文化建设和反抗压迫的关系甚深，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道风景。新中国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关于鲁迅遗产的阐释，依然纠缠着知识分子话题、民族性与世界主义的话题，只是这样的讨论渐渐不再有剧烈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学术现象。不过，仅仅看专业内的文字，自然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主题和思路的重复。这里，有两位学者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家黄子平的许多批评文本，是以鲁迅为方法的，收在《文本及其不满》（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的《鲁迅的文化研究》一文，显示出比许多同代的鲁迅研究者更为深切的视野与情怀，在福柯与德里达的映照下，鲁迅的意义变得更为非同寻常了。另一位学者尤西林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专家，他的学术研究与康德学术关系甚深，其《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以鲁迅为参照，具有很深的价值。从不同精神资源回到鲁迅，就有了一般中文专业的学者所没有的另类气象。 显然，对于鲁迅的不同言说方式，源于对应其文本的一种必要呼应。那些本于心性的言说，流露的是读书人的阅读心态，更带有精神的原色。木心叙述鲁迅的文体，灵光闪动中，有诗化哲学之影，阅之余味回旋。阎晶明的著作《鲁迅还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是一种批评与散文式的表达，其直接与明快消解了学院派的枯涩。李静借着剧本《大先生》的对答，直指一个幽深之所。郑欣淼《鲁迅是一种力量》（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一书，告诉世人鲁迅资源如何成为文物研究工作者的参照。有些学者虽然并不在学界，但他们以鲁迅为方法所作的学术思考，显示了丰富的内力。王培元关于延安鲁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的描述，就常常有《且介亭杂文》式的情思在。这些与学院派形成了一种差异的表达，但未尝没有学问的深度。 二十年仅为一瞬，但人们却续写了精神史的长卷。翻检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学者与作家的文字，会发现几代人的背影里，延续着精神自新的梦。看到那些从心灵里流出的文字，便觉得，虽然有着一种视野的限定，有时不能从容往来于那个阔大的精神时空，但不断求索的心，是热的。或许，钱理群以下的话，说出了几代研究者的心音：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3 今天一些象牙塔里的学人越来越脱离这样的传统，生存状态的变化与表达的变化，将有血有肉的精神存在凝成了冷冷的数据。但那些不安于固定的人依然行走着，他们面对鲁迅，不仅仅因了那曾带痛感的躯体流出的爱意，还有创造新生活的渴念。这是鲁迅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鲁迅学”持续存在的魅力所在。鲁迅研究，其实是不断自省的民族精神的寻路，那些具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4的学者，那些参与到改革社会的忘我的知识人，可能对鲁迅的理解更为深切。而他们留下的思考性的文字，都值得珍视、感念。 2020年12月22日 注释： 1 高远东：《记念丸山昇先生——关于他及当代中国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2 张全之：《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 3 钱理群：《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4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