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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既济而土合，埏埴成陶为雅器”，陶器是考古学、科技史和艺术史等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而陶器民族考古作为一项研究陶器的重要领域，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经常开展的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李仰松等先生就曾在云南等地开展民族调查，为陶器对比研究建立很好的研究典范。最近有幸读到赵美、李秉涛两位老师所著《怒族、彝族、藏族手工制陶研究》，收获颇多。现将读书感想略陈如下。 《怒族、彝族、藏族手工制陶研究》，赵美、李秉涛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 一、内容全面 本书较为全面呈现了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中心赵美副教授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李秉涛副研究员近年来对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乡龙普村怒族制陶、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土锅寨彝族制陶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尼西乡藏族制陶进行考古学调查和研究。 全书按照针对三个村寨的调查研究，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内容包括：概况，制陶历史、制陶工具，制陶原料的采集、制陶作坊、制陶艺人，陶器制作、干燥、烧制、种类、纹饰、使用、销售等，包括了陶器研究的诸多方面，让人得以对陶器生产制作有全景式认识。从研究视角来看，本书涵盖了当今陶器操作链研究的几乎所有环节，非常有利于作为民族志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二、观察细致 如上述，本书对每个村寨的制陶工艺环节有全面的观察与记录，每一方面都有详细介绍。为了保证记录准确，三处地点都进行了多次考察，对研究材料进行反复补充与核实。对制陶工具，除了定性描述，还有种类、大小等数据；除了文字记录，书中还附有多个表格，对陶器种类、陶器成份分析等亦有详细数据记录。 图文结合也是本书一大特点，书中附有上百张照片，包括考察地点所在周边环境、各类制陶工具、制作、干燥、烧制、成品等方方面面。这样让读者如临其境，可以更为直观的了解制陶过程。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常规观察，本书作者还记录了很多平时少见的细节。例如制陶过程中放陶器坯体所用的垫子，如怒族的“龙不拉”（石陶盘）、尼西藏族用的木垫板和木盘。在以往著作和文章中，对制陶用的轮盘多有关注，但是都这类起垫板作用的托盘或垫子很少提及，书中这类器物的详细记述，对我们最近在山东发现的一类陶托盘的用途判定有不少启示。 又如，龙普怒族最具特点的蒸酒桶（44页），此类陶器在新石器时代也有发现，但是有的学者把它认作陶鼓，此次调查对于这类器物的认识有所修正甚至纠错，也是民族考古学的一大功能体现。 三、注重对比 民族考古学是对他者社会的记录观察。对考古学而言，最终还是希望对自身的研究有所帮助，所以对比分析尤为重要，本书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书中有制陶历史的历时性对比，结合当地人的口述史采访和地方志记载（69-76页，表一至表三），作者对制陶历史做了详细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到当地制陶工业、制陶艺人的长时段变化，也是一份很好的乡土记忆。 更为重要的，书中还有陶器发展的阶段性对比，如127-133页，将藏族尼西陶器从陶色和器形角度，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进行历史性对比，如茶罐、双耳罐等，找出关联和区别，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此外又分1949年以前、1949-1980年、1980年至今三个阶段，对比酿酒器、酥油壶、圣水壶、釜等器类的前后变化，展示时代文化对陶器器形的影响。 作者还注意关照制陶艺人和陶器流向，比如，此前由于交通不便，陶器销售范围仅100公里以内，后来因为修通了公路，怒族木措师傅的陶器成了工艺品，已经卖到北京甚至世界各地（第2-4页）。 作者还详细的记录了三处地点制陶艺人的性别，分析认为每处各有特点，如尼西藏族制陶全为男性，彝族土锅寨则都是女性。这些也对于我们在考古学实例中判断制陶工匠性别有所启示。 总而言之，《怒族、彝族、藏族手工制陶研究》是一本难得的陶器民族考古学力作，对于我们开展考古研究与教学、民族学调查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也希望云南大学赵美老师团队继续这一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向我们展示更多的陶器民族考古实例，进一步丰富陶器考古学研究。（作者：王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插图由本书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