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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卞之琳 现代诗 一 对卞之琳的文学演变而言，1936年前后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点江弱水已有敏锐的观察：“卞之琳1930年至1932年间的诗确实是‘心情跑过了年龄’，心态相当苍老；反而1935年至1937年间的作品具有童真似的好奇。他看待这世界的眼光，去除了那层灰色的忧郁，变得清澈生动起来。”[1]在这个变化的时刻，卞之琳于1936年5月31日写下一篇颇有分量的散文《成长》，立论警策，也含蓄地吐露了心声。 “种菊人为我在春天里培养秋天”[2]，这是《成长》开头的一句，似乎暗示了在青春好时光里对潜伏的衰颓的预感，这很符合卞之琳早期夕阳秋风的世界认知，但文章的独特，却在于对这一感受的辩难。他先把种种颓丧铺陈开来，如“花刚在发芽吐叶，就想到萎谢”，“你上车站接你的亲人，而预先想到了一两个月后送丧似的凄凉”[3]等等，由此引申出一种虚无的体验：“一切何必当初，则世界完了。”[4]在美好的时刻想起曲终人散，这或许暗中关涉心头某种隐私的悲观，但卞之琳是一个对于内心秘密不愿多吐露的人，他只是抽象地提炼： 戴了X光眼镜，看透了一切，你就看不见一切了。把一件东西，从这一面看看，又从那一面看看，相对相对，使得人聪明，进一步也使得人糊涂。因为相对相对，天地扩大了，可是弄到后来容易茫然自失。[5] 众所周知，“相对”是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一个核心线索，大小、远近、你我、古今一类“距离的组织”，都离不开“相对”的自如转换。为了展开对“相对”命题的讨论，卞之琳接下来求助于古代哲人，写到孔子和庄子，一个代表绝对，一个代表相对，而理想的人生是两者的调和： 要知道，绝对呢，自然不可能；绝对的相对把一切都搅乱了：何妨平均一下，取一个中庸之道？何妨来一个立场，定一个标准？何妨来一个相对的绝对？[……]一切色相之存在系于我们人的眼底，我们不妨就人立标准，我们脚踏实地，就用脚来量吧，一脚一foot，两脚两feet。[6] 这是《成长》中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如果说，人生的虚无感来源于以相对主义看世界而感受到“绝对的相对”，那么克服虚无获得意义的方法，就是脚踏实地，就人立标准，追求一种“相对的绝对”。对于这一相对与绝对、虚无与实行之辨证关系的领悟，也就是卞之琳所期待的“成长”，一种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个我心智的成熟，而诗的发生也在这一过程中：怀着信念赶路的孔子，有一天走到水边，看到不舍昼夜的流波而不能免俗，发出永古的长叹：“水哉，水哉！”那种人力的有限但坚韧、人面对世界的不能忘情，都在其中。[7] 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曾将自己30年代的诗歌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1932），即大学毕业以前；第二阶段（1933—1935），大学毕业前后来往于学院与文坛，以北平为基点，行踪流动的时期；而第三阶段主要是“我回头南下，在江、浙游转的1937年春天几个月”。[8] 1936年，正是所谓第二、三阶段的转换期，也是诗人突破原有的京派圈子，交游扩大、不断游走的时期。为何在这一时期，他会有此潇洒而又笃实、虚无又昂扬的心境？《成长》结尾的一段，已泻露天机： 恕我痴心问一句，假如你像我的一位朋友的老师那样，梦为菊花，你会不会说呢：“我开给你看，纪华（随便拟的名字，其实等于X，代表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9] 原来如此，真正让卞之琳在消极中变得积极的，是他的“痴心”，那个他要“开给你看”的“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大约是有具体指涉的，不难让我们想到那个著名文坛掌故：卞之琳对张充和的苦恋。自1933年在沈从文家里与张充和相识，卞之琳心生爱慕，又时刻感觉无缘，这段恋情就仿佛一盏灯，长久照射了诗人的曲折长梦。在40年代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中，卞之琳写到男主人公陷入爱情时的状态，有如下描写：“几个月不见，他显得忽然成熟了，眼睛里光彩奕奕，照到什么，什么都透亮，好像哪一只妙手给他点起了一盏灯。”[10] 如果说在1936年初夏的这篇《成长》中，卞之琳是怀着痴心勉励自己，那么据张曼仪编《卞之琳生平著译年表》，该年10月卞之琳曾去苏州拜访张充和，并且在张家盘桓数日，又辗转回青岛译书。[11]这一阶段，诗人陷入了一种又绝望又狂热的状态，这对一向理性而节制的他是少见的。新近发现的散文《“当毕”！》就写于该年的12月，且成了接下来的一年卞之琳高产的爱情书写的开端。法语音译“当毕”即“Tant pis!”有“活该”、“管他”、“算了”等含义，中文又似有“应当结束”之意，是卞之琳内心的解药，卞之琳称之为“消极的顶点，积极的起点。这是否定到肯定，破坏到建设的桥梁。”[12]这种说法和《成长》的理路相似。或许是从拜访张充和带回了无法开解的绝望或无定感吧，卞之琳的人生虚无体验突然更加坐实。那么如何积极地生活下去？卞之琳发狂地翻译《赝币制造者》，从工作中打发日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之前已经行诸笔端的“成长”观念又起作用了，那是孔子的积极诚实，又带一点庄子的通透。他希望回到工作，心有所触则不妨像孔子一样地咏叹“水哉”，做雪泥鸿爪的纪念，但内心又是庄子式的，看一切都看到背后的虚无。 无论“成长”还是“当毕”，卞之琳此一时期对某种人生领悟、心智成熟的探问，自然与“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13]惹动的波澜相关，但考虑到1936年前后，也正是卞之琳自己诗风趋于复杂、几近成熟的时期。因而，所谓“成长”的意义，不仅显现于个人的情感层面，与诗人独特诗歌思维、诗学观念的形成，也有一种相当内在的同步、同构关系。这意味着从“成长”入手，可能是找到一条把握卞之琳的诗艺展开、乃至新诗在现代性拓展的内在线索。 二 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在世体验，固然是卞之琳阴晴未定的具体情感生活状况所致，但事实上，在他所处身的历史时空里，却不是独属于他一人，而是一个潮流，为一些后来归为“京派”的作家所分享。早在1922年，朱自清在长诗《毁灭》等诗文中提出的“刹那主义”，就与卞之琳的“成长”观不无暗合之处，同样强调在对人生根本的虚妄认知后抓住当下的态度，而朱光潜在三十年代初主张审美即有距离的静观，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超然反思的态度。为何京派知识分子常会有类似的言论？周作人一句话说出了要害：“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4]在阶级对垒逐渐分明的1930年代，面对现实感觉无力的文人，往往会把“刹那”和与之相应的艺术审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又在这种忧惧与虚无中寻找精神的依托。 朱自清、朱光潜、周作人彼时任教于北平高校，算得“京派”的导师类人，卞之琳属于学生一辈，面对他们的教诲，在共同的时代感受中，也与周边师友如废名、何其芳等你来我往、互相激荡，分享着诸多情绪和思想的共振。他自己后来也提及：“大约在1927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一批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说是植根于同一个缘由——普遍的幻灭。”[15]由普遍的“幻灭”或“厌世”感出发，这个圈子里的成员们都多少会认同于一种形式主义的美学，如废名所说：“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16]，这与何其芳所言“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17]何其一致。因为感到人生虚幻，转而醉心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美。这样的思考，1936年废名的散文《中国文章》中有阐发： 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 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是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原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18] 不能安顿于现实生活的逼仄、板重，而要在艺术的梦境里获得一份审美的救赎。在这样的背景中，再来看卞之琳对“成长”的思考，或许也就有了别样的含义。从大处讲，在消极中寻求积极、在虚无中仍要施行的努力，这也很可能是一种与幻灭体验对峙的方法，一种京派知识分子在历史中自我安顿的方式。落实在文学上，与废名、何其芳等以梦为归宿取径不同的是，卞之琳还是试图从时间的淘洗中抓住一点什么，作为抵抗虚无的凭据，还想要从虚无中提取出一个实在的意义，而不是单纯在虚无的绝对性中寻求艺术的转化力量，这是他在分享周边师友艺术态度的同时，所走上的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路上的第一个斩获，或许便是“结晶”的诗学。 “结晶”并非卞之琳的全新创建，这本是象征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卞之琳从进入北京大学修习二外法文后，开始接触法国象征主义诗歌。1933年他就开始阅读纪德[19]，稍后也翻译了纪德的《纳蕤思解说》。对于自觉学习法国象征主义的卞之琳来说，那是一个极有启发性的文本。卞之琳的结晶观，恐怕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对此文为首的象征主义诗论的借鉴和消化。《纳蕤思解说》里的著名观点就是：“艺术品是一个结晶”。关于诗人怎样创造艺术，文章这样描述： 虔诚的诗人在那里观看；他俯临象征，沉默中深入事物的核心，——当他，幻觉中，认出了“观念”，它的“存在”的内在的谐和，支撑不完整的形体的，他就把它抓住了，然后，不愿这个在时间里覆被它的暂时的形体，他就会重给它一个永久的形体，终于是它的真正的“形体”，而且是定局的，——乐园的，结晶的。[20] 由此可见，在纪德等象征主义作家看来，现实中观念的具体显现都是不完整的、易朽的，诗人的工作就是赋予观念一个结晶的、永恒的形体，使观念“开花在时光以外”——超越时间而永恒存在，从而为人类重获失去的乐园。这个诗歌结晶观对于在流变与无常世界里求索一个坚固凭依的卞之琳，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相信结晶的永恒存在，时间奈何不了这样的艺术品。这种将相对主义的虚无经验转化为心智的造型，从而使之得以留存、乃至永恒的诗学，无疑是对于卞之琳很有吸引力的。事实上，这种“结晶”也是一种个体心智对历史的包容与克服，也是一种心智的成熟，与“成长”的观念在骨子里是相通的，恰好吻合于那种“相对的绝对”、那种空幻中仍要求施行的态度。如果“成长”是要从虚无和相对中破茧而出，那么“结晶”是一条很对症的途径。 卞诗中的“结晶”意象，在1935年翻译完《纳蕤思解说》后出现得非常频繁，比如尺八、圆宝盒、鱼化石、雪、泪、白螺壳。卞之琳把结晶作为在时间洪流淘洗中存留下来的东西，这在精神上暗合《纳蕤思解说》之旨趣。最开始的诗如《水成岩》（1934年）中，“水”代表的是一种抽象的天命力量，岩石上“积下了层叠的悲哀”[21]，也就是一种结晶式的留存、应对，而“‘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一句也曾出现于《成长》中；而1935年的《尺八》中，除了空灵抽象的结晶美学，更加入了对历史兴衰和时事的关切。历史兴衰的感慨被寄托、结晶于一支小小的尺八，这在结晶的书写中引入了更具体和现实的大历史内容。到了1936年前后，随着卞之琳人生中爱情的遇合与悲欢体验，虽然已高呼过“当毕”，但他还是写下了一批含蓄的情诗，蕴狂热于轻巧、含悲情于平淡的风格，也出于“结晶”观念的作用，如1937年3月的这首《雪》： 不知道六出花如何结晶， 只见从早起一天的抑郁， 到晚来一杯过饱和溶液！ 还等一声梆冷然的敲击？ 任大家欣赏它的沉淀， 欣赏它随后展开的晴明， 天无言。善哉你临风感拜， 虽然我瞥见你清泪盈盈。 这是写悲伤的，但何其含蓄蕴藉。一天甚或更久的积郁，使得生命像一杯过饱和溶液，只要一声梆就会结晶。但是一颗心的沉淀是另一颗心很难懂的，所以外人只是欣赏这种沉淀或者说结晶物，欣赏它不言语的晴明的外在。天知情而天无言，承受伤痛的心灵还要临风感拜，它的美和受难正在于它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清泪盈盈”。卞之琳的美学，这时就是把过饱和导致的结晶呈给你看，你不懂或觉得这是智性的造物，但其实他是不告诉你那背后的深情。 “结晶”作为30年代中期卞之琳诗歌展开方式，也作为一种心智“成长”的方式，最完整地表现在了《白螺壳》中，这首诗写于1937年5月，此一时期的卞之琳正“南下逍遥，出入宁沪苏杭，会友写诗译文”，过了暮春时节，则与好友作家芦焚一道租住在杭州西湖边。[22]这首诗容纳了湖上烟雨迷蒙、湖边小楼独立的感受，传递了诗人此时完整的生命史观，如一个总结: 请看这一湖烟雨 水一样把我浸透， 像浸透一片鸟羽 我仿佛一所小楼 风穿过，柳絮穿过， 面对流变的大海、穿楼而过的风与柳絮，卞之琳明确提出了“忍耐”作为个体生存的方式。用忍耐承受临到头的苦难，最终“时间磨透于忍耐”而“苦功通神”，结晶为空灵而美丽的“白螺壳”。“白螺壳”被“风穿过，柳絮穿过，/燕子穿过像穿梭”，历史穿过它，也成就了它，最终指向了螺壳的通透、一种心智“结晶”的象征。成长此时就是在时间的大海淘洗中，由单纯而复杂而最终再归向空灵。最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个结晶的形象——“柔嫩的蔷薇刺上/还挂着你的宿泪”。完成了结晶的心智，仍未免有情，对所经历的人事仍未能忘怀，过程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地位——这就有点超出象征主义“纳蕤思”诗学了，凝聚了诗人当初对人生、爱情的独特体悟。白螺壳既是慧心，亦有深情，这也画成了卞之琳在1937年个人生活的悲喜岁月里追求颖悟的自我形象。 三 或许可以说，卞之琳诗歌的“结晶”态度，正是“成长”观的一种诗学投影，然而，“结晶”似乎又不能代表“成长”的全部意涵，那种“生生之谓易”、“一脚一foot，两脚两feet”的时间进程、动态感，还需要对接于文学思维的另外机制。在1936年写下的《鱼化石》后记中，这一“结晶”观念的新进展，亦即时间流逝的、“动”的维度，已露出端倪：“鱼成化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近一点说，往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我们乃珍惜雪泥上的鸿爪，就是纪念。”[23]《鱼化石》是一首重要的诗，核心意象“鱼化石”是两人感情的结晶，但是结晶之时，当事人已经“远了”，结晶之物只是一种雪泥鸿爪式的存在，在“生生之谓易”的觉悟中，结晶的静止状态隐伏着新的动。而1937年5月的《灯虫》一诗，为一个写作阶段划下“一道终止线”，最后三行（“晓梦后看明窗净几，/待我来把你们吹空，/像风扫满阶的落红”）给出一个清扫战场般的总结，仿佛在沉湎之后刻意跳出，把他从一个结晶推向下一个。他的生活和写作有了进一步“动”起来的可能，这也正是“成长”的题中之意。 前文述及，大学毕业后，卞之琳一直如候鸟般来往于南北之间，期间还曾去日本小住，不断的流动、迁徙，也对应于他诗中不断出现的“异乡人”或“倦行人”的形象。抗战爆发后，个人的流动、迁徙无疑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先是和芦焚从雁荡山奔回上海，随后又转经热闹一时的武汉，到了成都，“逐渐会见了经过一番离乱的旧识新交”之后[24]，又于1938年8月与何其芳、沙汀奔赴延安，并随一二九师出没于太行山内外。最后，又按原计划返回西南大后方任教，真仿佛纪德描述的那样，他也属于“在地面上一点也不执着，而携带着一种永久的热诚穿过多种经常的变动。”[25]正如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的，在前线与后方的来往穿插中，贯穿于卞之琳旅程和写作的，是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螺旋线，在小说《山山水水》中，卞之琳借一个人物廖虚舟之口，说出了这一“结晶”向“螺旋”的跃进： 每一分钟的努力之内都有永恒的刹那——一个结晶的境界进向次一个结晶的境界，这就是道。进步也就该如此。[26] 这是从结晶的成长观向螺旋成长观过渡的一个体现。生命中许多的时刻都是结晶的刹那，而人的成长是从一个结晶向着另一个结晶前进。晚年，在回顾40年代小说《山山水水》写作的缘起时，卞之琳曾谈到自己当年之所以要写这部“大作”，是“妄图以生活实际中‘悟’得的‘大道理’”，来贯穿古今中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27]这一所谓“大道理”，其实是在30年代“成长”观念的延长线上，进一步结合了纪德、里尔克、歌德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一套不断拓展自身、又回归自身的螺旋发展的生命观、历史观。尤其是在纪德身上，卞之琳找到了自己的“原型”，所谓“转向”，其实就是人生原有轨迹“作为螺旋式发展的向上一个弧线。”[28] 卞之琳是一个真正的纪德爱好者，他的长期游历是和他对纪德的阅读、翻译和阐释相伴随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纪德人生哲学的践行。而纪德的特质就是永远“超越前去”，卞之琳1942年写下一些纪德论，这时他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转了一个大圈，经历了前线的随军生活后又转到西南联大任教和写作。他和纪德一样是往左翼阵营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经历了生活和阅读的启迪，纪德的“螺旋”也在卞之琳的创作中显露了消息。这首先是对结晶的超越：在形成不断旋进的螺旋之后，对生命本身来说，作为纪念的结晶就成了次要的了，只是作为艺术有重要价值。1942年他论述纪德时这样写道： 他的每一本创作也就是宁静的一度结晶，一度开花，古典主义的理想之一度实现。自然开了花，他又超越前去了。“扔掉我的书”，他说，可是尽管实际生活上得了“鱼”就不妨或应该忘了“筌”，艺术上却不能抹杀工具的价值，过程的价值，“筌”的价值。尽管时过境迁，这一种结晶是超出时间的，因为它“开花在时光以外”。[29] 这也是卞氏对“螺旋”诗学与“结晶”诗学的调和折中，在这里结晶从成长的目的降而为成长的副产品。然而这雪泥鸿爪虽已不成为全部目的，却仍然是过程的凭证、意义的证明。可以看到，因为加入了螺旋线来描述成长轨迹，卞之琳的结晶不再只是一刹那的静止的完成，而是不断更新，合于“生生之谓易”。 他40年代的诗歌、小说、乃至报告，确实不断阐释、回应这样的“大道理”、这一不断“超越前去”的螺旋线。在《慰劳信集》中，这表现为在宏大的历史方向上，个体、群体的联动成长，如最后一首《给一切劳苦者》所写： 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 破路与修路，拆桥与造桥…… 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 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需要， 在“同一方向”中，“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重要，卞之琳坚持主客、人我之间的弹性差异，但又强调“不同方向”里有一个“同一个方向”，这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旋进”的状态，个人、群体都可以在参与历史过程中完成改造、成长。在报告文学《晋东南麦色青青》中，这种历史的成长观又与对晋东南地理、地形的认知结合在一起，他这样写道： 恰巧和地势大致相称，又可以画一条向上的曲线了。从这条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出一股成长的势，成长的力。沿曲线摸上去，也就可以大致理解了成长的历史。垣曲—阳城—长治，三级石阶，在登堂入室以前。[30] 这一条向上的“曲线”，在地理、历史、心理三个层面显示其意义，诗人如在高空俯瞰，气韵生动、级级上升的晋东南地貌，又未尝不是一幅巨型“结晶”。 最大限度展现这一螺旋式的成长观、历史观的，无疑还是1941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这部小说以四个城市——武汉、成都、延安、昆明——为中心，以林未匀、梅纶年二人的悲欢离和为主线，意在经纬交织，展现众多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精神状态。叙述视点的不断交替，空间场景的位移变换，以及情节的相互递进，使得小说像一部山水长卷螺旋式地铺展。这一原则也渗入到具体的描写中，如占据小说主体的冗长对话，也呈现相似的螺旋结构：谈山水之道、谈个人经历，谈时空的关系，谈艺术的形式，话题不断延伸但又围绕同一个轴心展开（“大道理”）。这种纪德式的“缠花边”写法，[31]带来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与主题效果，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互动，个体在战时丰富的历史感受，以及有关艺术精神的思辨，在小说视点、场景、对话的交错展开中，最终螺旋回收于某种成熟的、历史整合力和超越感的文化心灵当中。 四 卞之琳的成长观，生成于个人飘忽不定的情感体验中，但在三四十年代的家国巨变、迁徙流动中，又能从个人推衍开去，由“结晶”以至“螺旋”，从诗学观念扩展至一种文化、历史想象，可以看作是京派知识分子对于如何克服幻灭，如何参与历史、如何在参与中安身立命等诸问题的一次回答，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思想史、精神史意义。另外，从新诗发展的角度看，从五四到30年代，新诗之中较具文学性的一脉，非常强调诗歌抒情本体的发扬、以及内在感觉的开掘，如卞之琳的同代诗人废名，就将刹那之间的自由感觉——“诗的内容”，当作新诗发生的前提，但在三四十年代之交，新诗现代性拓展的动力之一，就是突破以往关于“诗的内容”的理解，逐渐从感觉的经验向错综的现代经验开放，追求一种情绪、感觉、思想的交错融合。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这种变化，李健吾称更新一代诗人同样要表现“人生微妙的刹那”，但“在这刹那（犹如现代欧西一派小说的趋势）里面，中外古今荟萃，空时集为一体。他们运用许多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一个，然而复杂”。[32]卞之琳的“成长”观、“结晶”与“螺旋”的诗学，正是生成于这样的背景中，一方面，体现现代诗对包容性、复杂性、超越性的追求，确立了某种可持续的诗歌发动机制，另一方面，这种诗学、诗艺的追求，又是敏感丰富的文化心灵的成长、向历史的打开为前提和最终旨归的，与知识分子的身心安顿相关，因而又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简言之，将“内在的感觉”替换为“成熟的心智”，将新诗的未来，理解为一种“成长”，这一观念在新诗史上的枢纽以及未尽之意义，值得仔细辨析。我们再度梳理“成长”观的生成、演变，既是对卞之琳文学立诚的一次总体审视，也是对新诗观念在三四十年转换的一次勘察，同时又是对“京派”知识分子回应历史努力的一次回顾与思考，这对今日的诗歌写作和知识分子立身都不无启示意义。 作者补记 此文最初是我在大四所写的本科毕业论文，当初正尝试迈过学术的门槛，现在看来充满稚拙与遗憾。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文中分析的卞诗之一《雪》引自《卞之琳文集》，是江弱水、青乔新世纪编定《卞之琳文集》时方才收入的《集外集》六首卞诗之一。而我论文写作时尚未形成凡事回到初刊版本的基本学术意识。这次“大文学研究”公众号刊出过程中，感谢编辑李伊湄、李秀祺同学代我找出《好文章》上《雪》的初刊版本，其中第四句和第八句与《文集》版不同。虽然诗歌意象方法和表达感受变更不大，但仍旧是我学术写作中的疏忽与不严谨。这篇文章的完成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姜涛教授的辛苦指导，这篇文章的遗憾也提醒了我学术必须一丝不苟。 康宇辰，2021年4月27日。 参考文献： [1]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2]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3]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8、19页。 [4]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9页。 [5]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9页。 [6]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0页。 [7]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0页。 [8]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47-449页。 [9]卞之琳：《成长》，《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3页。 [10]卞之琳：《山山水水·春回即景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75页。 [11]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年，第203页。 [12]卞之琳：《“当毕”！》，《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对此文的解说，参见同期发表的吴心海：《人力所自招的折磨——关于卞之琳集外文》。 [13]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48页。 [14]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15]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48页。 [16]废名：《桥·故事》，引自废名著，王风编：《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9页。 [17]何其芳：《画梦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18]废名：《中国文章》，《废名集》第三卷，第1370-1371页。 [19]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206页。 [20]卞之琳译：《卞之琳译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309页。 [21]本文中所有引用的卞之琳诗作均出自《卞之琳文集》（上卷），不再一一出注。 [22]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60页。 [23]卞之琳：《<鱼化石>后记》，《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3页。 [2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1页。 [25]卞之琳：《安德雷·纪德的<新的食粮>（译者序）》，《卞之琳文集》（下卷），第500页。 [26]卞之琳：《山山水水·春回即景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76页。 [27]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67页。 [28]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7页。 [29]卞之琳：《安德雷·纪德的<新的食粮>（译者序）》，《卞之琳文集》（下卷），第511-512页。 [30]卞之琳：《晋东南麦色青青·向上的道路》，《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25页。 [31]在《安德雷·纪德〈新的粮食〉》（译者序）中，卞之琳对这种写法有详尽的描述，如：“一种波浪式差池的进行，或者螺旋式的进行”，“意象相依相违，终又相成，得出统一的效果”。（《卞之琳文集》下卷，第493—494页）。 [32]李健吾：《新诗的演变》，1935年7月20日《大公报》“小公园”。 作者简介：康宇辰，女，四川成都人，1991年生，现任教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硕士、学士学位。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业余兼事当代诗写作与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