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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今年，适逢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五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增置“绝学回响”版，以专题研究、学者专访、学科动态、学人故事、学术小史等多种形式，刊发甲骨学、古文字学、简牍学、敦煌学、民族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等“绝学”“冷门”学科文章，以助力推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代有传承、科学发展。 “道不孤运，弘之由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甲骨文等古文字、出土简牍碑刻资料、敦煌文化遗存、民族语言文字等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对于建设“三大体系”同样意义重大。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宏愿。我们相信，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继续秉承这一志向和精神，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激活其现代生命力，使之汇成不断滋养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精神滋养。  刘一曼，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殷商考古、甲骨文及中国古代铜镜研究。其参与编著的《小屯南地甲骨》（全五册）获1993年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全六册）获2007年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她发掘的花东甲骨坑，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也被甲骨学界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2018年殷墟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大会为其颁发了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纪念章和纪念证书。 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甲骨学限于研究甲骨文本身；广义甲骨学则以甲骨刻辞为载体论述历史文化，是一门专门性学科。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具有一定体系的文字，距今约3400年，122年前甲骨文被发现，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千余年。然而，由于其历时久远，难以辨识，需长期专心探究，方能知其一二，因此，甲骨学及甲骨文研究一度几成“绝学”。百余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未来发展趋势怎样？传承发展甲骨学的意义何在？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请谈谈您学习这段话的感受。 刘一曼：培养研究甲骨文的专门人才很重要。“文革”以前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估计约二三十人，到20世纪末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多。现在国家特别重视，纪念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发表以后，学界更加关注甲骨学学科的建设。现在全国有不少科研机构、文博单位及大学，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都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这些高校也开设古文字课，讲授甲骨学，有些导师还招收研究生，所以现在在培养人才这方面比过去大有进步，研究甲骨文的人增多了。 2019年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主持，全国各地甲骨文学者聚集一堂。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贺信特别谈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他提到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这就确立了甲骨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提到这样的高度，甲骨文研究者或者考古学者，都觉得甲骨文确实很重要，但主要是从它对古文字、商代史、考古学等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来认识的。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提高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这个高度，我们要很好地认识这种提法。另外，也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增强了责任感。所以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我和参加座谈会的人都觉得倍受鼓舞，今后应该为甲骨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甲骨学发展历经百余年，请您谈谈100多年来甲骨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及成就。 刘一曼：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到现在有122年了，这100多年来，甲骨文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9年到1928年，是甲骨文研究的创始时期。甲骨文发现不久，1903年出了第一本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写了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契文举例》。以后，一些学者陆续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罗振玉是一位金石学者，有丰富的古文字知识。他搜集了3万多片甲骨，从中选出数千片编成《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他还进行了文字考释，作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认出了570多个甲骨文字。认识这几百个关键的常用字，就使许多卜辞能够通读，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另外，他还考证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后，甲骨文的价值逐渐被大家知道，古董商为了卖高价，并不说甲骨文出在哪儿。他们还诡称甲骨文出于河南汤阴或卫辉。罗振玉经过细心的探访，1908年终于了解到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村，也就是殷墟，这也是罗振玉巨大的贡献。1915年他亲自到殷墟去调查、探访甲骨文出土的情况。 王国维也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他编纂《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在甲骨文字考释上多有创见。王国维的主要功劳是考史，他有两篇很著名的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史记·殷本纪》的帝王名号、世系与甲骨文一一进行对照，发现《殷本纪》中的这些先公先王之名基本上都见于甲骨文，从而证明了《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一些小的错误，他也做了修正。他以甲骨文证史的研究，可以说功劳很大。此外，罗振玉、王国维又培养了一批学生，如中山大学的商承祚、容庚，四川大学的徐中舒，还有丁山、戴家祥、董作宾等。由于他们收集甲骨、出版甲骨文书籍、考释文字、考史、培养学生，所以1928年以前这个阶段的甲骨学被称为“罗王之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后，甲骨文研究是不是进入了发展时期？请您谈谈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如何？ 刘一曼：是的，第二阶段从1928年到1949年，是甲骨文研究的发展时期。 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由李济领导对殷墟进行发掘，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一共挖掘15次，其中董作宾的功劳特别大。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史语所考古组开始派他去殷墟调查，看有没有发掘的价值。他到安阳以后，亲自到小屯村进行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认为甲骨还没有挖尽，需要对遗址进行继续挖掘和保护，他的意见被采纳。 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董作宾参加了8次，其中3次还担任主持人。他与考古组的同仁发掘出了两万四千九百多片甲骨。董作宾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出版了《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从发掘出的两万几千片甲骨中选出其中比较好的予以发表，《甲编》发表了3942片，《乙编》发表了9105片。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1933年，他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从盘庚迁殷到殷纣亡国时间较长，有的说273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报告说255年，在这200多年里，甲骨文应该从早期到晚期有所变化。进行分期研究，可以很好地研究殷墟各个阶段历史发展的情况，董作宾用10项标准把甲骨文分成5个时期，所以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郭沫若编著了《殷契粹编》《卜辞通纂》，这是两本很重要的著作。我在安阳开始学习甲骨文的时候，经常看这两本书。《卜辞通纂》把比较好的甲骨片收集起来，按照内容分类。《殷契粹编》则将大收藏家刘体智提供给他的甲骨拓片汇编成书，这些拓片摹拓效果不错，他选取了1595片，一片一片地释文。刘体智这批甲骨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殷契粹编》只收录了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内容也是不错的，国图学者准备以后继续发表。郭沫若还写了《甲骨文字研究》。他一方面编纂甲骨文著录，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初号礼堂（晚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他们被人们誉为“甲骨四堂”。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就停止了。由于农民私掘，有些甲骨也流到古董商的店铺里。胡厚宣把这些甲骨收集起来，出版了几本著作，有些著作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但甲骨是在此前搜集的，如《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1944年、1945年胡厚宣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他参加过殷墟发掘，又参与了127坑室内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多篇质量很高的商史文章，为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一谈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研究有什么新趋向？ 刘一曼：第三阶段，1949年以后是甲骨文研究蓬勃、深入发展时期。这个阶段成绩辉煌，党和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视。从1950年至今，除“文革”暂停了两年外，殷墟的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又有些零星的刻辞甲骨出土。1973年，考古所安阳队在小屯南地进行主动发掘，发现5335片刻辞甲骨。以后，我与四位同事，花了八年时间整理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全五册）；1991年我与郭鹏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的689片，完整的有字龟甲有300多版，这是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以后，我与曹定云一起整理出版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全六册）。所以，这一阶段新材料的不断出土，促使甲骨文研究向深入发展。 以前甲骨文研究者主要的精力放在王卜辞的研究上。1936年发掘的127坑出土有字甲骨17096片，完整的甲骨有300多版，现在收藏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完整的有字甲骨也有300多版，内容很新颖，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以前127坑发掘的绝大多数是王卜辞，非王卜辞很少。而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甲骨卜辞，占卜主体是一位与王有密切关系的高级贵族“子”，是非王卜辞，这对非王卜辞和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都非常重要。这批甲骨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很多学者写文章、出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这一阶段，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一曼：这一阶段，甲骨文本身的研究也很深入，编了很多甲骨文著录、专著和词典、字典等工具书。最重要的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问世。《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版，分13册，按照年代分为5期，按照内容分类，进行了系统整理。学界对《甲骨文合集》评价很高，因为它把很多传世的资料科学地整理出来。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全三册），把甲骨文词条逐条地编起来，如田字，凡是有田字的词条都收集起来，一条条地抄录，对照写出现代汉字的意思。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把每个字有几家解释都抄录出来。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编写了好几种甲骨文字典，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刘钊等编著的《新甲骨文编》，李宗焜编著的《甲骨文字编》（全四册），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的《甲骨文字形表》等。这些工具书的编纂对甲骨学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这一阶段，不单是文字本身，甲骨文本体的研究也更深入，如资料汇编、甲骨文考释、卜辞文法、甲骨拼合等。由于出土的很多甲骨已破碎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有的学者则下功夫进行甲骨拼合工作，黄天树带领的团队拼了上千版，出版了五本书。将一些小片拼成大片，文字内容变得比较完整，相当于对甲骨文的再度发掘，很有用。宋镇豪做的工作也很重要，他带领团队整理、出版了旅顺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的甲骨藏品。虽然这些博物馆的藏品过去出版过，但没有出全。早年胡厚宣为了编辑《甲骨文合集》，到全国各地收集甲骨资料，但是有些小一点的并没有收到《合集》里，其实这些小片甲骨中的有些内容也很重要。另外，宋镇豪团队还到天津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与这些博物馆同仁合作，将馆藏的甲骨重新整理，准备结集出版。 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收藏甲骨数量很多的单位，国图收藏了35000多片，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发表。故宫博物院藏甲骨有22000多片，过去发表的可能才几千片，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全面整理，准备公布，他们的课题立项等工作我都参与了讨论。以上进行的这些工作充分说明甲骨文材料还在深度发掘、积极整理，有的公布了，有的准备发表出来。我认为着力于甲骨文资料发掘的这些基础性工作非常重要，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甲骨文收藏、研究状况。 这些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学界从多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宏观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一百多年甲骨文出土、收藏、研究的历程，如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新中国甲骨学七十年（1949—2019）》，王宇信、具隆会《甲骨学发展120年》等。有的从考古学角度，我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有的从商代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如宋镇豪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商代史》（11卷），其中很多方面是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也引用了很多甲骨文材料；还有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有的学者编著了《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探讨了甲骨文中有关科技的内容；还有从事甲骨文书法研究的。于是，呈现了从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字书法等不同视野深入发掘甲骨文内涵的态势，启迪思考，推进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