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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早期历史重建是目前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汉藏语人群分布的东亚、东南亚地区诸多民族杂处混居，语言接触频繁，语言特征的横向扩散与纵向遗传混杂，汉藏语谱系关系与早期分化尚存在争议。 语言学证据与 人群研究互相补充 关于汉藏语的谱系分类问题可谓百家争鸣。目前国内外学界主流的分类观点是以核心词汇一致性支持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和藏缅语族两分支。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最近的演化语言学研究的支持，复旦大学金力团队、法国东方语言学研究中心List团队和伦敦大学学院H. Zhang等运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Bayesian phylogenetic method），分别以不同的同源词数据库计算汉藏语系的谱系分类，并构拟了语言谱系树模型。 在上述研究中，虽然在具体的分化地点和时间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语言演化的整体趋势上都倾向于认为汉语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最初分化时间分别为距今5900年、7200年和8000年。在语言演化载体——人群的研究上，三个研究团队都认为早期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可以看作原始汉藏语人群，并通过对应早期粟黍农业人群的扩张时间和自身研究中汉藏语演化的时间节点来印证起源地和分化时间的合理性。 “农耕—语族理论”指导 汉藏语系科际整合研究 语言的早期分化涉及考古学文化和人群研究，语言学与考古学科际整合的汉藏语系起源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农耕—语族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指导下探索东亚新石器时代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原始汉藏语人群起源。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与农业起源息息相关，主要有北方起源假说和西南起源假说两种观点。北方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及其人群的最早扩张发生在距今6000—4000年前，与新石器中期的北方粟黍农业文化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扩张相关。西南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的早期扩张发生在距今9000年前，起源于四川西南或印度东北地区。 在“农耕—语族理论”代入汉藏语谱系构建的研究中，前述的List团队将“粟”“猪”“羊”“水稻”“牛”“马”等与早期农牧业驯化相关的同源词引入分析，发现“粟”“黍”“水稻”“猪”和“羊”等同源词在汉藏语早期扩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同源词大部分都与中国北方的早期粟黍农业考古学文化相关联。而且，该团队还根据计算出来的分化年代将语系起源与晚期磁山文化和早期仰韶文化人群联系，判定汉藏语第一次分化的地点为华北地区，与汉藏语系北方起源假说相一致。此外，还识别出了“水稻”“牛”“马”“小麦”“大麦”等农牧业相关同源词是在汉语从汉藏语分离后的汉藏语系中首次出现。研究者们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汉藏语第一次分化后，原始汉藏语人群西向和南向扩张时与周边群体的语言接触。 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看，从甘肃西部到山东东部包括内蒙古东部、华北、中原、关中和陇西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都发现有原始粟黍农业遗存，而磁山文化也发现大量栽培黍，由此可见粟黍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后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以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磁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诸类型，继承了粟黍农业传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形成马家窑文化时，其工具套和陶器组合已最远到达云南西北部，在大理永平县新光遗址、宾川县白羊村遗址、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菜园子和磨盘地遗址、元谋县大墩子遗址等，均可见马家窑文化特有的双孔石刀，并且生业经济以粟、黍、稻混合农业为主。韩建业认为这一路线代表马家窑文化扩张的“彩陶之路”南道南支线，而这一扩张支线涉及的区域也与现代藏缅语人群分布地区较为一致，反映了原始汉藏语人群南向扩张的趋势。另一支南向扩张支线南道北支线则反映了人群走向青藏高原的过程，在甘肃东部形成了与马家窑类型关联较强的宗日文化。此外，在距今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已经发现驯化的小麦遗存，可能是受“史前食物全球化（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进程下小麦东传的影响，也与前述“小麦”“大麦”等农业相关同源词出现的语言学时间节点互为佐证。 古今基因组学验证 “农耕—语族理论” 汉藏语系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科际整合研究支持了北方粟黍农业人群扩散促进汉藏语演化的假说，但对于语言携带者的人群研究没有很好的分辨力。文化传播和人群迁徙作为考古学解释文化变迁的两个主要概念，在汉藏语系早期演化的研究中也各有阐述。遗传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在人群起源迁徙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者们在人群遗传结构层面探究考古学文化变迁和语言演化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父系Y染色体DNA研究中，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中都高频出现的单倍群Oα-F5及其支系，被认为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上游农业人群（原始汉藏语人群）扩张有关，其扩张年代估算为距今5800年前；且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现代藏缅语人群较高频的单倍群D-M174可能反映了来自青藏高原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遗传混合。此外，在北方汉语人群中较高频的单倍群Oγ-F11及其支系在现代藏缅语人群中的出现频率很低，从遗传学上支持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早期分离，且汉语和藏缅语分化后，北方汉语人群也较少地参与到藏缅语人群的形成过程。近期的母系线粒体DNA研究表明，在青藏高原现代藏族人群中广泛分布的单倍群A11a1a和M9a1a1c1b1a可以追溯到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粟黍农业人群，并根据线粒体DNA遗传变异数据计算的分化时间定位在距今3300年在藏族人群中达到最高比例。这一研究结果与陈发虎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动植物遗存分析得出的距今3600年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观点一致，并进一步证实了黄河流域粟黍人群对走上青藏高原的大麦农业人群的重要遗传贡献。 近年来，随着古基因组学技术手段的跨越式发展，研究者们可以从考古遗址的古人遗骸中提取DNA来与现代族群进行对比分析，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的遗传同源有了直接的证据。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石峁、齐家、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十余处遗址人骨样本的古DNA分析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而这一具有连续遗传特征的人群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到的仰韶文化及其人群西向扩张过程具有一致性。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对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都有大量的遗传贡献，是汉语和藏缅语人群共同的祖先人群，这与语言学和考古学上推断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是原始汉藏语人群相吻合。上述古DNA全基因组层面的研究验证了原始汉藏语人群的北方起源假说，以及青藏高原东缘的南北向通道藏彝走廊在藏缅语人群的形成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整合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汉藏语系的交叉学科研究新趋势，为研究者们的相关研究工作，特别是探究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汉藏语早期演化和原始汉藏语人群迁徙及与周边人群融合的过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而在新一代测序技术发展下从全基因组层面观察古今人群的遗传关系和混合比例，并结合语言谱系演化模型和考古学文化及其遗存关联性，能更好地从横向和纵向探究人群起源、迁徙和混合模型。 （本文系欧盟ERC重大项目“甘青地区语言和人群混合”（ERC-2019-AdG, 883700-TRAM）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